王思敏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文学理论的前景：理论转型的后现代状况

王思敏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从19世纪末一直到当今，文学理论偏离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一步跨入后现代视阈中，从某种意义上调整我们的“知识感觉”，在新势力冲击下，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是新的面貌，这种面貌带有着差异性、文化、主体间性、话语行为、关系等诸多特征；这些特征体现为积极读者的革命，语言游戏规则的合理化以及走向解构主义、文化，等等。而这些特征所代表的正是后现代崛起的关键词，文学理论转型所呈现的多方面的动态正契合了后现代理论的壮大。

读者；语言；解构主义；理论转型；后现代

探讨文学理论的未来是一个并不容易的问题，未来一词过于飘渺虚幻，甚至带有着一丝乌托邦的理想色彩，稍不小心就会从理性的预测走向独断的建构。但是无论是专业的学者还是半专业的研究生，都不免会带上自己的价值预设或者是前见来预言文学的未来，毕竟这是一个时间与空间上都无法控制的词语。米勒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开篇第一句：“文学理论的未来或者‘走向’，取决于文学的未来”[1](P15)这一句话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文学理论是文学的伴生物，或者说得不好听一点，文学理论是文学的附属。在现代文学理论中，文学掌控文学理论的发展，控制着文学理论的声音。但是跨入后现代语境之后，文学理论便不再如此“单纯”跟随文学，而是改变文学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文学理论转型后走向的道路百分之九十九是从后现代状况下展开，即使分散开来，也会以后现代这一带有着文化、差异性的词汇来掌控方向，也许之后会出现超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但是后现代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干预这一趋势至少会维持“一段”时间度。

纵观文学理论的转向，知识结构的转型——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研究对象的转型——从作品到文本；研究思路的转型——从释义到解释；主体观念的转型——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语言意识的转型——从语言形式到话语行为；问题意识的转型——从确认本质到追问关系；研究论阈的转型——从审美到文化；理论思维的转型——从同一性到差异性。所有的转型之中所蕴含的深层都是后现代主义的表征，里面都穿着后现代主义的衣服，只是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衣服略显粗糙，文学理论在转型过程中不愿意将这衣服表露在外。很多学者致力于解释后现代主义到底为何方神圣，在笔者看来，后现代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语境，代表着现代消费社会的一种语言，复制、消费和平面感成为后现代的代码。而文学理论无疑在走向一条后现代之路，也许现在还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杂揉中，但是随着消费世界的日益膨胀化与科技化，文学理论最终代表着消费世界的堆积如山产品的一角。这并不是悲观的揣测，而是每个时代发展的印记。笔者将从后现代几个主要关键词：读者、语言、游戏、解构主义、文化入手来分析文学理论转型后的特征，并且对其未来进行个人的预测。

一、积极读者的革命

在讲述读者之前有必要对作者这一贯穿文学理论甚至文学史的概念进行描述，在现代文学理论中作者是崇高的偶像，和文学一起祭拜在最高的殿堂。福柯《什么是作者》是对现代文学理论的作者主体性的式微，“作者不是一种灌注一部作品意指的无限源泉，作者不能优先于作品；在我们的文化里他是某种人们进行限制、排除和选择的有效性原则。总而言之，作者是人们用以阻滞虚构作品的自由支配、自由传通、自由处理、自由构筑、自由解构(decomposition)和重构(recomposition)的手段。实际上，如果我们习惯于把作者描述成一个天才，一种创造力不懈奔涌(perpetual surging)，那实在是因为我们赋予他一种正好相反的功能的结果。既然我们把他描述成其历史上真实功能的反面，那么人们可以说作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当一种历史赋予的功能被表现在颠倒它的形象里时，他就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创造)，因此，作者是人们用以标明我们惧怕意义膨胀形式的意识形态形象(ideological figure)。”[2](P304)福柯将作者视为一个功能性的符码，而真正支配文本的是语言。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把“死亡”主体从哲学转移到符号学领域。他从结构主义文论出发，认为文学并非一种精神意识的客观反映形式，而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是内倾性的“代码”系统，具有自我含纳的功能。因此，“文本”替代了“作品”，文本从作者的主体性意识中解放出来，由一个意义实体变为“意义域”或“审美场”，同时正如把现代的与古典的相对立一样，巴尔特将作家的文本与读者的文本相对立。

作者地位的一落千丈，这也就隐含涉及到读者问题，作者地位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读者地位的崛起。《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马克·柯里探讨了读者身份问题，马克·柯里首先从韦恩·布斯的角度谈到视角产生同情，布斯认为，不管读者对小说人物保持多么友善的感情，自己的身份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阿尔图塞进一步阐释，“质问”产生身份，视角和质问都是声音的一种形式，但最终起到改变读者生活的却是认同。阿尔图塞的认同与布斯的同情不一样，认同让读者进入小说成为角色，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自我认知，产生一种与小说中人物甚至情节自我相溶的感觉，深刻触及读者主体性，“而不仅仅是交了一个新朋友。这就给了小说一种证实、形成和转换自己的自我意识的潜力”。当然，读者不是随便与人物认同，而是必须在小说中认识自己，就像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一样。在同情转向认同过程，便凸显了读者的身份。马克·柯里肯定的是阿尔图塞的认同观念，也就是说后现代叙事理论认同、肯定读者的地位。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文本中的一切因素，作者、人物、情节、情景描写、叙述角度以及语言，无一不迫使读者采取积极的阅读态度，否则就只好放弃阅读，读者在后现代语境之中，不得不放弃之前阅读习惯，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阅读姿态，成为文本的“玩家”，哈里斯称这种读者为被解放的读者。后现代主义在读者与文本之间激起了无止境的对话，读者不只是作为一种身份融入文本，其更代表着一种差异，读者既是一个群体，也是个体，他们有着读者身份的同时却又尽不相同，他们积极参与文本创作。

二、语言游戏规则的合理化

“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对于语言的某些因素的强烈兴趣，这些因素的功能，不仅不依赖于任何现象论形式，也不依赖于任何认知形式，从而把对转义、意识形态等等的考虑，从一种基本上是言语行为性的阅读中排除出去，或者推迟考虑。在一些情况下，言语行为、语法、逻辑以及稳定的指涉意义之间，又重新引进了一种联系。”[3](P225)

语言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一个重要关键词。之所以将语言作为本篇的一节，在于后现代理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语言，这和文学理论有着不可避免与忽视的重合，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们之间不可思议的共鸣。先谈谈现代文学理论在语言方面的意识：“文学是语言的游戏”在19世纪理性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恐怕是一句禁语，其二对于文学理论界来说，语言被单独划分出来，庖丁解牛式的逐层分析以达到吹毛求疵的状态，用韦勒克的划分来说，这就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其三，工具论的语言观是现代文学理论基本特点，语言作为问题意识来讨论文学性质、特点以及具体意义。而文学理论转型后，所带来的语言革命是我们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语言和自然现实，指涉物和现象伦的混淆对文学的文学语言研究比文学的经济研究更为重要。而笔者认为文学理论转型所带来的语言革命主要是语言游戏规则的合理化。

后现代崇拜语言游戏，用反语言的方式来反对世界的秩序。但后现代所反对的是传统的语言形式，其最终是追求语言的本质。文学理论转型之后理论的发展趋势是，语言的游戏也变成合理，语言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并且日益受到重视。语言不再是文学作品或是文学理论的附庸，而开始有自己的智慧在文学中生存。

三、走向文化

走向文化或许同走向后现代主义一样，被人们广泛谈论。但是人们如今却很少谈及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而是争先恐后来剖析文学与它者的关系。而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是关系，后现代也注重关系的探讨，这绝对不是巧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这一问题。

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许多文学理论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研究并且也有专门著书来探讨文化研究。这也就是作者的转型，从文学理论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变。即使作者为了这种转型如何撇清自己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但是无可避免还是会收到文学理论前见的影响，这或许也是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科出现交叉的一种方式。

二是文化的概念已经渗透在文学理论中。后现代主义与文化密不可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是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的商品已经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知识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式成为商品，商品化的逻辑使得理论也必然成为商品。后现代主义让文化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4](P129)随着文化介入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已经进入文化的圈层。

三是随着世界这个概念的兴起，文学需要转换成文化这种更加世界性的概念进行传播与扩散。“人们发现，在那些貌似自主和不相干的领域之间有着隐秘的联系，通常认为只是孤立的和依次发生的事件却原来是事物的有规律的变化和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他们具有一种全球性的特征。”[5](P204)

我们再来谈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在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分别反映了一种新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改变，或者说革命。席勒在《论美育书简》中认为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思想，必须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的感觉方式的革命，而对社会结构本身加以改革，以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对旧事物一律厌倦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这是一种以反文化为其内容的新文化，对传统文化而言具有特殊的历史蕴含，它既是终结，又是开端。”[2](P10)

后现代主义无疑将文化视为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机制，谈到文化研究，都会无可避免涉及到后现代的许多思想与世界观。文学理论进入后现代主义文化之中，潜移默化得到了文化的熏染，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交叉显得顺其自然。文学理论走向文化已经不是一个隐形的特征，语境在走向后现代，语言在走向游戏，文化研究其实也不仅仅只和文学挂钩了，文化研究已经遍地，和政治、殖民主义、大众关系愈加密切。

而我们之所以要谈文学与它者的关系，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后工业社会与消费世界中，文学很难独立生存，它需要凭借各种因素来发芽。(这里的文化其实已经不仅仅指文化，而是代表着更多学科的“它者”)

四、解构主义

德里达有句口号:“文本之外无他物”。没有外在的文本，文本居于所有的事物之中。解构主义放弃虚构的客观性，也是揭露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

谈到后现代必定会谈到解构主义，谈到当今文学理论的发展也避不开解构主义。“解构，作为一种解读模式，通过小心谨慎地进入每一个文本的迷宫而发生作用……解构活动要消灭建筑物之下的地基，是藉着展示文本早已消灭那地基来实现的。解构并非肢解文本的结构，而是展现它早已被自身肢解。”[6]

文学理论转型之后所带来的理论发展之所以具有解构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是创新性理论的逐渐融入，二是理论自身带有推翻自身特点。在一个大会上曾经听过一个学者的报告，他从解构主义入手分析大学校园的建筑，从校门到教学楼，你一路走过，会从中感受到从古典到现代，从现代到后现代，大学校园已经被当下的语境所解构，不能再给予人们整体感，而是破碎感与时代的杂揉。这种分析你很难将其归于文学理论范畴，但是你可以借此来想象，文学理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纯粹的白开水，而成为一个时代所塑造的大染缸，各种理论都大张旗鼓进入文学范畴，随着文本的革新，文学理论也随着变化。也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创新不仅仅只是纯文学理论的创新，同时也是借助于其它理论的融入来进行改革与推翻。

我们可以谈谈叙事学的发展，如今后现代叙事理论也成为了文学理论中的一支，在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叙事学出现了积极的转折，而这种转折无疑是带有解构主义以及政治化的特征。马克·柯里重新肯定后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带来的语言知识的归纳法，受解构主义影响的后结构主义方法则要表明叙事结构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用演绎法显示出来的，人们在分析过程中会将叙事的范畴和区别以及很多关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的假设投射到叙事作品中去。后现代叙事理论无疑是肯定解构主义的功劳，质疑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在叙事学中引起了一场推翻解构主义叙事学的革命，许多学者也开始怀疑结构主义的权威性。解构主义也不仅仅只是在叙事学领域引起了一系列变化，同时也在文艺学其它领域引起理论质变，例如新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

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可以说两者是相互启迪。而如今，文学理论也将进入这样的染缸之中，不断染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布料。

五、后现代化

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给文学理论家带来不少困惑，甚至人们还未来得及确定其意义，它就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语。人们在讨论视觉艺术、建筑、音乐和文学时，频繁地提到它。

理论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东西，是由一些列社会实践、阅读、写作、言论和书面文字——也就是“话语”或者“话语实践”创造出来的。而当今的话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词则是后现代，也许不仅仅只有文学处于后现代状况之中，或许许多其它学科也正在被后现代化。

“现代主义文学仍然可以以其自身的优雅形式和隐含深邃的内容给人以美的愉悦和享受，而后现代主义文学则没有明确的美学主张，它是一种自由无度的、破坏性的文学，同时也是一种表演性的文学，一种活动经历的文学。它所遵循的是语言文字的操作游戏，全然不顾作品有无意义，或者干脆就是反意义、反解释、甚至凡行事、反美学的。”[7](P323)而当代文学理论转型之后正是朝着这样的趋势发展。

我们可以大胆宣称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已经站在文学上摇旗呐喊，并且将持续。越来越多文学理论学者开始进入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即使是对后现代持着批评态度。而本文中已经提及的文学理论转型出现的积极性读者、语言的游戏、解构主义、文化这些不都是后现代主义在文学的领域中作怪吗？

读者掌握作品话语权，不再是机械时代只会跟着剧情惊呼的苍白读者，文学理论转型之后已经打通了之前读者理论的束缚，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致力于研究读者，读者也成为了作者笔下“有意思的读者”。语言的游戏不再被文学理论所摒弃，而成为另外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变相着成为了主流进入文学理论，文学理论走向了交往对话的时代。

[1][美]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的未来[M].刘蓓,刘华文译.东方丛刊，2006.

[2][法]福柯.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A].王岳川，尚水.什么是作者[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美]保罗·德曼.对理论的抵制[A].李自修译.王逢振,等.最新西方文论选[C].漓江出版社，1991.

[4][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5][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文集，第4卷，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C].王逢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萧莎.解构主义之后:语言观与文学批评[J].外国文学，2003，(6).

[7]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M].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吉兵

I01

A

1003-8078(2014)04-0042-04

2014-02-21

10.3969/j.issn.1003-8078.2014.04.13

王思敏(1990-)，女，湖南湘潭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