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麟淋

(毕节学院 逻辑与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毕节 551700)

一、事实困境的现状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我们现代人类的生活处处处于危机四伏的状态之中，如生活环境的恶化、健康威胁的增加、人际关系的冷漠、生活意义失落、人类群体斗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当下是一个网络盛行的时代，每天只要打开电脑浏览新闻页面，就会来看到很多的消息报道准会让人触目惊心难以置信，如：山西男童被挖眼的案件、美女高管携巨款逃跑的案件等等。在国外，有些打着维护和平口号的大国，对其他弱小的国家随时发动战争。现代的生活危机四伏，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追究其原因是近代以来人们生活形式的改变而导致这样的结果。

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真理与自由，事实与价值，但是人们都通常认为这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人们认为趋近价值和意义的世界是要使认识不断的加深，通过认识的不断加深来接近意义和价值世界从而走上幸福之路。然而，在现代以来的哲学和现实的困境面前，这一理想却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由于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与此同时，价值相对主义和意义虚无主义也随之盛行，这样就导致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和终极价值问题，追究其原因是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或者是误用造成了这样的状况。这些状况的出现不得不使哲学重新要在事实和价值的问题上重新作出判断，也即说，其实质上是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以对事实的探究替代意义的拷问。其哲学上的根源是“是”与“应当”的分裂。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超越这一到鸿沟，解决意义和事实的思维分裂。

二、事实与价值分裂的缘由

我们知道犹太教和希腊传统是西方文明起源的根基。两者原本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赖特认为：宗教和道德的传统在基督教中早就被犹太教继承，在古希腊，人们早就理解事物的自然秩序和懂得科学的理性探索精神。也就是说这两者在古希腊人民那里是统一在一起的，而不是分裂的。那为何走向分裂呢？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科学和价值这两个传统日益对立起来了，因为当科学和工业、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科学的取向就变成了以技术作为其标准，它的主要方向是控制、驾驭，从而失去了对价值的追求。它的目标和古希腊时的目标已经完全的不同了，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是对自然秩序的探究和揭示，实用性和功利性已经成为了科学和技术、工业联盟的标志了。然而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盟最大的表现就是对人类生活的控制和驾驭，它是对人脑所作的工作产生的影响的最大表现。由于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人类在古希腊时代所向往的幸福指南最终走向——对自己的异化。探究这种极端后果的原因是代表价值取向的宗教和代表理性的科学之间的斗争的结果，它们从古希腊原初统一的结果中走向了各自片面取意的境地。最终导致了单一理性的产生，一方面是科学代表着理性，靠着这种理性人们去追求真理的道路，另一方面是宗教被当作是权威而不可置疑。于是科学和价值就这样被活生生的剥离开来了。卡西尔在其《人论》中就特别的指出了它们之间的不同，卡西尔认为科学和宗教之间是彼此交替进行着的抗争的历史，当西方文明的基础受到动摇的时候，就注定单一理性的产生。

三、超越“是”与“应当”的分裂的途径——回归统一的古希腊科学观念

我们认为古希腊时期的科学观的品质是事实和价值、科学与道德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这种品质是最原初的理性，它可以超越“是”与“应当”分裂的这条鸿沟，所以我们应当回到古希腊时期的科学观来解决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回到原初理性来考量科学和道德的问题，以避免在现实生活中因科技的发展而给人们造成的种种困境。

1.古希腊时期统一的科学观念

古希腊的科学观是统一的，而毋宁说是分裂的。希腊的文明铸造的是西方人的哲学品质和理性精神与科学性格。希腊人认识自然的方式与近代的科学家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希腊人对科学的理解是想在自然界的理性秩序中寻找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找到好的生活标准，以及人们不能不受惩罚地超越的界限。自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来一直把追求幸福生活的指南作为人的认识的基本目的。即便是科学认识也是以此种目的为依据的。希腊哲学早期的自然科学家代表——赫拉克利特也是深信不疑：“对于要研究人的秘密才有可能去研究自然的秘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知，对价值的追求是希腊科学认识论的目的，即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去探究事物的本来状况，古希腊人民凭着求知的本性、好奇的热情，勇于探索自然，其对自然追问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好的服从自然，顺应自然。在他们的观念中，万物皆是有顺序的，不能违背这个自然规律，人只有符合自然的顺序，才能够从自然中获得幸福的生活。

然而，人们往往会将希腊人认识自然的方式定位是落后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初级认识，其言下之意就是认为希腊人没有科学的观念。我们认为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及其错误的，他们犯了一个历史学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尊重历史的原貌，不尊重历史就不可能得知真相，更不可能得知历史的原貌。赖特指出：“这种对自然之书的不同的阅读方式，并不说明希腊科学是‘落后’的”，相反，我们恰恰应该承认，它们是一种“科学”，是一种不同意我们的意义上的“科学”。[1]

2.原初理性

在古希腊时期，它把追求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人们的一切行为活动都要参照其行事，并且获得合法性，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是有价值取向的，它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的。科学与价值、科学与事实的统一是一种完整的理性，我们就称之为原初理性，它与单一理性是完全不同的观念。

那么原初理性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找到答案。在《创世纪》中，原罪是由于亚当受到了蛇和女人的诱惑而遭到了耶和华的惩罚，被赶出了伊甸园，在人被赶出伊甸园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人使得自己离开了出生地。(在原初的状态中人和存在来源是相统一的完满境地)当亚当离开圣神来源地的那一刻，从那时起，理性的一切原初力量都被遮蔽了。亚当偷吃知识之树的果子时，原本知识之树之果本身就是不完满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在主客对立之上的。从人的来源上来说，人是由上帝造的，存在者是来源于存在，而主客对立的认识方式只能认识存在者，无法认识存在本身，因为存在不是物。而对于要认识的对象而言，需要符合与认识对象的认识工具才能对其进行认识。然而原初理处理性是来源于“伊甸园”的，最终被凡人亚当所抛弃，要回到原初理性只有回到道成肉身的恩典之中。

从上述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上帝自身或者说存在自身就是原初理性的对象。上帝是不显现的，是隐秘的，存在要通过存在者显现。卡西尔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个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动摇过，这已被证明的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不可动摇的中心。”[2]14

3.正确认识原初理性的方法

几千年以来人们一直追问的人的本质问题，其方式是两种——存在论和本体论。通过研读发现，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都是运用经验观察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人的本质进行分析，最终得出了一个无差别的世界和一个同质的人。由于传统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法则是不矛盾论，所以就不适合于解开人的这个谜团，因为在人的那里我们就找不到这种同质。哲学的道德责任是要面对人的真实性，这在认识对象上，对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在本体论的研究中，都是要找到具有普遍性认识意义的本质属性，对具体的实体或现象进行抽象，而这在一过程中某些特殊性就被当作偶然性给过滤掉了。这样的结果造成的是空洞的、单一的、具有稳定性的本质。然而当我们面对现实时，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同质的人，哲学在面对事实时，就没有单一性的、同质性的人的“本性”存在。认识存在与非存在的奇怪的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这似乎是有点不可思议，然而如果没有这种一切神秘中最不可理解的神秘，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自己。关于我们人的状况这个难题在这种神秘的深渊中成了难解之结；以至与其说这种神秘是不可思议的，到不如说没有这种神秘，人就是不可思议的。”[2]16我们不是故弄玄虚，这里的神秘恰是指对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的完整把握。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结果，唯一的途径就是认识的工具必须符合认识的对象的特征。卡西尔说过：“不能用探测物理事物的方式来研究人的本质，与物相比较而言，人的本性和物是不相同的，物理事物是可以用客观属性来描述的，人是根据意识来描述和定义。”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认识方式是根本不同的，物理事物可以用经验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认识，而人的认识方法只有在直接的交往中实践中才能明晰人的特性。在存在事实面前，物和人都可以是一种存在，但是在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面前的人有着不同的特性。什么是事实？事实是指客观世界中的已然状态，客观世界可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类。所以，事实也应该分为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社会事实的背景是自然界，它是主要是由人类的行为构成，人类行为主要包括行为方式、行为本身、行为的产物。行为方式主要是指社会的各种制度、组织、惯例、风俗和宗教，等等；行为本身是指表现为历史事件和当前事件；行为产物是指包括人类创作的文本、制作的器物(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和改造过的环境。由人类行为所构成的社会事实与由行为主体的思想、感情和意欲所构成的人的主观世界之间与密切的关系，也有原则性的区别。[3]

所以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之间的差别。一般情况下来说，自然事实的价值是相对于人的需要才有它的价值，它没有独立自足的价值的。对于社会事实来说，它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而人的行为必定带某种目的性而使其有一定价值取向，由于社会事实的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它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价值。所以，人的意识特征决定着人不仅是一个自然事实的存在，而且更是一个社会事实的存在。人是一种实然存在，也是一种应然存在。人的特性就在于它能够超越实然世界，回到应然状态，能够发现和回归本真的世界。换句话来说就是人能够超越“是”回到“应当”。

我们为什么要在本体论意义上重新梳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主要是在于二元论犯的是一种本体论的错误，它的主要错误在于在事实概念方面，作物理解释或者是行为主义的解释。对于社会事实的特殊性它们拒绝承认，把社会事实排除在事实概念的外延之外。所以在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那里将人作为操作的对象，就等于是把人和物等同起来，都将他们作为经验主义认识的对象，并以此认识方式来认识人。这种认识方法把人和物的本质等同在一起了，他们之间没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么必须承认社会事实概念的合法性和事实的特殊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中，我们知道对人的本质的分析是抽象掉了本质与现象、存在与非存在、自由与奴役等之间的差别，从而得到了一个无矛盾、无差别、无对抗、一个同质的、肯定的存在物。事实上，对于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矛盾的存在物——人，精确的逻辑分析方法是不能认识的。“几何学的精神”其特点是在于它的原理的明晰性，它的演绎是必然性的，可以从公理出发推出真理，这些真理可以被证实、可以被精确的分析、可以被分解为它们最初组成成分的学科。我们认为除了以上的认识方式外，最好的认识方式是有哲学家巴斯葛提出来的“微妙精神”的认识方法。所以清晰的逻辑分析方法是不能认识人性的完整性的。

然而，对于所有的认识对象都可以以同样的认识方式来认识吗？答案是明显的。对于人的心灵而言，它的特性就在于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多面性。逻辑对它进行尝试分析，其结果都是落空的。所以必须用不同于逻辑的第二种方法来处理。

以上的叙述一言以蔽之，就是关于逻辑的精神和直观的精神。巴斯葛认为，“其两种认识的方式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主要是适应自己不同的对象，对于几何学精神主要是分析和把握条分缕析的事物；对于微妙在精神主要是把握活生生存在的存在物。”这样的认识方式的分工才不至于削足适履。

参考文献：

[1] 赖 特.知识之树[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3：3.

[2] 卡西尔.人论[M].甘 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 彭麟淋.“是”与“应当”的关系——休谟问题的哲学溯源[D].贵阳：贵州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