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通，把增强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从20 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提出“史学革命”以来，史学理论的创新和史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一直都是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努力探求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客观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史学研究焕发了勃勃生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摆脱了单一的阶级分析范式，各种新研究范式或流派不断涌现，并长期共存、和谐发展。当然，学风以及学术规范层面的问题，则另当别论。比如，在阶级分析范式(实际上，革命史范式亦可以包含在内)独步史坛的局面结束之后，逐渐出现了社会史范式、文化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区域史范式、城市史范式、乡村史范式等各种研究范式并存，且各有千秋、异彩纷呈的喜人景象，加之国外的各种史学理论，如计量史学、生态环境史学、心理史学、性别史、身体史、媒体史等的引进和应用，有力地促进了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在各研究范式内部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比如，在社会史范式内出现了医疗社会史、乡村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等新的分支；又如，在文化史范式内也出现了新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新的分支等，不一而足。

然而，在上述研究范式或流派不断推陈出新的良好的学术环境中，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却举步维艰，一直都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应该承认，这种局面与中共党史学科的尴尬定位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属性一直存有很大的争议，目前虽然大家越来越趋向于将其归入中国历史这一学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比如在图书分类、课题申报等多个方面，其学科属性事实上仍然存在属于政治学、还是属于历史学等学科之争。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可谓先天不足，学科理论建设在前，资料整理严重滞后，似乎自成一系，实则包含在革命史研究范式之中，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缺乏独立性和系统性。亦即，由于中共党史学没有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理论体系，不能体现本学科的特性或特色。针对这种状况，1990年代以来，张静如等专家学者陆续开始进行反思，提出借鉴新的研究范式进行具体问题的探讨，以创新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张静如还亲自探索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等专门探讨中共党史学学科理论建设基本问题的重要论著。然而，张静如也深知，《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还不能代替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不能直接视为中共党史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因此，他又对如何探索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提出了若干指导性意见，如以现代社会史、社会进化、社会心理为基础深入研究中共党史等。然而，由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多年来在这方面的探索一直后续乏人，学者大多都视为畏途，进而回避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在此种局面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金铮先生不畏艰难，勇于进取，提出并成功运用“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引领“新革命史”研究范式悄然兴起。

那么，何谓“新革命史”，其与传统革命史是怎样一个关系呢？如果要下一个定义的话，那就是“新革命史”是与传统革命史相对而言的，但二者之间并非相互否定的颠覆式关系，“新革命史”是在汲取传统革命史研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采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改进传统革命史的书写方式，比如采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以及注重中共革命史与中国“大乡村史”的连接，等等。简言之，“新革命史”就是将中共革命史和现代乡村史结合起来，从革命和社会、国家政权和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视角，用社会史、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重新探讨中共革命取得成功的艰难曲折的复杂历程。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在整体和宏观研究上，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仍然有其独特优势，绝不能够视为昨日黄花。

当然，任何有别于传统革命史观的研究，也都有其新意，像“新革命史”研究范式一样，都是有益的探索，史学界应该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譬如，以往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存在一些有意无意地人为歪曲历史事实和真相的错误倾向和不良现象，虽然经过拨乱反正，但是其不良影响仍然难以消除。近年来，一批学者如杨奎松、沈志华、高华等先生大胆开拓，不断创新，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中共党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和思考，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新革命史”只是从另一个视角试图对革命史研究进行突破和创新。所以，此“新”与以往学者矫正史实认识错误之“新”在内涵上是不同的，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冲突。尤其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新革命史”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共革命史，而是针对整个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只不过是更多地以中共革命史作为具体范例来加以阐述而已，这是“由于中共革命史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最大，我们更多的人研究的也是中共革命史，所以，这一理念对中共革命史研究更有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必然产生有力的促进作用。

由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作为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新的革命史研究理念，“新革命史”绝非李金铮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在继承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李金铮在青年时代先后师从魏光奇、傅尚文、魏宏运、姜义华等先生，多年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华北抗日根据地史以及乡村史等领域的研究，在对自身学术研究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认真反思如何克服传统革命史研究弊端，进而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范式。毫无疑问，这是他长期从事革命史丹心碧血(作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由于长期连续地翻阅报刊，曾经导致手指被磨出血)的结晶。名曰“新革命史”，并非故意猎奇，只不过是为了表示与传统革命史的研究方法有所区别而已。

既然“新革命史”是在反思传统革命史研究存在的弊端的过程中提出来的，那么传统革命史研究弊在何处呢？李金铮先生认为，这当与以往学者头脑中存在的思维定势有一定关系，如以中共党史为中心加以探讨的话，那就是似乎在学界存有这样一种共识，即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为了说明中共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论证中共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在这种心理定势下，既往研究似乎更多集中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且主要目的是为了突出有关研究的政治意义。然而，毕竟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内容。而且，即便是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如果不能入当时的语境，不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考察，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的解释和认识。

李金铮认为，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弊端主要在于简单化地采用“政策—效果”模式进行研究。即在传统革命史研究视域内，“比如，在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中，基本上就是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以及革命积极性提高的三步曲”[1]。“换句话说，因为中共政权力量的强大，大多学者可能会有这样不言而喻的认识，共产党与民众、共产党与基层社会，就是单向的‘挥手’和‘跟随’、‘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共产党的领导方针与农民革命认同之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民众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所应当的”[2]。然而，考之历史事实，中共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并非人们想象的这样简单，亦即民间社会、广大民众并非完全被动的角色，中共革命政策与方针的贯彻实施也并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一路高歌猛进，中共的政策法令与具体实践、实际效果之间经常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是一个相互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由此可见，既往研究在无意中忽略了共产党遇到的困难、障碍和教训，在将中共革命予以“神话”的同时，也就在客观上大大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那么，“新革命史”在实践中有着怎样的效果呢？能够有效克服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弊端吗？一种研究理念，如果仅仅止于在理论模式上所作的大胆创新，或者仅仅满足于提出一个理论模式，显然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可操作性如何，是否具有范式意义。李金铮近年来的研究实践均清晰地表明，“新革命史”研究理念不仅切实具有可操作性，能够解决中共革命史研究中的诸多难题，而且具有示范效应。具体讲，近年来李金铮先生运用“新革命史”理念，从村政权、贫雇村干部、土地改革和农民心态、民间借贷的革命策略和传统制约、农业劳动力资源整合和农业生产、农贷和农家经济、手工业经营、陋俗治理、农民参军等多个方面，对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和全新的诠释，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改写”了华北根据地和解放区史，进而把以往空泛的容易流于口头的深化中共党史研究落到了实处，可谓新见迭出，精辟至极。也就是说，由于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新颖，李金铮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深入辨析，对基层社会的互动和变革进行独到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新颖别致的见解，进而深刻揭示了中共革命的必要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革命的伟大所在。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最终往往都指向对中共革命的根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其学术价值之重大不言而喻。笔者有幸拜读了李金铮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1937－1949年的华北根据地、解放区》，认为该成果就是作者成功运用“新革命史”学术理念的代表作和全面创新型的优秀力作，被评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也在情理之中。“新革命史”的学术理念在李金铮先生弟子中间首先得到运用，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关成果主要有齐小林《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1937－1949)、牛建立《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农业建设研究》(1937－1949)、李军全《民族节日与社会动员：华北根据地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春节》(1937－1949)、樊云建《利益、制度与信仰：抗战以来华北革命根据地基层干部研究(1937－1949)、王荣花《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肖红松《中共革命政权与烟毒治理研究——以华北乡村社会为中心的考察》、把增强《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吕志茹《水利与民生：“根治海河”运动与流域乡村社会研究》等。

需要说明的是，李金铮先生提出的“新革命史”研究理念，不仅业已得到学术界诸多学者的口头认同，还引起相当一批媒介的关注。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10年第9 期全文转载了李金铮撰写的《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一文，中国社会科学网、光明网等亦纷纷加以转发。亦有多位学者在所发文章中对“新革命史”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新革命史”这一概念是由李金铮提出的(李小尉、朱汉国语)；“提出了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张洪芳语)；是一项“深化党史研究，创新研究方法十分重要”的成果(刘振清、刘晶芳语)；李金铮明确地发出“向新革命史转型”的呼声(周祖文语)；李金铮已开始提倡一种“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行龙语)，“‘新革命史’范式提升党史研究”(朱文通、把增强语)，等等。尤为重要的是，还有一批年轻学者在自身学术研究中努力运用之，从而为“新革命史”在更广范围内的实践增添了新的佐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想见，若干年之后，“新革命史”研究必将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殆至那时，目下悄然兴起的“新革命史”研究，成为一个“新革命史”学派也未可知。

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到实践，“新革命史”都是能够成立的，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建设的深入探讨，提出了张静如所呼吁的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中介理论范式，给中共革命史研究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尽管李金铮自述“新革命史”仅是一种研究理念，不敢妄称范式；但实际上“新革命史”的确起到了研究范式的作用，它不仅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对于今后切实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和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如李金铮所说：“中共革命史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它的研究远未走到尽头。只要继续开拓新视野,老树仍可以绽放新的花朵。”而“新革命史”不仅承担了催生“新的花朵”的使命，而且还为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构架，并进而为阐释中共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和共产党如何伟大，提供了重要的翔实可靠的论证!

[1]李金铮.新革命史：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省思[J].博览群书,2011(9):26-28.

[2]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J].中共党史研究,2010(1):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