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到衰的避暑山庄

2014-04-08布莉华孙玲玲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布莉华，孙玲玲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北承德 067000）

康熙时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他励精图治，平定分裂势力的叛乱，平定三藩，清除南明，抗击沙俄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在北部边疆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清军在入关之前就与蒙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清朝建立后，也一直十分关注蒙古各部的动向，康熙曾频繁北巡出塞，亲临蒙古草原，目的是抚绥蒙古各部，巩固北部边疆。康熙二十年（1681年）出巡塞外，选中了“周环千余里，北峙兴安大岭，万灵萃集，高接上穹，群山分干，众壑朝宗，物产富饶，牲兽蕃育”[1]68的塞外草原设置木兰围场，作为“木兰秋狝”行围狩猎的场所，并逐渐把“木兰秋狝”作为一项以狩猎形式进行操练士卒，提高八旗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密切了清朝与蒙古族各部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为便于清帝和随行官员休息避暑及处理政务，开始在北京和木兰围场之间修建一系列的行宫，热河行宫便是其中之一。

一、避暑山庄由初创达到辉煌

（一）园林建筑规模逐渐扩大与发展

热河行宫后又称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是在原热河上营行宫的基础上修建的，“热河为前朝多延卫地。康熙戊子，肇建山庄，为避暑所，兼以行猎训武，绥来远藩”[2]200。修建山庄目的在于避暑、行猎、训武和绥来远方。康熙时期热河行宫的修建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康熙四十二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为山庄初创阶段，主体工程围绕湖区兴建。主要是疏通河道，修筑堤坝，开拓挖掘湖区，修建了一些洲岛堤岸。在此阶段主要修建了芝径云堤和芝英洲（环碧）、如意洲、云朵洲（月色江声）三岛，围绕着一堤三岛开挖出了澄湖、如意湖、上湖、下湖、西湖、半月湖。随着岛屿的建成，岛上及湖畔的宫殿、亭榭也逐渐竣工，并在环湖的山峰上修建了南山积雪、锤峰落照等建筑。至康熙四十七年，张玉书扈从康熙皇帝出塞，他在《扈从赐游记》一文中曾较详细地记载了游览山庄所见到澄波叠翠、芝径云堤等十六景。除此之外，文中还提到了延薰山馆、水芳岩秀、云帆月舫和濠濮间想四景。这样来看，至康熙四十七年，在康熙后来所题的三十六景中，至少已有二十景，且大都集中在湖区周围，行宫的修建已经初具规模。同年由宫廷画师冷枚所作的《热河行宫图》也真切地艺术再现了这一时期避暑山庄的自然风光。

第二个阶段是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主要工程包括修建正宫。山庄初建时期的正宫修建在如意洲上，地势面积较为狭小，因此康熙皇帝命将万壑松风西南的山丘铲平，在上面重新修建了正宫。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为正宫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从此避暑山庄正式得名。为了纪念这一有意义的时刻，康熙撰写了《避暑山庄记》，又将这些建筑中的三十六景均以四字题名，且每一景都写有序、赋、诗，史称康熙三十六景。康熙五十年以后，在山庄营建第一阶段基础上，将湖区向东扩展，增辟了镜湖、银湖。在下湖以东的水闸上修建了水心榭，在东湖的范围内修建了清舒山馆、颐志堂等一组建筑。康熙五十二年，正式修建了宫墙“五十二年，城之”[3]1909，大体上奠定了现存山庄的格局。

乾隆执政后，效法康熙，恢复了木兰秋狝制，在山庄内大兴土木，不断改建、扩建，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增添了许多新的景点和建筑，山庄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乾隆六年（1741年）山庄开始维修，八年在湖中造了大型御舟青雀舫，十四年修建松鹤斋，十六年修建永佑寺。随后翻盖了正宫区，将正宫的主殿澹泊敬诚殿进行了改建，重新翻修后的澹泊敬诚殿全部采用楠木构造，将后殿依清旷殿补题了一块匾额：四知书屋。新建了德汇门内一组建筑——东宫。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又仿康熙三十六景的先例，以三字组成了乾隆三十六景。

乾隆二十年后，清政府统一了西北，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清王朝的统治已趋稳定，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山庄建设进入工程量最大，规模最宏伟，劳动最艰巨的一个时期。在平原区修建了永佑寺舍利塔和春好轩。在湖区建设了几处精巧的大型园林：文园、文津阁、戒得堂、烟雨楼、汇万总春之庙。

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山区的工程全面铺开，以四条峡谷为游览线，风景点分布和延伸到山区的每一个角落，在山区增建了绿云楼、创得斋等十四处园林和珠源寺、旃檀林等九座寺观庵庙。

乾隆曾在乾隆四十七《避暑山庄后序》中写到：“又数年来，日涉成趣，于向所定景外，不无建置。创得斋、戒得堂之类，不下二十处。”[4]216

在修建避暑山庄的同时，于山庄外围修建了寺庙群。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修建溥仁寺开始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完成须弥福寿之庙为止，历经67年，先后在避暑山庄正东武烈河东岸和正北狮子沟北侧丘陵起伏的山峦上，先后修建了大型喇嘛教寺院12座，俗称外八庙。

外八庙中修建最早的寺庙是溥仁寺和溥善寺，康熙五十二年（1713）蒙古诸部王公贵族来山庄祝贺康熙六十寿辰，请求建庙祝寿，康熙考虑“诸藩来觐，瞻礼亦便”，用蒙古族敬献的白银，兴建了这两座寺庙。这两座寺庙的建成体现了清政府和蒙古族之间的亲密关系。

乾隆继承了清前期对蒙、藏等民族采取的“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在山庄周围兴建了大型的寺庙群。

乾隆时寺庙的建设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第一时期。这时期在山庄的东北部和武烈河东岸修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这些寺庙既保持了汉佛寺的传统建筑形式，又很好地融合了新疆、西藏一些寺庙的建筑特点。如普宁寺是乾隆在承德修建的最早的一座寺庙，寺庙建筑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为汉族寺庙伽蓝七堂的布局，后半部分则是模仿西藏三摩耶寺。在建造过程中有创新和发展，是汉藏建筑形式相结合的典型寺庙之一。

第二个时期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山庄北部、狮子沟北侧山麓上陆续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6座寺庙。这时期主要以藏式建筑为主，汉藏建筑手法交融应用，其中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标志着建筑艺术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如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普陀宗乘之庙，是仿照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占地22万公顷，是外八庙中面积最大的一座。气势宏伟，是一座具有西藏寺庙风格的建筑群。寺庙落成后，当时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王公贵族齐集承德，庆祝乾隆六十寿辰和其母八十寿辰。而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在离开故土一个半世纪后，为反抗沙俄的压迫，在首领渥巴锡等人的率领下，十几万人举部东归祖国，来到承德觐见清帝。来归之时，恰逢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渥巴锡等与喀尔喀、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一起瞻礼，乾隆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记载了土尔扈特部历尽艰难返回祖国的过程。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在两块巨大石碑上，矗立在普陀宗乘之庙内，并将同样内容的石碑立于伊犁，成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在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诗篇。

总之，山庄的修建共经历了90年，建成了占地面积564万平方米，以“康熙三十六景”和“乾隆三十六景”为代表120余处（组）建筑物。其中“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5]157，成为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外八庙则集中了汉、满、蒙、藏、维等多民族建筑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舒乙在《见证亲密》一书中所说：“寺庙的设计布局都各自极其复杂，既独特又庞大，有高台，台上有大殿，有回字群房，错落有致，既规整又活泼，一环套一环，处处有玄机，深不可测……它们的奇思妙想，它们的别开生面，它们的精妙绝伦，它们的多变和多姿，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可以进入经典系列，应该被评为建筑界的艺术瑰宝，是建筑界的世界级的永久博览会。”[6]92

（二）由一般理政场所发展成为政务繁忙的活动中心

康熙按古代北方民俗创建的避暑山庄，最初的目的是将避暑休息与处理政务融于一体。历史上诸帝均保留冬夏南北移居的习惯，清入关以后因耐不住北京的炎热，多尔衮在塞外喀拉河屯修筑夏宫。他驻跸夏宫，既避暑休息又处理政务。康熙因袭前人的习俗在塞外热河修筑行宫，后发展成为避暑山庄。据《热河志》记载，康熙晚年体虚怕热，愿意到塞外休息，他曾说：“避暑出塞，因土肥水甘，泉清峰秀，故驻跸于此，未尝不饮食备加，精神爽健。所以鸠工此地，建离宫数十间，茅茨土阶，不彩不画，但取其容坐避暑之计也”[7]827。他在《六十一年秋出哨》一诗中写道：“胜地清凉适，衰年水土宜。非因耽逸豫，实借憩神思”[8]517。可见，康熙在塞外修行宫，其主旨是避暑休息。驻跸行宫，处理政务，是沿用金元诸帝移居时的惯例，他驻跸山庄，接见各部蒙古首领，主要是出于礼节性的需要。从政治角度来审视，康熙时期的避暑山庄是属于一般理政场所。乾隆时期伴随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民族事务的需要，避暑山庄则由一般的理政场所发展成为繁忙的政治活动中心。

乾隆皇帝多次在避暑山庄接见、宴赏少数民族首领。“曩圣驾驻跸避暑山庄，筵宴外藩，辄召至御前赐酒，内廷词臣，亦得与赐。观灯或一夕，或三夕。银花火树，无异上元，其地在万树园。平原千亩，夭乔繁茂。虽以园名，不施土木。宴时则张穹幕。”[9]170

乾隆时期先后在山庄接见了漠西厄鲁特蒙古都尔伯特部贵族三策凌、蒙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准噶尔部达什达瓦部众、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西藏喇嘛教领袖六世班禅及哈萨克、维吾尔、布鲁特等民族的上层人物。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策凌、策凌乌巴什、和策凌孟克不甘忍受达瓦齐的欺凌，率领三千余户投归清王朝。乾隆皇帝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一方面派人送去粮食、牛羊等生活物资。另一方面为了表彰他们的爱国举动，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接见了他们，了解了准噶尔的一些情况，册封策凌为亲王、策凌乌巴什为郡王、策凌孟克为贝勒，其他人员也各有赏赐，并隆重赐宴款待。

“五月庚寅，上至避暑山庄。都尔伯特台吉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等於道旁跪迎圣驾。辛卯，上御澹泊敬诚殿受朝。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等行礼如仪。诏封策凌为亲王，策凌乌巴什为郡王，策凌孟克、塞卜腾为贝勒，孟克特穆尔、班珠尔、根敦为贝子，玛什巴、图刚巴、图孟克为公，达什敦、多卜恭沙喇巴尔为头等台吉，均授为扎萨克，并赐冠服。复申谕策凌等各约束教养所属，安分谋生，以副上恩。壬辰，上御延薰山馆，赐策凌等宴。甲午，上御万树园，赐策凌等及准噶尔来使敦多克等宴。乙未，复御万树园赐宴，赐观火戏。丙申至戊戌，亦如之。已亥，复赐策凌等宴。庚子，亦如之。”[10]157

乾隆与“三策凌”的会晤，不仅加强了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增进了感情，而且还了解到准噶尔部落之间的关系，及达瓦齐众叛亲离的境况，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

同年11月准噶尔蒙古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与都尔伯特台吉纳默库、和硕特台吉班珠尔等率部众两万余人投靠清政府，要求觐见乾隆皇帝。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乾隆皇帝刻不容缓冒着严寒从北京赶到避暑山庄接见了他们。“阿逆入觐，上以抚绥事急，乘马三日而至热河，命王公大臣皆从往陪宴。阿逆行抱见礼，上从容抚慰，并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11]76。给予封爵、赏赐，册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纳默库、班珠尔为郡王。随从的大小头目也赐予贝勒、贝子等头衔，赏赐了他们冠服、银两、牛羊等，并依照五月宴赏“三策凌”的规模，在万树园连续五次举行大蒙古包宴、赐观火戏等。通过这次接见，乾隆皇帝更加进一步掌握了达瓦齐的详细情况，为下一年出兵平定达瓦齐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平定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后，西部各少数民族更加心向大清，各王公大臣络绎不绝地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从而使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巩固。乾隆二十一年，都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斗、乌巴什等，土尔扈特敦噜布喇什派遣的使臣吹扎布及吐鲁番公莽阿里克之子白和卓等，都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得到乾隆皇帝的热情接待。乾隆二十五年，左部哈萨克汗阿布赉派遣的使臣都勒特赫、维吾尔族乌什伯克霍集斯等也在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乾隆三十一年，哈萨克、布鲁特等少数民族首领，不远数千里，来山庄朝觐。

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频繁地接见蒙藏等少数民族首领，一方面要增进与他们之间的感情，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清政府加强北部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政策之一。

山庄不仅是康乾时期处理国内事务的场所，还曾多次在这里接见外国使者，处理中外关系的大事。承德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了解清朝的一个重要窗口。

乾隆在山庄接见的外国使节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接见南掌（老挝）使者叭西门遮昆等；四十五年（1780年）接见朝鲜使者朴明源等；四十六年（1781年）接见安南使者阮维宏等；五十三年（1788年）接见缅甸使者细哈觉控委卢撒亚等。五十四年，缅甸“因遣使输诚纳贡，……受降，召缅使朝见于避暑山庄，优赉之，许其十年一次入贡”[12]5147。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80大寿，许多国家使节到山庄为其祝寿，这些使节先到山庄为乾隆祝寿，后又随乾隆返回北京再次受到宴赏。“乾隆五十五年，圣寿八旬，朝鲜、琉球、安南、巴勒布皆诣阙祝釐”[13]166。五十八年（1793年）隆重接见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等。

马戛尔尼使团是历史上英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以为清朝皇帝祝寿的名义来到中国。携带着代表英国最新科技水平的天体运行仪、地球仪、火镜、望远镜、榴弹炮、车、战舰模型等近六百件礼物。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的到访非常重视，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他们，将他们和王公大臣、民族首领等一视同仁，为他们举行赏赐、游御园、看杂技、观火戏等活动。“上御万园大幄次，英咭利国正使马戈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人觐，并同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附、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赉有差”[14]28192。给英国使团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乾隆生日这天在避暑山庄内举行的盛大庆典，在万树园表演的戏剧、杂技、焰火、摔跤等活动。“武技既毕，以花火为夜会之殿。此项花火大有陆离光怪之奇观，……花火之末一场为绝大火景，有火山之爆裂形、有太阳与星辰之冲突、有爆火箭、有开花大炮、有连环炮，一时火光冲天，爆声隆隆。至光消声歇而后，余烟之缭绕于园中树木之间者，犹至一小时后方散也”[15]109。这些都使英国使节由衷地感受到清王朝鼎盛时期的宏大气魄，感受到中国古老的文明与优秀的传统文化。

（三）隆重的庆典显示山庄发展到鼎盛时期

康熙四十二年避暑山庄建立后，逐渐成为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许多大规模的筵宴庆典活动都在山庄内举行。

八月十三是乾隆的生日，是清宫廷庆典节日，称为万寿节。庆祝活动非常壮观隆重，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庆祝活动除朝贺、赐宴外，还在万树园大蒙古包设筵宴、颁赏、观看火戏、马技，在清音阁看大戏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内容。期间各地祝寿人员陆续来到山庄，除了扈从的王公大臣外，还有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以及朝鲜、缅甸、南掌、安南等各国使节。庆典在澹泊敬诚殿行庆贺礼。“恭照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皇上七旬万寿节行庆贺礼，是日，銮仪衙预陈皇上法驾卤薄于澹泊敬诚殿庭，设中和韶乐于澹泊敬诚殿下两旁，设丹陛大乐于二宫门内两旁厅内，俱北向。扈从之和硕亲王以下八人，分公以上及蒙古王公、土尔扈特等，俱蟒袍補服，至澹泊敬诚殿前，按翼排立；文武大臣暨朝鲜国正使土司等，在二宫门外，各照品级，按翼排立；三品以下各官暨朝鲜副使番子头人等，在避暑山庄门外，各照品级，按翼排立。礼部堂官奏请皇上御龙袍衮服，升澹泊敬诚殿宝座。中和韶乐作，奏《乾平》之章。皇上升座，乐止。銮仪衙官赞鸣鞭。阶下三鸣鞭，鸣赞官排班，丹陛大乐作，奏《庆平》之章。鸿胪寺官引诸王文武官各排班立。鸣赞官赞引赞跪，王以下众官进跪；赞叩头兴，王以下众官行三跪久叩头；鸣赞官赞退，王以下众官俱复原位立。乐止。銮仪衙官鸣鞭，阶下三鸣鞭。礼部堂官奏礼成，中和韶乐作，奏《太平》之章。皇上銮驾还宫，乐止。王公以下众官俱出，内监奏请皇上御内殿升座。妃嫔具龙袍衮服，于皇上前行六肃三跪三拜礼。礼成，皇上起座，妃嫔等还宫，皇子，皇孫，皇曾孙等行礼。为此谨具奏开。”[16]190

在万树园的大蒙古包内宴赏嘉宾。“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长争先入贡，上宴于山高水长殿前，及避暑山庄之万树园中，设大黄幄殿，可容千余人。其入座典礼，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与焉。上亲赐卮酒，以及新降诸王、贝勒、伯克等，示无外也，俗谓之大蒙古包宴。”[17]375-376

乾隆时期每逢重大庆典，先在澹泊敬成殿举行庆祝仪式后，还常在清音阁赐宴、设戏。特别是在乾隆皇帝生日前后，往往要连续几天演戏，排场之大，场面之壮观令人赞叹。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随朝鲜使团来到热河，在《热河日记》中他对山庄内听戏的场景做了具体描述：“八月十三日，乃皇帝万寿节，前三日后三日皆设戏。千官五更赴阙侯驾，卯时入班听戏，未正罢出。戏本皆朝臣献颂诗赋若词，而演而为戏也。另立戏台于行宫东，楼阁皆重檐，高可建五丈旗，广可容数万人。设撤之际，不相罥碍。台左右木假山，高与阁齐，而琼树瑶林蒙络其上，剪彩为花，缀珠为果。每设一本，呈戏之人无虑数百，皆服锦绣之衣，逐本易衣，而皆汉官袍服。其设戏之时，暂施锦步障于戏台。阁上寂无人声，只有靴响，少焉掇帐，则已阁中山峙海涵，松矫日翥，所谓九如歌颂者即是也。歌声皆羽调，倍清，而乐律皆高亮，如出天上，无清浊相济之音，皆笙、箫、篪、笛、钟、磬、琴、瑟之声，而独无鼓响，间以叠钲。顷刻之间，山移海转，无一物参差，无一事颠倒，自黄帝、尧、舜，莫不像其衣冠，随题演之”[16]251。对戏台的高大、宽广，容纳人之多，场面的宏大、礼仪的隆重、音乐的特点等作了详尽的描述。

乾隆在山庄过的四十个万寿节中，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高宗年届七旬，在承德避暑山庄接受寿辰祝贺，规模最大，可视为盛世的顶峰。

这次万寿节除了以往的一些祝寿礼节，还迎来了一位尊贵的远方来客，即西藏喇嘛教领袖六世班禅。清朝从清太宗时起，历朝皇帝都对班禅、达赖赐以崇高封号，目的在于提高黄教在西藏的影响，巩固清政府对蒙古和西藏的统治权，从宗教方面入手解决蒙古和西藏的问题。

对于六世班禅的“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不远万里为乾隆庆祝70寿辰，是清王朝“吉祥盛世”的象征。乾隆皇帝非常重视，做了精心准备，周到的安排。下令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样式在山庄之北建须弥福寿庙，做为班禅在承德的诵经、起居之地。“今之建须弥福寿之庙于普陀宗乘之左冈者，则以班禅额尔德尼欲来觐，而肖其所居，以资安禅，且遵我世祖章皇帝建北黄寺于京师，以居第五世达赖喇嘛之例也”[18]822。仅用了一年的时间，这座三万六千七百平米气势宏大的藏式寺庙就建成了。

七月二十一日班禅一行来到承德，乾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接见了班禅一行。“七月丁酉，于澹泊敬诚殿，跪请圣安。赐金银曼达各一，及金壶香炉等件。上御依清旷殿，赐坐，赐茶果，筵宴。命至须弥福寿之庙居住”[19]212。

二十二日乾隆亲临须弥福寿之庙拈香,并同班禅一起参观寺内各佛殿。其后乾隆又先后两次到须弥福寿之庙拈香，为乾隆施无量寿佛大灌顶，在承德的王公贵族也争先恐后求班禅摩顶，求赐法名。八月十三为乾隆的七旬万寿，前来祝贺的各族王公贵族、扈从大臣、外国使节等齐聚澹泊敬诚殿祝寿，乐队高奏宫廷音乐。六世班禅率随从而来的三大寺的堪布及众高僧祝诵无量寿经，献七珍八宝及长寿画卷八十一张，四方使臣各献寿礼，拜寿毕，举行盛大宴会，乾隆为班禅颁发金册金印。后又在清音阁连续演祝寿戏数日，每出戏的扮演者多达数百人，乃至千人。“余尝于热河行宫见之，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小说中神仙鬼怪之类，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突出者，甚至两厢楼亦作化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有时神鬼毕集，面具千百，无一肖者，神仙将出，先有道童十二三者作队出场，继有十五六岁，十八九岁，每队多至数十人”[20]11。多次在万树园举行大蒙古包宴，还表演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马技、相扑、火戏、什榜等节目。须弥福寿之庙的修建和六世班禅来到承德，密切了清政府和西藏的关系，对于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至此康乾盛世达到顶峰。

二、避暑山庄的萧条与衰败

避暑山庄古建筑和园林的命运经历了“康乾盛世”后，自嘉庆时期开始已逐渐失修，呈现出了萧条与败落的景象。

到了乾隆晚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乾隆把皇位传给儿子颙琰后不久，即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规模巨大，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等五省，清王朝调兵遣将，支出巨额经费，历时九年半之久镇压了起义军。白莲教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也是避暑山庄衰落的开始。

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我国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起义军深入皇宫禁地，英勇战斗，虽然后来起义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与此同时，各地抗清活动方兴未艾，先后有蔡牵领导的海上渔民的抗清斗争、陕西三才峡木工的武装反清斗争及湖南、广东的瑶民起义等都使清王朝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皇帝死在避暑山庄。此后山庄四十年无人居住，清统治者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已经无暇光顾山庄，习武木兰了。山庄变得日渐凋敝，萧条冷落。这就与它前期的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清王朝盛极而衰，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最后走向穷途末路的历史进程。避暑山庄尘封垢积，满目凋零的情景，正是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象征。

道光即位后，内忧外患加剧。鉴于热河文物“祖宗旧物屡报丢失，且查无着落，守卫者亦难查办”的现状，曾多次谕令内务府清点文物，并著人照管。“道光六年九月，总管定祥缮折奏，为遵旨查明芳园居库存绸缎、纱綾、呢羽等项数目，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随折奉旨将三十款绸缎等项，共一万五千七百零三件运送进京。”[21]267-269

自道光六年至十九年，在对山庄文物进行清点的同时，曾先后四次将近7万件文物撤运回京城，其中不包括银两、银锞、银牌等。但是因托运工程浩大，所以遗漏了大量文物。

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皇帝为躲避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以“北狩热河”名义逃难承德。此时清帝已40余年没有巡幸山庄。山庄内除宫殿外，建筑多倾圮。咸丰传谕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命提库帑二十万两，修葺行宫”。遵咸丰皇帝谕旨，主要修葺了宫殿区、湖区及寺庙的一部分建筑。

咸丰皇帝驻跸避暑山庄后，无心欣赏山庄景色，躲在烟波致爽殿内，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死于山庄，慈禧清除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开始了她的垂帘听政。

同治时期，慈禧太后发了一道旨意，停止了避暑山庄的一切工程。“热河避暑山庄，停止巡幸，已四十余年。所有殿亭各工，日久未修，多就倾圮，上年我皇考大行皇帝举行秋狝，驻跸山庄，不得已，于各处紧要工程，稍加茸治，现在梓宫已恭奉回京，朕奉两宫皇太后亦已旋跸，所有热河一切未竞工程，著即停止”[22]48010。此后的清帝同治、光绪、宣统均未到过承德。

清朝末年虽然进行了小范围的修整，但是避暑山庄的园林和古建筑惨遭毁坏和坍塌的现象日趋严重。有的建筑瓦垄松散，屋顶渗漏。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将宫廷国宝几乎洗劫一空。1901年，慈禧太后下令将山庄库房的大部分珍品调运京师。随着清王朝的行将就木，避暑山庄也逐渐破落了。

避暑山庄是康乾盛世的产物，由初建而达到辉煌，成为清代塞外最大的避暑行宫和处理国家政治、军事和少数民族事务的一个重要场所。它肇建于康熙，鼎盛于乾隆，显示出清帝国综合国力的强盛。衰落于咸丰，成为咸丰帝的避难所，是清王朝衰亡的象征。山庄与清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山庄的兴建与发展与清王朝同步。它的兴衰与康乾盛世共荣损，是清王朝盛衰的一面镜子和历史见证。

[1] 袁丽坪，韩利.木兰围场碑文释译[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68.

[2] [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18）[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00.

[3] [清]赵尔巽.清史稿，志二十九，地理一（卷 54）[M].北京：中华书局，1977.1909.

[4] [清]和珅,梁国治.钦定热河志·行宫（卷 25）[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216.

[5] [清]和珅,梁国治.钦定热河志·行宫·避暑山庄后序（卷25）[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57.

[6] 舒乙.见证亲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92.

[7] 和珅,梁国治.钦定热河志·寺庙四·穹览寺碑文（卷80）[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827.

[8] 和珅,梁国治.钦定热河志·围场（卷 45）[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517.

[9] [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15）[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70.

[10] [清]和珅,梁国治.钦定热河志·巡典四（卷 16）[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57.

[11] [清]昭琏.啸亭杂录·西域用兵始末（卷 3）[M].北京：中华书局，1980.76.

[12] [清]昭琏.啸亭杂录·缅甸归诚本末（卷 198）[M].北京：中华书局，1980.5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