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博，彭忠德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范宗尹(1099—1136)，字觉民，襄阳邓城人(今湖北襄阳邓城)。《宋史·范宗尹传》记载范氏的事迹颇为详细，论范氏“有才智”，但“为政多私”。[1]卷三六二《范宗尹传》近年来，南宋初期宰相的研究不乏新见。①参见[日]寺地遵，刘静贞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Hus.Yeong-huei(徐永辉)：Song Gaozong and his Chief Councilors：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Stag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宋高宗和他的宰相们：南宋形成时期研究》)，Ph.D.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2000；白晓霞：《南宋初年名相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然而，对范宗尹的认识尚待深入。本文提出以下四个问题：范宗尹何年任相？范氏为何刚过而立之年就可独占相位？范氏为相期间的所作所为，对南宋历史发展有何重要影响？范氏任相十四个月(建炎四年五月除至绍兴元年元年七月罢)，因何被罢？略抒管见，以求专家批评指正。

一、范宗尹任相时间考

笔者所见两部重要的宋史研究工具书的编者对范氏生于何年，模棱两可，误信错出，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②参见昌彼德等编，王德毅增订：《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册，第1659页；曾枣庄等编：《全宋文》卷四二五一，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3册，第53页。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范宗尹条载范宗尹生卒年“1098—1136”，“绍兴六年卒，年三十九(或云生于元符二年，年三十八)”；《全宋文》范宗尹条载范宗尹生卒年“1100—1136”。对范宗尹任相年龄的记载凡四说，故考辨范氏任相的确切年龄，其生卒年亦不难推知。

1.三十任相

《宋史》载：“授宗尹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营使，时年三十”[1]卷三六二《范宗尹传》。

2.三十一任相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未四十拜相者，范觉民三十一”[2]甲集卷九《本朝未三十知制诰未四十拜相者》。

周必大《文忠集》载：“(范宗尹)自参知政事拜右相，年三十有一”[3]卷四六《跋范丞相觉民谢罢政表稿》。

楼钥《攻媿集》载：“(范宗尹)三十一岁为高宗朝名相”[4]卷四六《跋范丞相觉民谢罢政表稿》。

3.三十二任相

费衮《梁溪漫志》载“范丞相觉民登席时才三十二”[5]卷一。

周南《山房集》载：“觉民生于己卯(1099年)，以三十二入相”[6]卷八。

周煇《清波杂志》亦载：“范丞相乙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7]卷七。

4.三十三任相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范宗尹)时年三十三，自汉唐及国朝宰相，未有如是年少者”[8]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癸卯条。

说法一，虽没有提到范宗尹任相的时间，但在《宋史·高宗本纪》中载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甲辰，以范宗尹为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1]卷二六《高宗三》可见，范宗尹是在建炎四年(1130年)，年三十任相。然而，《本纪》又载“(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己亥，范宗尹薨”[1]卷二八《高宗五》。《范宗尹传》载其事，“退成天台，卒，年三十七”[1]卷三六二《范宗尹传》。范宗尹是在建炎四年(1130年)，三十岁时任相。范氏去世时间在绍兴六年(1136年)，不难推算他终年三十六岁。《宋史》的《高宗本纪》与《范宗尹传》关于范氏卒年的记载前后矛盾，故其任相年龄不足以让人采信。

说法四，《要录》卷一0四载范氏于绍兴六年(1136年)“薨于台州，年三十七”[8]卷一○四，绍兴六年八月己亥条。显然，根据范宗尹任相年龄可以推知他去世时是三十九岁。因此，《要录》的记载同样自相矛盾，也不足采信。

说法三，周南《山房集》和周煇《清波杂志》明确记载了范宗尹卒年的干支，且《山房集》中明确记载了范宗尹死因，“得痢疾，误投热剂，薨三十八”[5]卷八，相关文献中并没有出现这般详细的记载。

因此，关于范宗尹任相的年龄最主要的分歧是三十一岁任相还是三十二岁任相？据楼钥《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诗卷》云：“高平公(范宗尹)相业之详，见于王大参瞻叔所作行状。公之第四子孝隆栋，实为钥妻之姑之夫，获闻公平生尤著”[4]卷七七《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诗卷》，楼钥因和范宗尹沾亲带故，见过范氏的行状。他没有按照宋人习惯的虚年纪岁方法表达范氏任相的年龄，恐是凸显范氏任相之年少而换了一种表述方式。“三十一岁为高宗朝名相”，是指范氏实年三十一岁任相。因此，楼钥与周南、费衮、周煇之说并不矛盾。至于周必大、李心传所载范宗尹任相年龄的错误，或许是误读了“三十一岁为高宗朝名相”，误认为范宗尹虚年三十一岁任相。

因此，明确了三十二岁的范宗尹在建炎四年(1130年)任相，便知他生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范宗尹的卒年除了《宋史》、《要录》记载亡于绍兴六年(1136年)。另有一种说法称范宗尹“宣和三年(1121年)登进士甲科……(绍兴)五年卒”[9]别集上卷二《范宗尹》，并没有提到范宗尹的生于何年以及去世的年龄。范宗尹宣和三年(1121)登进士科在《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记载，并且说范宗尹“时年二十三”[10]卷一四七，绍兴元年八月条。[注]按，《会编》载范宗尹被罢相“时年三十”，范宗尹生于元符二年(1099年)，被罢相在绍兴元年(1041年)，罢相时年龄年三十二。故《会编》的记载有误。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七，载范宗尹“薨年三十”，恐“十”后脱字，亦不足信。

按宋人表述年龄的习惯方式，生于元符二年(1099年)的范宗尹中进士刚好是二十三岁。至于卒年记载的不一致，恐是南宋理宗朝(1124—1246)时期的《宋名臣言行录》编撰者李幼武在撰写范宗尹的生平时，误信了范宗尹卒年三十七岁的记载，想当然地依据范宗尹去世的年龄推出去世时间，导致出现上下一年的误差。

需要特别指出，北宋的王溥与范宗尹都是三十二岁任相，但王氏开始任相在后周朝，是后周朝最年轻的宰相，也可算是生活在宋代的最年轻的宰相。故严格算来，范宗尹才是宋代最年轻的宰相。

二、范宗尹年少拜相的原因

范宗尹年少笃学，工于文辞，宣和三年(1121年)登第，“靖康围城”时已官至右谏议大夫(从四品)。北宋亡，张邦昌僭位，复范宗尹原职。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至七月，李纲任相期间，范宗尹因受张楚伪命，先被外任、后又连遭落职、宫观与安置的贬处。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吕颐浩任相，范宗尹重被召回，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吕颐浩被罢，范宗尹升右相，独相至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考察范宗尹从科举及第至登堂拜相的历程，仅用了短短九年的时间。在两宋文官选任制度设置极其周备与严格之下，范宗尹升迁之快，可谓创下了”火箭速度”。这一现象让人思考，究竟是何原因促使如此年轻的宰相诞生？

1.才智过人

《宋史·仇悆传》载，仇氏为邓城令，范宗尹为邑子，“以文谒悆。悆他日语其父：‘是子公辅器也’”[1]卷三九九《仇悆传》。可见范氏年少居乡时便显露出不凡的才智。等到范宗尹赴京赶考，“京师人已传惟襄阳一范，吴兴一刘”[4]卷七七《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诗卷》。还未考试，范氏在应试士子中已有不小的知名度。而在范宗尹除相的制文中，更用“学深造于本原，识该通于远大”[11]卷六《除范宗尹制》。制词虽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范氏富有才学恐非虚言。此外，范宗尹为相时，能够召来富有才学之人。如王居正，字刚中，扬州人。少嗜学，工文辞，屡召不就。范宗尹荐于朝，召至谓宗尹曰：“时危如此，公不极所学拔元元涂炭中，尚谁待？居正避宼阳羡山间，勉出见公，一道此意尔”[1]卷三百八十一《王居正传》。王居正的话从一个侧面说明范氏的才学在学林中颇有声望。

2.权臣提携

李邦彦先是在科举考试上提携范宗尹，史载“时有二士对策甚直，初考陆德先辈欲重致其罪，而详定官李邦彦见而奇之，奏乞圣裁，遂置甲乙科，乃刘宁止、范宗尹”[12]卷二十七。李邦彦发现了范宗尹，其后范氏能够迅速升官，与李邦彦关系密切。宣和三年至靖康元年，李氏一路升迁，历任尚书右丞、少宰、太宰[13]卷十二至十三。范宗尹也只用四年，就由初出茅庐的官员升迁至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同样对李邦彦投桃报李。宗尹为相期间，李邦彦获赦免，死后“赠观文殿大学士，令桂州量给葬事”[8]卷三八，建炎四年十月庚寅条，加以优待。

3.顺势而上

南宋初期，经过“靖康之难”、“扬州溃败”和“海上之行”，宋廷濒临崩溃。李纲、黄潜善、汪伯彦、吕颐浩、朱胜非任相期间，艰难地整合各种力量抵抗金军，但均因种种原因收效甚微。北宋遗留下来的政治力量消耗殆尽，南宋新兴的政治力量尚在形成。在建炎与绍兴之际，宋廷急需用人，即便像范宗尹在靖康时期曾仕张楚，也因才学出众，重获赏识。

4.高宗认可

首先，张楚政权时期，张邦昌派范宗尹作为迎立赵构登基的大使，获得与赵构直接接触的机会。[8]卷四，建炎元年四月乙亥条其次，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高宗决意航海避敌，卫士以不能携带家属为由与宰相吕颐浩发生争执，范宗尹急中生智，“曰：此岂可以口舌争。引其裾入殿门，门闭，众不得入”[8]卷三○，建炎三年十二月壬午条。范宗尹关键时刻的处置得当，平息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兵变。此外，在入川定都问题上，范宗尹不同于吕颐浩、张浚等人的意见，认为：“若便入蜀，恐两失之。据江表而徐图关陕之事，则两得之。抉择取舍不可不审”[8]卷三二，建炎四年三月乙丑条。范宗尹与宋高宗意见一致，进一步获取高宗的信任[8]卷三二，建炎四年四月丙申条。此外，范宗尹提出建立类似藩镇的镇抚使制度被高宗采纳，“决意行之，遂以(范宗尹)为相”[8]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甲辰条，取代了吕颐浩。

范宗尹具有良好的政务才能，又获权臣的赏识，身处亟需用人的历史时期，把握住时机取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故范宗尹能够成为南宋一朝最年轻的宰相，实由以上四个原因促成。

三、范宗尹任相对南宋初期政局的影响

范宗尹任相不久，对参知政事张守提出他的执政思路，即“广言路，拔贤才，节财用，惜名器，抑侥幸”[8]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癸丑条。这些执政想法在范氏执政时期或多或少地均有所体现。然而，范宗尹在短短一年又二个月的时间里，真正对南宋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以下四件大事。

1.立镇抚使[注]有关镇抚使的研究，参见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2年；杜文玉《南宋兵制研究》，《渭南师专学报》，1994年2期；黄宽重《宋廷对民间自卫武力的利用与控制——以镇抚使为例》，载《南宋地方势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第四章，(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熊燕军《南宋高宗年间镇抚使制度》，《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4期。

早在任相之前，范宗尹向宋高宗陈述：“诸郡为盗所据者凡十数，则藩镇之势骎骎已成，朝廷虽不为，人亦自为之矣”[14]卷一三。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二十日，范宗尹上奏了藩镇政策具体措施，并得到宋高宗的批准。史载：

宰臣范宗尹等言聚议分镇事宜。诸镇帅臣乞以镇抚使为名，欲将京畿、湖北、淮南、京东、京西州军并分为镇，其陕西、四川、江南、两浙、湖南、福建二广路并仍旧制。诸镇除茶盐之利，国家大计所系，所入并归朝廷，及依旧制提举官外，其余监司并罢。所有财赋，除上供钱帛等，合认数送纳，与权免三年，其余并听本镇帅臣移用，更不从朝廷应副。管内州县官并许辟置，内知、通、令，帅臣具名辟奏，朝廷审度除授。其官吏廉污、勤惰并许按察升黜，所管内州军并听节制，遇军与许以便宜从事。其帅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御外寇，显立大功，当议特许世袭。[15]职官四二之七四

范宗尹提出的藩镇之策，将南宋治下的领土分为两种管理模式，对江北失去控制的州郡实行藩镇化的地方行政制度，而对川陕、东南等地依旧实行原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在施行藩镇之地，承认现有地方武装势力的存在，在政治、军事、财政上给与一定的自主权。藩镇之制的实质是，一方面南宋政权通过怀柔，避免中原地区，两淮、荆襄战区的地方武装势力骚扰东南，破坏本已盗寇四起，混乱不堪的东南地区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宋廷寄往于这些武装势力成为抵抗金军的军事力量。

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二十四日宋廷下诏：“以翟兴为河南府，盖、汝、唐州镇抚使兼知河南府。赵立为楚、泗州、涟水军镇抚使兼知楚州。薛庆为承州、天长军镇抚使兼知承州。刘位为滁、濠州镇抚使兼知滁州。赵霖为和州、无为军镇抚使兼知和州。吴翊为光、黄州镇抚使兼知光州。李成为舒、靳州镇抚使兼知舒州。李彦先为海州、淮阳军镇抚使兼知海州”[15]职官四二之七五。宋廷希望通过承认地方武装力量的合法性，一方面阻止这些地方武力力量进入东南，另一方面使他们在前线承担阻击金军的任务。

镇抚使制度实施后，的确起到稳固南宋统治的目的。当南宋国力逐渐恢复，政局日趋平稳，这些地方割据势力表现出妨碍中央集权统治的一面，便不再为宋廷所容纳，于是采取各种手段将各地镇抚使逐一遭废置。可是在建炎、绍兴之际，宰相范宗尹推行此项制度，可谓审时度势。

2.平叛内乱

范宗尹任相后，面对内忧外患，必须判断金兵是否会于建炎四年冬再次南下攻宋，并制定相应的防御策略。当时金兵还盘踞在淮河一线，范宗尹却大胆地判断：“敌未必能再渡……今日之事在维扬则不可，在会稽则可”[8]卷三八，建炎四年十月己丑条。他推断金军可能不会南下，并认为驻跸两浙沿海一带，方便周旋。进而范宗尹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平定内部的叛乱。

范宗尹等进呈江东探报孔彦威、李成人马。宗尹曰：“臣等商量将来万一移跸，欲令韩世忠屯饶州，张俊留越州，相为声援。”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尝忘怀，世忠兵少，与李成相拒，万一决战少有败衂，国威愈挫。朕欲留世忠浙东，此人忠勇不畏金人，敢与之战，使张俊以五千精骑策应之，恐能成功，来春事定，朕亲督诸军巡幸江东，虽过淮南亦所不惮。平此二寇不难也。”赵鼎曰：“臣恐成辈乘间深入，愈难支梧。”上曰：“卿所虑极当，顾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说未必皆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诸将议之。”[8]卷三八，建炎四年十月丙申条

宰执的意见是将防患李成为首要任务，而高宗还是害怕金人再次进攻东南，欲将精兵布置在浙东，防患金军。但是高宗并没有做出决策，而是继续征求军队的意见。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宋廷的命运再次进入到生死存亡的时刻，在防金还是防李成的问题上，他们通过各种信息来判断金军是否会在此时再次发动南下的战争。十二月，“刘光世奏谍报敌不渡江”[8]卷四○，建炎四年十二月辛卯条，这让整个南宋朝廷紧张的心情得以稍加松弛。于是，范宗尹将前军统制王【王燮】、后军统制陈思恭、通泰镇抚使岳飞调归张俊指挥，集中兵力讨伐李成。不久，张俊打败李成，终将李成对东南地区的威胁清除。可见，范宗尹判断大战略方向上，实具远见。

3.改革军制

建炎四年六月，范宗尹以宰相兼枢密院事，废除建炎以来设置的御营司，[注]有关御营司制度研究详见梁天锡《南宋建炎御营司制度》，载《宋史研究集》第5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9年；王青松《南宋军事领导体制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史载：

议者以为“宰相之职，无所不统。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为两府，兵权付于枢密，比年又置御营使，是政出于三也。望罢御营使，以兵权归之密院，而以宰相兼知。凡军额有阙。并申枢密院增补，不得非时招收，仍用符以遣发。庶几可以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于是罢御营使及官属，而以其事归枢密院为机速房焉。自庆历后宰相不兼枢密者八十余年，其复兼盖自此始[8]卷三四，建炎四年六月甲戌条。

北宋时期，宰相府与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政，号为“二府”。宋高宗建炎年间，御营使司执掌军机要务，枢密院形同虚设。范宗尹为相不久，就以“政出于三”为由，罢御营司，并以宰相兼枢密院事，实际上改变了北宋宰相不统兵的制度设计，宰相得以染指军权。这一重大变化，实为南宋后来权相不断出现的制度根源。[16]

4.广选宗子

培养皇位继承人是关系权力更替的重大政治问题。宋高宗在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下，怎样确定皇位继承人，是一个敏感和核心的政治问题。范宗尹“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1]卷三三《孝宗本纪一》。高宗遂下令“广选艺祖之后，宗子二三岁者”[8]卷四五，绍兴元年六月戊子条，从太祖的后代里选拔皇位继承人。如此重大的政治决定，亦是范宗尹的建议下得以实施，日后在宋高宗的精心安排下得以实现。[17]

四、范宗尹被罢相的原因

绍兴元年七月，范宗尹在侍御史沈与求的弹劾下被罢相。沈与求弹劾范宗尹二十大罪状。[8]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戊午条再结合范宗尹生平与从政事迹，似可做以下罢相原因的归纳：

1.言行不一，感情用事

范宗尹任相后的十五字施政纲领，提出“惜名器”，“抑侥幸”，却为了筹措军费，通过售卖官位、官田，[8]卷四五，绍兴元年六月己巳条；同卷，绍兴元年六月甲戌条充盈国库。

从范宗尹任相后，在用人上重人情，轻法度。首先，对于北宋末年一些罪大恶极，却一起同朝共事的官员，如徐秉哲、吴幵、莫儔、王紹、王及之、胡思等，宽赦其罪[8]卷三五，建炎四年七月癸丑条。其次，他明知一些官员品行不端，却加以任用。如任用李弼儒、魏滂来敛财；任用王寓、万格，处理日常事务[18]卷中《王寓万格刻薄苟细》。此外，范宗尹包庇与自己私交甚好的官员。台州知州晁公为因在“海上之行”时，与范宗尹相识[10]卷一三四《车驾幸明州》，其妻子受贿，公为纵人死刑，后被天台知县刘默告发。范宗尹知晓此事，“厚庇之乃移黙他官”[8]卷四六，绍兴元年七月癸丑条，显然是徇私枉法。

2.缺乏基层历练

范宗尹从没有担任过地方官员，对地方的民情缺乏关注，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朱胜非罢相后，“被命宣抚江湖三路，首访民瘼，皆云正税之外斜科繁重，乃令民间陈其色目，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如所谓和籴米与所输正税等而未尝支钱，他皆类此。胜非因极论其事疏，累万余言。范宗尹当国，既未尝历州县，不知民间疾苦，又恶闻弊事，摘胜非所奏十去七八，画旨依已降赦令而已”[8]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乙酉条。所以，当南宋东南地区的叛乱逐渐平定，需要重整内政，范宗尹便不再是宰相的合适人选。

3.权谋不足

范宗尹缺乏权力争斗的应变，导致他很快就在南宋初期发展的政局变幻中败下阵来。范宗尹与秦桧的交往便很能说明问题。范宗尹“与(秦)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1]卷四七三《秦桧传》，使得刚从金营返回的秦桧得以迅速升迁至参知政事。然而，“范宗尹建议讨论崇宁大观以来滥赏，桧力赞其议，见帝意坚，反以此挤之”[1]卷四七三《秦桧传》，出卖范宗尹的人恰恰就是秦桧。

此外，北宋以来皇帝严防外戚、内侍和禁军将领擅权。宋高宗经历“明受之变”，对官员与外戚、内侍和禁军将领的交往更是格外敏感。范宗尹却犯了大忌，在商议枢密院都承旨人选时，推荐外戚邢焕，内侍蓝公佐和禁军将领辛永宗、辛企宗的兄弟辛道宗三人。高宗虽任命不知兵的辛道宗担任此职，但这只是他暂时不愿得罪辛氏兄弟，隐忍不发而已。范氏死后十年，绍兴十六年(1146年)宋高宗自己道出实情：“范宗尹与诸辛往来甚密，宗尹为宰相不与朕情通，乃附下如此”[8]卷一五五，绍兴十六年九月甲戌条。可见，范宗尹结交禁军将领、内侍与外戚，才是他被罢免的关键所在。

绍兴六年(1136年)，三十八岁的范宗尹居天台，得痢疾，服错药后暴卒。三十二岁任相的范宗尹，是汉唐以来最年轻的宰相，一生可谓骤起骤落。如果不是两宋之际政局的变幻莫测，按严格的磨勘制度去升迁，他恐难位极人臣。范宗尹任相时间虽短，可恰是赵宋王朝濒临灭亡到起死回生的转折点。他为政的一些重要举措，帮助南宋渡过最为危急的时刻。可见，范宗尹的确有常人不可企及的政治才干。但是，作为政治人物的范宗尹，身上两重性人格亦是十分明显。他一面被认为是“器度不凡，自其儿童妙龄射策，名震四海，壮岁登庸，仪形一代”[11]卷三六《祭范丞相文》；一面却在政治失意后，自认为“顽愚拙疏，无所可用，独于世味淡薄，人我相轻，若可学佛者”[19]卷四二五一《天童觉和尚语录序》，好佛出世，似无政治人物能屈能伸的品质；一面是朝堂上义正言辞的肱骨之臣，一面又是胆小怕死，“衣破坏衲衣，如贫穷人奔藏於闾巷间”[10]卷一三二《范宗尹参知政事》。一面提出拯救时弊的施政思想，一面又徇私枉法，包庇下属；一面反对李纲任相，认为“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8]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条，一面遭到李纲打击报复，却在自己掌权时不像对手那般非置政治对手于死地不可。

刘齐政权的一位官员罗诱曾对范氏有过评价：“口尚乳臭，言不顾行”[8]卷七八，绍兴四年七月丁丑条。罗诱与范宗尹存在于同一历史时期，通过本文对范宗尹事迹的梳理佐证，罗氏的评语去掉贬损的成分，比起南宋时人载录范氏的琐碎文字，更来得面目清晰，圆通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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