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朝霞 邹建军

(1.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衡阳，421000；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32岁(1860年)的时候创作的两首长诗《在高原》[1]与《泰尔耶·维根》[2](以下简称《维根》)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极具探索性。《维根》充实而完整地展现了诗人的个性与风采，在艺术上形成了以下优势：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打乱叙述的自然时间以形成多重合理的艺术结构，都体现了诗人独到的艺术构思；以独特而鲜明的意象呈现，全方位展示人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揭示主人公伦理身份的变换与人生悲剧之间的关系；以节与节之间分开进行伦理叙事，形成比较稳定的关系结构，让全诗产生诗意空白形态；讲究诗句与诗节的长短组合，以及节奏与韵律的构成，让抒情委婉曲折、多彩多姿，如此等等。然而，长诗最为鲜明的追求在于诸多戏剧情境即伦理景观[3]的重复与再现，及其展现的强大的美学力量。对于易卜生文学成就的评价，许多人只认可其戏剧，而漠视其诗歌，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正是勃兰兑斯所指出的那样：“从那时起，易卜生坚定地、有力地向前发展着，在诗歌方面也高飞猛进，以至远远地把国内外的对手抛在后边。”[4]而长诗《维根》中所呈现的多种多样的伦理景观及其独特的审美意义，一再地说明了易卜生在诗歌思想与艺术境界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并且对于当代中国诗歌创作有着丰富的启示。

一、 泰尔耶：三次出海及其回归

《维根》中通过主人公三次出海及其回归所展示的人生历程与人生回环，表现了泰尔耶作为一位远洋水手完整的一生，及其人生悲剧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揭示了其精神光辉与人格魅力。远洋水手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海上度过，因为“他有一个不变心的、经过考验的朋友——/广阔无边的大海。”(147)他回到出生的故乡往往感到无所事事，而一旦回到大海则感到充实与幸福。终其一生，有三次外出大海又三次回到故乡的经历，并且每一次出海与回归的时候，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不仅是人世的变迁，也是其人生轨迹的变动，构成不平凡的命运轨迹。正是因此，他在海洋与陆地之间行走，但最终不得不回到陆地，让自己的身体与崖石为邻，与阳光为伴。

泰尔耶很小就有了第一次出海的经历：“他打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是个淘气鬼，/很早就和亲人们分了手，/他到处闯荡，见多识广，成了一位，/最大胆的见习水手。”(144)少年不识愁滋味，然而他也有想家的时候；因为想家了，才回到了陆地上的故乡，然而当他回到故乡，感觉却那么陌生，许多人他根本不认识，许多人也不认识他：“但是不知怎的，有一次，来到阿姆斯特丹，/他突然因想家而苦闷，/乘着普拉姆舰长的‘联合’舰，/他来到了被遗忘的家乡的海岸，/但谁也不认识这位年轻人。”(144)他为什么来到“阿姆斯特丹”想念家乡并不是太清楚，“我”也没有交待“普拉姆舰长”为何许人也，与泰尔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然而，少年水手虽然以大海为家，与陆地上的家庭和亲人之间关系密切且情感深厚，因为他本来属于这一片辽阔的大海，也属于那一片狭长的土地。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离开大陆的这些年间，父母早就离开了人世，没有了亲人与家园，失去了精神上的寄托。大陆孤独与难过，生命总是与海洋相关，于是他做出了新的选择：“他不能在大陆无家可归到处流浪，/他应该离开这里，投身广阔的海洋，/再一次在大海上漂流。”(145)然而短时间内他并没有离开，且在一年以后竟与一位女子结了婚，结束了多年的单身汉生活，组成了美满的家庭。

泰尔耶有了家庭并承担起了责任，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不得不第二次出海：“但是冰层开始破裂。泰尔耶突然/乘两桅方帆商船再次出洋，/只有秋天向着南方飞去的大雁/才有可能发现他的去向。”(145)“冰层开始破裂”并不就意味着春天的开始，“秋天”、“大雁”的意象表明收获季节的到来，之所以出海是为了获得生活的来源。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有日夜思念他的妻子，他第二次返回了故乡。此时，天使般的女儿已经出生，他是那样的喜出望外，享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幸福。此后，泰尔耶长期在家，努力尽一位父亲的责任，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他的温柔的妻子纺着亚麻不停，/而一个像蓓蕾一样绯红绯红的小婴/正笑眯眯躺在摇篮里。”(146)这个“小婴”正是妻子带给他的惊喜，故乡给他的回报。可是，1807年发生的英丹战争[5]却让他的美梦不能成真，挪威航道全被英军封锁，粮食几乎全靠进口，人民只能处于饥荒之中。为了一家大小能够渡过难关，泰尔耶不得不第三次出海。

第三次出海却让他的人生经历了苦难。“他给自己找了一艘小一点的船，/他出了海，没有帆：/因为他相信大海，他这样看，/海本身会保你平安。” (147)在大海上，泰尔耶与英军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冲突：“突然泰尔耶和一块大礁石相碰，/水兵们的舢板紧随。/一位军官向他命令：‘不要动！’/而且打穿了小船：像一个凶狠的顽童，/用桨狠狠地一击。”(150～151)他是那么的强壮与勇敢，以自己的双手进行过搏斗，以自己的智慧进行过抗争，然而最终没有能够逃脱追捕。长长的五年之后，他被无罪释放，于是第三次回到了大陆，可是亲人们不知所终。“泰尔耶下了船回到故土，/他的祖先的家园；/谁还能认出当年那位年轻的水手，/看见这位白发的海员？”(152)泰尔耶回到故乡之后，没有了亲人、房屋与家园，处于极大痛苦之中；他当了一位领港员，并想以此度过自己的余生。三次出海与三次回家的经历，具有深厚的道德与伦理内涵。主人公的一生就是在这种出海与回陆的情景回环里度过的，在反反复复的戏剧情景里展示其曲折多变的一生，展示其性格、精神与人格，以及伦理与道德的选择。善与恶的关系是长诗的最重要主题，伦理身份[6]在失去与复得的过程中得到了延续，多种多样的伦理景观由此产生，具有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如果没有三次出海与回归及其所产生的意义，泰尔耶一生之苦难与幸福就无从体现，善与恶的交集与转变也无从表达，人物的命运与人生的哲学也无从体现。泰尔耶三次出海与三次回归的故事，形成了引人关注的伦理景观，每一次出海与回归都是他所做的一次伦理选择：第一次出海是为了成长，让父母认可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一次回归是为了见到父母，表明情感成长与心灵成熟。第二次出海是为了负起丈夫的责任，要以更多的收获赢得妻子信任；第二次回归是因为妻子与家庭，不能离家太长而让妻子等待，还因为自己的后代。第三次出海是为了侵略战争期间全家人活命，作为丈夫与父亲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没有完成使命反而被关押；第三次回归是因为出狱获得了自由，然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让他陷入无尽的悲痛。三次出海与三次回归都不是简单的故事展示，具有生动而具体的情感与思想内容，构成了如大海波涛般的伦理景观。为什么是三次出海与三次回归，“三”也许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在长诗中，我们发现许多与“三”相关的景象，如维根外出经历了千辛万苦却只得到了“三袋东西”(148)，他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抗争才回到“伊门涅斯”外海(148)，英国的军舰也正好是“三桅舰”(149)，所有这些都是出海与回归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因此也可以说是伦理景观的具体内容，反复与循环正是其独到的审美意义。

二、 两个男人的两次下跪与忏悔

泰尔耶与英军舰长(即后来的勋爵)经历了与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相关的“两次下跪”与“两次忏悔”，以至于忏悔之后的“两次白头”。而这“两次下跪”、“两次忏悔”与“两次白头”所形成的景观，都具有深厚的伦理意义。

《维根》以相似的笔法描写了两个家庭中不同人物的两次下跪，两位夫人的不同命运，以及两位天使般女儿的不同命运，展现出了深厚的道德力量与伦理意识。某一天，泰尔耶发现一艘快艇发出求救信号，迅速驾艇救援。当他在一瞬之间发现眼前的勋爵竟然是当年那个打破生命之舟者，精神顿时失去了控制，他要复仇。“白发的挪威人突然站起全速前进，/而且打穿了小船：像一个凶狠的顽童，/用桨狠狠地一击。”(154～155)与上一次相比只是调换了位置，性质却有所不同：泰尔耶那次所遇到的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武装侵略，以及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侵害；而眼前是挪威的海员对受难客人的救援，只是勋爵妻子与女儿在场。两位主人、两位夫人与两位女儿，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在两个不同的时刻，角色倒置之后经历了同样一件事情，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形成了某种对应而复杂的关系，“两次下跪”、“两次忏悔”与“两次白头”都与此相互关联。所谓“两次下跪”，一是指泰尔耶在英丹战争期间，在英国军舰上向年轻的舰长“下跪”；二是指十年之后，在救援船上舰长向泰尔耶的“下跪”。虽然同样都是“下跪”，意义却并不相同：泰尔耶的“下跪”并不是一种投降，也不是一种求救，只是因为自身力量太过弱小，没有能够将“救命粮”送回家里而感到无助与悔恨：“第一个战役他就没有被打败，/怎么能不让人傲慢！/而泰尔耶却在他的面前跪倒尘埃，/祈求宽恕，像孩子般痛哭了起来，/想这样使顽童心软。”(151)泰尔耶之所以在“他”前面“跪倒尘埃”，并且像孩子一样痛哭起来，是想让“他”心软而手下留情，而“他”作为胜利者不可能这么做。正是这样的铁石心肠让泰尔耶及其家人遭遇了灭顶之灾。如果说泰尔耶“下跪”是一种无奈，那么英军舰长的“下跪”则是一种悔恨，目的是要得到救命恩人的谅解，让心灵得到解脱，灵魂得到拯救。当年的下跪并没有让舰长后悔，相反却更让他目中无人，泰尔耶为妻子与女儿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悔恨一生。勋爵的悔恨却是当下的，因为泰尔耶挽救了他一家大小的性命，而为当年犯下的罪行悔恨不已，并且十分恐惧。“两次白头”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并且白头的原因不一样。英丹战争期间，泰尔耶在英军逼迫之下一夜白头，是因为善良与责任；而十年之后的勋爵是为过去的罪过而悔恨，是因为恐惧而瞬间白头。“两次下跪”、“两次悔恨”与“两次白头”的性质，无疑是因为伦理关系的变化而对心灵产生的冲击，伦理景观就因此而建构起来。伦理景观的重复与再现及其产生的意义，体现了诗人独到的艺术构思与主体思想：在人间，善与恶都是相互关联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一个人的生命及其价值都与此有关，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违于固有的伦理准则。虽然故事是发生在战争期间与战争之后，人性与人道却是每一个人身上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舰长当年放人一马，也许就不会让泰尔耶一家死于饥荒；如果泰尔耶没有以善为本，就可以让勋爵一家葬身于大海。因此，“两次下跪”、“两次忏悔”与“两次白头”所具有的意义，都是从实实在在的伦理景观产生出来的，并且是从重复与再现的伦理景观中产生的。

长诗《维根》主要围绕两个家庭的命运而展开伦理叙事，两个家庭的命运如此不同，是与各自的伦理选择相关。当泰尔耶坐牢五年之后回到故乡，实在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在自己家里发现了陌生人，/知道了可怕的情况：/‘泰尔耶不在家，没人能养活他们，/在弟兄们的坟里，也像许多其他的人，/村里教民把他们埋葬。’”(152～153)无人知道他的妻子与女儿何年何月离开人世，据说是与当时许多死亡的人一起被教民们埋藏，简直是悲惨至极。十年以后偶遇仇人，泰尔耶身上复仇的意愿再次被点燃。泰尔耶告诉勋爵十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此时他的心里满是愤怒：“‘你夺走了我的生活！’——泰尔耶·维根叫了起来。——/‘你是我全家死亡的罪魁！/现在我要和你算账，我的时候终于到来！’/于是现在跪在领港员面前的活该/是不列颠的显贵。”(156)勋爵此时担心妻子与小女的命运，而发出了呼喊：“‘我的孩子，安娜！’因为这声叫喊，/老人仿佛从梦中惊醒，/非常巧妙地赶紧抓住了船帆，/于是小船就像眨眼就飞走的鸟儿一般，又展翅向前飞冲。”(155)奇怪的是泰尔耶的女儿也叫安娜，危急之中勋爵的一声叫喊，唤醒了泰尔耶的父爱，心情开始平静下来。不过，泰尔耶虽然没有再从行动上进行复仇，却没有放弃情感与心灵上对勋爵的清算，他要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你的夫人比春天还要美丽，/她的双手像丝绸，/我的老婆的双手粗糙无比，/但它们却是我的幸福……”(156～157)这样的对比鲜明而有力：一位高贵与漂亮，一位却低微与平凡；一位像天使，一位却像野草，生命却是同样的可贵。正是因此他要决定以恶对恶，以善对善。果不其然，在这样关键的时候与特定情境之下，善与恶的对决很快就见出了分晓：“不列颠人猛地一动，浑身瘫软，/他无法克服自己的惊骇，/他默默地奇怪地看着领港员：/清算完成了——在这短短的夜晚/他的头发已经变白。”(157)勋爵的精神已经开始全面崩溃，并对自己曾经的行为悔过，头发在一夜之间全变白了。诗人以“两个男人”的“两次下跪”，“两位夫人”、“两位女儿”的不同命运两相对照，“善”与“恶”发生了其应有的效力。每一个人心中虽然都会有一个上帝，但在不同情境之下，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勋爵年轻的时候选择了作“恶”，泰尔耶却选择了为“善”，正是“恶”对于“善”的逼迫与打击，让泰尔耶的“善”付诸东流；十年以后当泰尔耶将其视为“恶”的时候，他却遭遇了应有的惩罚；当泰尔耶以自己的“善”而原谅勋爵“恶”的时候，一家三口才得到拯救。泰尔耶夫人与女儿是善的，自然也是无辜的；勋爵夫人与女儿自然也是善的，不能承受泰尔耶的惩罚，因为她们无从知道从前发生过什么；夫人与女儿也无从知道泰尔耶的苦难，她们并不知道泰尔耶为何一去而不复还，让她们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两次下跪”与“两次白头”，“两位夫人”的生与死，“两位女儿”的生与死，都是由于“两个男人”伦理身份发生了转换而发生的。无论是“两个男人”的“两次下跪”，还是他们的“两次忏悔”以及由此带来的“两次白头”，皆因为他们与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陷入了困境，情感与心灵受到了强大冲击，不得已而为之。也正是在“善”与“恶”的对决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多样性的伦理景观，正是它们带来了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与美学力量。无论是前面的“三”，还是这里的“两”，都体现了诗人所拥有的反复、循环与曲折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过程里，伦理景观才有可能达到一种惊心动魄的程度，具有强大的审美力量。

三、 以“伊门涅斯”为中心的地理景观

重现的不仅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有人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维根》故事的发生，既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地理景观的适当重复，形成循环往复的结构，起到唤醒与强调的作用。地理景观不全是对自然的描写，反而具有某种伦理性质，而地理景观是以“伊门涅斯”为中心而建构起来的。“那不是一堆堆奔跑的云，/而是一连串阴森的山岩，/蓝蓝的，在一列峰头和峭壁更上一层，/屹立起伊门涅斯——壮丽、恢宏，/泰尔耶认出了自己的海岸。”(148～149)“伊门涅斯”正是生养泰尔耶之地，是大海与陆地交界的标志。“霍斯涅松”是故乡的海港，每一次进出都是从这里开始，海岸景观具有某种伦理意义。“英国的三桅战舰开进了霍斯涅松，/张起所有的帆，不可一世。”(149)英国军舰开进“霍斯涅松”，让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意味着他有可能成为亡国奴。“埃林斯”是不远的另一港湾：“从霍波罗松向东就是埃斯林——/一片阴森森的礁石；/这里的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即使是大涨潮时。”(149～150)这里的自然条件很恶劣，人们的生存与发展还是有保障的。以上四处地理景观呈现的是十年以前泰尔耶所生存的环境，表现了对故乡与祖国的深情厚意；正是对这些地理景观的描写，让一种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伦理选择得到了强化。由海岛、海港、曲折的海岸与海洋构成的地理景观，既是纯自然的，也是伦理的，因为它们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与人的生命与苦难相联系的对象物。无论是泰尔耶一家，还是英国舰长一家，他们的情感、生命、生存与发展，都与这样的地理景观紧密相联。

在战争环境之下泰尔耶的故事讲述，同样是与多处的地理景观分不开的，而它们同样是以重复方式得到再现的。“于是快艇升起了挪威的国旗，/绕过了霍斯涅松，/那儿狂野的激浪对什么也不会怜惜，/在白色的岩石上奔腾。”(159)泰尔耶对勋爵一家的拯救在同一片海域进行，“狂野的激浪”与“白色的岩石”同样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与伦理性质，因为它们与“怜惜”相关联。因此，“霍斯涅松”是有意的选择。“前面是埃斯林的礁石和激浪汹涌，/接着是霍斯涅松，这里，——/白发的挪威人突然站起全速前进，/而且打穿了小船：像一个凶狠的顽童，/用桨狠狠地一击。”(154)“埃林斯”具有同样的意义，在此情境下泰尔耶采取与十年前舰长同样的动作，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抓住了母亲和孩子的手，/他阴郁而坚定：/‘安静！不要动！不要向前一步！/你会失去他们的，大人！’”(157)在与从前一样的海港里和海岸边发生着同样的故事，说话的方式与语气几乎都是相似的，只是其结果不一样，泰尔耶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却坐了五年牢，让其妻女死于非命，根源就在于“善”与“恶”的对立与转化。“但是泰尔耶脸上、心里却再没有一丝忧愁，/他的心里一阵轻松，/他吻了吻小孩子的双手，/突然开心地笑了一声。” (157～158)为何发出如此笑声？心情突然变得轻松，因为他以自己的本善而让仇人得救。他认识到不能以“恶”抗“恶”，而要以“善”来化解所有的仇恨。有一百个理由对眼前仇人进行惩罚，因为正是他让自己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庭以及生活下去的勇气；十年来，他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没有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此时却选择了“善”与“美”，让勋爵的灵魂得到了救赎。“不管是勋爵，还是夫人，为了告别，全都/来到穷渔夫的家中，/他们摇动着领港员的结实的手，/承认他是他们的救星。”(159)长诗以此种方式结束了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国家与两个民族之间的纷争，也许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故事虽然简单，却有着许多重复的内容，似乎只是故事情节与人物对话方式的相似，然而它们发生在相同的地点与不同的时间。相同的环境所产生的意义虽然有所不同，而它们都具有同样的性质，这就是自然与伦理的相互统一。诸多地理景观如果具有感情色彩与思想意义的象征，它就与人物的伦理选择与人生理想密切相关。战争之前与战争之后，两个家庭特别是两位男性主人公的海上故事，伴随着地理景观的重复与再现，而产生新的意义。如果诗人把它们安排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则是另外一回事。战前与战后的故事几乎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片海域，并且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着，“埃林斯”、“霍斯涅松”、“伊门涅斯”、“狂野的激浪”、“白色的礁石”等等，在讲述的故事中反复地再现，虽然无法统计维根究竟多少次出现在同样的地理景观之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重复多次出现的，这就具有不同寻常的伦理意义与美学意义。“伊门涅斯”像一座高高的城门，耸立在离海港不远的地方，就是与大海与大陆相关的象征，诗人多次提到它并以此为地理景观的中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在大海边永远屹立，象征着一个民族与一种文化，泰尔耶·维根正是这个民族与文化的重要代表。地理景观与伦理景观在长诗中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在许多情况下，地理景观具有深厚的伦理性质，而伦理情感往往融汇到了地理景观里面，让景观的外在与内在得到了相互说明，就像意与象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而成为具有空框性的意象一样。

四、 “我”及诗中人物对泰尔耶的伦理评价

并不完全是因为人物都具有自己的伦理身份，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诗中存在诸多具有伦理性质的地理景观，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我”(不是泰尔耶本人，也不是他的朋友)对泰尔耶做出的种种伦理评价，以及诗中的其他人物对泰尔耶做出的评价。

首先是泰尔耶在世时人们对他发表的议论，说明他是一个有个性而引起关注的人。有人认为他不太好打交道，怕他身上的“坏脾气”。“然而遇到坏天气，他却提心吊胆，/就好像精神失了常。/‘泰尔耶·维根很古怪！’人们这么传言。/那时候他的朋友当中谁也不敢/去和他聊聊家常。”(143)之所以“提心吊胆”是因为作为一个远洋水手，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就会牵挂朋友们在大海上的命运；心情极不稳定，被别人认为“精神失了常”。在这个时候要与他“聊家常”，自然就只能是找气受了。两次出现略有变化的同样话语，形成结构上的一种反复，是出于艺术构思的需要。为什么会对他有“古怪”、“坏脾气”、“精神失了常”这样的印象呢？根源在于曾经受到的伤害，特别是战争期间妻子与女儿在饥荒中的死去，以及坐牢的非人待遇，后来孤独地度过后半生；在此情境之下，自然没有谁敢去和他“聊聊家常”。“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转述当时人们对他的看法，可以看作对泰尔耶的一种民间评价。从“我”对他外表一副“鹰的眼”的描写，到人们“脾气古怪”的议论，说明泰尔耶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水手，却是一个以善为本的强者。不得不提到当年人们对其婚姻的议论：“一年以后，他讨了一个老婆。/邻居们窃窃私语：‘可好！/他枉然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她结合，/他会后悔的，走着瞧！’”(145)由于长诗没有介绍“她”的来历，由此可以看出“她”勤劳而本色，能够承担起家庭重担。显然，人们在此的议论具有一种负面性，但没有对泰尔耶的选择进行否定，后面故事情节同样也没有说明。在泰尔耶老年时代还能够得到人们的关注，说明他代表着某种力量与品质，且多半是一种伦理的品质与伦理的力量。

其次，泰尔耶的言行说明了他自身的复杂性——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充满活力的男人。长诗开头有一个与女性相关的评价：“他能用一句俏皮话让姑娘们羞红脸，/和小伙子们说笑，像平辈一样。/他只要一个纵跳就能坐上船，/扯起帆，坐在下面，一派威严，/离岸驶向远方。”(143～144)其情其景充满着动作性与戏剧性，同时还具有一种神秘的意义。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水手呢？他与姑娘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与小伙子讲话为什么像平辈人一样呢？他为什么能够如此轻松地跳上跳下呢？而这样的诗节却在诗中重复了两次，体现了诗人独到的艺术构思，产生了明显的审美效果。第一次评价是在长诗开头的时候，第二次评价是在长诗快要结束的时候，作为一位老水手，如此处理与年轻女性及男性之间的关系，说明他为人处事的平和。在“我”看来，泰尔耶是一个健康的人、正常的人。其实，这样的言行也并不是说明他本身复杂，只是说明其言行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正常的，人们对他的传言也表现了一种伦理评价，自然是一种肯定性的评价。

再次，“我”对泰尔耶的评价是最为重要的。长诗伊始，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我”对泰尔耶有一个总体印象：“在我们这阴暗的地方住着一位古怪的老人，/坏脾气，一副鹰的眼；/他在海边度过了自己整整的一生，/但他却从不给人难堪。”(143)叙事者显然是在后来以回忆的口气讲述故事，然而，此处显然是对泰尔耶故事的一种当下叙事，不仅对其一生作了总结，并且肯定了泰尔耶的为人，虽然“他在海边度过了自己整整的一生”，但他却“从不给人难堪”。“一年年过去，泰尔耶当上了领港员，/他一辈子都在海上度过，/他不止一次地把轮船领进港湾，/从没让谁难堪过。”(153)“他一辈子都在海上度过”与“从没让谁难堪过”两句，在后面又重复出现。“我”再次肯定了泰尔耶的自我克制、自我约束与自我坚持，坚持与人为邻、与人为善，正是因此，他得到人们的高度肯定。“我”的这种评价显然是一种伦理评价与道德评价。全面评价也是通过“我”而发出的：“后来有一次我看见他把捕来的鱼怎样/给我们运到了城里。/他虽然头发花白，但仍然很有力量，/而且愉快、健康，有朝气。”(143)虽然只是对老年泰尔耶形象的描写，然而也是对他一生的高度肯定。“我看见他就是这样：他打了大量的鱼，/然后运到城里，/他虽然一头白花，但仍然欢愉，/强壮，健康，有朝气。”(159～160)前后两次略为改变的重复句式，就其生活态度所做的评价，其思想意义与审美意义不可小视，因为这样的反复，不仅强化了泰尔耶的形象，而且突出了他坚定执着的人生态度，以及他固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我”之所以要讲述这个故事，就是要让泰尔耶的一生得到高度认可，要让产生于战争期间的英雄形象得到确立，一个虽然平凡却也伟大的民族英雄，绝对不能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

以上三个方面人物的评价，泰尔耶的伦理身份以及一生的伦理选择就得到了确立，也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共鸣。泰尔耶并没有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水手，一个拥有宗教精神信仰的挪威人。在长诗的最后，他说自己不再有复仇的愿望，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创造的身体让他像一个人一样的生活。无论是“我”对泰尔耶的评价，还是他人对泰尔耶的评价，都是一种伦理景观的存在。诗人正是通过以上评价，让泰尔耶的伦理形象得到了确立：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拥有多种多样的伦理身份，战争的发生让他在关键时候不得不做出伦理选择，每一次多半是无奈的，最后还是主动选择了“善”与“美”，发散出了光彩夺目的人格光辉！人们对泰尔耶的评价具有高度的伦理性质，构成长诗伦理景观的重要部分，体现了诗人的伦理思想与美学理想。诗人表面上并不存在，“我”显然不是诗人自己，他只是泰尔耶故事的讲述者，诗中的人们与诗人自我也没有任何的关联，然而诗中的一切都是诗人的影子，他们发出的声音都代表了诗人的思想。诗中的伦理景观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形象化的东西才是景观；每一个人对泰尔耶所做出的评价，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与思想，成为了最重要的伦理景观之一。

五、 伦理景观的审美意义及其艺术价值

《维根》是一首关于伦理主题的长诗，其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讨论的都是伦理问题，泰尔耶身上到底有股什么样的精神？他是如何坚定走完自己一生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多种多样的伦理景观之呈现而实现的。读者对长诗的理解以及对易卜生的理解，都可以通过这些得出自己的结论。

核心的伦理景观就是“我”。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我”，不是泰尔耶同时代的人，根据最后对泰尔耶坟墓的描写，“我”应该是泰尔耶离开世界多年以后的人，因为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所有我不止一次听到过的他的事迹/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的整个故事会显得不可思议，/但都是真的，朋友们！”(144)然而，故事并不是他一个人讲述的，许多时候是现身说法，特别是泰尔耶在面对仇人的时候，内心世界的描写与说出的话往往混杂在一起，展现了心中“善”与“恶”的纠结与纷争。泰尔耶的故事是完整的，长诗要展现的是他一生的轨迹，而不只是某一人生阶段的故事，从出生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并且延续到多年之后人们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同时，故事的讲述者并不是只有一个“我”，还有许多的参与者，包括那些对他做出评价的人，也包括他自己。长诗是多声部的大合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泰尔耶的一生进行展示与做出评价。最重要的伦理之源来自于“我”，“我”对泰尔耶的一生是高度认可的，所以才要来讲述泰尔耶一生的伦理故事，讲述他传奇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因此，“我”所讲述与展示的都可以看作伦理景观，因为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都具有明确的与高度的伦理意义。

泰尔耶一生的故事相当丰富与复杂，时间与空间跨度很大，联系到了英丹战争与特定的地理环境。长诗里所有的景观都是伦理景观吗？有没有只具有客观性质的自然景观？从本质上而言，大多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都具有伦理性质。泰尔耶在海上的生活不是太清楚，战争期间的海上争斗与重见勋爵时的景象则比较细致，而它们多半是一种伦理景象，并且是不断再现的伦理景观。“胜利的礼炮很快就一声鸣响：/渔夫被押上了三桅舰！/舰桥上得意洋洋地站着舰长——/一位十八岁的青年。”(151)一方是战争的发动者，一方是战争的受害者，其形象都具有伦理的性质，所形成的景观自然都是伦理景观。“但是泰尔耶站在那儿，依靠着桨，/像年轻时一样，庄重，笔挺，/他的眼睛闪耀着一种奇异的力量，/风把他的鬈发抚弄。”(156)这是一个特写镜头，老年的泰尔耶与年轻时完全相同，外形庄严笔挺，而内在力量特别强大；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像大海一样自由自在的人物，一位敢于斗争的远洋水手。他受到了战争的摧残，但没有被打败；他失去了人生的信念，也重建了人生的信念；他失去了自己的家庭，然而并没有完全失去生活的勇气。因此，不论是“我”还是泰尔耶都是伦理形象，因此相关的景观就是典型的伦理景观。

“伦理景观”并不只是长诗里的自然景观或者人文景观，而是包括了人自身在内的种种存在景象，包括人自身的情感与思想、内心独白与他人评价，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如大海、海港、礁石、大小轮船，所有这些都具有某种特定的思想意义，其中也包含了伦理的意义与审美的意义。在文学作品中，伦理思想与伦理观念往往都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一种具体的存在，比如说人物，包括人物关系、人物的话语、人物的描写、他者对人物的评价，如此等等；正是因此，每一种伦理景观就都具有特定的审美意义，只是有的并不完整而已。就诗歌而言，主要是由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具有象征性的意象之类所构成，某一个人物、某一种意象、某一句话语，也许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要与其他部分相关联，才具有更完整的意义。此外，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审美的人学，那么文学作品里所有的内容，都具有审美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它们都是作家艺术构思与艺术表达的本体，同时也是以具体而形象的内容而呈现出来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维根》里以地理与人物为主体的景观，多半是伦理景观，并且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然而什么是美，与易卜生本人对于诗的理解存在密切的关系：“生活就是——同心中的/魔鬼作殊死战/写诗就是——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7]诗人对于生活的理解与对于诗的理解，同样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触及了人的情感与思想、魔鬼与灵魂，并且提升到了“殊死战”与“审判”这样的极致程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诗人的心中，美首先体现在思想与灵魂的层面，其次才是语言与形式的层面。在此首长诗中，思想没有独立于形式之外，艺术也没有独立于思想之外，思想就是形式，形式也就是思想。伦理景观就是其思想的具体展示，也是其艺术表达的具体方式，所以，长诗中的种种伦理景观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正是易卜生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之所以杰出的体现。

显然，《维根》的结尾之诗句，是“我”对泰尔耶一生的定格，自然也是一种伦理的定格，一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定格。自然开阔的人格，自由自在的精神，嫉恶如仇的性格，以人为善的品格，热爱生活的情感，像大海一样开阔的胸怀，像石头一样坚贞的品质，都可以在此得到完整呈现与深刻说明：“五个字：‘泰尔耶·维根’和卒年/在石头上还泛着白，/雨冲洗着墓石，太阳把它烤干，/各种各样的野花编成一顶花冠/把墓石四周覆盖。”(160)如果说这只是长诗的审美意义的话，那么易卜生是如何写出的呢？在此，我们想起他的一首小诗：“银本是如此高贵的矿石，不像秋日的稻草一样易碎；数千年来它静卧在土地上，是那样光彩夺目，永不会消毁！生的渴求恰像秋日的稻草，悲哀属于银，银——高贵的矿石！”[8]这里的“银”与“稻草”两个以对比的方式出现的意象，诗人显然是在肯定“稻草”，因为它富有“生的渴望”，而在否定“银”，因为它数千年以来静卧在土地上，没有生命力，所以它是“悲哀”的。《维根》所肯定的就是他身上强大的生命力，三次出海又三次回到陆地，父母的死亡、妻子的死亡、女儿的死亡，牢狱生活所受到的种种打击，并没有消弭生存的意志。十年以后有了报仇的机会，而在复仇的过程中，“善”终于战胜了“恶”，让自我与所有的他者都得到了拯救，成为其人生最大的亮点。以维根为中心而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情感，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产生了许多丰富多彩的伦理景观，形成了强大的审美力量，这正是长诗最为成功的标志。

注释：

[1] [挪]易卜生：《在高原》，《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卢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23～142页。

[2] [挪]易卜生：《泰尔耶·维根》，《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卢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43～160页。文中凡引自此诗，只在引文后标明页码。

[3] 所谓“伦理景观”是本人的原创，指文学作品中由于人物与人物的伦理关系而产生的种种情景，如对于伦理冲突、伦理困惑、伦理困境、伦理纠葛的具体描写与刻画，借用西方景观学而提出的一个伦理批评概念。

[4] [丹]乔治·勃兰兑斯：《第三次印象》，《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卢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5] 原诗有如下的注解：“和丹麦联合的挪威参加了1807—1814年的英丹战争。英国军舰切断了挪威的所有海上商路。而挪威所需要的粮食大部分从海上输入，1809年又值挪威农业歉收，因此挪威开始了饥饿的时期。”参见《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卢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47页。

[6] 关于维根的伦理身份问题，已有专文进行探讨，参见胡朝霞、邹建军：《泰尔耶·维根伦理身份问题探讨》，《四川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2～7页。

[7] [挪]易卜生：《四行诗》，《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卢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8] [挪]易卜生：《银》，《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卢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