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本辑两文的作者王忠祥、黄济华先生堪称“学缘漫忆”栏目开辟以来平均年龄最大的作者，均年届八旬，且两人又有师生情缘。两位老者回忆学缘的文章时间跨度很长，从共和国建立的1949年以前一直写到当下，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个人的学术历程，还有关乎系史、院史、校史、学科史和国史的“有意味的历史片段”。

王忠祥先生的“外国文学之路”，基本涵盖了半个世纪以来华中师大文学院外国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全面、概括、细致。文中提到的学缘关系，按人物谱系划分可为三类，第一类是本校师长：林之棠、石声淮、杨潜斋、邵子风、高庆赐、薛诚之、许清波、钱基博、胡雪、胡肇书、杨庸等；第二类是校外师长和学友：穆木天、彭慧、柯尔尊(苏联专家)、黄药眠、钟敬文、杨周翰、柳鸣九、程抱一(法籍华人)、李欧梵(美籍华人)、嵇义达(美籍华人)、藤井省三(日本学者)、巴金、卞之琳、戈宝权、冯至、叶水夫、朱光潜、陈嘉、罗大冈、金克木、季羡林、草婴、徐迟、绿原、曾卓、王思敏、刘雅文、梅希泉、蒋家雄、李中玉、张钦尧、李万钧、赵令德、陈惇、周旋、邓世隆、李广博、黄月华、张祖良、焦凤珍、马家骏、谭绍凯、汪靖洋、易漱泉、张中义、罗治华、金嗣峰等；第三类是本校同学、同事和学生：孙子威、周乐群、彭端智、奠自佳、梁异华、宋寅展、戴安康、朱宪生、邵旭东、王又平、曾庆强、郭军、鲁萌、聂珍钊、胡亚敏、张维友、孙文宪、邹建军、苏晖、刘渊、张建新、杜娟、罗良功、刘茂生等。我粗略地排列的这一长串名单(排名不分先后、中间肯定还有遗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光荣榜”。谈到这个“光荣榜”中的某些已故学人，王先生怀有史家般的“饮水思源”的深情，如“《外国文学研究》的筹办与创刊，已逝的周乐群老师功不可没。我作为这份刊物创始的参加者和见证人，有充分理由认定他是其中难以忘却的‘源头的先行者’，而且获得了进入当下刊物发展史‘叙事资格证’”；“副主编戴安康老师也是劳苦功高的人……在刊物面临经济、兼并等‘多重危机’之时，他和主编‘志同道合’：在编委会和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支持下，经过持久的奋斗，终于缓解了危机：这份刊物不仅毫不动摇地坚持过来了，而且在辛苦的经营中‘更上一层楼’。现在戴老师也离开人世，逝者已矣，我心悲戚，刊物永存，可慰亡魂”。王先生把《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的发展史总结为“开天辟地的十年”(1978—1988)，“艰苦奋斗的十年”(1988—1998)以及“兴旺昌盛的十多年”(1999—2013)三个时期。现在，在王先生的高足聂珍钊教授的主编下，该杂志已加入美国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名录，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和广泛的学术影响。王先生对华中师大外国文学学科发展可谓贡献巨大。

黄济华先生的“漫漫学途”也是多姿多彩，他说：“我自八岁在本村私塾发蒙读书，到如今年届八旬，一直都在求学，都在学途。人生处处都是缘，求学亦如此。”黄老师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憨夫”，无论是下放农村劳动，还是教中学语文，他都无怨无悔，还能从中总结益处。他在《中国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诗歌的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均做出一定成绩。最为可贵的是他到了老年还“下决心买电脑，学电脑，用电脑”。甚至写博客，弄摄影，创作诗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去年，我有幸获赠黄先生沉甸甸的、装帧精美的《百花诗谱——憨夫百花吟》，大为叹服。建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一定能赏心悦目。

在由衷感谢两位老前辈不辞辛劳、应允为“学缘漫忆”栏目撰文的同时，我还要感谢本院王树福老师。王忠祥先生的大作原稿长达两万二千余字，因受本刊本辑篇幅的限制，我请王树福老师在较短时间内删减为一万五千多字，最后由我酌定。因出版时间所迫，来不及请王先生再过目。如果删减有何不当之处，则应由主持人负责。“学缘漫忆”以后如果出版单行本，王先生的大作将全文照录。(张三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