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星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100083）

一、引言

英语的全球化引发了英语的本土化，中国语境下英语本土化导致产生了“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该术语最早是由葛传槼提出来的，他认为“在新中国和旧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像四书（Four Books）、秀才 （xiucai）、五 四 运 动（May Fourth Movement）、四 个现 代 化（Four Modernizations）都应称为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而不是中式英语（Chinglish）。相隔十年，学术界才开始真正对中国英语引发关注。从比例上看，大多数对中国英语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并试图给中国英语进行定义，从语言各个层面描述其特点。中国英语的定义基本可以概括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体现中国特有文化与思维方式，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各个层面中国化了的英语语言变体。中国英语是向外界展示中国文化与思维的载体，而词汇层面是中国英语中体现中国文化最活跃最丰富的部分，讨论中国英语词汇层面的创造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二、Verschueren的顺应论

Verschueren认为语言使用实质是一个语言选择的过程。人类之所以可以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进行语言选择,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的是人类语言选择有一系列的可能,而且这些选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商讨性讲的是人类做出的选择不是机械的或者说是按严格的形式和功能的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指导下完成的。顺应性指人们可以从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语言中灵活变通，完成交际的需要。语言变异性是语言使用的前提，商讨性是手段，语言顺应是目的与归宿。他认为语言使用的分析可以从语境，语言结构，语言动态性和意识凸显等四个方面展开。就中国英语词汇层面而言，它是中外交流活动中翻译的结果。为了更好的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在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中，由于语言的变异性，译者面临着一个可能的语言选择范围，而为了达到交际效果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把中国文化传达出去，译者就必须在商讨的过程中做出合理的顺应。

三、中国英语词汇的创造原则

从顺应的角度上看，中国英语词汇的创造其实是译者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上做出的动态顺应的过程，本文将从言外因素即社交世界、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顺应社交世界

社交世界（Social World）指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对交际者的言语行为所规范的原则和准则（ibid.：91）。交际者的语言选择必须符合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和语言社团的交际规范。中国英语词汇的创造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准则，受到文化习俗和政治等因素的制约。

1.约定俗成convention

中国的一些事物由于其本身的知名度，早已被外界所熟知，形成了固有的译法，我们只能按约定俗称的规范将它们保留下来，否则给外国人带来迷惑，影响交际效果。例如Peking Opera，Tsinghua University，Yangtze river等。

2.文化习俗Culture and Customs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文化继承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国英语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向外界传达中国文化，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向心力。所以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效果，尽量将本土文化体现在中国英语的词汇之中。有人将七夕节翻译成Chinese Valentine’s day，也有的翻译成Qixi festival.Valentine’s day在西方有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可是中国人主要信仰的是佛经，这会给外国外误解为中国也有西方式的情人节，而Qixi festival中对七夕采取了音译的方法，把中国“味道”留在了译文之中，更能体现本土的文化特色。而目前像China Daily这样的主流媒体也一般采用后者的译法。另外，重阳节一般都译成Double Ninth festival，笔者认为这种译法虽然看起来没有直接译出节日的内涵，但外国人看了一定会有疑问，为什么是Ninth而不是Eighth，这时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九”的丰富内涵，它代表了“longevity”，“yang”（yang 现已为外国人熟知），这样就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因此，在创造带有中国文化的中国英语词汇时，译者要有敏锐的文化传播意识。

3.政治politics

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英语是用来向外界传达信息的媒介，它的产生必须也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 黄岩岛（Huangyan Islands）,钓鱼岛（Diaoyu Islands）都必须遵照中国的表达法，表明中国的主权立场。中国奉行的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都属于中国。但是国外很多媒体甚至一些国内报道，在谈到中国大陆时，采用了mainland China，用mainland修饰中国可能让人感觉还有一个island China，这不符合我国一个中国的原则，而要用China’s mainland或是Chinese mainland。这样的表达虽有别于西方人习惯措辞，但是确是地道的英语，是中国英语。

（二）心理世界的顺应

所谓心理世界（Mental World）包括交际双方的个性、情绪、愿望和意图等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ibid.:88），在表达带有我国文化特色的一些词汇时就要考虑到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才能成功地达到交际的目的。主要从情感和认知两方面进行顺应。

1.情感emotion

翻译中国文化词汇，创造中国英语时，要考虑到源语的美感，让目的语读者有相同的感受，这样才能达到翻译的效果。例如杨宪益将小说《红楼梦》题目译成了A Dream of Red Mansion。Mansion本是法语词，表示高档华丽的寓所，西方读者看到这个词自然能想到一个豪门府邸。Red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有丰富的内涵，一般都表示喜庆，热闹的意思。这一内涵也逐渐被西方世界所理解，比如，过春节的时候，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会变成红色，迎接中国的新年。所以这样的译法能很好地吸引目的语读者，体现原著的意思。再举一例，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中国龙代表一种坚韧向上的精神，是能施雨助民带来好收成的神兽。但当我们把龙翻译成英文，却借用了英文中dragon一词。在英语中，dragon是一只长着翅膀会喷火的恶魔，往往产生不好的联想。虽然外国人慢慢在接受中国龙的形象，但是这种负面影响短期内不会消失。其实我们为什么不用Loong或者Long呢？发音相似，还传达了中国龙的外在形象。

2.认知cogniton

中西方虽然在习俗语言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共通的生活经历能成为有助于我们互相沟通的桥梁。如果能利用我们认知上的共性，就能取得很好的交际效果。如铁饭碗一词的翻译iron rice bowl，iron做的bowl打不破,这个在东西方文化里都是共通的，英语有bread maker的表达,他们也就不难理解吃rice的中国人自然想有一个iron rice bowl，一个牢靠的养活生计的工作。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曾提到“不折腾”一词。翻译好这个词不容易，各个机构媒体拿出翻译方案，然而都不尽理想。最后有网友建议用no Z-turn，笔者认为这个译法恰当，首先它保留了中文发音的特色；其次英文中有take a U turn的说法，一般指开车时的急转弯，非常形象，相信no Z-turn也能为西方人所理解。利用认知上的相通，既是我们创造中国英语的一个原则，也是解决翻译难题的一个途径。

3.顺应物理世界

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几千年来，两种文化在两个物质世界里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等因素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往往在异域文化里很难找到对应的表达，因此，为了对外交流，中国人必须创造出一系列带有本民族特色的英语。但是在实际的对外交往中，我们往往过分迁就英语读者，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唯恐英美人士看不明白，但我们民族特有的事物在这个过分迁就的过程中变了“味道”，而英美人士也不一定就看得明白了。就拿中国的传统食物馒头和饺子的翻译来说，馒头翻译成了steam bun,饺子翻译成了dumpling。馒头变成了蒸面包，而dumpling实际上原为一种意大利食品，与中国的饺子相差甚远。而这两种中国食品翻译过去都没有了“中国味道”。相比之下，日本传统食物的英译一般都采用的日文音译如sushi（寿司）sashimi(生鱼片)等，并获得了国际认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传统食物豆腐也是通过日语的发音（tofu）进入了英语词典的。其实，我们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要敢于有一种以我为主的态度，不要过分自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向外传播。

四、结语

交际语境中心理世界是媒介，而交际是发生在物理世界和社交世界中发生的(Verschueren，1999：68)。在中国英语词汇的创造过程中，需要整体上把握这三个层面，在传达中国文化和达到交际效果中找到平衡。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中国文化日益呈现出强大向心力，据称，中国的“大妈”，“土豪”出现在国外主流报刊媒体，并有望进入牛津字典。中国英语词汇折射出中国灿烂的文化，我们更应该主动出击，发现中国英语的价值，正视并推广中国英语，必定能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1]Verschueren.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 葛传槼.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翻译通讯，1980，（2）：13-14.

[3]金惠康.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讨论 [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5）：66-70.

[4]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18-24.

[5]林秋云.作为外语的英语变体：中国英语 [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8）：16-17.

[6]宁全新，邱立中.“中国英语”质疑——与杜瑞清，姜亚军先生商榷[J].外语教学，2002，23（6）：23-27.

[7] 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语学院，1991，（1）：1-8.

[8]谢之君.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现代外语，1995，（4）: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