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平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经管系，安徽 马鞍山 243041）

农民·农民工·市民化
——乡土文学视阈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张家平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经管系，安徽 马鞍山 243041）

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重要表现主题，百年来的乡土文学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农民生存状况、思想改造、生存方式、社会地位和身份转型的历史，乡土文学视阈下探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可以从新角度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农民工及市民化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乡土文学；新型城镇化；农民；农民工；市民化

100多年前,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就是乡村城镇化。”①正在进行中的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科学决策，是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古国，城镇化的主要工作是改革开放35年以来完成的，1978～ 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7.3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3.73%，这个比例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城镇化率，但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才稳定下来，据估算，未来20年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镇转移。该数据说明，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其首要任务是“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民有序市民化”，而这也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各地新型城镇化实践的重要课题。

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重要表现主题，百年来的乡土文学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农民生存状况、思想改造、生存方式、社会地位和身份转型的历史，因此乡土文学视阈下探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可以从新的角度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将从乡土文学视阈下的农民历程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型两个方面来探讨当下农民、农民工及市民化的问题。

一、回顾和演进——乡土文学视阈下的农民历程

20世纪20年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在西方工业文明裹挟和冲击下，农民日益贫困乃至大批破产，生存状态极其恶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深刻再现了当时农村落后、闭塞和破败的图景，刻画了一批苦难深重的农民形象，如贫困麻木愚昧的闰土（《故乡》）、被践踏遭迫害的祥林嫂（《祝福》）、病态不觉悟的阿 Q（《阿 Q正传》）等。20世纪30年代，在帝国主义掠夺、国民党政府重税、奸商地主盘剥之下，广大农民更是灾难深重，但随着中国农村革命的深入，农民逐渐开始觉醒和反抗。茅盾的《春蚕》、叶紫的《丰收》、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作品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农民的悲惨景象，成功刻划了老通宝、云普叔和旧毡帽朋友们从守旧、落后到觉醒、反抗的农民形象。总体而言，20世纪20～30年代的此类乡土文学作品通过描写底层农民的悲剧故事，真切地展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农村宗法制度下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和生存图景，其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揭示农民的苦难、批判社会的黑暗、改造农民的“国民性”、呼唤农民的觉醒并最终通过斗争来实现自身的解放。

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是解放农民的问题，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解放区在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中，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彻底解决土地问题。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实施后，解放区掀起了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制度的根基，“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真正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阶级对土地的强烈愿望。20世纪40年代的赵树理敏锐地觉察到解放区农村及农民的新变化，通过小说对广大农民的生存状况、生存方式、重建新型农民的价值观念等方面作了深刻的思考。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地板》及《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不但刻画了摆脱束缚、走向新生活的一代觉醒的新型农民形象，如小二黑、小芹、铁锁等，而且刻画了深受封建思想毒害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形象，如二诸葛、三仙姑、老秦等，此外还刻画了一些蜕化变质的农民及农村干部形象，如小元、小昌等。赵树理笔下的民主改革时期的农民形象在中国乡土文学中具有历史突破和开创意义，其所表现的解放区农民区别于鲁迅、茅盾笔下二三十年代的农民，赵树理作品中的农民具有了新质，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但赵树理的作品依然继承了前辈作家关于农民思想改造的主题，显示了改革进程中农民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改的完成，为克服个体农民私有制分散经营带来的问题及避免两极分化现象，1953～1978年农村基本实行的是集体化土地政策，农村相继经历了合作化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有研究者将其称为“‘乡村城市化’和文明现代化”，而问题和矛盾在于“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上层社会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乡村下层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当时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从而使当时 “中国的城乡关系具有剥夺与被剥夺的特点”，②其表现在乡土文学中则导致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与农村“生活”的断裂。③显然，“十七年”乡土文学大都与政治紧密相联，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这三部作品反映的都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都较真实地反映了新环境中农民在个人致富与集体致富间的矛盾心理，作品中不仅刻画了王金生、梁生宝、李月辉等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还刻画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如范登高、“糊涂涂”、“亭面糊”、梁三老汉、郭世富等。因政治意识方面的局限，这些作品在强调社会主义方向时，过分夸大了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过分批判了贫苦农民要求劳动致富的合理诉求，过分强调了富裕中农自私、落后而忽视了对其思想改造的问题。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自此至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渐进展开，不断深化，形成了一套包括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多样的农村经济结构并存、发展乡镇企业等政策体系。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农村社会形态的改变，新时期的农村及乡土文学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以高晓声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所强调的依然是农民思想改造问题，通过“陈奂生系列小说”中的农民陈奂生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广大农民艰难前行的身影。高晓声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目光，看到了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所积淀下来的民族“劣根性”在农民体内的沉积，他们“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④性格里“多少留有阿Q精神的遗传因子”。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贾平凹的小说《浮躁》则敏锐地把握了农村变革的脉搏，描写了新时代的农民为摆脱贫困和自身旧意识的束缚所经历的复杂而曲折的心路历程。小说的主人公金狗不同于老一辈农民，也与梁生宝式的“社会主义新人”不同，他是一个有知识的新型农民，一方面他要与强大的家族势力作斗争，另一方面他还要摆脱自身的传统道德、文化心理的严重束缚，金狗的形象让我们认识到新一代农民的性格缺陷以及重建农民新型价值观念的必要性。

回顾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历程，至少可以为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带来如下启示：一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基，是农民利益之本，土地政策与农民命运紧密相连，新型城镇化必将会对农村土地政策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好土地问题必将引发农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二是农村的发展关键是农民的发展，致富是农民最朴素的诉求，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予以理解和重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应予以优先考虑。三是农民的思想改造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忽视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及思想观念的解放。四是城镇化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必须以城市全面高速发展为前提，不能搞“大跃进”或政治运动。

二、阵痛与新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型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农村进入改革的新阶段，我国开始逐步重视城镇化，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小城镇发展的指导意见。新世纪以来，国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城乡一体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型城镇化等发展新思路，农村和农民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巨变，而农民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呈现出农民、农民工、新市民共存共生的态势。期间，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周大新、刘醒龙等作家都创作了许多农民题材的作品，因作品众多，本文仅以贾平凹的作品来进行分析。

被誉为“中国当代乡村史诗品质”的小说《秦腔》对当前“三农”问题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小说以清风街为背景讲述了新时期农民的艰难转型，集中表现了当下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几代人对土地的态度展示了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心路历程。夏天义是老一辈农民，对土地有深厚感情，他看不惯年轻人进城打工，反对修建农贸市场，想通过淤地让农民多点土地，最后因滑坡被埋葬于土地之下。夏天义身上固然有着固执独断、目光短浅的性格弱点，但是他的土地观念及其个人经历在老一辈农民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夏君亭和夏风是新一代农民的代表，土生土长的农民夏君亭与传统的农民有很大区别，他受过一定的现代教育，乡村改革中能摆脱传统观念制约，表现出一个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新一代农村改革者形象；夏风则是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农民，作为知识精英者他对农村表现出厌弃态度，对农村传统的抛弃和对现代文明的认同正是新一代农民思想观念的新变化。武林、瞎瞎等则是属于土地上的新一代农民，他们勤劳节俭、老实本分，但生活仍然贫困，他们身上体现了当下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的困境；与之相比，小说《带灯》中的毛林、王福娃等农民的处境则更为艰辛，他们外出打工，患上了矽肺病却无法得到赔偿，最终被迫回到土地上，这些为贫困、生计和疾病所累的农民确实值得社会关注。“从长远看，农村的最好出路当然是走城市化道路，但是城市化道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它肯定要牺牲一代或两代人的利益。但一代或两代人的利益就这么牺牲了吗？”⑥城镇化建设是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面对尚未完全富裕的农民群体，我们不能不思考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会保障问题。《秦腔》、《带灯》还刻画了另外一类农民，如蛮横无赖的三踅、愚昧可悲的“上访户”王后生、道德败坏的马连翘、代表黑恶势力的元黑眼和拉布等，这些都是农村改革进程中滋生的“毒素”，“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⑥“农民是那么地宠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⑦可见，农民思想改造依然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

小说《带灯》中还刻画了新农村干部形象，带灯作为基层的女干部，她关心和理解农民的疾苦，带灯身上，表现了作家对基层干部工作的理解，同时也是对乡村政治的一种期盼。《带灯》中的书记则是另一类农村干部形象，他人情练达、投机逢迎、欺上瞒下，小说中详细描写了樱镇接待市委黄书记的铺张场面及书记置历史遗迹不顾引进污染环境的工厂等情节都揭示了当下农村问题的症结。

农民工是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中孕育的特殊的过渡性群体，小说《高兴》写的就是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面临的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主人公刘高兴不同鲁迅笔下的闰土，他有文化，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被城市接纳，在他身上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愿望。五富是传统的老式农民，与刘高兴不同的是他只希望在城里讨生活，其根依然在农村。小说最终以刘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离开城市结尾，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进城农民工行走在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的历史过渡地带，他们有幸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先行者，又不幸成为两种文明嬗变之间的历史‘中间物’。他们在流动经验和城市体验中获得的个人‘现代性’，使其步入城市化、市民化的历史行列，却遭到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排拒，这不仅使他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也使他们陷入文化人格撕裂的痛苦。”⑧

乡土文学视阈下考察农民的转型，至少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提供如下启示：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目标是让当下的6亿多农民共同致富，新形势下，农民群体生存方式差别迥异，如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被征地的农民、离开土地的农民工等，因此要根据地域和经济发展差异区别对待，分类解决。二、新型城镇化必然伴随着农民土地的流转，土地流转必须以农民利益最大化为底线，且要切实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住房及社会保障等问题。三、新型城镇化是将农民变成新市民的过程，农民身份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身份转型必须以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为前提，从而实现他们从身份、观念、生存方式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现有的约2.7亿农民工则是新市民转变的主体，虽然转变的成本很高，但他们有权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四、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注意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农村干部素质不仅关系到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还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路和方向。五、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并非二元对立关系，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城镇的发展应对乡村采取和谐包容的态度，将乡村文明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有益补充和平衡。

当然，乡土文学视阈下探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还须反思乡土文学作品的审美立场问题，即乡土文学作品审美现代性，许多乡土作家往往以回望乡土的姿态，站在自身的审美立场上回望乡村，有时并不能理解当下农民的真正诉求，从而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采取过度批判的态度，表现出一种怀旧的田园牧歌情调和乌托邦情怀。诚然，新型城镇化建设肯定会对乡村文明造成某种消解，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文化矛盾和心灵裂变的痛苦，但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必然选择，转型必然伴随着阵痛，但疼痛的背后是亿万农民新生的迫切期待。

注 释：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②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5页。

③ 程光炜：《论50～70年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版，第4期，第193页。

④ 高晓声：《且说陈奂生》，载《人民文学》，1980年版，第5期。

⑤ 阎纲：《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版，第4期，第33页。

⑥ 张英：《从“废都”到“废乡”——贾平凹坦言自己很迷茫》，载《南方周末》，2006年6月2日。

⑦ 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页。

⑧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