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乐时代”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br/>——论《了不起的盖茨比》

“爵士乐时代”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4-04-06苏晖张琦

华中学术 2014年2期

关键词：上海译文出版社黛西了不起的盖茨比

苏晖张琦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爵士乐时代”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

苏晖张琦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美国现代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取材于美国历史上享乐主义盛行的“爵士乐时代”,表现了在伦理失序的大背景下,追逐美国梦的人们错综复杂的情感和善恶混淆的价值观念。本文拟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从社会大环境的伦理失序以及人物的伦理困境与选择等方面入手,分析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深层伦理意蕴,揭示文本中蕴含的厚重的道德力量。同时,通过诠释作家内心对伦理回归的渴望,还原文学体现伦理和道德的本质。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作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其创作真实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讲究绚丽”的“爵士乐时代”[1]的历史真实,揭示了现代消费社会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以及人类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近百年来,菲茨杰拉德其人其作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除美国外,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的学者都对菲氏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2]。近三十年来,菲氏及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过,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大多数学者普遍集中于研究该作品的美国梦主题、人物形象、艺术形式与叙述技巧等,鲜有学者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对该作品进行分析。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秩序和维系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和导致的不同结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3]。

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取材于美国历史上享乐主义盛行的“爵士乐时代”,表现了在伦理失序的大背景下,追逐美国梦的人们错综复杂的情感和善恶混淆的价值观念。对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具有鲜明伦理主题的作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分析,能够揭示出该作品独特的社会意义和教诲价值。本文拟从社会大环境的伦理失序以及伦理冲突下的困境与选择等方面入手,解读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深层伦理意蕴;同时,在解读男女主人公弃善从恶与放弃伦理道德的过程中,逐步揭示文本中积蓄在“爵士乐时代”下厚重的道德力量。同时,通过诠释作家内心对伦理回归的渴望,还原文学体现伦理和道德的本质。

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伦理失序

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作品伦理环境的分析,认为伦理环境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而不是进行抽象或者主观的道德评价”[4]。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影响着伦理秩序的形成,同时,伦理秩序也通过不同时期的社会现象表现出来。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以20世纪20年代物欲横流的美国社会为背景,描绘了“金钱至上”的物质法则和人们沉溺于享乐而导致的精神迷茫。基于以钱权为基础的社会大背景,传统的伦理秩序不断遭受挑战,欲盖弥彰、模糊不明的社会身份,同床异梦乃至公然出轨的夫妻关系等诸多方面,均可作为小说中伦理失序的印证。

作品中的伦理失序首先表现为人物社会身份的模糊和不确定。作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核心角色,盖茨比的身份和情感问题从他一出场便引起关注和猜疑。他是“爵士乐时代”的宠儿,人们对他的金钱充满了好奇与渴求。而盖茨比本人出于不光彩的发家史,并没有将其身份完全呈现给好奇的观众。于是,文本中对于其社会身份的猜测和讨论多达九种之多[5]。在金钱主导社会话语权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他的丰厚财产首先发出的是“恶”的猜测。

“有人告诉我,人家认为他杀过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异。三位先生也把头伸到前面,竖起耳朵来听。

“我想并不是那回事,”露西尔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多半是因为在大战时他当过德国间谍。”

三个男的当中有一个点头表示赞同。[6]

盖茨比一开始就被人们怀疑为杀人犯、间谍,然而,他自己一直致力于对自我身份进行“善”的掩饰,当他向尼克介绍自己时,声称自己“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做过“石油生意和药材生意”[7]。其实,他是靠倒卖军火和贩卖私酒发家,是个地道的军火商和私酒贩子。但当人们想到他的财富时并不对其不光彩的身份引以为耻,反而以能参加盖茨比的酒会深以为荣。他们更愿意用财产的丰厚替代对于他一切不光彩的猜测,让应有的道德操守置于利益之下,反映出伦理秩序中善恶的错乱倒置。金钱在人们分辨“善”与“恶”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于可能是通过罪恶获得的财产,人们丝毫不介意,反而愿意将其美化。可见,盖茨比的金钱掩盖了人们的是非观念,他的多重模糊身份不仅是一个又一个自我辩驳的借口,更是伦理秩序混乱的体现。而他能在罪恶身份的掩藏下发家致富继而获得社会认同,说明伦理秩序的失衡已成为美国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作品中的伦理失序还表现在人物情感的错乱和不忠。菲茨杰拉德在描写盖茨比付出一片痴心追寻爱情梦的同时,也以汤姆·布坎农的婚后滥情反映那个时代人性的放纵、情欲的泛滥,从而有力揭示了盖茨比爱情悲剧的成因,反映出时代伦理秩序的失衡。

汤姆·布坎农在小说中是主人公盖茨比的对立面,两人在性格特征、思想观念和成长经历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巨额财富的继承者,汤姆习惯于躺在前人留下的财富上肆意挥霍。婚后的汤姆更加显现出淫荡好色、粗暴无礼的本质,毫不隐藏自己对待婚姻的不忠,不仅可以宣之于口,更是大胆地公之于众:

他有个情妇,这是所有知道他的人都认定的事实……一天下午,我跟汤姆同行搭火车上纽约去。等我们在灰堆停下来的时候,他一骨碌跳了起来,抓住我的胳膊肘,简直是强迫我下了车。

“我们在这儿下车,”他断然地说,“我要你见见我的女朋友。”[8]

尼克本是黛西的表哥,而作为黛西丈夫的汤姆丝毫不顾及自身已为人夫的伦理身份,居然急切将自己的情妇介绍给尼克认识,随后三人一同去纽约。由此可见,汤姆的行为既不符合伦理道德,也没有遵从其伦理身份的要求。他最初是在火车上遇见威尔逊夫人的,第一次见面就大胆地对对方进行骚扰和挑逗,两人很快上了同一辆出租车一同离去。威尔逊太太心中翻来覆去这样一句话:“你又不能永远活着。你又不能永远活着。”[9]在战后享乐主义盛行的时期,纵情享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第一要义,对于享乐的追求与沉醉取代了人们先前奉行的伦理观念。夫妻之间既没有爱情也没有责任,也不再维护大家公认的伦理秩序,而是以偷情或出轨满足生理或心理的需求。可见,菲茨杰拉德巧妙地借助人物情感的错乱反映了伦理秩序的混乱与失衡。

二、黛西的身份变化与伦理困惑

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10]。人物的伦理身份是维系其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纽带,彰显出人物对道德规范的遵守。人物在伦理身份发生变化时,必须作出相应的伦理选择。如果人物不知如何确定自己的伦理身份,便容易使自身陷入困境与两难之中。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主人公黛西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她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美国家庭,良好的家庭条件使她从小就养尊处优,爱出风头。评论界一般认为,黛西是一个美丽而浅薄的、只顾自己的、道德空虚的女人,如库普曼(Stanley Cooperman)指出,黛西“外表可爱娇媚,浪漫却有寄生性,情感冷漠”[11]。然而,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随着黛西伦理身份的变化,她愈来愈具有双重情感,一面是对年轻时真挚恋情的怀念,一面是对固有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迷恋,这使她陷入伦理困境中。

黛西的伦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伦理身份与自我情感的冲突。她的青春开始于一战时期,战争摧毁了人们的理想和信仰,成长于这一时期的青年人,面临着传统价值体系解体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问题。当时的黛西作为盖茨比的女朋友也曾期望新奇而陌生的精神园地,有过纯洁的梦想和纯真的爱情,她为了盖茨比曾和家人闹翻。在与汤姆举行婚礼之前的半个小时,黛西依旧在两种伦理身份中徘徊,她喝得烂醉,手里捏着盖茨比给她的信,甚至要伴娘告诉大家,“黛西改变主意了”[12]。此时此刻,她内心充满了对盖茨比的眷恋之情,但黛西还不具备走出情感困惑的勇气。最终她抛弃内心真实情感,违背了对盖茨比的爱情誓言,走进了自己精心设计的虚幻生活,将虚荣心最终投向了物质世界。

黛西的婚姻选择是建筑在对物质和享受的追求之上的,这是她由一个纯真少女转变为一个冷漠自私而无情无义的人的开端。在她的伦理身份变成了汤姆·布坎农的妻子之后,作为妻子,她应该忠于丈夫、维护自己的婚姻;作为母亲,她应该用炽热的母爱哺育唯一的女儿。然而,婚后的黛西内心是空虚的,物质的富裕并不能填补她内心的空白,寂寞的她选择整天和一些放荡不羁的人混在一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同时,身为人母的黛西并没有珍视这一重要的伦理身份。当尼克与她谈起她的女儿时,她并没有像一般的母亲那样焕发出很大的热情,反而表现得十分漠然和心不在焉。当然,她也强调,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孩子“出世还不到一个钟头,汤姆就天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当护士告诉她生了一个女孩时,她很高兴,而且“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这就是女孩子在这种世界上最好的出路,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13]。这话是黛西对自己也是对女性命运的无奈的嘲讽,女性美丽的容貌是吸引男性从而过上舒适生活的有效手段,而聪颖和才智则会造成女性心灵的痛苦。由此我们也可以窥见她满是伤痕的内心世界以及她背离“妻子”和“母亲”这两种伦理身份的深层原因。

面对情感与道德的冲突,黛西的伦理选择始终是受金钱和实际利益支配的。“巧遇”盖茨比之后,作为“妻子”的黛西如何面对昔日“情人”,如何在情感和道德中抉择,这使黛西再次陷入伦理困境之中。此时的黛西已然不是留恋纯真爱情的姑娘,相反,作为丈夫汤姆的附庸与翻版,她已成为了一个自私自利、冷酷无情、虚伪浮华的女人。黛西再次短暂地考虑重回盖茨比的怀抱,并不是情感上还对他有所依恋,而是被盖茨比的巨额财富所吸引。尤其是当她在盖茨比的豪宅参观时,“突然之间,黛西发出了很不自然的声音,一下子把头埋进衬衫堆里,号啕大哭起来”[14]。这一举动显而易见地表明了她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黛西对于情感的抉择已经完全物质化。因此,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从她自己的利益和感受出发,爱情在她眼里也只不过是实现她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已。但当黛西了解到盖茨比的财富来源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汤姆,因为汤姆有着更加牢固的社会地位和更加合法化的财富来源。这时,她意外开车撞死了汤姆的情人,而且连车子都没停。盖茨比担心她受到汤姆的伤害,一直藏在她家外面的灌木丛中希望保护她,替她承担所有责任。可是屋里的黛西却和汤姆一边吃着凉炸鸡一边策划着一场阴谋,最后黛西接受了丈夫汤姆的劝告,听任其将车祸的责任转嫁栽赃到盖茨比的头上。

黛西在面临伦理困境时并没有作出善的选择,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她本应该遵从自己的情感,但是却陷进了金钱的漩涡;作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本该忠于婚姻呵护幼子,但却自私冷漠轻佻放荡;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她更应该遵守道德的秩序,在善与恶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但她却害怕背负责任而选择逃避。黛西由于价值观取向的错误常常于伦理困境中徘徊,而最终弃善从恶,违背伦理的选择也让她虽然逃过了社会的审判却未曾躲开自我心灵的道德的审判。在小说的结尾处,她继续陷入永无休止的迷茫中,带着对丈夫一刻不离的痴缠空洞地活在虚无的躯壳里。

三、盖茨比的伦理两难与伦理选择

伦理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之一,“在文学作品中,伦理选择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因此伦理选择需要解决伦理两难的问题”[15]。

盖茨比首先面临的是金钱与道德的两难选择。在盖茨比早年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他坚信能够通过节俭自律的生活态度和吃苦耐劳的毅力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他曾在《牛仔卡西迪》的空白处写下“学习有用的新发明”“不再吸烟或嚼烟”“每周储蓄三元”“对父母更加体贴”等自励文字[16]。然而,盖茨比在经历了爱情变故后,却选择通过犯罪活动迅速积累大量财富。准确地说,他追求财富的过程也伴随着良心的泯灭和道德的缺失。在盖茨比的“自我奋斗”过程中,有两个人对他的“成功”起到关键作用,其一是丹·科迪,他是“一个头发花白、服饰花哨的老头子,一张冷酷无情、内心空虚的脸——典型的沉湎酒色的拓荒者,这帮人在美国生活的某一阶段把边疆妓院酒馆的粗野狂暴带回到了东部滨海地区”[17];而另一位则是沃尔夫山姆,“他(盖茨比)和这位沃尔夫山姆在本地和芝加哥买下了许多小街上的药房,私自把酒精卖给人家喝”[18]。可见,盖茨比看似一帆风顺的成功之路暗藏了黑社会的许多凶险,他的奋斗环境也使得他丢失了原有的道德原则。

虽然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没有正面描写盖茨比的犯罪发家史,但从他巨额的财富可以想象资本的积累必然带有无辜鲜血和深重罪孽。同时,为了遮掩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盖茨比多次向尼克撒谎,毫无诚信可言,力图掩饰自己的身份,害怕罪恶遭到曝光。这也说明,在他放弃道德、违背善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也在金钱的毒害下道德空白化。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盖茨比所作出的恶的伦理选择实则是出于善的动机。盖茨比选择依靠犯罪致富的主要原因,是备感自己身份低下,无法与心目中高贵的姑娘黛西匹配,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黛西重归于好。但他错误地以为,只要拥有财富和地位就能重新赢回黛西的芳心。在他的伦理观念里,爱情和物质是对等的并且可以相互置换,所以当他见到已为人妻的黛西时极为激动热切,当尼克提醒他也许一切都不能回到过去时,他激动地表示为什么不可以,认为他现在的财富地位完全可以换来与黛西重温旧梦的机会。将情感与物质等同的盖茨比并没有意识到,随着他们伦理身份的改变,他们并不能放弃自己的伦理责任而贪图情感上的愉悦。因此,一味想用金钱买回旧爱的盖茨比并不以当下的伦理现实为依据,他的伦理选择自始至终就因为本身的主观性而十分不可靠,因而他一次又一次陷入迷惘和伦理困境之中。

同样是出于对金钱与权势价值的错误认识,在亲情的伦理选择中,盖茨比丧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由于他的父母是出身低微的农民,“他的想象力根本从来没有真正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父母”[19];为了挤进上流社会,他看不起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将它改为富有上层阶级意味的名字——杰伊·盖茨比,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一系列行为充分表明了,在名利的驱使下,他任由虚荣心作祟,企图摆脱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戴上上流社会的面具。“我是中西部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家里人都死光了。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因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在牛津受教育的。这是个家庭传统。”[20]为了顾及面子,也为了保护自己作为上流社会一分子的尊严,他抛弃了自己的伦理身份,选择了隐藏与父母的伦理关系,也没有尽到儿子赡养和孝顺父母的伦理责任,最终在凄风苦雨中带着迷惑和虚妄接受了命运最后的惩罚。

可见,盖茨比的一系列选择违背了伦理道德,他试图用恶的积累为善的梦想铺路,竭尽全力地往上层社会攀爬,虽然是为了完成自己纯洁的“爱情梦”,但是却在追寻爱情的过程中一次次违背了伦理中的善,用带血的罪恶完成了金钱的积累,用虚无的浮华遮盖了潜藏的黑暗。在一次又一次错误的伦理选择之后,他也没有逃脱社会和命运的惩罚——爱情梦破碎、罪恶公布、死于误杀。违背伦理道德终将逃不过惩罚,双重打击也让盖茨比在“爵士乐时代”充当了一个虚无的过客,快速地消散了生命的意义。

四、《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伦理观

作为“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菲茨杰拉德亲身经历了一系列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亲身体验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价值观念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从他本人的经历来看,他既向往富人生活中所具有的那种奇妙诱人的自由和魅力,又能在享乐中逐渐清醒地看到上层富豪和普通百姓之间存在的无法逾越的鸿沟。他在追名逐利的同时也在冷眼旁观,用敏锐的目光审视生活和社会的变化,以严峻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周围的一切,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书写着自己的伦理观念。

首先,菲茨杰拉德对物质与享乐以及人生的目标与追求进行了反思。《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笼罩着一层失败和不幸的戏剧化氛围中表现了金钱欲望带给人的痛苦。小说中,菲茨杰拉德以“金钱和爱情”为线索,讲述了盖茨比理想之梦如何破灭、最终演变成悲剧的故事,用主人公唯物质式的爱情梦的破碎,反映了金钱和物质享乐带给人生的消极体验。盖茨比认为只有金钱才能为他带来成功和幸福,可是在拥有巨大的财富之后,不仅不能换取幸福生活,甚至陷入了更大的痛苦。同时,欢歌宴饮的享乐也未曾给盖茨比带来精神的愉悦,而是在骄奢淫逸中陷入一种虚无与迷茫。盖茨比从对金钱的迷恋转而到对物质享乐失望的态度,可以看出菲茨杰拉德也正在用冷峻的眼光重新审视物欲横流的社会,剖析金钱和享乐带给人的消极作用,进而反思人生的目标与追求。菲茨杰拉德不再扮演物质和享乐的代言人,面对上层阶级纵情享乐的生活现状,他的羡慕之情已有所减弱,而批判、斥责的声音逐渐增强,使作品呈现出道德的反思力量和巨大的感染力。

菲茨杰拉德曾在《初战告捷》一文中写道:“我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故事都带有某种灾难感——长篇小说里漂亮的青年男女都走向了毁灭,短篇小说里的钻石山被炸成了灰烬,百万富翁们好比托马斯·哈代笔下的农民,既漂亮,又注定遭到厄运。”[21]由此可见,菲茨杰拉德认为金钱和欢乐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不能用钱和权捆绑自己的社会伦理观念,金钱与享乐对人们会产生腐蚀作用,过度的欲望会对信念与斗志进行消极的解构。在鼓乐喧天的“爵士乐时代”,作为“乐手”的菲茨杰拉德通过《了不起的盖茨比》,重新定义人生的价值,对善与恶、美与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而对社会伦理观念进行严肃的思考。

其次,菲茨杰拉德试图通过其人生及其创作捍卫理想与道德。菲茨杰拉德不仅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中对物质追求和享乐主义进行了冷峻地重审,还逐步表达了文学承载道德的宏愿,而且他的社会伦理观在“爵士乐时代”后期愈加清晰。菲茨杰拉德曾说:“我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一个道学家,很想向人们诵经传道,可是必须以人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22]菲茨杰拉德高度戏剧化地表现了物质享受和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描写富丽堂皇的表象揭露了埋藏着的危机与灾难,宣扬了对理想道德社会的憧憬和追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致力于传达既充满道德力量也符合美国社会发展趋势的伦理观念,他借尼克之口说出自己和享乐生活决绝的告别:“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23]又以“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膊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24]抒发对美好生活的肯定与追求,在罪恶接受审判之后呼唤道德伦理回归社会,重新建构美国新社会的伦理秩序。

总之,菲茨杰拉德严厉谴责和批判了上流社会的为所欲为和冷酷无情,认为有钱阶层的种种粗俗卑劣的行径是导致整个社会腐败堕落的真正原因,他们不分善恶,一味追求财富的做法导致了社会伦理观念的倾颓。在人们将对金钱和财富的永无止境地追求和对上流社会奢靡生活的强烈向往当作唯一的生活目标的时代,菲茨杰拉德以严肃的态度、冷峻的目光重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传递了正确的伦理观念,揭露物质享乐的消极作用,捍卫社会理想与道德,在重构伦理观的同时完成道德回归的宏愿。

近三十年来,菲茨杰拉德的名声在中国大地响了起来,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他的极富魅力的作品已引发了我国众多读者的兴趣,在人们的心灵上产生了共鸣。人们发现,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今社会存在的不少问题早已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被描绘过了。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既融合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变革中的伦理准则等特征,也融入了他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以及他对未来的具有前瞻性的哲学思考。因此,菲茨杰拉德其人其作即使在今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警世和启迪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ZD12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所谓“爵士乐时代”,按照菲茨杰拉德的说法,是指1919年5月至1929年10月这10年,他称自己为这一时代的编年史家。See Kuehl,John&Jackson R．Bryer,eds．Dear Scott/ Dear Max,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1,p.171．

[2]See Stanley,Linda C,The Foreign Critical Reputation of F．Scott Fitzgerald,1980-2000:An Analysis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4．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12页。

[5]九种身份分别是:杀人犯,间谍,士兵,牛津学生,私酒贩子,军火贩子,药材生意者,石油生意者,财产继承者。

[6][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7][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32、57页。

[8][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9][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10]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11]Cooperman,Stanley,F．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Wuhan: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6,p.116．

[12][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13][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4][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