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度·新疆作家作品研究董立勃小说四人谈

董立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挤迫下的韧与美——读《白豆》

雷达

我喜欢长篇小说《白豆》，是因为它充溢着新疆特有的田野气息和野性之美。一向出言谨慎的《当代》编者竟称它为“西部经典”，话是这样说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刊登之前，全编辑部的男女老少传看且都叫好，已很难得；而这部把编辑部男女老少感动得刻骨铭心的西部经典，竟出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之手，就更加难得了。”读完以后，觉得这并非妄说。诚然，《白豆》的故事框架不算新鲜，它甚至是某种古老模式的重现，但在这个框架中，却蕴藏着许多令人震颤的东西。它像一首悲怆而忧愤的长歌，卷过大漠戈壁，在读者心坎上久久回旋。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人们大约不会忘记白豆这个女人了。她是再平凡不过的女人，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豪举，但作为一个鲜活的生灵，她的命运、心思和行为却别有一番韵味。她像巨石下的一棵青草，或者像一茎质朴的豆花，唯其承受着重压，永不低头，便愈发显现出泼旺的生命。像白豆这样的女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她是人性的证明。在这部不刻意迎合什么的小说中，作者完全忠诚于自然和生活，他只是写他看到的和领悟到的，然而奇迹出现了，它格外饱满地展现着人的魅力。若问《白豆》动人的奥秘何在，一言以蔽之，靠“人”——人的本色，人的心曲，人的尊严，人的残酷，人的美好。毫无疑问，《白豆》是描绘西部边陲农垦兵团生存状态和人之不屈不挠的优秀之作。

不过，说它出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之手，又不全对。董立勃并不是完全不见经传。1980年代初他的一些作品就因其风格的特异，引起新疆本土文学界的注意。当年，我作为《文艺报》第一个踏进新疆的记者，见过他，并且读过他的一些原稿，甚为激赏。我一直认为，他是那种有可能出大作品的人，然而他却一直蛰伏着。现在《白豆》终于来了，尽管来得有点晚，还是让人惊喜。此乃大器晚成也。读《白豆》，感到惊讶的是，它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简单极了，像一个短篇那样简单。对长篇小说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还没见过用这么简单的故事写长篇的。而故事本身，所谓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纠缠，又似乎是某种通俗模式的翻版。从山东来农场的女孩白豆长成大姑娘了，她没有外在的炫目，却有内在的丰盈。车把式老杨和打铁的胡铁几乎同时看上她了。老杨机灵、活络，先提亲，白豆就先归了老杨；但会耍刀子的硬汉胡铁不甘心，他在老杨面前故意摆弄刀子，把老杨给吓住了，使之悄然引退，白豆于是又归了胡铁。这一切都是经人撮合，口头许诺，叫订婚，尚无实质内容。不料，刚死了老婆的马营长忽然看上了白豆，前两位农工当然皆非马营长的对手，于是白豆又归了马营长。白豆眼看就要嫁马营长了，对农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对只图个温饱的单纯的白豆来说嫁谁不是嫁啊。然而，祸从天降，白豆被一蒙面人在玉米地里夺去了贞操，现场还遗落了胡铁匠的刀子。罪犯似乎只能是老胡了，此前他还找马营长叫板来着，那简直无异于“耗子舔猫鼻梁”，于是胡铁蹲了大狱。破了身子的白豆身价一落千丈，遭马营长唾弃，后来勉强被老杨娶走了。一日，老杨得意忘形，酒后吐真言，说他就是那个蒙面人。这一点被证实后，白豆开始了复仇，老杨狡诈地抵赖着。白豆与从监狱中逃出的胡铁终于以野合的方式抗争了，直至胡铁以挟持人质的极端方式洗刷自己。结尾，洗刷了自己的胡铁并未花好月圆，反倒闹了个生死不明，恐怕不在人世的可能性更大，而白豆还在抚育遗孤并痴情地等待着——这不是再简单不过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吗？三根枝杈托起了一朵怒放的野花。然而，你是绝不会感到简单和寡趣的，你会感到它是最单纯与最复杂的融合，让人想到克莱夫·贝尔著名的“简化”理论——“有意味的形式”。按照贝尔的观点，所谓形式，是指作品各个部分构成的一种纯粹的关系，只向具有审美力的人展开，所谓意味，是指一种极为特殊的不可名状的审美感情，只有超越普通喜怒哀乐之情的审美者才能领悟。贝尔认为，只有“简化”才能把有意味的东西从大量无意味的东西中抽取出来。他反对左拉式的面面俱到的再现和写实，强调形式感、色彩感和三度空间。倘若不是故弄玄虚，简化其实就是一种抽象化和象征化的过程。在事物的关系上尽可能地以简代繁，在意味上则尽可能地以繁代简。《白豆》的情境确乎相近。我们不妨这样看：白豆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美神，胡铁是正义的化身，杨玉顺是邪恶的化身，马营长则是虚荣者或者刚愎自用者的化身，高高在上的兵团首长老罗当属权力的冰冷象征了。

在这里，人物被作了类型化、符号化处理，“类型化”在这里绝非贬义词，而是为了增大涵盖力的抽象过程。问题在于，在这最简单的结构和舍弃了大量过程化、背景化交代的如同民间剪纸的描写中，我们并不觉其单薄，反觉有一种野性的张力在扩展。何耶？因为他们之间那貌似简单的冲突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潜能，每个人都充满了自我冲突，这些冲突不是以政治的、道德的层面出现，而是以复杂的、人性化的层面出现。胡铁冤深似海，衔冤莫白，若等待法庭洗刷是等不到的，若要铤而走险自我取证，又是触犯刑法的，他在两难和悖论中煎熬，终于像一把利剑冲天而出。车把式杨玉顺怯懦又阴险，这个“真搞了白豆的人，什么事也没有，反把白豆娶进屋子，天天搞白豆”。黑白颠倒，宁有是哉？但他还是不安的，良知会跑出来折磨他，若要他自首则无可能，于是他选择离婚以苟且偷生。马营长是个半路打劫者，却偏要装出公正的模样自欺欺人，白豆被强奸，他并不怎么恼怒，因为他总算找到了一个逃避自我的借口。那位高官老罗呢，也不平静，他何尝不知道衔冤者的痛苦？但他已异化成一架机器了，严禁一丝一毫的真实情感外泄。万人屏声敛息等待他的“宣判”，这宣判“公正”极了，却也冷酷极了。这样一些各怀强烈欲望和隐秘动机的人全行动起来，自然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一种畸形的生活逻辑的力量。

应该注意到，白豆这个女人已逸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妇，而带有明显的“农垦兵团特性”。她与我们熟知的祥林嫂式的人物相异。她身上逆来顺受的东西自然也有，但骨子里却有了一种反抗性、不妥协性。她已离开了传统的宗法文化环境，在一种“革命文化”的氛围中长大，她所生存的群体，既非都市，也非乡土、家族，因而她有别于一般的乡土女性。她重视贞操，这是原有的农村生活培育起来的观念，但她在被伤害被挤压的境遇下，懂得抗争，把自由、尊严、诚信看得比贞操更要紧，这就不能不归结到兵团的环境上了。兵营式的生存无疑具有两面性：迷信或者反抗，白豆被逼无奈，选择了后者。这个“从天刚亮开始弯腰到天黑透了才能直腰，三顿饭全在地里吃，吃的是苞谷发糕和水煮萝卜”的女人，起先给人的感觉是个不觉悟的女性，像个物件似的被人抛来抛去，自己也拿自己不当回事，除了一具活力四射的青春躯体，好像内心空洞无物。然而，她决非没有主见，也决非没有爱憎。当她发现下野地有杨玉顺这样奸诈的懦夫，有胡铁这样真正的男子汉，她便不顾既有的一切，不顾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疯狂地爱上“劳改犯”了。她无畏地探监，狂放地野合，蔑视一切虚伪的律条。这个如芥豆之微的女人，同时是个“让你一辈子都没法忘记的”充满了尊严的人。若是拿白豆与当年一同从山东来新疆的女伴白麦加以比较，将会得到更强烈的印象。白麦经指定嫁给了兵团的最高首长老罗，被认为是第一夫人、最幸运者，其实，她是附庸，是一只花瓶，是“幸福”的不幸者，人的不自由状态在她身上的再现是惊人的。她与白豆同是受伤害者，不同的是，白豆选择了野性的反抗，她选择了自欺和忍从——靠别人钦羡的目光来麻痹一颗苦涩的心。由此观之，与其说白豆追求的是爱情，不如说她追求的是人的尊严，并不惜付出沉重代价。

阅读这部作品，会被它新鲜奇异的语言风致吸引。那语调和语句，既有点像民间故事或童话的，又有点像武侠小说的；既海明威似的惜墨如金，又先锋派似的有话不好好说。它的语感、节奏是斩截的、跳跃的、智性的，严格地讲，属于一种抒情话语，叠句、排句、双关语、象征语俯拾即是。标点符号方面，句号特别多，肯定语多，独断语多。比如，“胡杨林像是海，树浪哗哗响。两个人进到了胡杨林里，就像两条鱼游进了海里。没有人能看到他们，也没有人能找到他们”。再如写狂热的接吻：“白豆用她的嘴把胡铁的嘴堵上了。牙齿退到了一边。把地方让给了柔软的舌头。舌头和舌头的肉搏，比所有的格斗都要激烈。其实，人的嘴在不说话时，做出来的事，比任何一种语言都动听。”再如写白豆的美丽：“白豆从水中站起来，身上滚落无数颗水珠。大太阳把每一颗水珠变成了小太阳，无数颗小太阳，像无数颗明亮的眼睛，恋恋不舍地盯着刚用泉水洗过的白豆。”以上的话是随意地从某一页里摘引的，可见作者的风格即是如此，可见他在语言上曾下过多大的工夫。

作者笔下那个叫“下野地”的农场风俗画一般野趣十足，写来历历如绘，浑然天成。作者说，其实不去下野地，也会知道下野地是什么样子，散布在天山南北的农场有几百个，全差不多。从这话可以知道，作者是太熟悉这种农场了。再随手摘一小节：“收工了。人和马和牛和羊一起在路上走。路是土路，好久没下雨，路上有厚厚的浮土，大小的脚和大小的蹄子，把土像雾一样扬起。夕阳落在尘雾里，变得浓厚了，温和了，日光似乎变成了一种橘红色的液体，涂染着黄昏的风景。”多么精炼、多么富于意象感和色彩感的句子啊。现今文坛能写出这样漂亮的句子的人，不多。看小说看什么，看做爱，看吸毒，看杀人，看保险箱里装了多少美元吗？也许是吧，但那只能叫看热闹。真正耐看的，是语言的腕力和它能撑开来的意境和氛围有多么迷人。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作者对通俗技巧模式比较娴熟的运用，悬念的不断设置与推翻建构起某种幻象，继而再颠覆这个幻象等等，这一切带来了这本小说的趣味。比如白豆的归属问题一直牵着读者的心，再如眼看皆大欢喜的结局要出现了，转瞬间化为一场新的灾难，都处理得不错。尤其是最后的“裁决”，不失为出奇制胜之笔。但末尾胡铁又耍刀子，还杀死一人，就近乎武侠小说和警匪片的打斗了，不但迷失了原有的风格，且变得轻飘了。我把《白豆》的故事看作一只老船装着读者在江河中起伏跌宕，直到把人引向彼岸，这个故事的船就可以舍弃了，重要的是岸上盛满人性花草的原野。

让荒漠成为小说情境

阎晶明

一、“特殊”构成的小说“杂色”

2000年左右，我因应约编辑一套“大西部长篇小说丛书”，在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推荐下，读到了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烈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时代，兵团的特殊生活，三男一女的特殊人物关系，从大城市到西北荒漠的特殊经历，残酷、恐惧、仇恨与爱情的特殊情感纠葛，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特殊转折，让董立勃的小说呈现出别一种风采。这是一种只有生于斯长于斯才能写出的小说，是自觉为生命个体寻找尊严，而尊严却一次次被残酷命运摧折的不幸。在这残酷之中，又夹杂着不时闪现的人间温情、人性温暖与些许的心灵慰藉。董立勃小说的多彩或者杂色，正是基于这种种“特殊”而构成，从而在中国文学界具有“异军突起”、“标新立异”的特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白豆》却最先发表，等我拿到《烈日》的样书时，董立勃已经忙着接受《白豆》带来的热烈反响。作为朋友，我真心为一位西部作家能够在过了“不惑之年”后，还能以一个“文学新秀”的形象得到文坛和读者认可而高兴。这本来就是我当年决定为西部作家编辑出版长篇小说丛书的本意。

从那以后，董立勃的小说才华得到井喷式表现，以一系列小说组合出击，成为一位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小说家。董立勃的名字，与兵团、与新疆、与西部、与中国小说界发生了极大关联。他是人们讨论近十几年当代小说创作时不可绕开的小说家。

在新疆，兵团生活是一种具有极强的历史标识性的现象。直到现在，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同时代的生活已被彻底改变并重新评价，而兵团仍然是今天新疆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样的生活可以用文学描写，不过人们更多关注大历史中的大故事，展现的多是与之相关的大主题。这似乎是一种很难进入小说的生活，因为它看似缺少那么点柔性和诗意，或很难将其挖掘出来，得到诗意表达，在确保真实性的同时不失小说性，这的确是个难题。

董立勃一定不是把这种生活“引入”小说的第一人，但他一次次集中的书写，却使这一特殊的生活领域成为中国小说“现实”中的一部分。近十年来，董立勃小说的题材领域不断扩大，但“兵团生活”仍然是其创作中最显眼的看点。而我毫不讳言的另一点是，有了《白豆》、《烈日》的高起点，董立勃后来创作的《静静的下野地》、《米香》、《乱草》等，仍然是他在同一条道路上不断前行的足迹而非转向。这些作品的不断推出确立了他的创作风格，也让人更加想到他的成名起点。

二、具有戏剧色彩的小说风格

和《白豆》一样，董立勃在《烈日》里设置了一个十分具有戏剧色彩的故事，这种戏剧性究竟是因为小说故事的偶然性、连环性及交叉性所致，还是小说结构形式的完整、缜密、讲究以及与之相随的中规中矩引发，我还真的下不了定论。不过我必须要说的是，董立勃是一位精通戏剧艺术的小说家，看惯了散漫不经的小说之后，读到这样讲究形式的小说，真的有一种亲切和惊喜。

董立勃的小说题材主要来自他熟悉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荒凉、原始、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深深烙印着现代政治的人间故事，如此不协调地共存在他的小说中，引发出充满野性活力的原始冲动、政治权力下的生存定律等一系列具有戏剧色彩的人物故事。

董立勃小说的戏剧性突出地表现在人物设置的戏剧性关系上。人物之间呈明显的“对手”关系，冲突表现在几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两三个不可多得的女人，三五个政治地位悬殊的男人，是他特别擅长的人物结构方式。《白豆》里的女性是并不漂亮、但在农场已经十分难得的白豆，三个男人是马营长、老胡和老杨。《烈日》里的女性有三个，兰子、梅子、雪儿，男人也以三个为主，身为队长的“你”及他的部下老胡、老朱。集中的人物数量与戏剧结构非常相似。

戏剧性还表现在小说情节的突变与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中的“情节突变”论非常吻合。白豆是下野地农场里那些如饥似渴的男人们梦想的对象，马营长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力肯定要力拔头筹，但故事并没有按照常规展开、戏剧性转变来自白豆被人在野地里强奸，于是马营长就把这个到手的果子扔掉了。情节的紧张在于，老杨得到了白豆，老胡以强奸罪入狱。最后的结果是，老杨才是真正的凶手，老胡才是白豆最爱的人。

戏剧化的故事还需要戏剧化的叙述风格，简约的语言，诗化的、散文化的叙述方式，使董立勃的故事好看耐读。《烈日》运用了长篇小说难得一见的第二人称口吻，并且在全篇十多万字中行云流水般畅快淋漓，除了作者沉静耐心的写作态度，还得益于他的叙述能力。以对话为主的叙述进程和没有引言的对话方式，使人物对话与作者叙述浑然天成、妥帖自然。戏剧性也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上，董立勃长篇小说的人物数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不足十个人物身上，而且这些人物共同影响和推动着同一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他们之间无论相熟还是陌生，在命运上都有不可剥离的关联，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纠缠在一起，事件的偶然性和结局的必然性里暗示出一种宿命的感觉。这种人物之间互相发生“情节关系”的做法，也是戏剧最常见的结构方式。

性爱也许是董立勃小说最大的主题，但女人的命运、爱情的得失并不是小说的重心，性爱只是构成生活权利的一部分，获得性爱的多少决定于每个追求者权力范围的半径。权力在董立勃小说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管是马营长还是生产队长，他们可以任意操纵他人的性爱权利，而他们自己的性爱权则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人们如此敬畏这些权力者，就小说而言，是因为他们的幸福生活全部交付出去了，听凭安排。这就使小说的寓言性大大增强。每个男人面对女人的渴望都带着对权力许可的奢望，命悬剑上的感觉使平淡寡味的生活充满了紧张。无论是《白豆》里老胡的入狱，还是《烈日》里老朱的赴死，根源都是他们在女人身上犯下的“罪过”。而那些女人们，他们嫁谁不嫁谁都要由“营长”、“队长”来决定。权力在食色上的占有和分配上，在原始的环境中更显出其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性质。不论男女，人们对“营长”、“队长”的敬畏感具有极强的寓言色彩和人性深度。

还有一点，董立勃小说的情节突变建立于女性人物贞操的失去。在一个两性比例严重失衡的环境中，贞操被严酷地作为致命因素列入命运沉浮的条件之中，极具象征意义。缺少女人的农场里，权力的至高无上最主要地体现在谁有机会被分配到结婚的机会。然而贞操引来的动荡，让这场游戏显出它另一面的残酷。不管是《白豆》里的老胡和老杨，还是《烈日》里的老朱和老胡，他们的命运都牵系在女人身上，而女人们的命运又维系在她们的贞操上。《烈日》对女人的描写比《白豆》更烈，梅子出走后找到真爱的传奇和做过妓女的雪儿出现在队长身旁，都让故事进一步延伸。从队长的女人观可以看出，他娶兰子为妻和把雪儿当玩物看待，都是他对贞操的苛刻态度使然。男人的权力地位与女人的贞操就这样纠缠到一起，成为决定小说主题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写作策略，贞操的失去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改变，不是男女传奇故事的佐料，而成为改变小说走向、延伸小说主题的意象。

董立勃以柔性之笔写下布满惨烈味道的故事，他越是把女人写得美若天仙，小说故事的紧张程度就越高，他把掌权者对贞操的苛求同普通人求爱权的丧失交融在一起，更加突显出不平衡世界里的混乱、残忍和悲哀。性爱是可以挥霍的东西，这还真的是从未有过的主题深度。我想起了昆德拉，他小说里有一个随处可见的故事“眼”，遭遗弃者为自己被遗弃而暗自得意，被遗弃变成了自动解脱，从而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阴谋，它的悲剧性被扭曲为喜剧，喜剧就这样比悲剧更有深度。董立勃小说人物的性爱观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三、“下野地”书写需要突破

董立勃是一位风格明显的小说家，他精湛的笔法和精巧的故事结构，使那些看似平平的人物活跃起来，成为极有戏剧性的人间故事。他的创作在今天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小说是一件需要认真去做的事情。才华要有所控制，才能在倾泻的同时显出执着的流向，有了这种流向，小说才会显示出力量。当然，我也感觉到他可能会出现的创作障碍，题材资源相对固定，主题方向和故事趣味趋于相似，叙述语言还不够挥洒自如，这都对他今后的创作提出挑战，寻求突破要靠新的题材资源，还要有明晰的创作观念。在某些细节的处理方面，还要更加自然、圆熟。当我看到昆德拉从容出入于故事和议论之中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小说家多么需要一种把复杂的哲学深度与生动的人生故事整合起来的能力。想象中，董立勃的小说在主题上会更加丰富，形式上的戏剧因素会被人淡忘，使形式消失在内容中，成为他小说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更多地以技巧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阅读中。

董立勃为自己的小说创设了一个叫“下野地”的环境，这一地名的反复使用体现出他在创作上坚持某一格局、努力以一斑窥全豹的雄心。他也努力把笔触伸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长篇小说《暗红》反映的是边地军人生活，《箫与刀》叙述的是一个将战争、边地生活与情爱故事杂糅于一体的传奇故事，《青树》则更突出西部大漠中刚烈人性的精神气质。近年来，他的一些小说直接关注当下现实，从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寻找奇崛之处，如短篇小说《杀瓜》就是以一个被通缉者的故事，折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冲突，揭示其背后潜藏着的危机和问题。当然，“下野地”仍然是他不能离开的小说情境，《暗红》、《白麦》等小说可以被视为是对《白豆》的延伸与续写。

董立勃还在勤奋写作中，“下野地”看上去仍然有很多可以开掘的资源，他也意识到要把小说疆域扩大到更加广阔的时空里。但我以为他的创作同样有一个需要寻求突破的课题，因为他无论写的是不是“下野地”，无论写今天还是过往，故事框架时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女性历经磨难，心中怀着复仇的火焰，心灵又充满柔软和温情，在人群中过着隐忍的生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命运结局，成了他驾轻就熟的写作路径。我真心期望，他能在保持自己创作风格，甚至保持自己小说“标识”的同时，能够寻找到突围自己笔下人物的新路，为自己的创作推开更多的门窗。

波澜起伏、意味深长的故事——兼评《米香》

秦钟

《米香》成书于2004年上半年，不知是否在《青树》之前，从其朴实淳厚的构思与行文来看，它应该是董立勃早期的作品。它沐浴着戈壁大漠的北疆之风，人物故事清纯敦厚，而且一点儿也不曲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把生活中的真善美勇敢地撕裂毁灭给人看，形成一种温柔亲切，看似自然却有违人性、大逆不道与伤天害理的故事氛围。这个委婉而凄美的故事，给人以很多联想和启示。

《米香》自始至终塑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位女性——宋兰与米香。宋兰是一位温文尔雅、来自上海的知识女性，却逆来顺受，含蓄体贴，质朴可爱。她阴差阳错，出尔反尔地下嫁给一个半路上强暴夺取了她贞操的牧羊人老谢，反而被树立为支边典型到处宣传，这是人性中不能承受之重。老谢低劣粗俗，蛮横自私，只有肉欲，只有强悍攫取与蹂躏，没有多少正义感与同情心。后来宋兰怀上了老谢的孩子，才使自己的生活有了些微的改变，有了点起色和波澜，但是这也是逆境中的顺差，是不可能中的变数。然而，作为知识青年，才貌品德俱佳的上海姑娘宋兰就这样成了一朵插在牛粪上的鲜花，她艰难地沿着历史为她设定的坎坷道路走了过来，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米香》全书浓墨重彩地叙写了逃荒出来的江南玉女、水中美人——米香从热爱生活、满怀理想、追逐真情真爱，到自我毁灭、自我放纵，无奈又在天怒人怨的情况下隐姓埋名远走他乡的故事。米香粗野多情，温柔细腻，豪爽热忱，嗜水如命。是水成就了她的事业与人格，也是水毁灭了她的爱情与理想。米香的人格是高大的，米香的为人与操守也是谨小慎微、可圈可点的。因此，对于她的雄起与失落，她的追求与放弃，她的高扬生命之帆与精神堤坝轰然垮塌，人们是可以原谅的，千错万错，都是那个历史年代（文化革命）铸成的错误。

米香没有多少高深的文化知识，但是她年轻有为，朝气蓬勃，血气方刚，敢爱敢恨，富于正义感与同情心。她处心积虑真心实意地热恋着许明，爱得死去活来、执着专一。饱经沧桑的许明与她一见如故，同病相怜。许明对米香的初恋也是有情有义、情投意合、初衷不改的。但是，在结尾部分，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风潮的影响，特殊环境使两个人物的性格命运急转直下，各自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生偶然性的机遇巧合，造成了他们各自命运的升降浮沉。许明大难不死，东山再起，凭着自己天生卓越的文艺与音乐天赋，奇迹般地当上了团部的宣传科长，其在就任之前又与米香因为一次偶然的苟合造下了孽种，从而又背信弃义。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攀上了贼船，当了两派斗争中骑墙观望的中间派。

作者安排没有立场、缺乏主见与承认错误的勇气的许明在调和两派斗争中见风驶舵，想谋取渔人之利，反而被粗糙组合的爆炸装置炸死，真是理所当然、死有余辜。许明是动荡年代害人者与受害者两种情况集于一身这种“多余人”形象的缩影。是许明强暴了米香的爱情与人格，也是他戕害了米香的精神与肉体，同时也是他葬送了米香的青春与前途。

《米香》描写人物逼真细腻，血肉饱满，同时又推理严密，滴水不漏。作者娓娓而谈又波澜不惊，在平缓安静的叙述中，完成了几个重要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增强了故事的说服力与感染力。《米香》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充满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好书，它具有纯朴美、自然美、人性美，顺理成章，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叙事重复的生态解读——从《青树》、《暗红》说起

王敏

对于董立勃这样一位来自新疆的小说创作者，评论界一方面极力肯定其作品创作的质量，称其作品开掘了西部垦荒小说的审美范畴，突破了西部情爱小说的书写范式（杨光祖语），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题材对新疆地域叙事的空白（胡沛萍语），誉其为继沈从文以来最好的乡土题材小说家；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论者指出几年来超负荷的写作也暴露出其作品中不可忽视的缺陷，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其小说叙述中的重复现象。比如杨光祖在分析董立勃的《白豆》、《烈日》、《乱草》时便指出：“董立勃的三部小说虽然不同之处很多，但相似之处也很多，比如：强奸情节、复仇情节、三角关系、处女情结等。……除此而外，小说的发生地点、背景都是下野地（或莫索湾），人物都是军人、进疆女子，甚至人物名字也大都一样，给人没有新鲜感。”刘俐莉也指出：“董立勃的一系列小说都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1950至1970年代为时代背景，一个特定的地点——新疆下野地的一个农场，一个基本的事件——逃离不掉的惨烈的暴力事件。”董立勃的新作《青树》、《暗红》某种程度上似乎也难逃上述叙事重复的预设。

一、不可避免的叙事重复

《青树》讲述了一个女人为夫寻仇的故事，其中掺杂了她与其他四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暗红》叙述了一个男人的个人遭遇，跨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西部大开发等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风云。这两部故事似乎正如有些论者所言，仍然重复了董立勃之前作品的一些套路，吻合“特定地点”（青树的母亲是下野地的）、“基本事件”（《青树》与《暗红》中都出现了暴力凶杀事件），以及在叙述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情节分支上的重复（复仇情节、三角关系以及隐隐张扬的强暴情节）。但是，这样的归纳是否足以说明董立勃新作的意义呢？笔者以为，这种仅仅停留在概括情节上的简单归纳与分类除了消解对董立勃小说的阅读兴趣外，根据归纳好的情节预设逮着每一部董立勃的新作对号入座的分析策略，无益于作品内容的深入探讨，甚至会悬置读者与作者在文本深层内涵上的交流。

《青树》与《暗红》中的叙事重复可归为三类：

第一，细小之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具体而言，《青树》与《暗红》中的女性形象，在命名上都表现出了一种重复，比如青树的“树”与其表妹许小桃的“桃”，尼梅的“梅”，还有郑青的“青”等，对比之前《白豆》、《白麦》等作品中以粮食命名女性的细节，《青树》和《暗红》中开始选择以植物命名女性，似乎她们也具有该种植物的秉性，树的独立，桃的娇憨，梅的妍丽。更不用说还有一个再次出现的“老关”。再有，叙述言语层面，董立勃的叙事笔法上总喜欢运用预叙。《青树》与《暗红》中关于预叙的用法重复使用了多次，《青树》是以主人公青树的内心独白预先叙事，告知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而《暗红》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评论干预进行预先叙事。这一叙事技巧在董立勃之前的小说中也被频繁使用过，给读者预设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的心理体验，同时借助直陈结果的方式，将叙事的高潮提前从而构成悬念。《青树》开场便告知“我”的丈夫在七年前死去了，“从此，我有了一个仇人，从此，我有了一件很想做的事，那就是找到这个仇人。”《暗红》中“遭遇”一章借叙述者的评论将周五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予以揭晓：“的确，很快发生的事，就证明了吴组长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还有，在背景设置上，忽略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代，我们所能抽象出来两个故事的风景结构，不外乎一条河、一片树林，远处有雪山，近处有沙漠，还有几个男人和女人。这种设置延续了此前作品的风景结构。

第二，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这种重复类似于电影中的重场戏，它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完全的重复与照搬，比如回忆往事。“七年前，在西边一个很远的地方，在一片古老的胡杨林里，有一个男人死了。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他叫纪明，是个护林员。他死了，他是被别人杀死的。”《青树》开场中女主人公正是借助内心独白重复了事件的发生。二是象征或者隐喻层面上的重复。这类叙事重复在两部小说中共同表现为：（1）洗浴场景。青树在胡杨林中河流里的洗浴和游泳，许小桃和马东军在同一条河流里游泳；周五(《暗红》)在武斗逃命昏厥时借雪水擦拭身体，劳改出狱后的洗浴等等。（2）偷窥细节。不论是《青树》还是《暗红》中都重复出现了偷窥的细节。无论是无意撞见还是有意跟踪，老关、马东军、王子川都“不约而同”窥视到“青树到了岸边，从水里站起来，……水珠从她身上滚落下来，带着光亮”。而周五在季琴屋外也窥视到“清净的热水，一遍遍流过季琴的身体。每次流过，都会留下许多水珠子”。（3）开采矿金。《暗红》中周五曾经和黑脸汉子一起淘金，而在《青树》中虽然没有直接写到青树淘金，但她的“青树客栈”却是开采矿石的工人的歇脚处。（4）没有完成的性场面。青树是因为杀夫仇人没有找到，即便动情也因负疚而没有交欢的兴致。小说中多次写到老关、孙开平和王子川对青树的求欢未果。而在《暗红》中，周五对尼梅却是因为还未报告组织批准，不宜婚前有性行为。（5）被制止的强暴。《青树》中因为有了求欢未果便会有主体抵抗介入的施暴未遂，这是顺其自然的。《暗红》中则是周五分别制止了李科长对季琴的强暴，以及几个小混混对郑青的调戏。值得一提的是，青树和周五手上都有枪，这个细节的重合与暴力被制止之间似乎也有一种逻辑上的重复。（6）男女间三角或者多角恋。《青树》是在讲一个女人与五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这就衍生出平行的五组三角恋。《暗红》中也重复了这样的三角恋设置。（7）女性的同盟关系。无论是《青树》还是《暗红》都暗含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的这个情节暗示。因此，青树、许小桃、袁丽这三个本是情敌的女人却相亲相爱，毫无嫌隙。同样，尼梅、郑青虽为母女却不会因爱上同一个男人周五而情感破裂。（8）不可说的秘密。《青树》中最大的秘密便是，青树最终爱上的男人王子川才是杀夫的真正凶手。《暗红》中的秘密则是，郑七嫖娼遭人勒索，周五为其杀人掩口等等。

第三，主题、动机、人物上的重复。这种重复超越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衔接、交叉。这类叙事重复在作品中较为复杂，限于篇幅，笔者择而举之。首先，就董立勃的单部作品而言，比如《暗红》中，周五所经历的悲剧体验即痛失情人被重复了三次：第一次，他因为被捕入狱失去尼梅；第二次，因为溺水事件，失去季琴；第三次则是他替郑七杀人灭口，举枪自杀后，离开郑青。这种重复是否又是对西西弗斯式的悲剧的重复呢？而从青树的角度来看，她每次与不同的男人激情暗涌之前，总会怀疑对方是杀夫凶手，从而产生对不起死去丈夫的负疚感，这样的心理感受在小说中多次被重复，但当她最终顺利地摆脱死去丈夫的阴影和王子川发生关系后，才发现王子川才是真正的杀夫凶手。这种重复是否又是对俄狄浦斯王悲剧的重复呢？其次，对比董立勃的不同小说，在人物形象和角色功能上也存在着叙事的重复。我们很难说清“周五”与“老关”或者与更早的“胡铁”之间的区别，他们都是有侠情的莽汉。同时，“郑五”与“王子川”还有早先的“老杨”在角色功能上又都惊人的一致，都是过失性地造成了女主人公永恒的伤痛，表征主人公“复仇”的对象。这种一致等同于“赵六”、“孙开平”和“李山”在角色扮演上的帮助者。最后，就董立勃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而言，我们也能找到似曾相识之处。比如，《白麦》结尾写道：“这个男人会是谁呢？会不会是那个叫李山的年轻汉子呢？”这个结尾多么像《边城》结尾的一种回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那么，这是否也是对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一种重复呢？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青树》和《暗红》都存在一种元叙事层面的重复，即都存在一个潜在的套层结构。比如，《青树》中王子川给青树出了一本摄影散文集，记述的便是青树，如果说这个潜在的套层结构不够明显，那么在《暗红》中，这个类似的叙事再一次得到了更为显豁的重复。在《暗红》的结尾，郑青生下了周五的孩子，取名叫做周政，“郑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小说的名字叫《暗红》”。同时，这种重复形成了一个叙述的怪圈，即起点变成了终点，小说结构成了一个闭合的自足体，每翻到最后一页，都将指向第一页。这是否意味着，翻阅这本书就是一种无限的自我重复呢？

二、叙事重复的生态动因和意义

我们承认小说的叙事重复不可避免，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小说的意义恰巧存在于叙事的重复之中。事实上，董立勃自己也承认：“其实，我的小说里，有一种东西，可以说是反复在写。”他把这种意识概括为面对强权暴力时，人性复苏所体现出来的美和善。因此，有论者从福柯的权力理论出发将董立勃的小说当作一个反对强权干预的“政治寓言文本”来解读，也有论者从女性主义出发将董立勃的小说当作批判男性强权的典型案例。但笔者以为，这两种研究虽然开启了对董立勃小说阐释的一个维度，却不足以解释董立勃小说笔下的人性美和善，他笔下更多体现的是中和，而不仅仅是批判，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非破而不立。结合作品而言，人性的善不是通过周五或者其他男主人公反抗强权暴力而获得，也不是通过赋予白豆或者青树女性觉醒的动力，使之反抗男性中心主义而被强调。在《暗红》和《青树》中，人性主要的善，“是一种顺从自然的方式生活，这意思就是顺从一个人自己的本性和服从普遍的本性，不做人类的共同法律惯常禁止的事情”。正是这种表达万物统一，尤其是表达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意识构成了董立勃小说中善的内涵，也成为他小说创作叙事重复的内在动因。

首先，细节上通过语词、语态和背景设置上“绿色语汇”的高频重复，体现了小说作者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生态审美观念。正如前文所述，《青树》和《暗红》中的女性名字大多与植物有关，这些像植物的女人，以及此前作品中像粮食的女人，正折射出作者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小说中的许多描述语汇都体现出这种自然审美观。比如，青树的美“不施粉黛”，浑然天成，与其表妹许小桃不同，而这个女性形象也颇受作者喜爱，只要看见她的男性都会喜欢上她，她从不化妆，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是个胡杨林看护员，仿佛人也是胡杨树一般的。《暗红》中，周五将季琴比喻成一块地，将自己的儿子比作一个苗，将自己比喻成种子，也是一种自然生态思维的体现。更不用说两部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在河流中裸泳的细节，而男女在胡杨林中“野合”的描写也无不透露出“天人合一”绿色生态文明的况味。此外，两部作品中的风景结构也反映出作者内心世界渴望融入自然、与自然环境和谐与共的生态本能。众所周知，新疆是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浩瀚的沙漠，无垠的戈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会下意识地渴望居住在有水有树的环境里，这种渴望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本能。《青树》与《暗红》中，甚至此前的《白麦》、《白豆》等小说中的风景结构，无不在反映这种源自生命本能的生态意识。譬如，小说中人物的活动环境都离不开一条河、一片树林，以及对比强烈的雪山和沙漠，这就是小说中人物生活的简笔勾勒了。哪怕远处就是雪山，哪怕举目便是沙漠，只要有河流、有树，人便能与自然相处愉悦，人便能勇敢地活下去，甚而爱上自己生活的地方。这样的自然生态环境让人联想到梭罗的《瓦尔登湖》，而董立勃正是借助绿色语汇和细节的重复叙述表达了他对新疆大地原始风貌的认同。

《青树》的结尾，有一段内心独白更是深化了这种自然认同：“都说这个地方很原始，很荒凉，很偏远，还说这个地方比起沿海来，要落后二十年。还说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挺亏的。可我总觉得，一个人生活得好不好，高兴不高兴，幸福不幸福，其实和在一个什么地方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人若无法顺其自然，服从本心，哪怕他居住在高级别墅，天天过灯红酒绿的生活，又怎么能感到开心！《青树》中的孙开平、《暗红》中的郑七不都是这样的人吗？人无法脱离自己生活的环境，他的思考也不可能超越自己生活的环境。正因为有这样的意识，开采矿石、掘地钻井、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在作者的描述下才会发出怪兽一样的轰鸣。作者也提出一个观点，过度开掘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会促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比如他借孙开平之口，谈到西部大开发的意义相当于当年东部的沿海开放，但这种意义对于青树、周五这样渴望自然生活的人没有吸引力，他们习惯了在河里沐浴，习惯了在马上奔驰时清风拂面的感觉，向往在草原上放牧的生活，也喜欢在河边木屋里独处的幽静。这也是董立勃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重复布置类似环境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新疆恶劣的生态环境的自然模仿，另一方面，是出于作者渴望人与自然相谐与共的生命本能，是敬畏自然的一种体现。

其次，事件和场景上通过重复使用同样的人物关系，促成同样的戏剧冲突，铺垫同样的场景，表达出作者渴望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美好心愿。《青树》和《暗红》中反复出现的“三角关系”、“女性同盟关系”、“杀人事件”、“强暴情节”、“开采矿金”等事件都在反映人与他人之间的种种利益冲突，而这些情节在董立勃以往的作品中也被重复使用过、这些“重场戏”一方面责无旁贷地构成了小说情节的冲突点和转折点，另一方面对它们殊途同归的处理结果也呈现出一种生态意义上的思考。工业现代化带来的严重的生态危机中最为痛心的便是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之间的种种利益纠葛。对新疆而言，西部大开发加速了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更多地引发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现实生活中的淘金热、采矿热、钻井热以及投资热都极大地膨胀了个体的物欲，异化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的关系，破坏人的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导致人性的沦落。这反映在作品中便是朱老三效仿城市酒店聘用坐台小姐，牟取暴利，最终走上谋财害命的不归路，郑七私欲膨胀，嫖娼被勒索反请周五代为处理也是人性沦落的体现。

从生态意义上考量，人被欲望役使的根源始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出于渴望占有更多的有形或者无形资本的贪念。于是，如何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便成了董立勃作品中的深层构思。而三角关系、强暴情节乃至复仇情节的重复叙述正是对这一深层构思结构层面的彰显，它们都在询问一个共同问题：人类面对自己的私欲何去何从？在与别人的利益争夺中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青树》和《暗红》中无疑给出了一个和谐乌托邦的构想，这主要是通过和谐化的三角关系、自动终止的暴力情节以及消解的复仇心理来实现的。这些重复叙事的背后表明作者对那些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片面而短视的价值观的否定，暗含对这种价值取向造成社会生态灾难的忧思。

最后，主题与人物上通过重复设置功能和性格趋于一致的人物，反思人在追求个人生存意义的同时如何处理好人与自身、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体现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无论怎样看，《青树》中的青树和《暗红》中的周五，在为人处事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以己度人，善待周围的朋友和亲友，摒弃金钱至上的观念，有道义感、使命感和责任意识。而从人物的功能上来看，他们肩负的任务和使命促成了情节的发展。从主题上看，他们的生存意义也都超越了个人的生存环境。同样地，两个人物都有着荒诞性的悲剧结局。本质上讲，青树和周五生存的荒诞感和悲剧性在于，最终二者都成为了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他们都是无辜的负罪者，荒诞感于此产生并导致了悲剧感，董立勃以满怀同情的笔触写出了这两个人在生存本质上的悲剧性。希望与现实的背离、人与环境的脱节是构成二人悲剧性生存的主要原因。“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这是在小说《暗红》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但人毕竟不是星星。千百万年来，星星在天上的位置只发生很小的位移，甚至不会发生变动，地上的人却早已不知经历了多少变化。无论是人与自身还是人与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发生无法逆转的改变。青树和周五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他们仍然坚持自己原有的认识，并以这种认识衡量自己人生的价值，正是这种执念导致了主体悲剧的发生。换言之，他们的精神已经脱离了他们的环境。青树和周五都不为身边的物质环境和金钱诱惑所动摇，他们是环境的格格不入者。对此，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的悲剧是环境迫害使然，这种认识基于个人中心的角度，但是，从环境中心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也应意识到任何一个个体“即便在他最内在的经验里，即便在他的梦想和渴望中，都要依赖整体，都是他的环境的产物”呢？而笔者以为，这才是两部小说的鹄的，是这两部小说重复叙述同样的人物、同样的主题的原因，其背后渗透董立勃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即：到底哪个中心才是人类生存的真正中心呢？这种在个人中心和环境中心间相对取舍的反思正是对个体精神意图超越到彼岸世界的生态关怀。

栏目责编：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