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如何化解艾氏紧箍咒

2014-04-05汪凤炎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年2期

关键词：心理学科学心理

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如何化解艾氏紧箍咒

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艾宾浩斯声称：“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此语经波林改造后，其含义变为：心理学思想有一长期的过去，但（科学）心理学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它成为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一个紧箍咒。为了化解它，一种常见却欠妥的做法是：继承波林的理念，主张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却没有心理学。正确的化解方式是，先树立大科学观与大心理学观，再区分“科学”与“学科”的概念，便可得出一个新结论：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当心理学仅指实验心理学时，心理学只有一个短暂历史。在此理念指导下，不但能为中国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开拓出崭新天空，还能让中国心理学界重建自觉关注中国本土心理学思想的新传统。

中国文化心理学；艾宾浩斯紧箍咒；科学观；心理学观

中国现代心理学自诞立之初直至现在，在发展过程中一直缺少自觉关注中国本土心理学思想的传统，它至少有六个表征：（1）从研究队伍看，除张耀翔、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和朱永新等人外，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和花大量心血钻研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2）从研究理念、研究视角、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看，中国现代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一向几乎不受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的影响，而完全是跟着西方心理学和苏俄心理学走。结果，若将外国的心理学（主体是西方心理学）内容抽掉，当代中国的心理学几乎所剩无几。（3）从课程设置看，在中国大陆现有心理学专业的高校中，单独开设中国文化心理学或中国心理学史课程的高校少之又少，而一些高校的心理学史课程基本上也只讲西方心理学史与苏俄心理学史，几乎从不讲授中国心理学史。（4）从学会组织看，在中国心理学会下至今未设“文化心理学”二级分会；在“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分会”中，专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或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人也甚少。（5）从申报课题角度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至今从未有旨在专门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的课题进入课题指南供学人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中仅偶尔会设立1至2项旨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课题。（6）从论文发表角度，在中国大陆当下7种属于CSSCI（2012—2013）来源期刊的心理学专业期刊——《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探新》《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与《心理与行为研究》上，每年很少刊登中国文化心理学或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向的专业论文。例如，根据《心理学报》2013年第45卷总目录可知，《心理学报》2013年总共发表了123篇论文，其中，属于中国心理学史方向的论文仅1篇，仅占0.8%。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由于人们相信心理学是一门具有文化普适性（cultural universality）的科学，自然无意关心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心理学思想。此见解若放在中国现代心理学诞生和发展的初期还勉强说得通，因那时人们对心理学知之甚少。但是，时至今日，随着近几十年来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日渐增多，“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有重要影响”已成心理学界的共识，很少有人再相信心理学是一门具有文化普适性的科学。又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由于文化自卑导致中国心理学研究者没有文化自觉心。此说法也难说得通。因为若仅是由于文化自卑，那为何与中国心理学有类似命运的中国哲学、中国社会学、中国科技史等学科仍重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社会学与中国古代科技史？其实，导致出现上述现象的真正原因是：多数中国心理学研究者至今仍深受“艾氏紧箍咒”的影响。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声称：“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1］ii若将它作如下理解本无不妥之处：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作为实验意义上的心理学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心理学，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可是，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在其名著《实验心理学史》一书的《第一版序言》开篇中虽引用了此语，［1］ii不过由于深受老师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独重实验心理学而轻民族心理学理念的影响，于是，经过改造后，艾氏名言的含义变为：心理学思想有一长期的过去，但（科学）心理学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其后，随着《实验心理学史》一书成为名著并译成中文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后，它成为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的一个“紧箍咒”（可用“艾氏紧箍咒”来称呼，因它虽经波林改造而成，然始作俑者却是艾宾浩斯），对人们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如何化解它？这是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因为这不但关乎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而且关乎人们如何研究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乃至如何研究心理学。

一、“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但没有心理学”：一种欠妥的化解方法

为了化解“艾氏紧箍咒”，中国现代心理学界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继承波林的理念，主张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但没有心理学。此化解方式欠妥，理由主要有四：

第一，它背后潜藏的是“小科学观”与“小心理学观”。当下多数中国人内隐的（implicit）科学观基本上都是“小科学观”，此时“科学”仅指自然科学。所以，如果您随机问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下一个问题：“请您从古今中外历史上列举3个您认为最伟大的科学家的姓名？”答案一般都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极高造诣的人，像爱因斯坦、牛顿与达尔文等，而绝不会是孔子与莎翁之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极高造诣的人。与此相一致，所谓“小心理学观”，是指只承认运用实验法（扩而言之，包括运用测验法和问卷法等实证方法）获得的有关个体/群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知识体系才是心理学的一种观念。由此可见，“小心理学观”主要是从“小科学观”来界定“（科学）心理学”。如，波林便持小心理学观，将“心理学（史）”等同于“实验心理学（史）”。［1］iii

第二，“心理学思想比心理学低级”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但没有心理学”一语的背后隐藏一个假设：心理学思想比心理学低级。所以，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不但零散、不成体系，而且许多见解也多只有历史的价值，却无现实意义。此话说不通。因为汉语“思想”一词的含义有三：（1）思考；思虑。（2）想念；思念。（3）亦称“观念”。思维活动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2］2130这三种含义里，人们使用最多的往往是第三种含义的“思想”。这样，至少在汉语里，“思想”是一个极其高贵的词，说某人有某某思想（包括有心理学思想），是对其极大的褒奖与肯定，怎能说心理学思想比心理学低级？同时，尽管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关心理学思想的文献材料从外在形式上看的确颇为零散，但从其内部逻辑看，其实是有一个较完整的体系的。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对于这一看法，张岱年曾评价道：“冯芝兰（友兰）先生谓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实为不刊之至论。”［3］18冯先生的这段话尽管是就中国哲学史而言的，但其精神同样适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换言之，与中国哲学史一样，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实也有一内在的思想体系，今天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将中国传统心理学固有的内在逻辑思想系统挖掘整理出来。

第三，“心理学思想”其意实为“心理学的思想”，没有心理学之“实”，何来心理学的思想？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有心理学之“实”，并不意味着有心理学之“名”，也不意味着有独立的心理学科，这在中西心理学史上均是如此。一部西方心理学史可以从古希腊写起，这证明早在古希腊时期便有心理学思想。但“psychologia”（心理学）是梅兰克森（Philipp Melanchthon）于1502年在一次关于大众心理的学术讲演的题目中才首次采用。随后，德国学者郭克兰纽（Rudolf Goclenius）在1590年将希腊语和两个单词合在一起使用。奥・卡斯曼（Otto Casmann）在1594年出版的一部书里使用了拉丁词“psychologica anthropologica”（心理人类学）。直到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于1732年在他的Psychologia empirica以及1734年在他的Psychologia rationalis 里自由使用“psychology”一词，才使psychology一词流行于世：先是于18世纪在德语世界和法语世界获得流行，然后才于1850年左右在英语世界流行开来。［4-6］此前西方人更多地是用“mental philosophy”或“science of the soul”（心灵哲学；心灵学）的名称。而心理学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要在377年之后的1879年才诞生于德国。［4］在中国，一部中国心理学史同样可以从先秦写起，这证明早在先秦时期便有心理学思想。但汉语“心理学”一词至1872年才由执权居士于《申报》上发表的《附论西教兴废来书》一文中正式译出：

“余前与一西人谈及耶稣、天主两教之事，闻西人幼时不学西教之义理者虽鲜有之，及人之既冠能明理之后而又信其教者亦鲜有也。推原泰西国中，上古时学术未能大兴，不信其教者固未之有。间遇有不信者，即欲刺以死罪，故虽有心疑之，人亦不敢明言其理。近数百年以来，学术日盛，而教事日衰矣。何者？缘西教所论之道往往有悖于人理，虽彼之化学、天文、格物、心理各学，亦皆有所以证教道之假讹焉。故此学之越兴，而教道之越废矣。此揆之今日之事，势其情形已如是。如又过数十年或百年，我知耶稣、天主两教恐于欧洲必尽灭矣，然则今日何不即弃之也？余曰：亦非无故也。夫人之本心未免执于古制，兼以两教之诲人亦无显然大悖于人伦、大害于世道，此据西友之意姑述之而已。至余之意，不解西人何故以西国日废之教来传之中国耶？夫西人近既悟明此理，是奚独西国能明之，华人亦能明之也。乃以悖理之教而转教之华人，可乎？西人何其谬哉！虽然我知其故矣。夫华人之乐进其教者，皆其人之无文者也；从未闻有一正士信祟其教而乐此不疲者。且鄙意可决。西人之传教虽或百万年，而中国仍无士人被其惑焉。中华之世只有一正教而已。虽格物、化学、天文、心理等事或盛行，而教犹必中立为孔子之大教，我谓西人亦必有以知之也。［7］

通读全文，从“余前与一西人谈及耶稣……”和“我谓西人……”之类的表达方式以及此文主旨是批评耶稣、天主两教上看，执权居士绝不是西方人；从此文后半段的字里行间之义又可以肯定“执权居士”一定是中国人，绝不可能是日本人。尽管受中国文言文表述方式的影响，执权居士所用语句是“化学、天文、格物、心理各学”一语，并没有将“心理学”三个字并列在一起使用，不过，毫无疑问，这里执权居士所用“心理”实指“心理学”，因为“心理”与后面的“学”组合在一起就是“心理学”。执权居士在一篇文章中两次在学科意义上使用“心理（学）”，说明执权居士是有意识地使用这一术语的。［8］这比日本的西周（1829—1897）于1875年译出“心理学”一词要早3年。［9-10］但因执权居士并非当时中国学术圈内知名的学者，其所撰《附论西教兴废来书》一文的主旨又主要是在探讨西方宗教的兴衰及其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而不是在探讨“mental philosophy”或“psychology”的中文译名问题或某个心理学问题，故执权居士所用汉语“心理学”一术语未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只是昙花一现，甚为可惜！直至1902年，在用何术语来准确翻译英文“philosophy”与“psychology”两词的问题上，梁启超明确主张：“日人译英文之psychology为心理学，译英文之philosophy为哲学。两者范围截然不同，虽我辈译名不必盲从日人，然日人之译此，实颇经意匠，适西文之语源相吻合。”［11］自此之后，汉语“心理学”一词才被中国学界广泛使用，沿用至今。［10］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心理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心理学诞生于1917年至1922年之间。［12］

第四，它是一种“求同研究”。因为一旦认为中国古代无心理学，只有心理学思想，就势必会导致无意或有意地用“内容相似论证法”①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前辈们中，并没有人明确在其论著里提出“内容相似论证法”，这是笔者根据他们的相关言论与具体做法推导出来的。他们自己使用较多的一般是“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体系去对照或为框架”之类的提法，在笔者看来，这里面所蕴含的实际上就是“内容相似论证法”。因此，笔者认为“中心史研究的前辈也根本就没有用什么‘内容相似论证法’”（燕国材：《关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心理科学》，2002 年第4 期）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前辈们虽然没有用这个“名”，但在他们的研究中的确存在这种“事实”。来证明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进而以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框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一些与西方心理学思想内容类似的东西。如，燕国材曾说：“按照心理学体系去分析、整理中国古代的零碎不全的心理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这种系统化的过程中，就容易看出古代心理思想的庐山真面目，如果不用现代心理学的体系去对照古代的心理思想，就很难了解后者的真实价值。”［13］杨鑫辉也主张要“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体系为框架”来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14］23用“内容相似论证法”及与之相配套的求同式研究所获成果虽让西方心理学同行倍感“熟悉与亲切”，从而方便与西方心理学同行的对话与交流，并能在客观上起到“证明西方心理学具有文化普适性”的效果；不过，它却无法彰显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独特价值。这就削弱了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深度，进而大大削弱了中国心理学思想的价值，并招来了如下之类的批评［16］9-12：“以西方科学心理学为参考构架……结果在研究中，仅在于按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标准来切割和筛淘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仅在于为从西方引入的科学心理学提供某些经典的例证和历史的证明。”［15］266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导致中国现代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一直缺少自觉关注本土心理学思想的传统。［17］

二、“中国古代有心理学，但没有心理学科”：一种恰当的化解方法

化解“艾氏紧箍咒”的恰当做法是，先坚持“大科学观”和与之相呼应的“大心理学观”，然后用“大科学观”与“大心理学观”进行观照，便会发现一个事实：中国古代有心理学，只是没有心理学之名和独立的心理学科而已。

（一）什么是“大科学观”和“大心理学观”

目前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持的外显（explicit）科学观实际上多是“大科学观”。何谓“大科学观”？目前有两种为多数人所接受的界定方法。一种是注重“科学”的内容的“内容界定法”，它将“科学”界定为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系统知识体系。［2］1234或将“科学”界定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18］4749。另一种是注重“科学”的过程的“过程界定法”，它将“科学”界定为是发现事实，建立关联，解释规律的过程；换言之，认为科学是解决“是什么”（what）、“怎么样”（how）以及“为什么”（why）的过程。如果将这两种界定科学的方法合二为一，那么，可将“科学”界定为：采用客观方法所获得某一领域内规律的系统的知识体系。［19］25稍加比较可知，“大科学观”中的“科学”=“小科学观”的“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

与“大科学观”相一致，便有了“大心理学观”。它指凡是以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能达到科学描述、解释、揭示、预测或调控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目的的知识体系［20］4-6都可称作是心理学的观念。可见，“大心理学观”与“小心理学观”的主要区别有三：（1）二者背后隐含的科学观有差异。大心理学观背后隐含的是大科学观，这样，在持大心理学观念的人看来，无论何种形态的知识，只要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都属于科学知识，因此，只要揭示了心理与行为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规律的知识，都属于科学心理学知识。小心理学观背后隐含的是小科学观，这样，在持小心理学观念的人看来，与物理学或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需要物理实验或化学实验所获数据的支撑相类似，科学的心理学知识的确立也需要通过心理实验所获得的数据来支撑，所以，只有那些有心理实验数据支持的心理学知识才属于科学心理学知识。（2）二者对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的看法有差异。持大心理学观的人多主张心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如潘菽曾说：“我认为心理学是，并且应该是一门中间科学或者说跨界科学。就是说，它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又有社会科学的性质。”［21］176-178持小心理学观的人多主张心理学属于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如郭任远主张：“许多心理学者都认为它是生物的科学之一种，因为心理学是研究有机体顺应环境的活动——行为的科学，故与一切生物科学关系最密切，而且它现在已经达到物观的实验法和算学计算法的地位，所以也不愧为精确的自然科学之一种了。”［22］1-2（3）二者在对待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态度上有差异。在持大心理学观念的人看来，只要能有助于揭示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什么方法都可以使用，而不必局限于实验法。在持小心理学观念的人看来，为了保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一定要采用实验法来研究心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持小心理学观念的人一般都声称“离开了实验室就无所谓心理学”［23］11，进而赞成“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实验心理学，一部心理学史实际上就只是一部实验心理学史”的说法，而这恰恰是持大心理学观念的人所坚决反对的。［16］28-29

（二）用“大科学观”与“大心理学观”的视角能看到一片崭新天空

1.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历史不一致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要比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长得多。具体地说，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因为，在西方，心理学可追溯至古希腊。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便写了一部名叫De Anima（《心灵论》，也译作《论灵魂》）的心理学专著。1876年英国培因（Alexander Bain）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名叫Mind（《心灵》，也译作《心理》）的心理学杂志。［9］并且，如上文所论，1502年便有了“psychologia”（心理学）一词，1734年“psychology”一词便已流行于世。可见，在西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目（subject）比心理学作为一个单词（a word）要悠久得多”［4］。与西方类似，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便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并在教育心理学思想［24］1-581、军事心理学思想［25］172-215、358-367、463-472、心理养生思想［26］1-305等多个领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于是，张耀翔曾说：“中国古时虽无‘心理学’名目，但属于这一科的研究，则散见于群籍，美不胜收。不仅有理论的或叙述的心理研究，且有客观的及实验的研究。不仅讨论学理，且极注重应用。他们称这种研究为‘性理’为‘心学’。”［27］201并且，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有自己的一整套范畴与体系，这些心理学思想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且也具备了解人类心理的方法，解释人类心理的理论和影响人类心理的手段［15］266，从“大科学观”与“大心理学观”角度看，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也可叫作“心理学”。

何谓“学科”？学科：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中的史学、教育学等。［28］2163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当然没有心理学这门学科。因为有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内在依据，而是否拥有自己的科学共同体又是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学者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研究就会发现，他们也像冯特之前的西方学者那样，是在论述其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管理思想、文艺思想和医学思想等思想时涉及心理学思想，却未明确将心理学思想从其他的思想中分化出来，也未曾有一批人专门以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为己任。所以，从学科的意义上而言，中国古代也就像西方古代一样，没有一门独立的心理学科，只有心理学思想。［26］17-20这样，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冯特之前虽都有心理学，但那时的心理学既非一门独立学科，也非实验心理学。在这方面，冯特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引入了实验法，从而诞生了实验心理学；二是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从而有了安身之处。正如墨菲（G. Murphy）所说：“心理学的历史只能开始于一稳定的文化，这时，人们在高度发展的劳动分工和经济剩余的富饶土地上，才开始转向内部，探索使社会变化得以衍生的知觉与反省的心灵本身的性质。例如，这发生于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区域，表现在纪元前500年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奥义书》，从南意大利到小亚西亚许多城邦的希腊思想家等，在哲学和心理学方面都有惊人的兴起。”［29］799“冯特发表他的《生理心理学》（1873—1874）和建立他的实验室以前，心理学就像一个迷路者，时而敲敲生理学的门，时而敲敲伦理学的门，时而敲敲认识论的门。1879年，它确立为一门实验科学，有了一定的活动区域，有了名称”［29］230。可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者，当心理学仅指实验心理学时，心理学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因为，一般公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者，作为实验心理学，心理学诞生于1879年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故冯特有“心理学之父”的美誉。从1879年算起，至2014年，只有短短的135年。

虽然冯特之前的心理学既非一门独立学科，也非实验心理学，却不能否认那时有心理学的事实，否则，易受到持大心理学观的人的批评。例如，第九次国际心理学会议于1929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召开时，当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以主席的身份致辞时说，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心理学与心理学家，卡特尔指的心理学是以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为标准的，凡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思想体系都不承认是心理学。于是，受到伊文思（R.B. Evans）的批评，认为卡特尔否认美国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心理学思想，也就是否认欧洲在冯特创立莱比锡实验室以前和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伦敦开设实验室以前所存在的心理学思想。［30］1-2

2.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心理学思想，且它们变化的路径不一样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许多心理是通过“自然进化”得来的，具有较大的文化普世性（cultural universality），不同文化里的人的心理多具有相似的自然机制，心理的自然机制主要包括心理的生理机制和心理的普世性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等内容。而文化心理学（广义的，包括跨文化心理学与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又表明，人的一些心理是在“文化”中生成的，它主要包括人的社会心理机制（如自我、品德或价值观与人格等）和审美心理机制等内容，心理的文化机制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性，不同文化孕育不同的文化心理机制。合言之，“人心”是“自然”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样，便有两种性质的心理学思想［31］1，并且，它们的变化路径存在明显的区别。

一方面，偏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多遵循演化的路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这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人文社会学科所探讨的问题都与人心有关，人心是一个比物体更为复杂的事物，因为人心不具有形体性，人心兼有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人心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大。第二，人文社会科学探讨的多是诸如“人的本质是什么”“怎样妥善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或“怎样高效增进人的幸福感”之类的老问题，所用研究方法至今未有质的突破，仍主要是在沿用古人惯用的体悟法、思辨法、经验总结法、推理法等老方法。虽然现代也有人将在自然科学领域屡建功勋的实验法尝试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过，可能从根本上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不适合运用实验法，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可能由于实验法本身有待进一步完善，总之，运用实验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里的许多问题都未取得理想成效。研究方法没有太大突破，致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至今仍停留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意见阶段”（前科学阶段），并没有达到意见统一的“公理阶段”（科学阶段）。第三，从个体角度看，古人和今人的寿命长短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样，在面对上述复杂人生问题时，古人与今人的人生智慧一样有价值也就好理解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人对人生问题的体验比今人更深刻。因为古人在思考人生问题时，不像今人那样如此易受外在诱惑的干扰，而是更乐意、更善于自我反省，于是，眼睛向内心看的机会比较多，由此导致与心灵对话的机会比较多，不像许多今人，更易被外在诱惑所干扰，结果，老是将眼睛往身外的事物看，由此致使良知之光受到外物的蒙蔽。正如《老子・十二章》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32］104基于上述三个理由，可以得出结论：从很大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主要是层层累积（顾颉刚语）起来的，而不是像自然科学与技术思想那样主要是层层递进的。所以，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多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就像地球是由不同地层所构成的一样，各地层在研究地球时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不能说越老的或越下面的地层其价值就越小，而越新的或越上面的地层其价值就越大。不但如此，有时更是恰恰相反，即越老的或越下面的地层其价值反而超过了越新的或越上面的地层的价值。由此可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后人经过创新所获得的成果往往与前人的同类成果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故而无法说谁高谁低。既然如此，现代人就不能武断地说今天偏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一定比古代相应的心理学思想高明。古代和现代偏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尤如平地上的一座座山峰，各自都可以达到某一个高度，都具有自身的某种特色与价值，可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对偏重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学者而言，理应重视对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的研究。［16］15-19

另一方面，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多遵循进化路径。理由主要也有三：第一，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物”是纯粹的客体，不具有动机、情感和意志等主体性质，基本也不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尽管有些“物”的形体非常细微（如某些病毒），但只要是“物”，均是有形体的东西，均可单凭肉眼或借助一定的仪器直接进行观察。这样，相对于人心而言，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要简单得多、客观得多。同时，人们观察离自己遥远的现象时，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就愈微弱，所以能观察得比较客观一些、正确一些。与此相反，人们似乎不十分愿意去观察牵涉到自己本身的情况，因为观察的结果往往会立刻影响到自我价值的估量，这在人们多少是有点踌躇起来了，所以了解自己是比了解别人更困难的。结果，天文学在很遥远的古代便开始发展了，物理、化学也比生物学发展得早些，社会学、心理学至今依然是很幼稚的科学。这个事实告诉人们，离开人们愈远的现象的科学便愈早发展，而和人们愈切近的现象的认识却发展得愈迟。［33］129-130第二，现代自然科学由于找到了实验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使得许多在古人看来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多数都被近现代科学家一一轻易地予以解决。并且，一门自然科学在历史上所取得的精髓思想往往都能很好地融进此门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进程中，相应地，今天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多是思考和尝试解决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在科技史上多数从未出现过。第三，尽管自然科学的规律也需人去发现、去建构，不过，较之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规律要客观得多，且往往具有“唯一”性，这样，具有精确性、客观性、可重复性（或可验证性）等优势的实验方法就大有用场，使得后学若想有所成就，非得干出一点与前人相比是新的东西出来不可。于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为了不断超越前人，推动科学与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学者重视的是不断创新精神；并且，经过这种创新所获得的成果不但与前人的同类成果具有可比性，而且往往要明显高于前人的同类成果。这正如梁漱溟所说：“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34］35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想有所创新必须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自我反省能力不同，要想在自然科学上有所创新，关键是要拥有敏锐的思维（包括直觉）和新颖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若是实验科学，还需要有良好的动手能力，在这三点上，往往是年青人占优势。与此相一致，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者往往是在非常年轻时便取得一些杰出的成就，年龄越长，取得巨大成就的概率就越低。正如量子力学中四大天王之一的狄拉克所说：“年岁无疑是一个降温，每个物理学家必须心怀戒惧，一旦他过了30岁生日，那会是死了比活着更好。”［35］既然科学与技术一般是按照进化论方式前进的，前人研究所获精华都已很好地融进当下的学科知识体系之中，并且，今天的科学与技术一般都会比昨天的科学与技术来得先进。在这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对于今天偏重于自然科学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者而言，理应将重心指向世界前沿，只需极少数人去研究相应的学科史，此时，其目的一般是为了考察某种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从中吸取某种经验与教训，以免犯一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16］19-21

三、结论

从“大科学观”与“大心理学观”角度看，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者，当心理学仅指实验心理学时，心理学的确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并且，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遵循的是演化路径而不是进化路径，这样，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蕴含有丰富且有现实意义的心理学思想。一旦树立起这两种理念，就可点燃今人钻研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的热情，然后运用“基本问题论证法”［16］12-13来证明中国文化里本有心理学，并在研究中做到既“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又坚持“求同与求异相结合”“诠释与建构相结合”等研究原则［16］38-45，不但能给中国未来心理学的发展开拓出崭新的天空，而且能让中国心理学界重建自觉关注中国本土心理学思想的新传统。若果真如此，不但能够在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中落实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如下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6］534，而且通过同人的共同努力，终将建构出一种“新体新用”①我们不赞成“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提法，因为，犹如自然界中不可能存在“马体牛用”的动物一般，中国文化（包括中式心理学）里也不可能存在所谓“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式的思想体系。式的崭新心理学体系。所谓“新体”，就是将中国文化心理学里的固有精华与西方心理学和苏俄心理学的精华融会贯通起来，从而产生“融会贯通中西心理学精华的新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尤如历史上的中国学人将中国儒家文化的精义与外来的佛教文化相融通，从而生成“宋明理学”这个新的知识体系一般。所谓“新用”，是指中国的心理学学习者或研究者一旦掌握了“融会贯通中外心理学精华的新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必将对心理学有一番新的见解与新的作为，即会产生新的功用。［31］1-2

［1］波林.实验心理学史［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夏征农，陈至立.辞海：彩图本［M］.6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Boring E G. A Note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d Psychology［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1966，（2）.

［5］Lapointe F H.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Term “Psychology”［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70，25（7）.

［6］Kemp Vande H.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Term Psychology：Addenda［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80，35（8）.

［7］执权居士.附论西教兴废来书［N］.申报，1872-10-28（2）.

［8］阎书昌.“心理学”谁首创，中国人抑或日本人？［C］//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广州：广州大学，2012.

［9］赵莉如.有关《心灵学》一书的研究［J］.心理学报，1983，（4）.

［10］赵莉如.中日心理学史上的早期联系与交流［J］.心理学报，1991，（2）.

［11］梁启超.绍介新著［N］.新民丛报（第18号），1902-09-15.

［12］陈永明，张侃，李扬，等.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十件大事［J］.心理科学，200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