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年谢 莎

（1.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大学 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 学术关注：文化心理学专题研究

建设有文化的文化心理学

钟 年1谢 莎2

（1.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大学 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特约主持人：钟 年

主持人话语：文化心理学是心理学中发展迅猛的新兴领域，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文化心理学家R. A. Shweder就宣告“文化心理学的时代”到来了。对中国而言，进入21世纪后，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国内文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当然也包括中国心理学界文化意识的提升，文化心理学发展的时机终于孕育成熟。2013年12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文化心理学高峰论坛”是标志性事件，这是中国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会，也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中国的文化心理学也有一个“漫长的过去”。20世纪初期，在西方相关学科的影响下，中国的心理学家就翻译、撰写了一批民族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和文章，此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一直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得到延续。心理学领域亦曾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展了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心理学研究。在此稍后，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也被介绍进来，并在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等分支得到体现。还必须提到的是，台湾、香港等地心理学家数十年来在本土心理学研究园地的辛勤耕耘，其丰硕成果已令世人惊羡。为呼应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起，本刊设立“文化心理学”专题反映相关研究成果。本期刊出三篇论文，包括钟年教授的《建设有文化的文化心理学》、汪凤炎教授的《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如何化解艾氏紧箍咒》、李炳全教授的《文化心理学的心理发展观探析》，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心理学的未来研究做了展望。文化心理学应该有宽阔的胸怀、恢弘的视野、广泛的关切，人们有理由期待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文化高度交融的背景下，担负责任，贡献力量，焕发出炫人眼目、动人心魄的光彩。

文化心理学是心理学中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也应指出它缺乏对文化本身的研究。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文化心理学既需要也有可能开展对文化的探究。建设有文化的文化心理学，也许是文化心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文化的探究可以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入手，进而探讨文化的各种性质。其中文化的结构是难以忽略的话题，而文化结构的深层正是文化心理。心理学者可以从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那里获得启发，面向活生生的文化，发展出基于生活、联系实际、倡导应用的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学；文化；文化结构；文化心理；人类学

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是心理学近20年来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许多普通心理学教科书已经将文化心理学作为心理学重要的探究倾向。在文化心理学领域中，学者关心的是在文化情境下人们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目前，文化心理学有不同的研究取向，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这门学科的界定有各异的表述，一个较为经典的说法是：

文化心理学研究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如何规范、表达、改造、变更人类的心理，即文化对心理、行为的影响、塑造。关心的问题有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心理与文化、个人与情境、对象与背景、实践者与实践等等的相互作用、共生共存及动态地、辩证地、共同地塑造对方的方式。［1］1

但是，在这样的定义下以及20年来大量的文化心理学作品中，我们却很少看到对“文化”的直接讨论和研究。文化心理学的母体社会心理学曾经面对这样的诘问：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在哪里？我们也可以对文化心理学提出类似的诘问：文化心理学的“文化”在哪里？或者换一种问法：文化心理学需不需要对“文化”的研究？

一、别样的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倾向进入普通心理学教科书，其研究是如何被描述的呢？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提到美国前心理学会主席津巴多（P. Zimbardo）等人在《心理学与生活》这本流行极广的普通心理学教材中所指出的，文化的观点可以被用在几乎每一个心理学研究的题目上：

人们对世界的知觉是受文化影响的吗？人们所说的语言影响他们体验世界的方式吗？文化如何影响儿童向成人发展的方式？文化态度是如何塑造老年经验的？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自我感觉？文化影响个体进行特定行为的可能性吗？文化影响个体表达情感的方式吗？文化影响心理失常人的比例吗？［2］11-12

换句话说，心理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例如感知、情绪、动机、语言、思维、人格等，都可以“文化与某某”的方式纳入到文化心理学的视野。这里的“某某”，当然是心理学家所熟悉的心理现象。用中国人惯常的方式来表达，这叫作“文化搭台、心理唱戏”。

那么，可以有别样的文化心理学吗？回顾心理学史，我们发现，还是在冯特（W. Wundt）当年创建科学心理学的时代，冯特本人就尝试过与今天不一样的文化心理学。冯特对心理学的领域作了大致的二分，我们或许可以形象地将之比喻为鸟的两翼：其中一翼是个体心理学或曰实验心理学，关注的是人类心理更靠近生理的部分；另一翼是民族心理学，关注的是人类心理更靠近社会文化的部分。［3］132-133众所周知的是，冯特花费了他的生命旅程中的最后20年光景，孜孜矻矻、笔耕不缀，为的就是要建构其宏大的民族心理学体系。总括来看，冯特起码有三种作品是关于这个体系的：首先是厚厚十大卷的《民族心理学——对于语言、神话和道德的发展规律的探讨》，是从1900年3月至1919年9月写成的；其次是《民族心理学纲要》，于1912年出版；第三种是《民族心理学诸问题》的论文集一册，于1912年出版。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该书讨论了若干主题，依次为“语言”（第1卷、第2卷）、“艺术”（第3卷）、“宗教与神话”（第4卷、第5卷、第6卷）、“社会”（第7卷、第8卷）、“法律”（第9卷）、“对文化和历史的总看法”（第10卷）。［4］16这些书从内容上看，与冯特同时代的人类学（欧洲大陆称作“民族学”）的著作所讨论的内容并没有多大差异，几乎可以说，仅仅从目录上判断，冯特的这些书更像人类学民族学著作，而人类学民族学正是以文化为其研究主题的学科。

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是文化，在研究方法上也是文化的。“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独具特色的基本观点就是把人类社会建构的各种文化形式（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看成是社会群体的心理活动的产物及其发展的表现，并认为这些心理产物只能在社会群体的集体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而所谓社会群体，在冯特看来，就是原始时代的民族或部落、英雄时代的民族或国家，也就是他所理解的‘民族’。”［5］“序言”2著名的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利用各民族文化生活中的“遗存物”对文化进行研究，“冯特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借鉴了这一方法，所不同的是，冯特更强调对遗存物作心理方面的解释，用心理因果的同一性和一致性去推知各种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冯特的这一研究方法被心理学界称为‘文化产品分析法’”［5］“序言”24。

由此可见，冯特当年创始科学心理学，既如传统观点所说，受到了生理学、哲学的影响，也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学的影响，这一点完全应该补充到心理学史的教科书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冯特建立的民族心理学，以往心理学史上的评价是不成功，似乎是浪费大好时光，有些类似于以前对爱因斯坦晚年设想统一场论的评价。但是，近年随着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一些心理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冯特晚年的工作，认为他的工作在开创别样的心理学方面有重要的贡献。甚至有人提出，将冯特晚年的心理学翻译为“民族心理学”是个错误，应该径直称为“文化心理学”。［6］

建议将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翻译为“文化心理学”只是一家之言，因为冯特毕竟用的不是“文化”这个词。从名称上看，有人指出，最先使用“文化心理学”学名的是DeVos和Hippler，时间是在1969年。当时在“文化心理学”名称下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文化与人格的关系，这类研究工作也常常被称为“文化与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和“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7］3可是，有新的证据表明，“文化心理学”名称的提出可能比这两位学者早得多。［6］我们在检索文献时发现，由后人编辑出版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丕尔（E. Sapir）的《文化心理学：课程讲义》，有可能是最早的以“文化心理学”命名的作品，这部作品是萨丕尔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芝加哥大学的讲稿。据编者介绍：萨丕尔在1928年与出版商的一次会谈后写信给出版商，答应写一本叫作《文化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的书，书的内容来自于他那几年给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开的课“文化心理学”，书的篇幅大约十万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并没有写成，但时隔多年，一位有心的编辑知道了这件事，费尽心力从萨丕尔当年的学生那里搜集到几份珍贵的课堂笔记，经整理后出版，总算完成了萨丕尔的心愿。［8］1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文化心理学”（psychology of culture），在行文中还用到了cultural psychology，这与今天“文化心理学”的拼写方式完全一样。

萨丕尔以语言学研究闻名，普通心理学的教科书在讲到语言部分的时候，常会提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他与鼎鼎大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米德（M. Mead）等师出同门，都是被尊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F. Boas）的学生，也都是20世纪前期人类学中民族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萨丕尔在语言研究过程中，关注到人类的各种无意识行为，由此呼吁人类学与心理学联姻。后来人类学家林顿（R. Linton）依托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邀请卡迪纳（A. Kardiner）等精神分析学家加盟，正式开始了两门学科的合作，开创出“文化与人格”的研究领域。该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发展出民族性或曰国民性的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二战后与专题性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一道，促成了许烺光等人提倡的心理人类学。［9］由此可知，萨丕尔的文化心理学，包括文化与人格研究、国民性研究、心理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因为是基于人类学的，都是“有文化的”心理研究，它们与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一样，都可算作别样的文化心理学。

在若干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及其研究领域》中，我们就提出文化心理学本身就具有对“文化”展开研究的涵义。［6］汉语中有个成语叫“望文生义”，在不同的文化语言环境下，人们“望文”所生出的理解很可能不同。不妨考察一下在中文语境下对“文化心理学”可能读解出来的意义。我们主张，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性，“文化心理学”这五个字起码可以引发出三种不同而又相互有关联的理解：首先，这可以是对“文化心理”的研究；其次，还可以是对“文化”的心理学研究；最后，也应该是对“文化”与“心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以上三种理解，或许还不能囊括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所有取向，但这三种都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家的任务。［6］文化心理学应该是一门有胸怀、有气度、能包容的学科，在这个领域内，各种研究取向、各类研究方法、各门学科的学者都不应受到排斥。

二、界定文化的努力

如果说文化心理学要有对“文化”的研究，那么首先可以追问的就是“文化是什么”，亦即对“文化”的界定。文化如今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学术界对文化概念的自觉界定却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人们通常同意，目前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文化定义是英国的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作出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开篇中写道：

文化（culture），或文明（civilization），就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0］1在这个定义中，泰勒凸显了文化的项目或曰构成（知识、信仰、艺术、道德等），注意到了文化的共享性和习得性，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文化的整体性，这一点为后世多数学者所赞同。

对于泰勒这个最早的文化定义，有学者评述道：“这里有三个方面必须着重强调一下，即（1）‘文化’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获得并掌握的东西，因而必须明确地同本能的生物学遗传或先天性行动方式区分开来。是超有机存在的；（2）‘文化’是与个人无关的、进行社会性承前继后的东西，因而‘文化’也是超个人的存在；（3）‘文化’不是简单、孤立诸要素杂乱无章的堆砌物，而应作为诸要素复杂的纵横交错所产生的统一的总体（an integral whole）予以把握的结构性的东西。这些要点为泰勒以后的许多文化科学者所继承，发展更趋完善。”［11］370正由于这些原因，泰勒的定义被视作最经典的文化定义，是今天无论什么人在讨论文化概念时都“轻易绕不过去”的。

自从泰勒开始界说文化之后，新的文化定义便层出不穷。其中，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文化定义颇值得关注，他在其《文化论》中写道：“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12］2在1944年马林诺夫斯基去世两年后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的马氏遗著《科学的文化理论》中，对文化的界定有了一些调整：

它显然是一个有机整体（integral whole），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无论考察的是简单原始、抑或是极为复杂的文化，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部分由物质、部分由人群、部分由精神构成的庞大装置（apparatus）。人借此应付其所面对的各种具体而实际的难题。［13］52-53

略作对照人们就不难发现，马林诺夫斯基所给出的“文化”定义与泰勒的定义大致相同，都罗列了文化的主要项目。但是，二者之间也有重要的区分，马氏“和前一代社会人类学家的差别不在所认定文化的内容，而在对文化的基本看法”［14］13，马氏倾向于“把文化看作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人工体系……是为人们生活服务的体系”［15］，这里强调的正是文化的功能特性。

鉴于文化的定义越来越纷繁复杂，到1952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eober）和克拉克洪（C. Kluckhohn）觉得有必要专门讨论一下文化概念了。他们综述了一百六十余种由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提出的文化定义。他们按照学者的着重点，将这些定义归纳为“列举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等六大类。做完这些工作以后，他们二人也添加了一个自己的文化定义：

文化是各种显型的或隐型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使用而习得或传授，构成包括人造事物在内的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得的）观念，特别是与群体紧密相关的价值观念；文化体系既可被看作人类活动的产物，又可视为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基本条件。［16］17

这里将文化确定为行为模式，显然是受了心理学中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影响；谈到显型和隐型，则可以窥见精神分析和结构语言学的影子；强调传统的观念，又表现出对历史的尊重。所以，这个定义是综合性的，是集大成的，同时，也由于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等人在人类学界的巨大影响力，该定义在学术界被屡屡记起。

总之，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17］103

在这个表述当中，“与近40年来的多数人类学家一样，格尔兹把文化界定为一个表达价值观的符号体系；也与诸如特纳、道格拉斯等象征人类学者一样，格尔兹把文化主要当成一个象征的宗教体系”［18］250。这个定义对前人的继承也是明显的，如果把“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与克罗伯等人“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得的）观念”相比较，便不难发现其相通之处。

中国学术界也有不少对文化的界定与考释，这里主要回顾一下我国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的文化观。李亦园将文化视为一个民族所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包括可观察的文化（observable culture）和不可观察的文化（unobservable culture）两大部分。他所认为的可观察的文化包括：（1）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2）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3）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但文化除这三类可观察的文化外，还有关于文化内在结构的不可观察的文化。所谓内在的结构，是用来整合三类可观察的文化，以免其间有矛盾冲突的情况出现。这种不可观察的文化法则或逻辑就像语言的文法一样，构成一个有系统的体系，但常存在于下意识之中，故不可观察，或不易观察的。［19］193-196这样一个对文化的看法，既照顾到人类文化的诸种面向，也考虑了人类文化的不同层次。由于这种看法是李先生从其长期人类学实践中提升出来的，所以很容易运用到现实的文化研究中。

因为本文讨论的话题是文化心理学，就更应该来看看心理学家是如何认识文化的。其实，在克罗伯、克拉克洪总结文化定义的时候，将以往的界定分成六大类，有一类便是“心理性的”。简单地说，在心理学的认识里，文化可以被看成是一群人所共有的行为模式，或者是这群人所分享的认知体系，也有人表述为特定群体的无意识结构，或者是一种公共的价值观，或者是大家共同具有的一种认同。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心理学家即便是文化心理学家，界定文化的自觉意识并不强，好在随着文化心理学向深度和广度的拓展，逐渐有一些文化心理学家开始注意文化界定的问题。

例如，彭凯平在其《跨文化沟通心理学》中，设专章（第三章）讨论“什么是文化”，该章有两个二级标题，分别为“文化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历史传统”，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作者对文化的基本看法。在这一章的开篇，彭凯平也回述了泰勒的文化定义，然后写道：

我们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观念、价值、心理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和理智的规范。文化是建立在学习基础上的，而不是源于生物学；它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共有，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独特风格；它是具有历史沉淀的产物，而不是社会时尚的风气；它是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而不仅仅是点缀生活的装潢；它是人类生活环境的反映，而不只是社会奇才的特意创造。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symbolic system），它给我们的生活、生存和我们的世界以意义和目的，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20］34-35赵志裕、康萤仪在他们合著的《文化社会心理学》一书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什么是文化”。他们在该章中关注了数十年来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围绕文化所争论的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包括什么，二是文化的特性是什么。他们回顾了包括博厄斯、克罗伯、格尔兹等在内的众多人类学家的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定义。他们写道：“基于这些概括，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一套共享知识的网络，这些共享知识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个体集合中被生产、散布和再生产。”［21］19-20紧接着，他们讨论了这一定义的如下组成要素：共享的知识、共享知识的网络、共享意义的生产、共享意义的分布、共享意义的再生产、相互关联的个体的集合。

1.单位根检验。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本文使用ADF方法对选取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8.0软件进行分析，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三、触及文化结构

如上所述，文化心理学家对文化界定的自觉意识并不普遍，但毕竟已经迈出了脚步。另一方面，从文化界定的发展看，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对文化的平面化罗列排比，而是试图进入文化的深层，把握其本质，这就涉及文化结构的问题。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工具书中，常常有“文化结构”的条目。不过，汉语学术圈最早收录“文化结构”词条应该是台湾的专业辞典。台湾1971年出版了多卷本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该辞典《人类学》分册对“文化结构”（cultural structure）的解释是：“‘文化结构’是指文化的架构，这个架构意义有二：（1）视为是不同的文化元素或文化丛之间具有一定秩序的关系；（2）视为是由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文化丛（culture complex）、文化区（culture area）、文化模式（culture pattern）诸概念构成的。”［22］46这里的第二层意义主要是美国人类学中的一种分法，起源于博物馆中对物质文化的研究；第一层意义讲关系，是人们在一般意义上对结构的认识，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权威的工具书对“结构”的解释。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结构”是这样界定的：“事物系统的诸要素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组织方式或联结方式。两个以上的要素按一定的方式结合组织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诸要素之间确定的构成关系，就是结构。”［23］358由此看来，首先是分类，一个事物或系统有无结构可言先得看它能否分成不同的要素；其次是层次性的关系，即这些要素不是随意组合的，而是相互间有特定的组合方式。所以，分类，加上关系，就构成了结构。

本文讨论的是文化结构。说到文化结构，人们自然很容易想到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这是与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联系在一起的学术思潮。“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的真正含义是，人类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从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层次去寻找根源。这个所要寻找的层次，就是结构。它是一种基本的关系，反映的是文化意识形态在内涵上的对立与统一，是一种既互相冲突又同时并存的关联。”［18］51-52

人类学中结构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被认为是最理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 Leach）总结道：

基本上是探索这样的一些事。我们看到的周围世界，是由我们的意识来领悟的。我们感觉器官的操作方法，和大脑思考、整理和解释进入它的刺激方式，使我们觉察到的现象具有了我们所赋予它们的属性。人脑这种整理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特征是，我们要把我们周围的时间和空间的连续统一体切割成段。也就是说，我们把环境看作由大量被分门别类的各别事务组成，把时间阶段看作由各别事件的顺序组成。同样，作为人，当我们制造人工产品时（指所有的人工产品），例如设计礼仪或书写以往的历史，我们就会模仿我们的自然界，也就是说，用我们想象的分割和排列自然界物品的同样方法，去分割和排列我们的文化产品。［24］21-22

精神分析心理学曾对列维-斯特劳斯产生很大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将模式分为“意识模式”（Conscious Model）与“无意识模式”（Unconscious Model）两大类。意识模式是社会成员能够意识到的人类社会或文化的表层结构。无意识模式，是无法直接观察的，较深地隐藏在社会文化的表面现象背后，没有真正被该社会成员所意识到的深层结构，在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真正起决定性的作用。［25］122-123

这里提到无法直接观察的深层结构，我们可以回到前面讨论过的我国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的文化观。李亦园将文化分为可观察的文化和不可观察的文化两个层次，而文化研究真正要深入的是后一个层次：

这一层次的文化才是人类学家所真正追求的。从可观察的一面来看，文化是一套具体的东西，并可分属不同领域，彼此并不相统属，交互相关。但在不可观察的层次中，文化是一套共有的意义象征系统，它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指引着人们的行为，同时勾连着各各互异的文化领域，形成一套和谐的整体。［26］107

对于这一层次的文化，李亦园也认为是经常处于下意识之中，所以才是不可观察的。

当然，对文化结构的分析不是结构主义的专利，早在1938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写作《论文化表格》一文，介绍功能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分为三因子和八方面的观点，就指出“三因子在大体上代表了文化的结构”，他还提到美国的人类学家博厄斯等人也有类似的三分法。［27］195吴文藻进一步解说了这种三分法：

现在先就三因子逐一加以分析，借以明了三者的连环性。实地研究员欲明了三者间错综的关系，可依下列三层申述之：（一）物质因子如同社会和精神因子一样，在任何个别的文化体系上，应占有绝对平等的地位，不因其为物质的而即居于低等的地位。（二）社会因子介于物质和精神因子之间，向为一社会的文化骨干，也可以说是了解文化的全盘关系的总关键。（三）精神因子针对物质和社会因子而言，乃是二者的上层结构，所以也是文化的核心。［27］196

在分类详细说明之后，吴文藻还就三因子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热”的出现，我国更多的学者注意到文化结构的问题。例如，刘伟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一个斯芬克斯之谜的求解》中将文化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文化是“知识系统”，又细分为三：（1）宗教、哲学；（2）语言、文学、艺术；（3）各门实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第二大类文化是“心理系统”，也细分为三：（1）民族精神；（2）社会心理；（3）个体心理。作者画了一个图并作了一个涉及文化结构的说明：“该图所表示的是一个由显型构造到深层构造的文化架构。就两大系统来讲，知识系统是显型层次，或者称显型构造；心理系统是文化架构中的潜在层次，或者称深层构造，它较知识系统有着更深远、持久的影响力。每一系统内部的排列也呈现出不同的层次。”［28］36

又如历史学家冯天瑜等人在《中华文化史》的“导论”中，专辟一节讨论文化结构问题。作者从“文化是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29］30-31的视角剖析文化结构：

从文化形态学角度，宜于将文化视作一个包括内核与若干外缘的不定型的整体，从内而外，约略分为几个层次——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缊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构成的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29］30-31

作者还对上述文化诸层次做了简略的图示，并进而讨论了“文化的浅层结构”“文化的深层结构”“显型文化”“隐型文化”等概念。

还有一些学者对文化结构的各种特性进行了探讨。例如，哲学家郭齐勇在《文化学概论》中就对文化结构的层次性（等级性）、开放性、动态性、可分性与不可分性进行了一一梳理，他最后总结道：“总起来说，我们对文化结构的认识需要动态地把握，需要具体地、历时态地加以考察，否则，死板地划分一些元素、子系统，机械地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当作个体行动者的认知系统来分析，或者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全盘性、稳定性，或者强调文化的部分性、分疏性、变迁性，都可能失之偏颇。”［30］238这类讨论，使人们在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时，依然能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

四、文化的核心及其研究

文化结构的思考，引导人们迈向文化的核心。不难发现，上述讨论中大家对文化的要素、层次、关系等问题的意见虽有不同，但对文化结构的核心的认识，却惊人的相似。不管是强调观念、意识、精神，还是突出心理系统、价值观、心态文化，大致归纳起来，就是人类的文化心理。其实，追溯中国学术界最早对文化定义和文化观念的认识，梁启超就有文化是“人类心能”的说法，而梁启超心目中的文化史研究，主要的就是对心理、人格的“精研”，因为在他看来，“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31］153。

潜藏在结构深层的人类文化心理也是人类学中结构主义想要把握的。“列维-斯特劳斯的探索，是想建立‘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当列维-斯特劳斯想深入‘人类心理’时，他抓住了无意识心理结构问题。”［24］132-133有学者在评述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时说：“结构主义用乔姆斯基称之为‘深层结构’的方法去解释人和文化。这些‘深层结构’是心灵活动的原则，它是无意识的，但结构主义试图去发现这种深层结构，而且至少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去说明它是文化现象的真正基础。在企图去发现这些行为的集体的和无意识的决定者时，结构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精神分析学在个体心理学中所起的作用，社会科学与个体心理学都要求对那些影响我们的过程给予一些新的了解，给予一种比较深一层的洞察，但是，在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出现以前，我们对这些过程所知甚少。”［32］2

前文提及吴文藻在《论文化表格》一文中早就指出文化的三因子中精神因子是文化的核心，而“精神现象实包括了三层，即是语言，心理，及价值。语言系精神的外表，心理与价值则为其内心”［27］198。精神既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研究的重点当然是精神现象，“一切精神现象都是心理现象”，“可以说文化的来源是个人的，故其本质乃是心理的”。［27］199-200作者紧接着介绍了美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所以美国现代眼光深远的学者，常以‘人格与文化’对比的问题，促起国人的注意。这种眼光，在我们看来，是有重大的意义的。”［27］201

冯天瑜等在其著作中也将“心态文化层”置于文化的核心部分，并进一步作了区分，指出对其开展研究的重要意义：

这里所谓的“心态文化”，大体相当于“精神文化”或“社会意识”这类概念。而“社会意识”又可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对心态文化中“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个层次加以区分，并认识到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形态赖以加工的原材料，对于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只有）认真研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有可能真正认识某一民族、某一国度精神文化的全貌和本质。［29］31-32

在实地研究中我们发现，不要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范围不大的地域性群体，欲深入了解其文化，也要进入心态文化层。例如，我们在生育文化的调查研究中，就从文化心理氛围（cultural psychological climate）入手，梳理文化的、传统的、风俗的等方面的力量作用于个体行为的心理机制，以达最终把握生育文化的目的。［33］

长期致力于文化学研究并在世界文化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黄文山［34］390，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撰写了大量的文化学著作，晚年更出版《文化学体系》系统阐述其文化观。在其《文化学的方法》中，黄文山指出人们对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有种种论说：

但其中有一点，为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所不否认的，这就是：文化到底是属于心理的层次的。一种物件，一种信仰，一个制度，当它们由一个部族或民族传播到其他部族或民族时，如果单从外部的媒介去观察，而不从内部的心态去体认，则文化的一切真相不会暴露出来。［35］12-13

所以在方法上需要引入心理学：“文化现象，以内部状态为最重要，故心理、统形的方法，值得重视。”［35］79

心理为文化的核心以及文化心理的研究应当为文化研究的重点，对此多数人已经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人类的心理现象极为复杂，类似对文化心理这样的高级心理现象的把握，更较感觉、知觉、记忆等初级心理现象的研究难上许多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入这个文化的深层。如前所述，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心理学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研究上述初级心理现象的个体心理学，一是以人类共同生活方面复杂精神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心理学。冯特晚年曾花了近20年的时间，用分析和研究语言、艺术、神话、宗教、社会风俗习惯等文化历史产物的方法，专门研究民族心理学。可惜冯特的想法虽然不错，后来却几乎没人在其开拓的道路上继续摸索前行。对于方法上的困境，黄文山也曾感叹道：“文化学注重‘文化心态’的研究，但心态的正确把握，因为‘文化心理学’还没有发达，所以也就特别困难。”［35］23这是直接向文化心理学喊话，希望心理学来承担探索文化结构核心内容的任务。

当然，冯特、黄文山们所面临的困境在今天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解除。随着心理学领域文化心理学的崛起，心理学在涉及文化的研究方法上也有了许多进展。在研究中，“文化普遍性”（etic）方法和“文化特殊性”（emic）方法是思考的基础。［36］466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最初的研究者采用观察、访谈、民俗分析等方法分析文化的差异及其对人们的影响，现在这些方法仍在使用，但新的方法越来越多地用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比观察分析更进一步的是价值调查法（value survey methods）。这种方法是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比不同文化中人们在思想、信念与价值观上的差异。文化心理学中的价值调查法有四种形式，分别是排序法（ranking）、评价法（rating）、态度量表（attitude scale）以及行为场景法（behavioral scenario methods）。［37］257其他的方法也开始被采用，例如Morris、Peng等采用文化启动研究（cultural priming study）的范式来研究文化与归因问题，他们借鉴了Heider的策略，以鱼群为启动刺激，探讨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归因倾向。这种设计避免了具体的人与事可能引起的偏见、偏向，能获取文化差别的较纯净的测量，其有效性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很可能启动实验在揭示内隐的文化差异方面是其他方法所无法相比的。［38］491-497

不过，要想建立有文化的文化心理学，仅仅方法上的进步是不够的。在科学中，科学观念是比科学方法更关键的要素。文化心理学需要对“文化”的直接讨论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心理学应该向人类学学习。正如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交叉出来的学科，文化心理学也是人类学和心理学联姻的产物。冯特当年建构民族心理学体系，就是心理学家向人类学民族学学习的典范，今日的心理学，依然要放下身段，像自己的前辈那样，向人类学家学习如何更好地贴近文化、感受文化、思考文化。

我们不妨以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历程作为范例，讨论一下文化研究的可能进路。在费孝通一生的众多作品中，有一本薄薄的加上前言、后记也不过6万来字的《乡土中国》，这本书篇幅虽小份量却不轻，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学者所珍视，它是举世公认的费孝通的代表作之一。从性质上看，《乡土中国》是一本谈论中国社会结构、文化格式的书，更是一本探讨中国国民性、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作品。［9］费孝通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部经典性著作，关键在于他有在中国各地开展实地调查（即人类学中所说的fieldwork——田野工作）的经验，有《江村经济》等一系列记录中国人生活原貌的实证性研究成果。

据费孝通先生自己回忆，他所做过的实地调查，仅说在写作《乡土中国》前的，大约就有北京地区的社会调查、广西大瑶山的民族调查、江苏农村调查以及由英伦返国后和云南大学的同事们共同开展的内地农村调查。这些调查形成了《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商业和农业》等成果，先后在国内外出版发行。［39］89-90也正是在费孝通做实地调查的同时，还有不少他的志同道合的学友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及社会的其他领域中踏踏实实地开展实证研究，如：杨庆坤的“山东的集市系统”、徐雍舜的“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林耀华的“福建的一个氏族村”、廖泰初的“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的“山西的土地制度”。［40］“序”6上述研究在选题上的广泛性，直到今天仍令人称羡，而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都是采用的实地调查的方式。费孝通的实地调查坚持了一辈子，他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以期由此把握活生生的中国文化。①譬如他对江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追踪调查即长达半个多世纪，前后共访问20余次。用他本人的话说，他这一辈子，是“行行重行行”。［41］“前言”1

援用费孝通先生的例子，是想说明文化心理学也应该像人类学、社会学那样，是一门研究社会实践的学科。文化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人类学在此已作出卓越的贡献，但对人类文化这样一个复杂现象，单一学科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学坚持田野调查，这是原则；心理学长于方法创新，这是灵活。两门学科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或可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文化心理学加上文化人类学，将为人们深入文化结构、把握文化心理提供更多的机会。从心理学方面说，“心理学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心理学的应用渗透到许多领域，这些领域也有其他学科的应用实践，很多时候，心理学的影响力不见得更大。例如，在管理领域、教育领域、沟通领域、社区领域等，心理学的作用似乎不如管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即便是在心理学内部，应用实践的价值也常常受到质疑”［42］。心理学者可以从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那里获得启发，面向活生生的文化，发展出基于生活、联系实际、倡导应用的文化心理学。

在2013年12月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文化心理学高峰论坛上，我做了《心理学的想象力与行动力》的大会报告，报告中指出：

最近一个世纪里，许多学科有过转向，例如哲学转向。心理学可以有转向吗？我们认为也可以有。心理学可以面向社区，发展社区的心理学；心理学可以面向生活，发展生活的心理学；心理学可以面向民众，发展民众的心理学。2008年5月，当我们几位同道发起建立“心理学与中国发展论坛”时，我提出过“迈向人民的心理学”，就是对心理学的这种期许。一门学科，应该不沉溺于自我小利而放眼于人民大义。胸怀博大了，天地自会宽阔。行动起来，当你去关切人民，人民就会关切你。［42］

建设有文化的文化心理学，是文化心理学的观念改革、是研究的转向，也许是文化心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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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 波］

钟年（1961— ），男，湖北武汉人，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中国心理学史、文化人类学研究。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强国的关键要素及其建设研究——以当代中国为中心”（项目编号：13&ZD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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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068(2014)02-0001-10

2014-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