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山

隐性“区隔”与显性支配
——论审美趣味与审美权力的双向建构

黄仲山

在审美文化领域，审美趣味作为一种隐性的“区隔”力量，形成文化资本占有者对其他阶层审美活动的软性控制和引导，这与通过对审美资源的硬性占有而呈现出显性支配力的审美权力形成对应关系。在审美权力到审美趣味领域的延伸过程中，呈现了一种由硬到软、由显性到隐性的向度；另一方面，审美趣味的层级结构又反哺并巩固已有的审美权力结构，两者形成一种相互指向对方的双向建构关系。在这种关系形态下，需要结合时代语境反思当下社会文化中的权力颠覆与趣味博弈，从中趋利避害，实现社会审美文化的和谐健康发展。

隐性“区隔”； 显性支配； 审美趣味； 审美权力； 双向建构

权力(power)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是指个人或群体参与审美活动、进行审美欣赏并进行评析的权力，具有权力的斗争和排他属性，是一种审美资源和活动的硬性占有和显性支配力；趣味(taste)在西方则是从味觉中延伸而来的一种鉴赏力和判断力，在中国美学语境中又可以理解为一种品位，即审美的倾向性和识别能力，具有某种与审美心理相关的隐性和弹性。

一、审美权力与审美趣味：两种维度

尼采曾说：“我们所有有意识的动机都是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我们本能和状态的斗争，争夺强力的斗争。”*[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页。权力的获取是基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斗争关系，形成一种维持统治秩序的支撑结构。如福柯所说，“权力”比纯粹政治性的国家机器和法律“更具有渗透性”*[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它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上，同样体现在审美文化上。“权力结构总是要进入情感结构”*骆冬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这种权力结构进入审美的情感层面，使得审美问题具有了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审美权力是政治性介入审美的一个维度，从审美权力的维度进行考察，就“具备对当代各种审美文化现象以至更其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独特阐释能力”*杨小清、何风雨：《审美权力假设与“国家美学”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就如权力所体现的一般特性那样，审美权力所显现的是一种显性支配力。关于“支配”，马克斯·韦伯曾描述道：“‘支配’乃是共同体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韦伯作品集Ⅲ》， 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掌控审美资源和话语权的阶层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通过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垄断形成对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支配。这种支配也是整个社会统治秩序的一环，具有与政治、经济支配类型相一致的特征，即都是支配

与被支配的二元结构关系；同时审美权力作为审美文化领域的范畴，也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韦伯在论述封建贵族心态时说：“因其为具有‘美’之意义的无用之物——的追求，主要乃是基于一种封建身份的威信欲，同时也是个重要的权力手段——通过对大的暗示以维持自己的支配地位。”*[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韦伯作品集Ⅲ》， 康乐、简惠美译，第257页。这种威权的暗示相对赤裸裸的政治手段来说，具有某种隐性的特征，然而最终落实的也是显性的支配结构，其手段明确，目的单一，就是实现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夺和控制。

对于支配与规约的方式来说，法律是通过强制来除奸惩凶，道德是通过规范来趋善避恶，趣味则是通过影响来倡雅斥俗，审美趣味与法律和道德一样，自身具有某种制约的力量，影响了人现实行为的因果链。不同的是，审美趣味的这种制约性是非强制的、隐性的，通过一种相对缓慢的渗透和影响作用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最终仍然体现着权力的关系和支配的效果。

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的审美趣味理论一般倾向于认为需要借助客体来激发主体的审美感官，美国哲学家乔治·迪基比较了其与审美态度理论(Aesthetic-attitude theories)的联系与区别，认为虽然两者都是指向主体的，但前者比后者更强调在审美过程中对客观物的凭附*George Dickie. Art and the Aesthetic: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57.。在英国哲学家弗兰克·西布利(Frank Sibley)看来，审美趣味不仅指个人主观上的偏好和倾向，而且指一种“发现、观察或识别事物具有某种特质的能力。”这就是说，审美趣味也是一种对客体的识别能力。所谓“趣味无争辩”是针对个人偏好来说的，而涉及到对客体的判断能力，自然就产生了高下之分。西布利认为，这种精妙的识别力是少数人所独有的，“对其他人来说，趣味和敏锐感官是稀有物”*Frank Sibley. Aesthetic Concepts, in Joseph Margolis ed., Philosophy Looks at the Arts: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AestheticsⅡ,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1.。休谟在其著名的文章《论趣味的标准》中转述了《堂吉诃德》中关于品酒的例子*这个故事大致描述了桑丘的两个亲戚品酒，其中一个尝过后认为是好酒，只是有股皮革味；另一个品尝后也承认对酒有好感，除了有股铁味让他受不了。他们因此遭到嘲笑，结果酒桶倒空，在桶底发现了一把拴着皮带的旧钥匙。休谟通过这个例子将味觉延伸到审美领域，来论述趣味问题——笔者注。，将高超的识别力视为高级趣味的依据，这样，审美趣味就越过最初的个人审美心理层面，具有了社会性的维度，形成力量支配型的层级结构。就像康德所指出的那样，审美趣味的范本虽然具有某种特权功能，但不是用效仿的方式，而是以追随的方式获得这种特权功能的。按照康德的理论，审美的逻辑是无功利的、能够在不同人群中和谐沟通的共享，而权力的逻辑则是能够产生强制性服从的能力。可以设想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软性的、非强制性的逻辑，然而又具有实质性的引导力量，这就是审美趣味的自有的独特逻辑，它以渗透和影响的方式呈现，以人们自觉追随的方式来获得自然的、隐性的控制。

此外，在布尔迪厄看来，审美趣味通过层级结构，体现了一种隐性的“区隔”效果。他在其名著《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指出：“趣味进行区分的同时也区分了区分者。社会主体根据其类别而被区分，因自己制造的美与丑、雅与俗的区隔而区分了自身。 在这些区隔中，他们在客观区分中所处的位置被显性表达或隐性泄露出来。”*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Lond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6.与权力通过契约关系和规训、惩戒体制等直接显现不同，趣味在区分社会文化阶层的时候更具有隐蔽性和弹性，它并不是强制性地运用体制力量和资源垄断来达到支配效果，而是利用趣味的人为区分形成所谓不同阶层的审美趣味，并且利用软性的宣传教化来取得社会的普遍赞同。这种隐性的“区隔”常常掩盖了审美背后存在的权力关系，使得人们相信所谓趣味高下之分仅仅是个人美学素养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

审美权力和审美趣味的生发和存续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并且互相支撑的，审美权力大致处在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点上，而审美趣味则直接触及美学的核心和实质，这两者的互动关系存在着两种向度，形成相互指向对方的特殊张力关系。

二、从审美权力到审美趣味：软化与隐化的过程

墨西哥学者阿道夫·桑切斯·瓦斯奎斯说：“如果一个既定的社会特殊的(人群)支配着一般的(人群)，某个阶级将其特殊利益强加于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之上，这个社会就会试图将这种支配延伸到艺术本身。”*Adolfo Sánchez Vázquez. Art and Society: Essays in Marxist Aesthetic, Translated by Maro Riofranco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p.115.这就是说，特殊阶级通过艺术和审美趣味的表达来延伸其社会支配力量。从审美权力到审美趣味的延伸，呈现了一种由硬到软、由显性到隐性的向度，其实是权力强势支配弱势并且对其施加持续影响力过程的一种策略性转换。美国学者赫伯特·甘斯曾说：“文化上的不平等似乎比其他类型的不平等更少招致怨恨。”因此，在趣味上遭遇到不平等所造成的冲突也比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不平等引起的冲突要温和得多。然而他接下来也说：“就权威上来说，审美趣味的等级和身份等级一样，高级文化处在上层而低级文化处于底端。”*Herbert J. Gans. Popular Culture &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Basic Books, 1999, p.142.审美趣味因为其影响的间接性和隐性特征，减小了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审美趣味的弹性和持久性，其结构性变化和颠覆相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来说较缓慢与温和，在历史转变中预留了相对充裕的空间，力量被逐步消化，在社会中一般不会造成剑拔弩张的剧烈对抗。但这并不代表趣味文化就是游离于权力斗争之外的，权力的爪牙实际被暗藏在深处，存在于趣味中的各种立场和价值博弈只不过是潜在冰层下面的暗流，虽然有时候很难被发现，但从来都没有消失。

康德美学中关于审美非功利性的观点受到布尔迪厄的批判。布尔迪厄指出，这种自洽的、无功利的审美趣味“代表了特殊阶层的利益，所以并不具有超越的价值”*Jonathan Loesberg. A Return to Aesthetics: Autonomy, Indifference, and Postmodernis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认为审美趣味其实是受到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的。布尔迪厄在此引入了“场”的概念，认为权力场是各种因素和机制的力量关系，共同点是都拥有在场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必要资本”。审美权力的场域结构决定了社会群体和个人所接触的审美对象、审美知识储备和审美心态等等，如布尔迪厄所言：“资本生成了一种权力来控制场”*[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7页。，精英阶层掌控着大量的文化资本和审美资源，接受系统的审美教育，因此拥有超越普通民众的审美权力，在审美对象的选择上拥有更大的弹性空间。这些硬性的权力使得拥有者在审美活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物质优势和心理优势，同时也无形中框定了审美的对象范围和价值标准，而审美趣味就在这种看似随意、实则提前附加了许多规定性的审美活动中逐渐地成型。而另一方面，民众作为文化弱势一方，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接受审美趣味的这种分层结构，如美国学者舒斯特曼所说：“对于那些缺乏必要的前期教育、闲暇时间和文化条件，而实际上被拒绝接近高级文化作品以及对其正确欣赏的人们来说，他们没有真正挑战享有特权者的上流趣味的选择自由”*Richard Shusterman. “Of the Scandal of Taste”, in Paul Mattick ed., Eighteenth-Century Aesthetic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0.。布尔迪厄在分析趣味的形成过程时曾说：“某种风格的艺术作品的反复感知，也就控制这些产品生产的那些规则的无意识内化。”*Pierre Bourdieu. “Artistic Taste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Jeffrey C. Alexander, Steven Seidman ed.,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06.就是说，趣味是在一次次的“自由”的审美感知中，形成植根于人们潜意识的一种“习性”，这种“习性”经过强化巩固，就形成了更为稳定的审美趣味。因此，审美权力从客观条件和主观心理上都给审美趣味的形成预设了某种条件和标准，由于权力带来的差异性，这种权力的分层也就塑造了一种趣味的分层。权力通过隐性标准的设定和“习性”的暗示形成趣味的层级结构，实现其对审美文化领域的控制和支配。

审美权力不仅是趣味层级结构形成的原动力之一，而且通过权力的干预给趣味之间的相互沟通转化设置了门槛。文化精英所拥有的审美权力首先体现为一种选择和建构的优先权，对其有利的趣味结构一旦形成，他们又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本和话语权建立标准，通过阐释和教化，把精英趣味树立为一种坚固而不可动摇的标杆，让全社会都来尊崇和服从。在审美文化领域，权力通过趣味的建构和维护来实现自身的存在，这一过程是隐性的，其实也可看成是权力软化的过程，却可形成更为坚固而持久的控制与支配效果。也就是说，趣味在审美自由的名义下对社会支配的真相仅仅是掩盖或换一种面目出现，但其中的权益问题和由此导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得到冰释。

三、从审美趣味到审美权力：反哺、巩固与合谋

审美趣味其实是一种隐性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权力结构影响着趣味层级结构的形成和面貌。然而，审美趣味形成以后又会反哺并巩固已有的审美权力结构，权力通过趣味形成持续的影响力，这样，冷冰冰的权力关系就以审美的名义被牢固地树立起来。

审美趣味的层级结构一旦形成，由于其隐性的力量平衡关系而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而从这种层级结构中所抽绎出的所谓审美趣味的标准，为这种稳定性提供了某种保障。社会对于审美趣味进行综合判断的标准，在颇具弹性的空间里常常呈现出某种惰性甚至是保守的倾向。休谟承认趣味具有多样性的客观事实，然而这只是他论述的起点，面对龃龉纷纭的审美趣味,休谟坚持认为趣味是有高低的：“趣味的不同层次仍然是存在的，一个人的鉴赏也要比另一个人更好”*David Hume. “Of the Standard of Taste”, in George Dickie, R. J. Sclafani ed., Aesthetics: A Critical Anth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7, p.598.。休谟认为，标准的趣味既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性，又是后天教化的结果，这种趣味教化的原则就给权力的施加提供了空间和某种合法性。舒斯特曼分析了休谟的理论，认为休谟试图将趣味标准的设定打扮成是人主体心灵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建议非常显明，即顺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这种普遍共识，是每个人自由、自愿的感觉和倾向，因为很显然它不是强迫的”*Richard Shusterman. “Of the Scandal of Taste”, in Paul Mattick ed., Eighteenth-Century Aesthetic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0.。事实是，这种趣味的标准是基于某种价值论之上的，事先预设了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就使得趣味问题与社会权力结构产生了某种隐性的牵扯，趣味通过这种标准的制订和维护巩固了享有文化特权的阶层对审美文化的支配权。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说：“审美趣味是历史经验最精确的测震器。”*Theodor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translated by E. F. N. 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145.权力结构由于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相联系，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在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中，社会的权力基础常常发生动摇，而审美趣味代表着一种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一种惯性思维，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一种稳定的结构。因此趣味层级结构比权力结构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它往往并非敏感地、即时地反映社会权力的滑移、交接或颠覆态势，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延时性特征，因此趣味常常在社会急剧变革或缓慢改良时充当了审美权力游移的减震器。这也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治、经济权力，有能力占有更多社会审美资源之后，在审美趣味上还是努力攀附没落的旧式贵族的所谓“高雅趣味”，这其实说明了趣味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支配方式与政治、经济资本的不同之处。在工业时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贵族尽管在政治、经济上逐渐没落，然而贵族的趣味却可以通过附魅的手段以塑造高雅的形象，以一种隐性和软性的方式来吸引资产阶级“附庸风雅”。在这方面，贵族和资产阶级形成一种合谋关系，利用手中的资本对整个社会实现全面的控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还在文化上建立一种有利的秩序。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从种族文化区分的角度提出，在文化表征实践中，有一种作为意指实践的定型化过程，就是将各种文化和权力关系进行精炼的、本质化的定型，它应用一种“分裂”的策略来确定边界，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这种定型过程是尽可能朝向有利于掌控话语权力的群体的，他说：“定型化倾向于在权力明显不平衡处出现。权力通常被用来对付此等的和被排斥的群体”*[英]斯图尔特·霍尔：《“他者”的景观》，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现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61页。。霍尔是为了批判种族中心主义而描述这种权力表现的，但这似乎可以扩大到文化趣味层级区分的所有权力关系中，特权阶层希望把权力向自身倾斜的局面固定下来，并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这种不平衡的结构。从权力结构维持的原始动机出发，特权阶层处心积虑地要把“趣味”作为一种隐性的“区隔”的方式，以保证其对于文化资本的支配地位和持续影响力，这种软化的力量和隐性的结构很难被克服和打破。而对于民众来说，趣味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个人的努力，提高审美感受能力就可以被认同的。因此，在权力结构的支配下，要想逾越趣味的鸿沟，其难度可想而知。

四、反思当下审美文化中的权力博弈与趣味颠覆

审美趣味的演变存在着一个走出个体精神性、寻求群体共识与共适的社会化和类道德化的过程，按加达默尔的观点，趣味“不是单纯的个人特性，因为它要不断地成为好的趣味”*[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6页。。这一过程除了解释为人们审美认同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应该也是有意无意的权力欲望体现。然而，在审美趣味通过隐性和软性的方式对社会审美活动形成控制和规训的同时，始终存在着一种反规训与反控制的力量，人们对于趣味的诉求一直也有着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回到个体，回到趣味的个体自适和个体主张，这是个体自由意识的持存或觉醒，体现了对现行审美权力结构的反抗与超越。实际上，透析审美趣味的演化逻辑和变迁史，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博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论从逻辑维度还是从历史维度看，权力结构所产生的力量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福柯指出：“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第47页。审美权力产生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一方面体现为上层向下层传递、中心向外围扩散，另一方面也并行着一种反向演化、颠覆与重构的过程，这是权力妥协和斗争的一种显现。审美权力的博弈体现在社会文化各个阶层之间复杂的力量关系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权力的争夺是文化变革的原动力之一，而以趣味的颠覆与重构为博弈结果的一种显现。

后现代理论认为，随着话语权的扩散和趣味结构的碎片化，原先的权力中心被解构和旁移，趣味中心主义也逐渐趋于瓦解，“多边势力的交错互动和重组制造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局面”*南帆：《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在消费社会中，传统的典雅艺术和精英趣味的“光晕”消失，机械复制时代使得精英阶层对文化资源的绝对垄断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文化和大众趣味渐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就如鲍曼所说：“消费者有充足的理由感觉自己在掌控。他们是法官、评论家和选择者”*[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第68页。。这些变化就是所谓的大众趣味的权力化过程，“一度边缘化的大众趣味正自发或自觉地权力化, 逐渐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中心舞台”*沈湘平：《大众趣味的权力化及其后果》，《求是学刊》2007年第2期。，它深刻地影响了时代文化艺术生活的面貌。同时，这种审美权力结构的颠覆也让一些学者产生了另一重顾虑，周宪教授指出：“随着这种正统趣味的权威削弱和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的实现，再加上流行时尚和趣味的广泛蔓延，就可能在正统趣味之外树立另一种形态的‘霸权’。”*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1页。这种担心其实延续了趣味控制论的思路，认为在原有的趣味层级结构被颠覆以后，权力中心产生位移而不是被打破，形成了另一种形态的支配结构。

其实大众趣味崛起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当下对于审美文化所呈现的权力博弈和趣味颠覆，学者态度不一，难成定论。如果说，一部分学者坚守着精英主义的底线，对大众趣味日益增加的影响力视而不见的话，另一种极端则是对这一过程的过度阐释，将大众趣味在整个社会审美文化的影响视为决定性的力量，这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当下大众文化虽然发展迅猛，但缺少充分的整合，整体上处于无序的状态，因此，“大众趣味还远未实现一种权力的掌控”*黄仲山：《被误读的走向和未完成的越渡——大众审美趣味权力化批判的几点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3期。；另一方面的事实是，依附在学术和文化体制上的知识精英虽然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精英趣味却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趣味风向。这种权力的博弈还在持续，并在时代语境中正产生着新的力量平衡关系，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困惑和危机。如何在社会审美文化领域消弭这种趣味的鸿沟，消减权力的干预，不仅需要体现知识精英和艺术家的智慧、责任意识和包容精神，更需要大众对于审美权力把握的自觉和审美趣味方面的自立。

[责任编辑：以 沫]

Hidden“Distinction” and Dominant Control ——The Bilateral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Taste and Aesthetic Power

HUANG Zhong-shan

(School of Ar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P.R.China; Institute of Cultur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P.R.China)

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 culture, aesthetic taste, as a power of hidden distinction, becomes a way of soft control and guidance which the cultural capital owners composed on the other social stratum. On the other hand, aesthetic power is formed by the dominant control over the aesthetic resources. There is a dimension from hard to soft, from dominant to hidden, in the process of aesthetic power extending to the field of tas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aesthetic taste nurtures and consolidates the existing aesthetic power structure. Aesthetic taste and aesthetic power form a bi-directional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that point to each other. Therefore, how to achiev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aesthetic culture in this relationship is worthy of concern.

hidden “distinction”; dominant control; aesthetic taste; aesthetic power; bi-directional construction

2014-08-15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审美趣味变迁与文化权力演变关联性研究”(项目编号14CZX062)、北京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北京文化体制改革关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4A1962)。

黄仲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1)，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