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莲香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河南 漯河 462000)

弱势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所致，知识贫乏、信息素养缺失是弱势群体形成的重要原因。公共图书馆从产生之日起就高扬免费、开放、平等、自由等服务理念，作为社会公共知识空间不断扩展着对弱势群体知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学术界已就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进行知识援助达成广泛共识，形成了若干独特的研究视角。本文将这些研究视角概括为历史实践的视角、信息公平的视角、制度的视角和社会包容的视角。通过以这些研究视角为线索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有助于理解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发展成果，拓展新的理论增长点;有助于探索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进行知识援助的实现路径，为公共图书馆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一、历史实践的视角

现代公共图书馆是19世纪公共图书馆运动的产物。倡导和实践图书馆服务的平等获取和包容性，争取为社会底层人群或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贯穿了整个公共图书馆发展历史［1］。研究者从公共图书馆的实践、图书馆联合机构的宣示和公共政策三个方面，阐明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相关理论。

(一)公共图书馆实践

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进行知识援助的代表性人物、事件和著述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1836年不列颠图书馆馆长帕尼齐提出:我要使穷苦的学生和我国最有钱的富翁在图书馆藏书的范围内，拥有同样的手段去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进行合理的追求，请教同样的权威，提出最复杂的咨询［2］。爱德华兹所著《图书馆纪要》中心思想就是，公共图书馆应排除社会上的阶级观念，不论资本家或市民都可自由利用［3］319。阮冈纳赞将“第二法则谨慎的坚持用户机会均等，学习机会均等和享乐机会均等”［3］267作为图书馆学五法则之一。沈祖荣提出“盖图书馆为公共求学之所，应提倡开放主义，不取分文以资提倡”［4］。王子舟，肖雪［5］系统地论述了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思想理论、有效方法并对老年人、农民工，农民、网瘾青少年等群体展开社会调查。

(二)图书馆联合机构宣示

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一般将国际图联(IFLA)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年联合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和IFLA、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芬兰等国和中国的图书馆相关机构有关图书馆服务弱势群体的文件、宣示为依据进行了论述［6－7］。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图书馆服务宣言》将“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图书馆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作为对全社会的庄严承诺。

(三)公共政策的推动

通过贯彻相关法律和推动立法，确立公共图书馆服务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基础。美国在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既有总的指导方针，又有具体的服务标准，这和美国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图书馆强烈的服务意识有很大的关系［8］。在英国，1964年的《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案》要求图书馆为所有人提供“全面高效的服务”;1978年名为《图书馆的选择》的官方调研报告从图书馆服务提供和利用角度来界定弱势群体［9］。在我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以及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等公共政策的出台，推动公共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提供了政策保障。

历史实践的视角为研究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阐明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弱势群体的基本史实、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也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为弱势群体提供知识援助从来都是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产生、变革、发展的动力。

二、信息公平的视角

数字化信息通讯技术(ICT)的广泛应用造成的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出现信息不平等状况，产生了数字鸿沟和数字不平等理论，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研究也围绕以上两个理论展开。

(一)数字鸿沟与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

闫慧，孙立立［10］系统地梳理1989年以来国内外研究文献发现: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代，代际之间将拥有者和缺乏者在接入ICT的差异，ICT素养、培训、利用水平的差异，ICT接入和利用活动之外的信息资源和知识，社会分化、社会排斥等内容渐次纳入研究视野，内容不断深化。如Norris［11］320认为数字鸿沟是一种包含全球鸿沟、社会鸿沟、民主鸿沟三方面典型特征的现象。袁勤俭［12］认为数字鸿沟将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威胁国家安全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的稳定，威胁世界文化财富和语言的多样性，剥夺一些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ALA关注数字鸿沟的机构信息技术政策办公室(OITP)提出“图书馆作为信息‘富有’与信息‘贫困’之间的桥梁的工作已超过100 年”［13］。IFLA、ALA、英国等国的实践证明，通过为知识弱势者提供电脑和网络服务、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和为个人和社区提供发展信息等活动是公共图书馆界对知识弱势群体提供援助的实现途径。

(二)数字不平等与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

数字不平等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组织、社群及个人在ICT接入和使用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多样化的信息差距［14］。DiMiaggio和 Hargittai［15］355认为用数字不平等能更好界定各方面的差异，并将数字技术接入不均衡带来的社会问题放在更广阔的理论领域进行研究。数字不平等扬弃了数字鸿沟对教育、素养、社会资本忽视，体现了对数字技术社会化程度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判断［16－17］。公共图书馆在消除数字不平等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Fuchs［18］认为发展公共图书馆、社区公益信息技术中心等作为人们使用ICT时可依赖的组织资源是消除数字不平等的重要途径。赖茂生、闫慧等［19－20］尝试性提出了一个我国数字不平等模型及解决方案，建构了社群数字不平等的理论模型，设计了被称作公益信息制度，即ICT和信息内容在市场领域和政府领域之外的“第三次”分配规则和机制，公共图书馆是这一制度的核心角色。

图书馆消除信息不平等，维护信息公平也成为网络时代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主要形式。信息公平的视角反映了图书馆对ICT造成的信息不平等状况的响应，体现了信息技术变迁进程中公共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这一研究视角成为当下这一主题研究的热点。

三、制度论的视角

制度论视角认为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机构，更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和社会制度。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或信息分配，以实现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21－22］。这一研究视角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一)公共图书馆精神

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是在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图书馆人对图书馆事业的人文理想的一种认同。程焕文［23－26］将图书馆精神概括为“四爱(爱国、爱馆、爱书、爱人)”和“智慧与服务”，基本的内容是:人人享有平等利用和自由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免费服务是实现图书馆精神的基本保障。范并思［27－28］认为，公共图书馆精神实质是保障社会成员获取信息机会的平等，在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公平机制为所有公民平等提供信息的职能进一步加强。这些研究为弱势群体获取公共图书馆知识援助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与图书馆精神研究紧密相关的是图书馆权利

程焕文［29］认为图书馆本身是为满足人的信息、知识与思想需求的社会制度，并将图书馆权利界定为图书馆权利是指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范并思［30］认为:图书馆精神分为社会立场和馆员立场的图书馆权利，两种权利在以保障公民信息权利为目标维护图书馆人的职业权利上达成统一。尽管学术界对图书馆权利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维护知识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这为开展弱势群体知识援助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制度图书馆学的视角

蒋永福［31－32］认为权利的制度化和权利的救济渠道建设，这一研究要回到“国家—公共图书馆—公民”制度分析框架上来，“图书馆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制度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现象的独特视角，即政府设置公共图书馆，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信息获取权，公共图书馆制度体现了政府以公共权力保障公民信息权利的国家意志，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体现了政府制度安排的正义性。制度图书馆学的视角证实了:图书馆、读者和政府的关系必须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上加以确认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在具体的图书馆实践中得以落实。

从图书馆精神到图书馆权利再到图书馆制度的逻辑链条看，图书馆制度是落实图书馆精神、保证实现图书馆权利的基础。这为公共图书馆在制度框架下对弱势群体提供知识援助提供了合法性的论证。

四、社会包容的视角

作为公众平等、自由获取所需信息的社会文化机构，公共图书馆是体现社会包容的社会空间。社会包容的视角除和以上视角相交叉外，还涉及民主政治和社会资本两个主题。

(一)支持民主政治

英美公共图书馆150余年来始终倡导和实践知识的平等获取和包容性是基于弱势群体服务与政治目标密切联系。蒋永福［33－34］认为，公共图书馆是保障公民“获得教育的权利”的必要设施，是向公民提供信息和接受社会教育机会的公共设施，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对于公众政治参与来说，公共图书馆能够激发参与意识、夯实参与基础、增强参与素质、改善参与环境、创新参与方式，同时能够赋予弱势群体一定的话语权，从而促进弱势群体实现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

(二)创造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以基于信任与合作的互惠关系网络，公共图书馆能够通过提供服务，向社会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辅助社区能力建设，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促进和谐。Jean Preer［35］针对普特南宣称的由“独自打保龄球”所昭示的美国社会资本下降，认为普特南忽视了公共图书馆在激发年轻人参与公共生活和社区活动、培养社会包容精神和智慧公民等方面创造社会资本的贡献。Hillen brand［36］认为，图书馆为所有人提供公平进入的机会，包容性和提供免费服务的核心价值能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资本增加做出贡献。闫慧［37］通过案例分析指出:社会资本在图书馆读者和社群特殊群体获取计算机免费培训信息方面扮演着支配型角色，社区公共图书馆在社群成员的数字化生活中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而有效的社会网络节点。

社会包容不仅是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要义，也被纳入公共政策体系加以推进，通过对弱势群体进行知识援助中支持民主政治、创造社会资本。

以上研究视角是作者依据现有研究所归纳的理想模型，借以厘清有关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研究的理路。实际上，在具体的研究中，这些视角往往是一个或几个研究视角相互交叉的。这些研究视角反映了图书馆界职业素养、学术素养的觉醒与深化，也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化对公共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呼唤。

进一步深化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理论研究和实践，要做到:第一，实现理论本土化契合。当前，欧美的研究、实践和制度占据了当前研究的主流话语，将国外的历史实践当做支撑我们研究和实践的依据而忽视当下社会弱势群体信息知识的现实需求。正确的方向是实现理论的本土化契合，即理论研究要与弱势群体的信息知识需求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配合和相互协调，依次找出切实可行的实践途径。第二，完善公共图书馆法律制度。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是政府责任，要尽快通过《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将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均等化确立为公共图书馆治理的基本制度规范。第三，提供弱势群体需求知识援助针对性和有效性。要细化弱势群体，明确不同弱势人群甚至弱势者的知识需求;建立以ICT为支撑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将社会包容意识、均等服务思想纳入公共图书馆管理及评估体系;与高校图书馆、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等进行合作，恰当定位，协同提升弱势群体信息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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