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42年前夏天，文革中，贵州省沿河中学。

“崔某某栽了！”——平地一声雷，顷刻间传遍了沿河中学校园，震得我们目瞪口呆。

崔某某何许人也？沿河中学1972届高中毕业生、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沿河中学革命委员会学生成员，老师们见了都要点头堆笑、同学们见了都要行注目礼、牛鬼蛇神见了差不多要魂飞魄散的人物，根正苗红，前途无量。怎么会栽呢？

知情人说，他栽在舞弊上。

文革中期，没有考试，何来舞弊之说？1966年“文革”开始，1966年到1969年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中小学停课三年，到1970年才复课。从1970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陆续招生开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招收“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工农兵学员”。不需要高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即可。既然上大学不用考试，那么顺理成章，上高中也不需要考试。再说，我们初中两年，除了天天劳动，批判资产阶级外，并没有正规地学习过文化课，就算要考试，我们也没有什么文化拿来应试。

正当大家都认为知识无用的时候，意外发生了。1972年夏天，贵州省铜仁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成立到沿河中学招生，居然需要考试。（注：1972、1973届沿河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是文革前的农村籍初中毕业生，文革中回乡劳动了几年，所以不需要下乡锻炼两年，可以直接参加考试；城镇非农业户籍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因为1970以前就下乡当知青去了）这批高中毕业生有点文化课底子，大部分不怕考试；可是崔某某就怕考试，一来是因为文革开始时他才刚上初一，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二是推荐到沿河中学读高中以来，天天忙于斗批改，没有正经学习过文化课；真刀真枪考试他必然吃亏。别看他当下在学校红得发紫，一旦考不上，他就得回乡下修理地球。怎么办？他思来想去，终于决定铤而走险：偷试题！地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入学考试试卷已经运到沿河中学，封存在教务处，负责看管试卷的是右派教师汤某某。于是在考试前某天夜里，崔某某以校革委委员、红卫兵领袖之尊去视察教务处，威逼之后，右派汤某某乖乖偷了一份试题给他。本来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败露了。这下，所有饱受他欺凌的“臭老九”们一致要求严惩他。处理结果：崔某某品质恶劣，胆大包天，竟敢舞弊，情节严重，影响极坏，不得录取！平时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他，此刻回天无力，从此落魄终生。

班主任趁机对我们进行理想前途教育：看见没有？光政治表现好是不保险的，文化课也要过硬。父母也帮我分析形势，看样子今后上高中、上大学也是要考的，文化课不能丢，要重视。于是从1972年秋季起，沿河中学在文革中首次掀起学习文化课的高潮。

不能不佩服老师们和父辈的先见之明，大约在1973年元月，就传来了1973年大学招生采取群众推荐与入学考试相结合的消息。高中招生向来跟着高校走，文革当中也不例外。有高考肯定就有中考。学校指示，初、高中毕业班除了每学期到校办农场劳动一个月不能省外，其余临时性劳动取消，全力以赴应付高考和中考！

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肖毓荣为我们班制定了初中数学全面复习计划，将数学知识进行分类。编口诀帮我们记住数学公式：

完全平方公式：

完全平方要用上，项数定要有三项。其中两项能平方，二倍前后中间放。

平方差公式：

两项和乘两项差，等于两项平方差。

和的立方公式及差的立方公式：

四项两项能立方，两个三倍中间放。三倍前平方乘后，三倍前乘后平方。符号相同和立方，正负正负差立方。

……

化学老师如法炮制，也帮我们编了元素化合价口诀：

氢银钾钠正一价，钙镁锌，正二价；

铝三硅四磷五价，碳铅锡，正二正四价。

……

语文教师陈昭朴，则注重因材施教，针对每个同学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的辅导。我的每篇作文，他都要写下密密麻麻的批语。如：叙事要有点有面，光有点没有面，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文章就缺乏广度；光有面没有点，文章就显得空泛，没有深度。你的文章点有余面不足，篇幅虽长却缺少全局视野。又如：文章思路混乱，应围绕一个中心来谈；用中心来统率材料，做到观点鲜明，言之成理。又如：你的语文程度不低，但是你的进步缓慢。为什么？因为你的每次作文都是在重复自己，跟推磨一样，走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没有向前跨出一步。要学会谋篇布局，要学会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在全体任课老师的精心辅导下，我们如期迎来了1973年7月的中考。

中考之前，是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高考。这次高考比一年前贵州省铜仁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招生严格得多，除初中应届毕业生外，其余学生提前放暑假离校。校门口拉了一条大大的红底白字横幅：“贵州省1973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沿河中学考场”。吸取一年前崔某某舞弊之教训，高考试题封存在县教育局，由县武装部派出一个班的战士全副武装地看守。考试那两天，作为考场的两栋教学楼的入口和出口都有解放军战士持枪站岗。在七月绚烂的阳光下，年青的战士是那样英姿飒爽，草绿色的军装是那样绿，领章帽徽是那样红，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闪着银光。场面极为庄严。

高考刚一结束，中考马上登场。考生由成熟的高中生换成满脸稚气的我们。考场门口没有解放军持枪站岗，但是我们的神圣感并没有减弱。第一场考语文：只考一篇作文，两题选一：1.家乡的变化；2.我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那时的习惯，家乡就是祖籍。我的祖籍在松桃，五岁时随父母回去探过一次亲，没有太深的印象，之后十年再也没有回去过，有没有变化不晓得。这个题目不能写，只得选第二个题目：我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既然是“爱”，那就要以抒情为主，我的强项是叙事，当然抒情也不是弱项。特别是陈昭朴老师平时对我进行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的训练，此刻真的派上了用场。成串妙语在脑海跳跃：endprint

东风万里，红旗飘扬。看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欣欣向荣，昂首阔步地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啊，祖国！您山河壮丽，繁荣富强。我们生长在您的怀抱，感到无限幸福，无尚荣光。我们爱您，就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

接下来每一段都以“我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开头，结构模仿刚刚流行的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且一韵到底，全押ang韵，韵律和谐。现在回头去看那篇应试作文，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也比较幼稚；但是在当时学生写作能力几乎没有得到开发的年代里，我这篇作文就算是水落石出了。写完以后我又从头至尾细细检查了两遍，确认无误。于是交了头卷，几乎是跳着走出考场。

之后还考了政治、数学、理化等。一切正常。

那年中考，除沿河中学、沿河二中设了考场外，各区中学都设了考场，一共是11所考场，多少人参加中考不知道，应该不少于1500人。考试结果出来，我们班考了三个全县第一：语文第一：杨建华；数学第一：田维明；理化第一：王发坤。当年的三科状元都出在我们班，可惜那时候不兴宣传状元，我们的老师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奖金。

中考后的某一天，我和父亲在县城街上走，迎面走来一位中年男子，老远就和父亲打招呼：“老杨，你家儿子考得好哎！”父亲忙告诉我，这是教育局长张加鹏同志，快叫张叔叔。张局长看着我，哟！就是你呀！了不起了不起，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漂亮。各区来阅卷的语文老师都在用复写纸誊抄你的作文呢！父亲忙替我谦虚。我心里美滋滋的，心想，我读高中应该没有问题了。

又过了不久，《人民日报》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一则报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辽宁省的一位考生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这位考生十分清楚自己的能力，便事先准备了一封信，在考场上把信抄在试卷的背面。他在信中一方面声称工作忙，为了集体利益，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同时表示“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另一方面，他又说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并且用央求的口吻说：“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他的信得到当时左派领导人的赞赏，夸他是个英雄，敢反潮流。不仅上了大学，还入了党，人们后来称他为“白卷英雄”。结果，大学招收进行文化考试在第一年试行时就腰斩了。高考一废止，中考自然也就不见踪影了。

几十年以后才知道，文革当中那唯一的一次中考是沾了那唯一的一次高考的光。背景是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试图整顿教育，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中试行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却不料交白卷的成了英雄，周恩来总理整顿教育的希望落了空。全国千千万万企盼进入大学深造的学子更是希望落空。

但是我仍然感谢文革中那唯一的一次中考，当时我父母都属于挨整的对象，没有那一次中考，没有语文考第一的成绩，我就不可能被高中录取。虽然高中两年仍然没有学多少文化课，但是中考的经历，让我认识到：无论世道如何变化，有文化总比没文化好，知识多总比知识少好。学校不开文化课，我就自学。怀着这一信念，我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迎来了1977年冬天恢复的首届高考，在成千上万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跨入了高校的大门。

责任编辑 李 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