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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胡适《说儒》的逻辑误差所在

2014-04-04李宗倩

关键词:殷商胡适老子

赵 艳,李宗倩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1934年,胡适先生撰写了《说儒》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争议,大多数学者对该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傅斯年称此文为“丰伟之论文”[1]。唐德刚赞誉为“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时期,所谓‘三十年代’的巅峰之作”,是“三十年代史学成就的代表作。”[2]但是冯友兰、郭沫若和钱穆等人对该文章也进行了反驳,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

胡适《说儒》一文是以“儒”为核心来展开论述的,在开篇分别阐述自己的论点,可以总结为六个部分:儒是殷民族的教士;儒家《易经》的卦爻辞为殷人所作;儒以治丧相礼为职业及孔门师弟子皆为殷儒商祝;殷商民族亡国后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孔子的贡献;老子是正宗的儒,是殷商老儒。接下来就每个论点例举详实丰富的史料作为论证。笔者认为该文的结构是合理的,但作者在材料的引用和逻辑的推理方面存在欠妥之处,有些观点的论证材料太少,根据个别的特征推出整体特征亦如此。同时,有些结论只是根据现有的几个证据做出的一种假设和推想,有牵强附会之意,引用后期的材料来论证前期的历史,逻辑性不够严谨。下面就此详加分析。

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支撑观点有三个:儒服乃殷服;儒的宗教为殷教;柔道的人生观是殷的遗风。

(一)儒服乃殷服,作者举出以下材料为证:

1.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公孟篇》)

2.章甫,殷道也。(《礼记·士冠礼》)

3.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 长居宋,冠章甫之冠。”(《礼记·儒行》)

从这三则材料可以看出,胡适先生认为凡是戴章甫者必定与殷服有关,然而,冯友兰提出“章甫为殷周并用之冠”否定了胡适先生的说法。第一则材料引自《墨子》,而墨子距离殷商灭亡六七百年,他认为:“如果章甫为殷周并用之冠,则我们不能因为某人或某种人戴章甫就断定其与殷有关。犹之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某人或某种人穿马褂,即断定其与满人有关。”[3]另外,第三则材料指明了孔子冠章甫只是为了入乡随俗。更何况作者引用的五则材料都是出自战国及后期的材料,用后来的材料去论证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恐怕说服力不够。

(二)儒的宗教为殷教,在这个论点上,作者以儒家的三年之丧为“殷礼”这个例子作为例证。

1.“丧父母三年。”(《墨子·非儒篇》)

2.孔子对宰我曰: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

3.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全不见于周人之记载。(《周东封与殷遗民》)

4.“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 三年之内不图昏。”(《公羊传》)

5.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左传》)

6.子张问:“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对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

对于三年之丧来说,第二则材料明确说明了三年之丧为天下通丧,并非儒家所独有,且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到孟子之时,多数人已经不行三年之丧,孟子劝滕世子行三年之丧,而不欲行。“且三年之丧,本贵族礼,庶民非所能遵。礼不下庶人,所谓天下之通丧者,在当时固不赅庶人言。”[4]102故何来三年之丧为“殷礼”一说。

(三)柔道的人生观是殷的遗风。胡适认为柔逊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的一种遗风,与基督教不抵抗的训条出于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这个观点引起的争议最为激烈。引用以下两则材料:

1.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左传》)

2.宋襄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从作者引用的材料来看,《左传》距离殷商灭亡已经三百多年,如何得知殷商时期的社会风气是柔逊呢?至于柔逊这一说法,据《论语》与《周易》记载,儒家论人事皆尚刚,不尚柔。僖公二十二年有“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可见殷的遗风并非柔逊。除此之外,如何定义弱者一词范围或对象,胡先生并未在文章进行说明,事情的相对物不同,结论就会不同,如:女人相对小孩不是弱者,而女人相对男人却是弱者。可见,证据太少,无实际根据,不能因为儒可称为弱者,就断定其与亡国之殷人有关,怎么能把殷遗民的人生观一概归为柔懦呢?

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的卦爻辞为殷人所作,在这个观点中,胡适举《易经》中的《需》卦为证。材料有:

1.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彖传》)

2.以险在于前,未可遽进,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刚健,而能需待不轻动,故不陷于险,其义不至于困穷也。(程颐《易传》)

3.《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此之谓《易》之道也。又一处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井’以辩义,‘巽’以行权。”(《系辞传》)

胡适认为需卦中的需应该是儒,但需应该作动词,需于郊,需于沙,如果解释成儒,则解释不通,后世人读《周易》总是不能完全脱离《易传》的影响,据《左传》记载,《周易》为官府之书,并非民间所有,因此《周易》应该为周史所写,所以《周易》并非亡国殷人所做,故此推断过于牵强,缺乏逻辑性。

儒以治丧相礼为职业及孔门师弟子皆为殷儒商祝,胡适通过以下材料来说明孔子的弟子为人相丧礼。

1.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檀弓》)

2.子蒲卒,哭者呼“灭”,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檀弓》)

3.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檀弓》)

4.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檀弓》)

可见公西赤与公明仪在执行《士丧礼》所说的“商祝”的职务,推出当时的“儒”不但是“殷士”,其实又都是“商祝”。众所周知,商祝包括“夏祝”“商祝”和“周祝”三种,胡适先生认为没有明确说明是“夏祝”还是“商祝”的,大概都是指“商祝”,但《士丧礼》中却对“祝”与“商祝”的区别做了解释,所以胡适认为“祝”与“商祝”是同一种意思的推断只是作者的主观臆测,没有史料来源。引用材料全部出自《礼记·檀弓》,这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史料,作者又犯了用后来材料证明殷商历史的逻辑错误。

作者所持的第四个观点是殷商民族亡国后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引用了下列两则材料:

1.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公孙丑》下)

2.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下)

作者通过两则材料论证了孔子的降生即有圣贤之名,孔子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将孔子与西方的弥赛亚相联系起来,表现了一种对帝王的期待,但这并不是殷商民族的特有愿望,中国传统历来对于圣王都充满了希望,故这种对比性的推理不够严谨。

关于孔子的大贡献,作者分为两个部分来阐述。

(一)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引用了以下七则材料:

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

2.樊迟问仁,子曰: “居处恭,执事散,与人忠: 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

3.樊迟问仁,子曰: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

4.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

5.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

6.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

7.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论语》)

上述材料对于儒家品质的描述的确使我们领略到了儒家这种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但是从这几则材料无法推出这是孔子改造的结果,并没有将孔子前后的儒进行对比,以及孔子对改造儒的行动描述。这个论证过程似乎给人一种无中生有的感觉。

(二)把柔弱的儒改变成刚毅进取的儒,引用了以下材料:

1.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

2.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3.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 君子人也。

4.子张又说: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 焉能为亡?

5.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6.孔子曰: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7.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从以上论述中,和上面的论证过程一样,作者缺少了对改造之前的儒家为何样进行说明,根据作者例举的这几则材料怎么能证明刚毅进取的特性是改造之后的呢?是否在孔子之前,儒家就已经具备这样的品格了,这的确值得怀疑和论证。

老子是正宗的儒,是殷商老儒,胡适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想证明老子是先于孔子的传统老儒。作者举出一下材料:

1.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

2.(孔子) 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孔子世家》)

3.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老庄列传》)

4.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吾闻诸老聃云。(《曾子问》)

这几则材料说明了老子是一位丧礼专家,是正宗老儒的一个重要代表,但是老子为什么就成了殷商老儒了呢?老子作为一名史官,当然应当知礼,又如何得出春秋时期凡是知礼的人皆殷人呢?更何况:“老子既为周室之史官,又何必再业相丧助葬以自活?胡文不啻谓凡言礼皆丧礼,凡丧礼皆为殷礼,而相丧助葬者皆为衣食谋生,其说之无稽,稍具常识,皆可辨之。”[4]104-105另外,胡适根据老子行礼,就推断老子行的是丧礼,凡丧礼又都为殷礼,这样的推断既无充分的史料来源,也无严谨的逻辑推理可言,胡适先生的这个结论的确还有待证明。

结论

通过运用史源学和逻辑学的方法来分析这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胡适先生的论证的确有失欠妥,一方面运用后来出现的材料来论证之前发生的事情,不符合史源学的论证方式,二是有些论证出现了以偏概全、牵强附会的论证错误。因此,这篇文章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但是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

[1]傅斯年.周东封与周遗民[M]//胡 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63.

[2]胡适口述自传[M].唐德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73-274.

[3]冯友兰.原儒[J].清华大学学报,1935(2):286.

[4]钱 穆.驳胡适之说儒[M]//胡 适.大师说儒.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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