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党内生活科学化视野下的苏共亡党原因探析

2014-04-04何克祥丁俊萍

关键词:赫鲁晓夫斯大林人民出版社

何克祥, 丁俊萍

(1. 南昌工程学院 思政部, 江西 南昌 330099; 2.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0多年前,一个曾经执政74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亡党亡国。究其原因何在?20多年来,国内外各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1]301因此,我们探讨苏共败亡的根本原因,必须深入苏共党的内部,尤其要注意苏共党内矛盾。本文试图从党内生活科学化视角对苏共败亡作一探讨。

党内生活,又称党的生活,是指一个政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在党内各级组织和党员之中开展的各种教育、管理、监督、服务活动。注重并严格党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一大优势。从目前通用的含义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生活既指党的组织生活(这是狭义的党内生活),也泛指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生活科学化”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的最早萌发。党内生活科学化,简言之就是使共产党党内生活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并按照民主集中制健康运转的状态和取向,其实质是要科学处理党内各种关系[2]。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党内生活的基本主张及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领导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对无产阶级政党党内生活给予了较为充分和明确的阐述。其基本观点有:其一,无产阶级政党在本质上是民主型政党,而非独裁型政党。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3]200。其二,确立党员之间完全平等的原则。如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明确规定“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4]572,在国际工人协会组织条例中规定“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5]478;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还指出,“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6]72-73其三,党内应当开展积极自由的批评和争论,实行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和监督。恩格斯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3]687-688后来他又提出,“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6]33第四,坚决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时期,严格按照章程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或投票决定所有重大问题。鉴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主席奥哲尔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宣扬施行其错误主张的做法,马克思后来提议总委员会取消主席一职而以轮流担任每周例会的执行主席代之7[]202-203。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阐述以及他们的身体力行,明确了共产党内部应当实行平等、民主、集体领导、自由讨论和批评等党内生活原则,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和革命导师的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共(布)执政的实践中,确立了党内生活一些基本准则,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第一,确立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准则。在列宁主张下,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组织章程[8]165。列宁后来又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必要条件。如何遵循民主集中制,列宁一方面强调集中,但同时强调党内民主,带头垂范。例如在讨论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列宁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先后经过5次会议讨论,据理力争反复说服大家,而不是利用自己权势打击压制他人强行通过决议,直至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通过了他所提出的建议[9]484-488。

第二,坚持集体领导作为党的根本领导制度之一。列宁指出:“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制。”[10]41这里的集体管理制不仅指党对苏维埃国家政权实行的一种领导方式,而且首先是指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在领导俄共(布)执政时期,列宁严格遵循党章规定,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并定期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一切重要决策都由上述会议讨论决定。

第三,坚持党内开展积极自由的批评和争论。列宁明确要求:“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开展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他又指出,“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11]341-345列宁还主张并实行在党的机关刊物上设置《争论专页》和出版专门文集,就党内重大问题开展争论和批评。

第四,维护党的统一,反对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列宁认为,“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要求“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动派’、‘民主集中派’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开除出党。”[11]297在他的主张下,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第五,遵循党章以正当合法形式开展党内斗争,以宽容办法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对待党内分歧和斗争,列宁指出:“通过党章来保证采取党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要求党章保证每个少数派的权利,借以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意见分歧、不满和愤怒,不再变成过去小组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使不可避免的党内斗争采取正当的形式进行,不致妨碍正常的工作。”[12]16对待那些在实践中已经证明的犯了错误乃至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列宁并没有简单地对他们采取组织处理措施,而是严厉批评,着重使他们在思想上认识和改正错误。即使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犯了将十月武装起义泄密、几乎使起义夭折那样的严重错误,列宁在严厉批评他们犯了叛卖性错误的同时,仍然让他们担任政治局委员等重要领导职务。列宁后来还说:“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13]745。

第六,坚决反对党员干部特殊化和对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列宁明确指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11]344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的决定》,规定人民委员每月薪金最高标准是500卢布,另给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属每人补贴100卢布,这大体相当于当时俄国中等工人工资水平。后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和秘书未经列宁同意擅自将列宁薪金提高至每月800卢布,列宁一经发现,即刻要求他们给予纠正并分别给予两人严重警告处分[11]184,401。列宁虽然身居高位、德高望重,但他在世时,多次坚决反对为他本人祝寿和对他进行歌功颂德,并对企图这样做的有关人员提出了严肃批评。

应该说,由于列宁的正确认识和身体力行,在俄共(布)执政的最初几年里,党内生活较为健康、正常,基本上保持了党的团结统一和较强的战斗力、凝聚力,为后来者做出了示范和榜样。但是,从科学化角度看,列宁时期党内生活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党内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贯彻以及党内生活的健全和正常运作主要依靠列宁的威望和他本人的亲自带动,尚未形成良性的稳固的制度和机制,也就是说主要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二是公开自由和大张旗鼓的批评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列宁不仅认为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他还主张这种批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11]341后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也许正是遵循列宁这种主张去做的,但往往招来的是越来越多中央委员和党员的反对,使自己愈益孤立。实践证明,党内自由批评应当在党内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在群众面前公开暴露党的领导层的矛盾和分歧,很难说是科学的。三是未能培养和选定一位具有坚定民主意识和优良民主作风的后继者作为党的领导核心。躺在病床上的列宁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口授了一系列被称为“遗嘱”的信件和论述。在其中一篇题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明确表明对斯大林的担心并建议将其调离总书记岗位。他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13]745-746。他还明确表露出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位杰出领袖”之间的矛盾有可能导致党出现分裂的担心。后来的事情证明列宁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列宁的担心不幸成为事实。

二、列宁之后苏共党内生活的扭曲和演变

1924年1月,列宁不无忧虑地离开了人世。他的后继者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人,没有很好地遵循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没能找到一套科学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苏共党内生活中充满着不健康的党内斗争,党内关系长期不正常,始终没有步入科学化轨道,直至最后败亡。

列宁关于党内生活的原则和准则首先遭到斯大林的破坏。从1923年秋至1929年,在延绵不断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先后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与他有矛盾和分歧的苏共元老一一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并撤销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甚至开除党籍。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斗争失利的领导人,双方都没有严格遵循列宁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和先例,尽管双方都标榜坚持列宁主义及其路线政策,声称要加强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如,托季联盟多次违反党的纪律奔走于各大城市,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受到组织处分后又继续派别活动,擅自组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示威游行,将党内矛盾分歧诉诸街头。而斯大林也没有信守不采用“割除”方法对付反对派的诺言,不仅将他们全部清除出政治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而且还把一大批领导人开除出党,将布哈林扣上“右倾集团”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清除党内对手之后,党内权力愈益集中于斯大林,斯大林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愈益严重起来,党内生活民主气息越来越弱,直至完全窒息。

斯大林执政后曾经多次谈到要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既有正确见解,也存在严重偏差。更重要的是,实践中他大肆破坏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生活准则。斯大林认为:“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14]131这实际上是用党的统一和纪律取代党内民主。斯大林将党内意见分歧不加分析地同阶级斗争挂钩,并认为“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15]270。1928年,他断言:“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16]149-150。这种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为他在党内不断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曾指出:“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而且将来也不会害怕在全党面前公开批评自己和自己的错误。”[17]287然而,后来正是他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因客观条件受到的某些限制“变成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粗暴地践踏了列宁的领导原则”,因而将自己“实际上置身于批评之外”[18]167。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斯大林领导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清洗已经不再限于组织处分“割除”政策了,也不是依靠正常的司法程序,而是依靠超越法律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国家安全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动辄以“人民公敌”之名采取非法逮捕、公开或秘密审判,而后投往集中营或迅速枪决的方式加以残酷镇压。1934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人暗杀,随后斯大林依靠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刮起了一场席卷全党全国的政治大清洗运动,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肃反扩大化”。原来早已被斯大林击败甚至开除党籍的苏共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均被处死或被特工暗杀。布哈林和李可夫竟然是在参加苏共中央全会会议时被当场逮捕。数以百万计的党政军各级领导人、科学家、工程师、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遭到残酷镇压,或被监禁,或被处决。而其中被处死的在1936年至1939年间估计就有至少50万人[19]381。大清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大清洗严重扭曲了党内生活,使党内关系出现全面异化。党内民主窒息了,党员同志式平等关系消失了,党的统一和团结只能依靠专政机关维持。党内生活出现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握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机构和人员可以对其实行监督;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推向狂热,斯大林被吹捧为“人民的父亲”、“时代的天才”;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长期不开,形同虚设,所有重要决定都出自斯大林及身边少数人;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一套复杂的等级特权制度,并且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政治局委员到各总局首长,每一级都有相应的一套特权,不仅工资与普通职工相差悬殊,另外还享有别墅、汽车、特供食品等奢侈品[20]257;高度集权体制和特权体制的形成,使党内同志关系逐渐被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等级关系所替代,使苏共由一个为人民大众的党逐步蜕化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党[21]147。

苏共的大清洗还通过共产国际对其他国家共产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左”倾领导人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惩办主义的党内斗争就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22]39。大清洗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至今仍为世人所诟病。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导致的后果如此严重,其教训不可不谓惨痛!正如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过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23]303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党内生活一直没有恢复到列宁时期的正常水平,始终未能驶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赫鲁晓夫虽然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指出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准则,践踏列宁的党的集体领导原则”[24]379的错误,也对加强集体领导和克服个人崇拜作了一些改革,但没有认识产生个人崇拜的体制性根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他将个人崇拜这样一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必然结果当成了一切问题的原因,这就本末倒置了。”[21]193党内生活依然充满着不健康不正常的党内斗争。赫鲁晓夫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巩固和丧失,都不是按照党章正常组织程序进行的。1957年6月,在赫鲁晓夫出访波兰期间,与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密谋撤换第一书记。6月18日,在上述人员预先策划下,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向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猛烈批判他搞个人崇拜、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并给赫鲁晓夫安上“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罪名,要求解除他的苏共第一书记职务。主席团表决结果7人赞同,4人反对。赫鲁晓夫拒绝接受,他认为第一书记只有中央委员会才能选举和撤换,主席团无权这样做。随后,赫鲁晓夫在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的强大支持下,紧急调用飞机将国内中央委员迅速接到莫斯科来。6月22日,大多数中央委员云集克里姆林宫,造成必须召开中央全会的态势。在随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等人陷入孤立。最后,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派别活动,是同党的列宁主义原则不相容的。随后,马林科夫等人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全部被撤销。当然,与斯大林时期不同的是,马林科夫被赶出中央委员会后,没有被赶尽杀绝,后来还分别安排了较低职务的工作。赫鲁晓夫拿起党章,通过召开中央全会捍卫自己的党的领导职务,也是一次进步。但是,马林科夫等人仍然被扣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赫鲁晓夫后来也没有严格遵守党章和法律的有关规定,还是像斯大林那样凌驾在党和国家之上,任意捏造罪名,排挤和打击党内同志。如,1957年10月,赫鲁晓夫在朱可夫元帅出访南斯拉夫期间,突然宣布解除他的国防部长一职。随后,苏共中央全会又撤销了朱可夫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20]78-7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4年10月,赫鲁晓夫最后还是在勃列日涅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密谋之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突然围攻逼宫,被迫辞职,而苏共中央对外发表的公报宣称他辞职的理由则是“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25]215-216。

还需指出的是,虽然赫鲁晓夫曾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所谓“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违反党内生活准则、实行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制造大清洗迫害大量忠诚的党员干部和社会骨干等严重错误,但对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缺乏深刻分析,更多地将其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品质和性格。当年6月,苏共中央又以秘密报告为基础通过了一份《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在分析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时,该决议仍然认为斯大林“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18]166,并笼统认为个人崇拜绝非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没有从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和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深入分析。另外,平反冤假错案也很不彻底,明知有错,却出于不给敌人反苏反共口实为由,决议仍未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苏共领导人恢复名誉[24]43。总之,秘密报告和苏共决议都没能系统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苏共二十大之后,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体制和严重病变的党内生活没有根本改善。后来赫鲁晓夫自己也出现个人独断和个人崇拜的倾向。

后继者勃列日涅夫则将赫鲁晓夫的改革几乎全部取消,党内集中统一进一步强化,干部等级特权制度进一步强化和固化,干部趋于稳定和老化,党的领导层与党员群众相脱离,党内民主没有实质进展,党内选举越来越流于形式,干部委任制成为常态,领导职务终身制。罗·麦德维杰夫在长期考察苏共党内选举后写道:“苏共党章所宣布的党内民主的原则,从苏共区委会开始,就没有得到遵守或者只是得到形式上的遵守。……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州委机关或中央机关提名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某个候选人落选的事。”[26]122-123勃列日涅夫于1977年后又身兼党政军三方面最高领导职务,再次形成个人集权和独断,并伴以严格的等级制,党内生活仍未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譬如,1979年出兵阿富汗如此重大的决策竟然由勃列日涅夫等4人就决定了[27]182。等级制之严,连身为当事人的戈尔巴乔夫都认为“这种等级制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对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座次。绝非戏言!”[28]205再如,本来在赫鲁晓夫辞职后苏共中央不久就作出一个决定,规定年满70岁的党员不能继续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可是到1976年,已经70岁的勃列日涅夫第三次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已经75岁的他再次留任总书记一职,最后于1982年病亡于任上。随后,他的两个后继者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也先后步其后尘,殁于总书记岗位。

经过两年多的过渡,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上任伊始,戈尔巴乔夫就发动了一场重大社会改革,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和国内外形势。经济改革出师不利。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会议,作出决定苏共生死命运的政治改革规划。在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苏共逐步向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放弃共产党领导的议会制政党演变。从此,苏共步入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短短3年,苏共瓦解并退出历史舞台。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多年来党内生活不健全不正常问题已经积累得非常严重了,“而党的各级领导人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同普通党员基本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有多么严重。”[29]297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经济实行全面改革的时候,一方面他似乎忘记苏共在国家各项生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忘记了苏共强大的组织资源,没有首先从改进党的领导和完善党内生活入手,通过党组织来逐步推进改革和驾驭改革。他甚至认为“党的力量太大,足以摧毁所有改革。应该对党加以监督。因此尽管已经看到不能同党内的大多数合作,我仍担任这个党的领导人。”[27]334对待党内派别他又丧失原则、步步退让,致使苏共成为一个派别林立、各行其是、充满争论的俱乐部。这也是从内部导致苏共瓦解的致命因素[27]216。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后来干脆抛开苏共,不适当照搬“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以为通过改革苏维埃国家机构就可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失去了苏共党组织的支撑,“总统”就成了光杆司令。作为党的总书记一旦抛弃了党,人民和历史也抛弃了他。历史的辩证法又一次验证了列宁的那句至理名言——“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30]526这里,如果把“争取”换成“保持”,同样适用。

三、结论和启示

纵观苏联共产党自上世纪20年代以后党内生活所走过的历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苏共未能很好地贯彻列宁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未能探索形成适合苏共实际的党内生活理论、原则、制度和传统,尤其是始终没能找到科学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的办法,这是导致苏共亡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权力长期高度集中,充满不健康的党内斗争,党内矛盾不断积累,党内关系扭曲,严重影响了苏共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成为苏共的沉疴宿疾,最终一病不起。

有比较才有鉴别。相比苏共而言,中共在党内生活方面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中共不仅早在1929年就提出“党内生活科学化”命题,确立党内生活科学化的目标取向,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更是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建党理论同中共实际相结合,对党内生活问题尤其是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问题作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实践中,遵义会议后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克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错误做法,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共实际的关于党内生活的科学理论、原则和制度,形成了一套诸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科学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和传统[31]。毋庸讳言,中共也有过党内生活不健康和扭曲的时候,但总是能依靠自身力量加以克服,及时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作出“历史决议”以统一全党认识,阐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维护党的团结,因而不断把党内生活科学化水平推向新的高度。从党内生活科学化角度看,苏共亡党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以下几点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33]12,是党内生活科学化的根本保证。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民主离不开法治,遵循民主集中制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和制度建设,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推进党内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根本上讲,苏共党内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扭曲、异化和悲剧,都是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出了问题,都是践踏法制的恶果。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法规,努力造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党内生活。

第二,维护党员间的平等关系,是党内生活科学化的基石。民主的基础在于平等,党内民主的基础在于党员之间的平等。斯大林违反民主集中制大肆破坏法制、残酷镇压与他意见分歧的党的领导人和干部群众,以及苏共党内形成官僚特权体制,其要害就在于他将党内同志式平等关系扭曲为官僚等级关系,斯大林本人更是成为凌驾全党之上发号施令的主宰。这类教训不可不谓惨重。在经历了党内生活严重扭曲的悲剧之后,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所有的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34]431。党的十八大报告进而提出要“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员同志式平等关系如果遭到破坏,家长制、个人专断、领导干部特权思想和作风必然滋长,党内生活定然扭曲。

第三,科学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是党内生活科学化的关键环节。“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306正因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克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错误的党内斗争方式,确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根本方法,确立和形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等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和传统,由此形成一整套关于党内生活的科学理论、原则、制度和传统[35],中国共产党才能一次次比较稳妥地处理党内矛盾和分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一次次顺利渡过危机,使党始终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焕发勃勃生机。而苏共自斯大林之后,对待党内矛盾和斗争要么采用专政手段残酷镇压,导致“肃反扩大化”的人间悲剧;要么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丧失原则、步步退让,导致党的分裂和瓦解。一句话,“在苏共那里,如何处理党内矛盾问题,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开的死结。”[21]159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何克祥.刍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科学化[J].理论探讨,2011(6).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万福义,俞 滨.党的建设名人名言名事[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

[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9] 周尚文.苏共执政模式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0] 列 宁.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 列 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列 宁.列宁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3] 列 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5]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17]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8] 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一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9] 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0] 王立新.苏共兴亡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21] 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2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5] 丁笃本.苏联政制与官制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6] 罗·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7]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苏共的失败及教训[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28] 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9]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30] 列 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何克祥,郭玉华.略论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主要贡献[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2).

[32]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5] 何克祥.严格党内组织生活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猜你喜欢

赫鲁晓夫斯大林人民出版社
我可以咬你一口吗
Alienation and Struggle of the “Happy Housemaker”
赫鲁晓夫访英“恶作剧”
抉择
人民出版社
“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指责
民意调查:列宁和斯大林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斯大林猝死之谜
铁托和斯大林的一场生死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