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本塔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一、时代背景分析

被苏轼盛赞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生活在中唐时期，这时正处于陈子昂领导的古诗运动所形成的复古风气和安史之乱后日益高涨的改革风气影响之下。另外，此时均田制的破产以及赋税制度的改变对文人的观念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首先，对于古诗运动，近人钱穆曾说:“唐代之古文运动当追溯于唐代之古诗运动。古诗运动当溯自陈子昂”［1］，陈子昂《修竹篇序》提倡的汉魏风骨和兴寄说是他的诗文主张。此后，李白提倡古风，杜甫重视风雅比兴，可以说，从盛唐开始，文坛便笼罩在一种复古风气之中。其次，作为唐朝前所未有的巨变，安史之乱后形成了潘镇割据的局面，唐王朝只能维持表面上暂时的统一，这势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李华、元结等人都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这对他们的文学思想及作品风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

文章基本以四六言对句组成，表现出李华的骈文家面貌。再看他作于安史之乱后的《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观之，宣於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

文章的骈俪之气大大减少，其中还反映出他赋予文章的表现时代、改造社会的实际作用。最后，唐高祖颁布的均田制到安史之乱前后已经形同虚设，作为重要商品的土地也开始了私下买卖，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直接体现。唐德宗采纳杨炎的建议废除了租庸调制，实行了新的两税法。这些新的经济制度以及定额租制、雇佣兵制等制度的出现，一方面使士大夫们的经济观发生了较大变化，如韩愈在《原道》中将“圣人”与“相养生之道”联系在一起，他的碑传主人也出现了普通的商人和下层文人。另一方面，经济观念、商品意识的深入，也使他们开始提倡一种崇尚简约、务实的作风，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文化风格。这一点到欧阳修时期，更形成了“简而有法”的宋人风格。

欧阳修生活的时代，杨亿、刘筠去世不久，西昆风气依然存在，“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2］。范仲淹“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髣佛，未睱及古也。”在反对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中，柳开、石介等宋初古文家好奇尚怪的风气也渐渐显露出来，张方平说:

自景佑元年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后进传效，因是以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

相对于西昆体的浮靡文风，对太学体的改革同样也是古文家的一大重要使命。

太祖立国以来，实行重文抑武的统治政策，宋代国势便处境艰难。边境的紧张形势，一方面使有识之士不能够高枕无忧，从而明白学问不能流于吟咏风月，进而转向学以致用、有补时事。此外，崇文抑武的政策也为文人创造了优越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学而优则仕”必然造成全社会的“读书热”。作为具有官职和文人两重身份的文人，更是具有了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和为文要经世致用的使命感。在这样的风气下，力求以诗文名扬当代，为新兴王朝效力势必成为当时文士的普遍思想。

由于君主的倡导和名僧辈出等因素，北宋初年的佛教开始广泛传播。国力本就不强、深受北方少数民族骚扰的宋代文人，兼之佛教思想的流行，这都激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转而走向佛教思想的对立端——经世致用。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补西京推官，始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苏轼《六一居士集序》:

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3］

儒学倾向明显，产生于这一儒学复兴时代中的北宋古文运动便显现出与唐代古文运动的不同的倾向，具有强烈的儒学性质。

二、综合分析

(一)文道观念

韩愈主张文章应该是载道的，《答尉迟生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4］607如《原道》说到:

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4

韩愈所主张的是“道”是儒家之道，并且有用儒家之道排斥佛老的目的。观察韩愈及同时代其他文学家的相关言辞，如韩愈在《原道》中用仁义解释“道”“德”以及柳宗元“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的观念，可以看出，韩愈之“道”有偏重于作家修养的倾向。

欧阳修同样认为文章应该是要载道的，《答祖择之书》:

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於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於世者果致。［5］1819

文章是“道”的体现，“道”纯的文章一定是好文章。《与张秀才第二书》“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5］1659，欧阳修所谓“道”也是指儒家之道。但正如“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5］1168，欧阳修的儒“道”指向的是经世致用，是治国之道。

(二)文统观

最能反应韩愈文统观的是《重答张籍书》:

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与守之，礼乐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扬雄，亦未久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4］561

这里，他提出了“孔－孟－扬－韩”的文统观念。另外，韩愈还有“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抑犹在轲、雄之间乎?”(《读荀》)“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他在重道的同时同样重文，这一点也可以从“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中得到印证。

欧阳修以荀子代扬雄，似有“孔－孟－荀－韩”的文统观，同时又有:

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歌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5］1168

于文统观之外，欧阳修从“文”的角度对汉代文学家的推崇，与宋初古文家只是重“道”的观念已有所不同。这一点在他所说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现于后世”中也可以看出，欧阳修同样文道并重。

二人文统观的差异并不能说明他们文道观念的不同，但作用于实际创作，恰恰反映了他们的古文观念与作法的不同。

(三)古文作法

韩愈作文崇尚奇崛，《答李翊书》有“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苏洵对韩愈文风也有如下评价:

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4］737

怪奇雄伟的语言和意象是韩愈的文章理想，因此他作文多用奇字奇句，《与鄂州柳中丞书》中:

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顿三州之地，蚊蚋蚁虫之聚，感凶竖喣濡饮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握兵之将、熊罴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为士卒前行者……［4］935

用词奇罕，句法奇特。另外，韩愈作文还有意地求顿挫、多突转，如《画记》的大段语句“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4］357－358，刻意使用参差的词句以达到顿挫的效果。又如《送杨少尹序》，行文一转再转，均较好地体现出他雄健的笔力和卓越的文才。

与韩愈不同，崇奇尚怪的“太学体”正是欧阳修革新的主要对象，他在《尹师鲁墓志铭》中提出了“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的文章理想。一方面，欧阳修作文主张反繁琐、反怪奇，注重简易自然，如《与渑池徐宰》:“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烦，则峻洁矣”，《获麟赠姚辟先辈诗》:“春秋二百年，文约义甚夷。……正途趋易简，慎勿事岖崎。”［5］106－107同时，他也主张修辞气韵要简洁流畅、内容事理要可信可行，如《与陈之方书》:“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畅，峻洁而舒迟，变动往来，有驰有止，而皆中于节，使人喜慕而不厌者，诚难得也。”［5］1826《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5］1777

作为各自时代的文坛盟主和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韩、欧二人的文学主张、作文观念与实践无疑会在当时文坛起到引领风尚的作用，也会对他们领导的古文运动的性质、发展历程以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与佛教关系

由著名的《谏迎佛骨表》可知，韩愈的基本立场是排佛的，其中说到:“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在该文中，他是站在正邪的角度来反对佛教，这和他在《原道》中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排斥佛老相一致。不过，韩愈后来的《潮州刺史谢上表》，又让我们对他崇儒排佛的一贯立场，不得不持有怀疑态度。至于排佛的原因，他在《原道》中说:“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是站在民生的立场上而言的。另外，他采取的是“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暴力排佛手段。

反观欧阳修，他的《本论》:“礼义者，胜佛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5］512，他认为应该使用明王政、修礼义的手段排佛。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排佛和“王政修明”的为政之道结合在一起，大大地降低了佛教的气势。又如“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他排佛的原因是为了人伦和民生。随后他又提出了具体的排佛方法:

莫若为之以渐，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盖鲧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导之，则其患息。盖患深势盛则难与敌，莫若驯致而去之易也。［5］516－517

即采用温和渐进的排佛方法，这样的排佛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

对于二人的排佛手段，《文章精义》:“韩退之非佛，是说吾道有来历，浮图无来历，不过辨邪正而已;欧阳永叔非佛，乃谓修其本以胜之，吾道既胜，浮图自息，此意高于退之百倍”［6］，可以说是切中肯綮。

三、韩、欧区别与唐宋古文运动

通过以上比较，就韩愈的古文好尚来看，由于他个人的纵才呈奇，唐代古文运动成功之后，怪奇文风日盛。然怪奇文风终是走向了偏狭，所以唐代古文运动自皇甫湜之后逐渐消沉，骈文再次取代古文占据主导地位。就与佛教关系而言，一方面韩愈激烈的排佛方法并未取得大的成效，另一方面除韩愈外的唐代古文家大部分是不排佛的，这就使得唐代古文运动的儒学性色彩并不明显。其实，唐代古文运动发生在陈子昂古诗运动所形成的复古风气之下，加之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文学集团之间或师或友的关系，整体上的发展较为顺利，具有一气呵成之势。也正因如此，唐代古文运动一开始就有着偏重于文学性的倾向。另外，安史之乱后日趋下降的政治环境，使改革现实的希望愈发渺茫，更进一步令唐代古文运动走向文学性的方向。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唐代古文运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学性的运动。其中，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扮演的是一个集大成者的角色，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古文典范，天下文士“翕然宗之”。同时，由于个人才气和古文好尚的原因，韩愈所确立的新的古文面貌也为日后骈文的复辟埋下了祸根。

在宋代古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有“西昆体”的横行使柳开、王禹偁前期的改革归于失败，又有古文家本身的“用意过当”，如石介“太学体”为文怪诞的新弊端的产生等，都导致了北宋古文运动呈现出曲折性发展的态势。但艰难的改革环境引发了古文家们的思考，使他们更加注重文章载道的功能，再加上当时儒学力求经世致用的社会环境，北宋古文运动的儒学性和政治性倾向较为明显，这也可以从初期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多为儒者而非单纯的文士看出。从与佛教的关系来看，不仅欧阳修个人，北宋的古文家大部分是排佛的，强烈的排佛思想就使得儒道的维护心理十分强烈。对佛教思想的不认同，也从另一方面加强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儒学性和政治性。欧阳修处在西昆余响与太学新弊的环境下，无疑占据了十分重要的枢纽性地位。他倡导的古文的平易雅正之风使后学可以人人学而至，他“简而有法”的古文标准也成为后世为文的标准，影响深远。至于欧阳修之后，古文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及苏轼掺入庄释之道和对古文运动的解构，则为后话。

［1］钱 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J］.新亚学报，1957(1).

［2］脱 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375.

［3］苏 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6.

［4］韩 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宋)陈 骙，(元)李 塗.文则·文章精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