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江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均进行了相应的智识阐释。有的是从历史的维度，对气候变化谈判历程进行史实性分析。*高小升：《国际政治多极格局下的气候谈判——以德班平台启动以来国际气候谈判的进展与走向为例》，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第52-60页。有的则是从政治视角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新情况、新变化给予新的理论解读。*参见于宏源：《试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新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6期，第9-14页。而更多的讨论则集中体现在对气候变化谈判中不同国家立场的剖析上。*参见冯存万：《法国气候外交政策与实践评析》，载《国际论坛》2014年第2期，第57-62页。刘大炜、许珩：《日本气候变化政策的过程论分析》，载《日本研究》2013年第4期，第1-8页。谢来辉：《气候怀疑论、民主与美国气候政策的阻滞》，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第132-140页。康晓：《国际气候秩序建构与中国的气候外交》，载《国际论坛》2013年第5期，第31-36页。无疑，这些理论研究加深和丰富了当前对气候变化谈判问题的认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践并非如人们所愿，一个致力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始终无法有效构建起来。对此，我们认为，缺乏有效的制度创新乃是其难以构建的症结所在，而制度创新无疑又端赖于理论上的升华。因此，只有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与理论前沿的关联性研究，才有助于破解这一气候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