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全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gry，1922－2002)是法国当代杰出的现象学家。现象性(phenomenality)是他的原创性词汇，也是他的生命现象学的核心词汇之一，而且他还将其提升到现象学的真正研究对象之地位上，他的整个生命现象学的诸多论题都奠基于他对现象性的两种区分之上。在本文中，我将论述的是，亨利以独特的现象学视角将语言与现象性结合起来，进而划分出两种语言:世界的语言和生命的语言;用世界的语言表征和理解的生命与源初的生命并不一致，活生生的当下生命被遮蔽;让生命的语言来言说生命，才真正贯彻了现象学的最一般原则“回到事实本身”——让生命回到了生命本身。

一 现象学的现象性与语言

根据亨利的观点，“现象学”可以在两种含义上来理解。一种是对于“现象”的忠实和精确的描述，摆脱了一切解释和一切超越的建构，如其被给予的那样从而在其被给予性本身之中描述它们;另一种则相反，现象学所考察的绝不是在“现象”一词的通常含义上的那些现象所构成的对象，现象学的对象是现象的现象性，现象学的任务是揭示现象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亨利认为，通常是按照第一种方式来理解的现象学，但它不是真正的现象学。［1］15－16因此，现象学的真正对象应该是现象性，“更确切地说，是这个纯粹的现象性借以成为一个现象的源初样式。现象学的对象——‘在其如何之中的对象’，在其被给予性的如何之中的对象——就是这个如何本身。”［1］16更进一步说，现象学研究的不是显现者，而是显现者的显现，或者说是现象的被给予模式。在亨利的生命现象学里、与其等效的词汇是纯粹表现(manifestation)、纯粹显现(appearance)、纯粹展示(monstration)、纯粹揭示(discovering)、纯粹显露(disclosing)、纯粹启示(revelation)、纯粹显示(showing)等。现象性首先敞开了通达对象的路径，允许我们去把握现象和理解现象。换句话说，我们在对现象进行表述和描绘之前，现象首先要向我们显现出来，这个纯粹的显现，即现象性总是在前。

我们以“雪是白的”这个命题为例，①类似分析可以参看亨利对命题“天空越来越黑，天要下雨了”的分析。［2］12－13说明现象性总是先于我们对事实的表征。“雪是白的”之所以是一个真命题，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首先是雪自身的显现。正是雪以白色的事态向我们显现了自身，所以我们才能说:“雪是白的”。命题表达的内容指向了命题以外的事态——白色雪的显现。其次是命题自身的显现。假如我们的目光从命题所指向的事态转移到“雪是白的”这个命题上，我们仅仅关注的是这个命题自身，比如将其仅仅作为引用的语句来思考，命题自身的显现也使命题成为一个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否则这个命题自身不存在，我们也就无法判定“雪是白的”这个命题的真假。“雪是白的”是一个真命题，意味着这个命题符合了这个事态，符合是这个真命题成立的条件，而显现又是这个条件的条件，因为命题和事态都要首先显现出来，应该说显现这个条件处在更本源的位置上。

亨利指出，现象性奠基了通达现象路径的可能性，现象性也同时构成任何一门语言的条件。首先，显现使事物被发现，语言才能言说它。因为现象性为事物开辟了一条道路，使之与我们遭遇，向我们展示自身，供我们理解。正是“它们向我们显示自身，我们才能言说它们、命名它们、描述它们、在命名过程中指称它们并就此做出诸多判断，我们的知识和话语就是由这些判断同时构成的”;［3］其次，显现使命题显现自身，从而成为命题存在的前提条件。“命题自身只能在语言独有的展示方式中显示自身，这个展示就构成了命题的最源初的意义，即命题的逻各斯。因此，最源初的言说不是被言说的东西，即被显现之物，而恰恰是显现自身。”［3］

在海德格尔那里可以发现类似的观点，他把语言这种自身显现自身的特性称之为“语言说话”，“语言之为语言如何成其本质?……答曰:语言说话。”［4］2语言向我们道出其本质，是在“语言之说话中而不是在我们人之说话中”，语言之本质就是纯粹的说，以某种方式通达语言之说话，“我们最好去寻求一种纯粹之说，而不是无所选择地去摄取那种随意地被说出的东西。”［4］3，7

既然作为第二性的语言只有在作为第一性的现象性中才能找到它的可能性，那么传统语言现象学的概念被逆转:语言不再成为现象学分析的主题和对象，语言恰恰成为现象学澄清过程的内在的先决条件。“所有语言系统都指向了一种先于言说和倾听的可能性，言说和倾听不再是一种现象而恰恰是使现象成为现象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事物只有在现象成为现象的条件中降临，它才能够被言说——那么，我们必须解释清楚这种降临，即纯粹现象性的现象化是什么——它既规定了现象学的对象又规定了任何一门语言的最终基础。”［3］

但是，亨利认为，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经典现象学已经将现象性问题遮蔽在黑暗之中，现象性的概念一直未能够加以澄清。经典现象学里存在一个灾难性的混淆:“世界的显现与所有可能的显现，这个混淆压垮了整个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的语言理论，因为语言理论奠基于显现。”①显现的双重含义构成了亨利哲学的根基，他的显现概念不但指世界的显现，还包括生命的揭示。因此，“所有可能的显现”在这里就是指“生命的显现”。［3］346在经典现象学里，只承认一种显现方式，即世界的显现方式，海德格尔将语言与这种显现方式关联起来，并将语言的言说解释为希腊文的显现。这种奠基于世界的显现方式中的语言，亨利将其称之为“世界的语言”，这种语言仅仅适合于言说世间之物，不适合于言说生命(以下第二节“世界的语言”将详细论述)。因为“生命不是把生命所显示的东西扔到自身之外，而是在生命自身内部把握生命”，所以“生命不可能在世界里，生命只可能在另一种显现的方式中，这种显现方式就是生命的显现方式。”［2］30生命的显现方式是一种自我－显现，它是隐秘在生命中的无声之音，它在向生命诉说着自身。生命言说的是自身，同时自身被言说着(以下第三节“生命的语言”将详细论述)。然而在经典现象学里，生命语言赖以存在的现象性概念是从世间对象的显现借来的，一旦活生生的当下的生命进入世界的视域，我们用世界的语言进行表征、描述时，这种源初的生命就从世界的语言下悄悄溜走了。

亨利对现象性的拓展表现在:他看到了一种更为源初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就是生命的言说。这种言说发生在“情感中，存在②亨利在这里借用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存在”的概念，但表达了不同的内涵。在海德格尔哲学里，存在仅仅以一种方式显现自身，亨利称之为“世界的显现”，因为这种显现发生在世界中，事物进入世界之光中，显示自己的特性。亨利拓展了“存在”概念的狭窄内涵，他看到了一种更为源初的显现方式，这种显现方式就是“生命的显现”，这种显现发生在情感中，存在在自身中感发自身而且揭示自身。(Being)在自身中感发自身而且揭示自身;存在在自我的痛苦中和自我的快乐中，在充沛的内在性中和活生生的生命中，将自身与自身融为一体而且经验自身。”［5］684由此，依据不同的显现方式，或者说，对于现象性的设想完全不同，亨利将“生命的语言”，作为与“世界的语言”相对应的语言类型。

二 世界的语言

在胡塞尔现象学里，作为一切原理的原理“任何源初的给予的直观原则上都可以作为知识的合法源泉”［6］44完全暴露了两种现象性的混淆。胡塞尔将直观当作现象学的基本原理，而且将直观(行为)和直观(行为)中的被“观视”者理解为一个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事物在“观视”中被呈现，从而成为一个现象，直观的这种使－被看见的力量在于意向性。意识总是意向性地指向对象，“意识超越自身指向自身之外的它物”［7］，使对象被意识所“看到”，现象就是以这种方式变得可见的东西，因此意向性是“源初的使－被看见”。而“观看”必然意味着将其放置于一段距离之前，将其对象化，看与被看之间存在间距和分离、差异和对峙。正是这个对象的超越性，它的隔开距离，构成如此的现象性，这就是说，“现象性的本质是依据超越或意向性的力量来解释，它们揭露、明确表达，而且使存在者显现”。［7］对象在直观下的显现总是借助于二元结构得以描述，总有两个极:对象极和主体极，这种对象向意识的显现方式属于世界的现象性。

胡塞尔早在《逻辑研究》里，已经将意向性与语言联系在一起:“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8］也就是说，语言总是对某物的意指。“尽管意向性在感知中是源初的使事物被看见，但是在语言中，它依然是一个使－被看见，是一个被局限在意指事物范围内的使－被看见”。［3］也就是说，意向性的语言尽管与感知分离，由意义组成，然而它始终从属于而且完全依赖于意向性所预设的世界的现象性概念——对象－显现的方式。语言总是与它所意指的对象撕开距离，以使－被看见方式等待着直观中的充实。“语言从属于现象性开辟了一条通向意向性语言的道路，这始终被认为是胡塞尔的一个伟大发现。”［3］

海德格尔尽管批判了意向性，但是并没有质疑意向性所预设的现象性。亨利在《我是真理》的第一章中，即“世界真理”，［2］14以及另一部著作《物质现象学》的第二篇论文“现象学的方法”中，［1］83还有“物质现象学和语言”一文中，［3］他反复引用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七节中，对phainomenon(现象)这一希腊词的语言学分析:

在希腊，事物被称为“现象”，“现象”(phainomenon)来自动词 phainesthai，它携带词根 pha－，phōs－，词根的意思是“光”。因此Phainesthai就意味着“进入光亮中，大白于世，显现自身的东西”［9］，光是世界之光，事物进入光是为了成为现象，显示自己的特性。事物要存在，就必须成为现象，而要成为现象，就必须进入世界，进入世界之光中。这个光在胡塞尔那里，可以解读为“直观”，直观在胡塞尔现象学里作为一切原理的原理，可以说，被放在无以复加的重要的地位。事物在直观之下，才能向我们显现自身，直观是事物显现的外在条件。在海德格尔那里，光可以解读为“存在”，存在等同于显现，存在是使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外在条件。所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依然是按照希腊思想来理解“现象”，现象的显现意味着进入澄明之境。进而言之，构成现象性的这种澄明是世界的光亮，因为对海德格尔来说:“光亮仅仅照亮与之不同的东西，隔开一段距离放在它面前而且在它之外的东西……照亮的东西、显现之物总是站在外部，隔开一段距离。现象被理解为保持在一段距离之外的事物，‘在光亮中闪耀’的事物”。［1］84

在海德格尔论文集《通向语言之路》中，他要详细论述的主题就是语言的源初本性，而这种语言的源初本性指的就是存在的绽出(ecstatic)的真理:“语言的言说只不过就是希腊哲学中的显现的过程，是‘外域’的降临，在外域那里我们看见之物和我们言说之物被给予我们。言说意味着显示:使－被看见，使－显现，在澄明中获得自由。基于言说，世界的让－显现的方式被阐明。”［3］亨利接着从德语的词源学论证，现代德语词“sagen”(言说)是从古德语词“sagan”衍生出来的，而德语词“zeigen”(显示)和古德语词“sagan”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显示(它意味着说)和言说(它意味着显示)。［3］所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言说就是给予看，言说之对象就是存在者。使存在者被看见意味它们进入到在场之中，存在者在在场中展现给我们。“语词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已经存在那里，已经被表征之物命名的工具，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将展现在我们面前之物展示出来的方法，相反，语词首先授予在场的降临，即存在的到来，在存在中，某物才能显现为一个存在者。”［3］

亨利把这种与世界的显现密切相连的语言称为“世界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因此它也就具有与世界显现相类似的三个特征①与生命现象学之生命主题联系起来，此处列出的世界语言的三个特征与亨利原著中总结出的世界语言的三个特征也略有不同。［3］:第一，任何一个构成语言的语词不同于特定的现实之物(存在者)，即世界语言的任何语词不同于它的意指之物;第二，世界的显现并不创造现实之物，而只是有限地去解蔽它，世界语言在自身内部明显地携带了世界的显现的特征，因此语言不能贯穿它言说之物，也不能在自身内部包含它言说的现实。语言的这种无能性(impotence)是对世界的显现之无能性的直接复制;第三，语言对它的指称之物是一视同仁的(indifferent)，因此一个词能够意指不同的现实，语言将它的光芒一视同仁地布施于一切存在者身上——如同“光照耀正义之物，同样也照耀非正义之物”。［3］活生生的当下的生命就从这种意向性之光的照耀下，悄悄溜走了。亨利说，“意向性只在黄昏升起……意向性总是迟到。”［1］122在意向性的凝视下，生命已经失去它的真实性，意向性下把握和理解的生命与生命本身活生生的当下，并不一致。

亨利举出实例，在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Trakl)“冬夜”一诗的解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这种对现实设定的无能性: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①海德格尔对原诗的解读参阅《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7月，第7－28页。原诗英译参阅:Albert Hofstadter，Poetry，Language，Thought［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5 ，p.194.亨利的解读参阅:Michel Henry，“Material phenomenology and language(or，pathos and language)”［J］.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1999，Vol.32，trans.Leonard Lawlor.

雪、铃声和夜借助于诗人的言说而进入在场，当我们阅读这首诗的时候，它们将自身显现于我们，然而它们并不占据我周遭的空间。它们显现，但却是以一种缺席的方式显现:由诗人的字句诱发，它们显现给我们;尽管显现，它们却不存在于此时此地。诗人言语的魔力就在于使事物显现，因此似乎以语词言说的方式给予事物以存在地位，但事物并不存在。语词通过从事物那里撤出它的存在而给事物以存在地位，所以它呈现出的事物但却不是它们的真实存在。亨利认为，诗的语言不是表现出这种无能性的唯一语言，任何人类的语言莫不如此。它仅仅以一种假的在场的方式提供它命名的东西，以便这种事物被命名。只要事物以这种显现的方式和借助于这种语言而存在，它就不是真正的存在。语言的这种无能性——通过它的言词并不能产生它言说的各种现实性——确切地说，不是源于言说本身，而是源于其所仰仗的显现方式，即世界的显现方式。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世界的语言是一种无能的语言，它将所有事物扔出它们自身之外，目的是为了在事物自身的外部使事物显现，这样就剥夺了事物实质，将其还原为没有生命力的而且由诗句所提供的虚幻;它无力呈现它所言说的现实，一切事物以源初的缺席方式进入在场，它只能让世界在缺席中显现。

三 生命的语言

既然生命的实在性在胡塞尔的意向性之光，抑或海德格尔的存在之视域中悄悄溜走了，换句话说，通过世界的语言无法抵达活生生的生命，世界的语言无法言说真实的生命，那么亨利将致力于创建一种生命现象学，生命现象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生命的被给予模式，由此亨利提出了一种与世界的现象化模式截然不同的显现模式:生命的显现。奠基于生命显现方式中的这种语言，亨利称之为生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life)，“只有生命的语言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逻各斯’(Logos)。……先于世界语言而且一点也不依靠世界语言的神秘的现实性存在，生命语言不仅能让生命在场，而且能够生成它言说的现实。”［3］

生命语言如何言说?它说些什么?它又向谁言说呢?亨利认为，“生命启示自身的方式就是生命言说自身的方式。因为生命在自身－启示(self－revelation)中显示，而不是从世界中，从超越于自身的差异中开始启示自身，所以与其他语言截然与相反，比如世界语言常常与自身之外的意指物相关联，而生命语言的言说呈现出非凡的特征:只是言说自身。”［3］生命言说着自身并向着自身而言说，它说出的是生命源初的自身 －启示的现实性(或现象性)。［10］生命就是这个言说自身，在自身之中并通过自身而被言说。正是内在的“自言自语”带给生命一切，在这个经验中创造出生命者进而使得生命者在它之中，而且只有通过它而活着。

生命的言说并不将自身抛出自身之外，置于一定距离，对着它言说，对其进行描述和表征。生命的言说排除了任何分离、对峙和差异，生命的言说和言说者永远保持着同一。这也就意味着，言说不再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生命不是某些已经对象化的东西，生命是一种给予的行为和过程，“生命给予的东西被给予生命自身，生命给予自身的东西永远不会——一点点也不会——脱离生命自身。通过这种方式，生命给出的东西就是自身。在一个彻底和严格的意义上说，生命是自身－给予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给予的生命，又是被给予的生命。”［1］120正是生命给予，我们才能在生命中分享这份礼物。亨利很反对别人写他的传记，他毕生也没有书写自己的传记。因为他认为，即使自己描述当下身体的疼痛，这样书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一种外在性的东西，都不是生命本身，当下那种对生命的真切的体验，永远不能对象化到的自己描述里面中去。

生命的言说也不是通过有声的词汇而说话，它是我们处于恻隐(pathos)之中的肉身对自身的内在体验，正是在这种恻隐中，肉身实现了对其自身的最初的各种领悟(epiphanies)，生命自身由此而得以显现和生成。［10］14例如，我们正在经历一种痛苦，但生命本身并没有说:“我很痛苦，某人有罪”，因为这样的话，使人认为最终应该增加一些原因或者类似的缘由解释我的痛苦。痛苦言说的仅仅是痛苦自身，但是痛苦无论如何从不通过说出“我很痛苦”表达自己，从不通过与“我”联系起来形成“痛苦”的意义，来构成它言说的实质。生命诉说自身——目的让人知道它正在谈论什么——以这样方式，它并不需要意向性的语言产生以上这些含义。生命诉说自己的痛苦，但它并不言说某些意义构成的痛苦，这些痛苦自身也不是理想之物，生命的痛苦向我们诉说它要诉说的东西，一点也不求助于人类语言。生命在它的痛苦中以及通过它的痛苦言说痛苦，我们看到的痛苦就是一种言说。为什么这种言说既是痛苦的言说又是言说的痛苦，因为它的痛苦的肉身告诉我们的就是它自身。我们也永远无法将自己生命的疼痛体验还原为眼角流出的泪水抑或扭曲变形的脸庞。我们能够看到他人的泪水或脸庞，但我却看不到他的悲伤或痛苦，而且是他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悲伤或痛苦。生命就是这种绝对内在性的直接体验，生命不是通过悲伤或喜悦的表情言说自己的悲伤或喜悦。即使我们看不见(或者根本不存在)眼角流出的泪水和扭曲变形的脸庞，而且听不见自己的啜泣声，生命仍然哭泣着，我们仍然能够体验到生命这种痛苦的哭泣。

四 生命语言与世界语言的关系:生命在世界中诉说自身

正如显现的双重含义构成了亨利哲学的根基一样，生命的语言也体现出一种双重的言说。生命的言说既在绝对内在的肉体中，同时也在世界中。亨利于1996年6月在蒙彼利埃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之前以稍为适度的方式说过，作为在现代思想都走遍了的道路之外工作的哲学家，与我想表明的相比，我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对我而言难以找到一些概念方式去表达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学，确定却相异的现象学，因为我的显现概念不但指世界的显现，还包括忧伤的赠予和揭示。”［11］258因此，亨利强烈反对将世界语言与生命语言分离并将二者对立起来。他认为两种语言存在奠基关系:世界语言奠基于生命语言;两种语言的关系只有通过两种现象性的关系才能理解，换句话说，两种语言的背后隐藏着的两种现象性的现象化模式的关系。他说:“一切语言的意向性之所以能够意指一个超越的意义而使自身与意义关联起来，其依赖的前提条件是:生命的恻隐(pathos)在自身给予中将语言转变成生命，语言才能拥有自身。”［3］也就是说，意向性语言(世界语言)能够意指一个超越的意义，将这种意指能力赋予语言自身的就是生命，在世界语言的意向性之前存在着生命。或者说，在生命的源初启示中，拒绝意向性的显现，既没有意向性也没有意向性的看，只有自我－给予才是最源出的显现方式，自我－显现为意向性奠基。

但是，生命总是表现为自身的双重自我撕裂，源初的呈现同时分裂成不可见的和可见的生命。一方面，生命源初的自我－呈现具有不可见的一面。作为生命绝对内在性的“自言自语”，它来自于生命自身的内在动力，永远不依赖于自身之外的条件。在意向的“目光”投射到它之前，生命的源初的自言自语一直在延续不断地自我进行，一旦意向的“目光”投射到它之上，将之置于可见视域，生命活生生的当下呈现就从意向性的“观视”之下悄悄地溜走了，意向性的“观看”总是迟于生命源初的自我呈现。另一方面，生命源初的自我呈现不断地将自身抛进可见视域，不断地在自身之外的可见视域绽出，从而在现实世界中表现为一种现象化的现象。“就其可见的一面，生命的呈现是在个体化的肉体基础上表现出来的身体的动作、活动及其创造性运动。”［12］

针对生命显现的双重属性，亨利将其比作听觉上的“重叠”和“循环”。［11］273我发出一呼喊或者说某些话的时候，我自己也听见了这声呼喊或者这些话，在这种意义上产生了一种重叠。为什么说听觉事实上只是一种重叠呢?因为我首先是发出这个声音的力量，我才知道我听见了我发出的这声呼喊。就像有一个循环，它就是我听到了我发出的声音，这里必然存在一种源初声音的流溢，一种无声的声音;这种无声之音是生命恻隐地给予生命自身的声音。换句话说，即使我听不见我的这声呼喊，比如我是个聋子，或者根本没有产生呼喊的声响，比如我声带存在缺陷，那么我依然知道我发出了一声呼喊。这种对于发出声音的源初的、动态的和恻隐的知是生命自身向自身的言说，是生命的非意向性的自身－觉知。世界语言的有声回音和生命语言的无声开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说模式，虽然这两种语言都在同一种单纯的呼喊中言说，但只有后一种生命的无声开启才是生命的真正的言说方式。或者说，存在唯一的生命(痛苦的哭泣)，我可以从外部察见到它，但我却从内部体验着它，但只有后一种内在的生命自我体验才是生命言说自身的力量。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胡塞尔的“直观”概念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范畴，背后所隐藏的哲学内涵都是“让－被看见”，是从外在的标准让事物显现自身，不是事物自身显现自身。然而，现象学最基本的原则是“现象自身显现自身”，现象从自身出发显现自身。显然，二人的现象学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他们哲学里，事物以“让－被看见”方式呈现自身，这也就意味着“看”与“被看之物”的差异，“看”与“被看之物”的拉开距离，现象才能“让－被看见”或“被揭示”。世界的语言奠基于这种显现模式之上，让世界的语言言说生命，生命最源初层面的体验——生存、饥饿、恐惧和焦虑都被遮蔽了。世界语言的这种无能性就在于它没有能力把握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每个人所体验到的活生生的生命。它无法言说不可见的生命，“说生命的不可见，并不是说它永远是隐藏的，也不是说，它从不显现自身，只是说它以一种与可见的方式截然不同的方式显现自身。”［13］生命的语言奠基于这种显现模式之上，只有让生命语言向着自身言说，才真正贯彻了胡塞尔现象学最基本的原则。换句话说，贯彻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原则“现象自身显现自身”，现象学的彻底化必然走到不可见的现象学——生命现象学里，所以生命现象学是最彻底的现象学。

［1］Michel Henry.Material Phenomenology［M］.trans.Scott Davidson.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

［2］Michel Henry.I Am the Truth:Toward a Philosophy of Christianity［M］.trans.Susan Emanue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2－13.

［3］Michel Henry.Material phenomenology and language(or，pathos and language)［J］.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1999(32):344－357.

［4］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Michel Henry.The Essence of Manifestation［M］.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3:684.

［6］Edmund Husserl.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First Book—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M］.trans.Fred Kersten.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82:44.

［7］James G Hart.Michel Henry’s Phenomenological Theology of Life:A Husserlian Reading of C’est moi，la vérité［J］.Husserl Studies，1999(15):184.

［8］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6.

［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34.

［10］方向红.手势的现象学:从胡塞尔、德里达到亨利［J］.南京社会科学，2004(10):13－14.

［11］高宣扬.法兰西思想评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高宣扬.论米歇尔·亨利的生命现象学［J］.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2):29.

［13］Dan Zahavi.Michel Henry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invisible［J］.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1999(32):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