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 彪，左宏阁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仕隐观之文本流露

《世说》言语第九篇中曾载庞统去颍川拜访“水镜先生”司马徽之事。庞统见司马徽在采桑，便问:“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司马徽对曰:“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谜。”［1］(68)而后又用许由、巢父之类古代隐者对比吕不韦、齐景公之类名利双收的政治家，来劝诫庞统不要只看到小路的快捷而忽视了迷途的危险。庞统在司马徽的一番论辩下拜服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这则逸事行文完整而通透，理足辞胜又篇幅较长，在《世说》众多的短篇散句中格外引人瞩目。揣测文意，那种对司马徽观点的赞同和称道也是跃然纸上。这种既要看到入仕后实现个人襟抱的快捷，又需警惕宦海中浮沉的危险，显然正是编者所崇尚的仕隐观，即不否定建功立业的儒家入世观，又对佛道之出世观抱有一定的倾慕，此思想一以贯之，在《世说》一书中不厌显露。

(一)功高政勤者

《世说》一书中作者不惜笔墨地描述了许多或功高名扬、或勤于政事、或忠君爱国的从政者，他们运筹于俗世生活中，斡旋于驳杂官场内，显得游刃有余，驾轻就熟，编者在叙述时往往对这些人推崇备至。如《政事》第十九篇载，桓温任荆州刺史时恩德遍及江汉，把对人施以严峻的刑罚视作耻辱，其子桓式认为桓温在杖责别人时打得太轻，而桓温“犹患其重”;又如《规箴》第七篇载，晋武帝对太子的愚钝视若罔闻，执意要传位于他，于是尚书令卫瓘冒死劝谏，佯装喝醉指着帝位说:“此座可惜”。除此之外，仁义治国的司马昱、深得民心的郭淮、踌躇满志的王导、刚正无畏的锺雅以及通识时务的谢琨都被编选入此书，成为指导从政者通晓权谋的典范。

(二)萧散疏宕者

隐逸思想古已有之，这些思想在经年的阐释和演变中与刘义庆的某些思想产生了契合，于是在《世说》中，许多萧散疏宕，任诞风流的隐者也成为编者笔下的圣贤。如《栖逸》第一篇载，阮籍登苏门山拜访得道真人，请教他儒道黄老之事，真人坐而不答，数次之后，阮籍长啸一声失望而归，到半山腰忽听到一声长啸，如鼓乐吹弹，空谷传响，令人神怡;又如《栖逸》第八篇载，刘驎之隐居于杨歧村，擅长史传之学，荆州刺史桓冲以厚礼聘其为长史，刘驎之将所赠财物尽散乡里。除此之外孙登、戴逵、阮裕、康僧渊、支道林等隐者皆不侍于物、內足于怀，得到了编者的肯定和称道。

(三)风雅儒隐者

在游刃官场的政客和狂放怪诞的隐者之间，似乎有一类人得到了编者更多的赞誉，他们在朝为官常能决胜千里，他们浮沉宦海亦能谈笑风生，在界定中国古代士人时，他们的这种行为有一个特有的称号——“儒隐”。如《雅量》第三十五篇载，谢安与人下棋，谢玄从淝水寄信来，谢安看罢默不作声继续下棋，旁边的人问淝水之上战局如何，谢安淡然曰:“小儿辈大破贼”;又如《识鉴》第十篇载，张季鹰在洛阳做齐王的幕僚，见秋风忽起，于是想起了家中的莼菜和鲈鱼，认为人生在世贵在适意，怎能不远千里地追求名爵，于是便辞官回家，不久齐王起兵兵败，张季鹰得以幸免。无论是决胜千里或是审时度势，这些人都以一种通脱、放达的人生姿态淡然处之。此外如罗含的大智若愚、王羲之的宠辱不惊、王子猷的率性而为，都在纷繁炫目的官场生活中给人带来一种清逸俊朗之风，这种仕与隐的完美调适也正反映了编者刘义庆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于是在作品中在生活中，这种处世态度相互映射，共同促进，构成了刘义庆完备而独特的仕隐观。

二、仕隐观之形成原因

一个人的性格塑造会受到个人境遇、社会风气、国家政局乃至各家思想的影响，刘义庆身处刘宋宗室内部，作为个体，一旦踏入群体就会逐渐地适应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在其所见所闻所感的共同作用下，其观念还会产生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在这种不断磨合和调适的过程中，刘义庆的仕隐观也渐成形态。

(一)世路艰难，不复跨马

史载:“义庆幼为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丰城也。’”［2］(卷五四)幼年时便得刘裕赏识的刘义庆之后又在十三岁时承袭南郡公、临川王的爵位，先后又有辅国将军、前将军、平西将军、卫将军之授，也曾任荆州、江州和南兖州三地刺史，特别是在履任度支尚书(近似于隋唐之户部尚书，掌管贡赋和租税)一职，更使他疲于政务。由此可见，刘义庆一生都在繁重的政务和角色的变换中度过，对于朝中的争斗杀戮，兄弟间的反目打压自然也是耳濡目染。

刘宋王朝内部局势的云诡波谲，其源流久矣。初，高祖刘裕临终立刘义符为少帝，但少帝荒淫无度，故朝臣徐羡之、傅亮和谢晦废掉少帝，迎立刘裕的第三子宜都王刘义隆为帝。上台后的刘义隆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加紧了对其他大臣包括自己兄弟和宗室的肆虐杀戮和严格控制，特别是之后与刘义康的争斗更是逐渐加热，最终演绎成帝党与相党的两派倾轧。不独宋文帝一代，据清人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载，刘宋60年中，皇族129人，有121人被杀，其中80人为骨肉自相屠杀;又据罗振玉《补宋宗室世系表》统计，刘宋皇族158人，子杀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残杀者一百有三，被杀于他人者有六。其后萧道成在临终前也劝诫其子萧赜时也说:“宋世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3］(卷二十)可见骨肉相残在刘宋一朝已成传统，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宗室内部诸人皆噤若寒蝉，人人自危。

对此情形，有些人如彭城王刘义康，孤注一掷，针锋相对;有些人如衡义王刘义季，“为长夜之饮，略无醒日”;［4］(卷三九)而此时的刘义庆选择了“乞求外镇”意欲远离是非，于是他招聚文士，寄情史稿，在人生后期编辑了《世说》这样一部清谈之书(此说经郑学、萧艾、刘兆云等多位学者所考，故较为信实)。《宋书》本传中记载他“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5］(卷三二)可见刘义庆从之前名爵显贵、勤于政事的临川王，到后期追逸尚隐、寄情文史的总编修之间经历了许多政治上的波澜。当仕宦之路产生难以维系的险阻时，刘义庆颇具远瞩地将避祸隐遁思想注入，完美地调和了仕与隐之间的矛盾，从而没有沦为刘宋王朝刀俎上的鱼肉。

(二)儒学式微，释道并起

魏晋思潮上承先秦哲学之命脉，下启隋唐文化之盛业，是中国思想史洪流里的一个划期阶段。汉代以来儒家经学一统天下而形成的僵死沉闷局面被打破，多种学派与思想经历了先前的压抑与沉寂，于此时相继活跃起来。曹魏、西晋时期道教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外来佛教思想的逐渐渗入，名法墨兵各家思想的纷争都令这一时期重回先秦“百家争鸣”之盛况，儒学思想在各家思想的冲击下已然流弊丛生。

刘裕以一介武夫之力篡晋成立刘宋政权以来，南朝世族门阀渐渐从权力中心退出，本就风雨飘摇的政权又被抽去赖以维系的思想和政治根基，使得整个南朝政局一直在篡位、夺权、起兵、内乱的纷扰中更迭。因此，儒家思想也做出了许多契合时代的调整。玄学大家以道释儒的理念蔚然成风，不仅缓解了儒家经学在东汉时的极端与困惑，又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基本统一了当时士人既追求名利又试图超脱的分裂感。于是当时许多士人在这种理论体系的支持下过着“内儒外道”的生活。即在内心恪守着儒家的伦理纲常，秉承道德仁义之规范，又在外显露出一种萧散疏宕的风流自在，这也就是罗宗强先生所说的“任自然而有节”［6］(192)

另一方面，刘义庆“晚年奉养沙门，颇致废损”，［7］(卷三二)在王僧达的传中也能辅证此记载，又有梁朝僧人慧皎所做《高僧传》可补充一二细节。在这本书中，可以找到四处关于刘义庆与僧人交往的记载，当时刘义庆请高僧到广陵结居，高僧又携许多僧众同往，刘义庆对这些僧人都虔诚相奉养才导致钱财的损耗，因此自然也会向他们求经问道，以静心性。早年儒家思想的耳提面命，之后道玄思想的反复皴染，人生末期又对佛释思想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好感，刘义庆在这三家思想洪流的裹挟下，必然会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仕隐观，在这些思想相互增益和补阙的过程中，这种仕隐观也会越来越契合时代，从而将胸中抱负和眼前荆棘之间的矛盾暂时地调和、溶解。

(三)魏晋风骨，异代相袭

杜樊川诗言:“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风流娴雅、萧散自然的人生姿态已成其后历朝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一种确评。当时人们不论仕宦或栖隐，大都能放弃那种急功近利、辗转相求的功名观，转而走向了平和、随性的生活姿态，古人多以魏晋风度称之。个中虽不乏蝇营狗苟之徒、悭吝假谲之辈，但仍难免于这种社会整体风气的形成。探寻这种姿态的深层心理构成，比较近似于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提出的“世纪末情绪”。

所谓的“世纪末情绪”指在昌盛治世终结后，存在于臣辅、士人、百姓之间普遍的衰颓、任诞之气。随着大汉帝国的覆灭，国人亦逐渐远离积极奋进的生活方式，魏晋之际傅粉、服药、酣饮、游冶之风大胜，到南朝诸朝也是历久不散。但尽管此时政局情势低迷，也必有一些人站出来担负起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任，刘义庆作为刘裕子侄，作为刘氏宗王，便理所应当地分摊到许多朝廷政务。对于这些政务其实刘义庆本身并不抵触。他也有着一般士人所俱有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因此在编纂《世说》之时，会对那些驾轻就熟，游弋于政治斡旋的政治家格外敬慕赏识。但是现实的争斗和其他诸多社会思想文化因素又会影响到刘义庆对于政治权谋的好感，因此他产生的这种隐逸萧散思想，又都完完整整地反映于《世说》编纂时对那些怪诞、狂放行为的不吝称道。所以说，刘义庆在社会普遍存在的风气下，一直游弋于仕隐之间，形成其独特的仕隐观。

三、仕隐观之深层解析

随着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和生活压力的日益加重，不少人都对自身品性的塑造、身心的休养日渐忽视，在处理进取和栖逸的关系时也显得捉襟见肘。这种矛盾感自古有之，古代士人大多自小受儒家教诲立身，希冀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业。于是他们饱读诗书、皓首穷经用自己的才识获得仕途上的一官半职，但是由于政治条件或自身原因，许多士人都无法在官场上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于是在一次次艰难险阻中，在一次次怀才不遇后他们又对闲云野鹤般的山林生活产生了向往。

《世说》是南朝时期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纂而成，分成德行、政事、文学、栖逸等三十六门分题叙写。明代胡应麟谈到此书时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8］(237)。鲁迅先生谈及《世说》时亦称其:“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9］(87)，并把它定为“名士的教科书”。因此，这本书较真实地还原了晋人面目气韵，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南朝社会所存在的审美标准。具体看来，作为刘宋王朝宗室成员的刘义庆，他的思想完整而真切地浸润于书中名爵显贵、武夫士人的思想中去，他对《世说》一书整体的编纂标准、思想动向的把握，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思潮流变。据载，刘义庆本是长沙王刘道怜的次子，幼年时被过继到没有子嗣的刘道规膝下。刘道规少年便有大志，才能远在一众宗亲之上，之后又与高祖共征桓玄，因此战功卓著，先后有振武将军、义昌太守之授，死后被刘裕追封为大司马，临川王。可见，刘义庆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的渲染下成长，自幼便受继父戎马功名思想的耳提面命，于是奋进勃发的功业观被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初心，之后他又在履任要职和不停变换角色的成长中使这种功业观根深蒂固，但是繁重的政务在加强他的进取心的同时也令他心力交瘁，再加上宗室内部日益昏暗的政治环境和逐渐紧张的宗亲关系的层层施压，刘义庆便在不得已中抽身出来，避祸保身。这时，魏晋以来儒道折中的玄学思想、外来佛教的超脱思想恰合时宜地进入刘义庆的视野中，在这两种思想的调适下，政治上的不如意便在精神上得到缓和。再加上此时不慕功名、散漫清虚的社会风气的熏染下，刘义庆于编著中找到了自己的余生所托，于是所有的忧愁苦恨都在书中慢慢消解，仕与隐的矛盾感也随之淡去，这种心态恰契合了当时那个云诡波谲的时代，从而令刘义庆受用余生。

映射于现代生活中，很多人在追逐名利的同时往往被金钱与权力遮蔽双眼，从而错过人生中真正值得珍爱的财富。我们无需做到道家思想中的游心太玄，也不必苛求佛家境界里的超然天外，我们只需在名缰利锁的牵绊中留意一下眼前的风景，体悟生活之于我们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所以不失进取之心，不忘栖逸之志才能真正从仕隐矛盾中解脱，为身与心造一方安然的避风港。

［1］(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张撝之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68，(本文所引刘义庆作品均出于此，下不赘言).

［2］(南朝梁)沈约.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五四.

［3］(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长沙王晃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卷二十.

［4］(南朝梁)沈约.宋书·武三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三九.

［5］(南朝梁)沈约.宋书·宗室［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三二.

［6］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P192.

［7］(南朝梁)沈约.宋书·宗室［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三二.

［8］(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P237.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