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韫

(沈阳大学 文化传媒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1)

何其芳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接受与创造性阐释

姚 韫

(沈阳大学 文化传媒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1)

通过对何其芳建国前后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过程和其言论、文章等的介绍与分析,认为何其芳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阐释者,在接受和阐释《讲话》的过程中,坚持在原则上与《讲话》精神保持一致,但在具体分析文艺问题时,结合创作实践和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特点,相应地进行了创造性阐释。这也体现了何其芳文学思想的矛盾性。

《讲话》; 毛泽东文艺思想 ; 何其芳; 创造性阐释

毛泽东于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指明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何其芳既是诗人、学者,同时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阐释者、主流批评家。本文重点分析《讲话》对何其芳文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何其芳对《讲话》接受过程中的创造性阐释。

一、 《讲话》对何其芳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意义

对于从国统区、沦陷区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触动最大的就是思想改造问题。《讲话》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打破存留于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并将其作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时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何其芳就是1938年从国统区到延安的,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宣讲的《讲话》内容,在会议进行到讨论发言阶段,他第一个站起来表态,并用《讲话》精神来批判自己早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将其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灵魂”加以否定。在延安文人的思想发生“集体转向”的过程中,何其芳的思想改造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

何其芳的发言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首肯。在《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一文中,何其芳对“旧我”进行了彻底否定:“知道自己原来像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虽说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还有一半或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1]。他不断地反省小资产阶级思想系统:“我的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有很大的分歧,这分歧只有经过否定旧我,经过长期的理论上学习与行动上实践来解决”,“我是在一个伟大的整风运动起来以后才逐渐认识其错误,并逐渐从破坏旧的思想到开始建立新的。”[2]何其芳始终对于自己的阶级出身和小资产阶级创作情感抱有强烈的“原罪”意识,甚至形成了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暗示,所以他不断地检讨、改造自己,以至于将自己比喻成“半人半马的怪物”。作家巴金曾回忆说,“其芳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好典型,我始终保留着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3]

由何其芳开始,许多作家都表示要向工农兵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丁玲在整风运动中写了两本名为《脱胎换骨》和《革面洗心》的学习心得,表明自己思想改造的决心。她还发表了《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对以前的作品虔诚的忏悔:首先我想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他们,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4]。周立波在检讨时说,知识分子走老路的原因在于:“第一,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抛除”;“其次,是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名著,不知不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第三,在心理上,强调了语言的困难”。所以周立波提出要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5]。

身处延安的知识分子集体、主动地接受从肉体到精神的全方位改造,这与延安所具有的气场力量是分不开的。延安这一文化场域对身处其中的作家施加影响,并赋予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化的规约力量,而作家认可这种意识形态并为场域的良性运作贡献自己的精神产品,这是一种共时的双向互动与互制。

二、 两赴重庆宣传《讲话》精神的实绩

作为“知识分子改造的好典型”,何其芳于1944年4月随林伯渠赴重庆谈判,代表党中央去做文艺调查工作,传达和宣传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发挥“榜样的作用”。

到达重庆后,何其芳以亲身经历谈论自己如何从一个浪漫迷惘的诗人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他将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以后的变化作了一个比喻:有如一个患痼疾的人为良药所救治,很愿对人反复称道。

1945年9月,何其芳以四川省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副社长的身份再赴重庆,负责共产党的宣传刊物,继续传达和宣传《讲话》精神。何其芳在重庆组织了多次文化批评活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学习和研讨,并参与了对国统区文艺问题的讨论,其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影响最大。

在重庆期间,何其芳以《讲话》为理论依据创作了《关于现实主义》《略论当前的文艺问题》《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等文章,与王戎、吕荧等人展开论争,集中批评了胡风、冯雪峰等人的文艺观点。他还创办了《萌芽》杂志,刊登反映国统区现实斗争和解放区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及指导青年读书、生活和文艺界论争的相关文章,旨在宣传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他还身体力行的写了《谈读书》《谈苦闷》等文章。在何其芳的组织和推动下,《萌芽》等刊物争取和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扩大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

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序》一文中回顾了自己两赴重庆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某些文艺问题的意见和对于当时在重庆演出的某些戏剧的评论”。何其芳一再强调这些评论(尤指《关于现实主义》)是依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文艺批评的方法,从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两方面去作周密的考察,并以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实际效果为根据的。他还重申了《讲话》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新方向”的伟大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文艺艺术,它如此广泛地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所直接享受,如此有效地动员了他们和教育了他们[6]。文章还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普及与提高、接受文化遗产等相关问题。这篇序言可以看作是何其芳对学习毛泽东《讲话》思想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完全按照《讲话》的精神加以传达。

在《讲话》的指引下,在痛苦的扬弃与蜕变中,在革命实践的锤炼中,何其芳由一个单纯、浪漫、唯美主义诗人转变成长为一个坚定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

三、 建国后对《讲话》的系统阐释

建国后何其芳致力于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认真汲取《讲话》的精髓,对《讲话》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何其芳对《讲话》的学习、阐释和宣讲,共有4次,多达8.5万余字,其主导倾向是强调首先为工农兵的文艺新方向,指出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当然,正如何其芳所说,“写文章时希图有自己的见解,甚至写解释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文章也希图有所发挥。”相比较何其芳在延安、重庆时期机械地学习、传达《讲话》,何其芳在建国后在秉承《讲话》精神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理解与发挥。

何其芳建国后第一次系统宣讲《讲话》是于1951年12月6日,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的报告会上作了《用毛泽东文艺理论来改进我们的工作》的讲演。何其芳为了积极响应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号召,写了近万字的讲演稿。他开篇就明确指出学习《讲话》的必要性,重申《讲话》是指南,是检查工作和改进工作的锋利的武器。接着,他回顾了延安整风以前以及整风时期文艺界存在的错误倾向,强调毛泽东《讲话》的指导意义:“它给我们规定了我们应有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它是使我们的工作不至于迷失方向的保证”,“又根据文学艺术的特点规定了它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规定了我们现在简称为工农兵方向的文艺新方向”[7]196。最后,何其芳把毛泽东讲话《结论》里“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样“带有原则性质的问题”加以明确,并重申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文艺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必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强调了改造思想的具体途径即“学习马列主义,参加工农兵实际斗争”,指出思想改造的方法即“整风的方法”,以及思想改造的长期性[7]20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从这篇演讲字里行间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何其芳对毛泽东《讲话》的由衷信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坚定决心。

体现何其芳对《讲话》精神独到阐释的文章是1957年5月何其芳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十五周年而作的《回忆、探索和希望》。首先,何其芳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是因为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经过了成千上万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努力,革命文艺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而取得的。我们的理论批评工作也是曾根据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对敌对和错误的文艺思想作过斗争,对文学艺术方面的新生的事物作过肯定和赞扬。其次,何其芳为阐发《讲话》找到了理论依据:“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的末了说‘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们的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去研究许多具体问题,特别是十五年的实践当中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8]文章的主体部分就是何其芳对文艺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960年文艺政策调整后,文艺理论界也逐渐走出“反右”斗争的阴影。1961年何其芳为越南《文学研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中国文学特刊写了题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的文章。何其芳认为《讲话》是“从实际出发,从分析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来规定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办法并评判当时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的一个最好的范例。”[9]何其芳明确指出,文艺批评的标准即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发展”。同时,他还强调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不可偏废,文学艺术里面最不容许单调和平庸,要注重新鲜性和独创性。文章还重新诠释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意义,但又指出创作方法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一致,应该百花齐放。这篇近3万字的长文体现了何其芳对《讲话》阐释的阶段性成果。

《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1962)一文是何其芳为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而作。文章指出《讲话》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彻底解决了文学艺术的群众化问题。强调《讲话》发表后这20年间文艺界所进行的既反右又反“左”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进行过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又进行过反对教条主义和其他各种从“左”的观点出发的简单粗暴倾向的斗争。最后得出结论:“二十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在文艺问题上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贯彻了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规律的党和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0]。

这些文章反复重申《讲话》的主要思想以及意义,并逐渐在阐释过程中,不断对《讲话》进行“补苴罅漏”。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诗人、学者的何其芳对艺术规律的自觉遵循、对审美价值的重视。而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阐释者、党的文艺政策的代言人,何其芳在坚决维护《讲话》的权威性、捍卫党的文艺路线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将个人的学术见解稀释在权威话语中。他在原则上坚决与《讲话》精神保持一致,但在具体分析文艺问题时,他又执著地遵循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融入了自己的独特阐释。

[ 1 ] 何其芳. 改造自己,改造艺术[M]∥何其芳全集:第2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350.

[ 2 ] 何其芳. 星火集·后记一[M]∥何其芳全集:第2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103-104.

[ 3 ] 巴金. 衷心感谢他[M]∥易明善,陆文璧,潘显一,编. 何其芳研究专集.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16.

[ 4 ] 丁玲.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J]. 谷雨, 1942(5),写于1942年6月15日.

[ 5 ] 周立波. 后悔与前瞻[N]. 解放日报, 1943-04-03.

[ 6 ] 何其芳. 关于现实主义·序[M]∥何其芳全集:第2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297-298.

[ 7 ] 何其芳. 用毛泽东文艺理论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主办的文艺干部第二次学习报告会上的讲演[M]∥何其芳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196-200,202-204.

[ 8 ] 何其芳. 回忆、探索和希望[M]∥何其芳全集:第4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180.

[ 9 ] 何其芳.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M]∥何其芳全集:第5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327.

[10] 何其芳. 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M]∥何其芳全集:第5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463.

【责任编辑田懋秀】

HeQifang’sAcceptanceandCreativeExplanationaboutSpeechattheYan’anForumonLiteratureandArt

YaoYun

(College of Culture and Media,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1, China)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He Qifang’s acception ofSpeechattheYan’anForumonLiteratureandArtand his speech and articles, it is consider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acceptance ofSpeechattheYan’anForumonLiteratureandArt, He Qifang, as the main interpreter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oughts, in principle, consisted with the spirit of “The Speech”, but i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rete problems, he made the creative explanation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tself. This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of He Qifang’s literary thoughts.

SpeechattheYan’anForumonLiteratureandArt; Mao Zedong’s literary thoughts; He Qifang; creative explanation

2013-12-18

2012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L12DZW009)。

姚 韫(1977-),女,河北乐亭人,沈阳大学副教授,博士。

2095-5464(2014)05-06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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