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

警惕自由市场体制的乌托邦《大转型》读后感

●周伟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是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但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警惕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一样，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乌托邦思想。自由市场体制在功能上的局限性和对社会机体的伤害，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而来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同样触目惊心。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不是刘易斯拐点、不是制造业结构转型、也不是“国进民退”，而是政府的角色发生错位。政府应该是自由市场体制的制衡者和监督者，我们要警惕的是政府变成放任的自由市场体制的角色。

市场经济 社会机体 政府角色

笔者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从高中开始我就知道市场体制有助于经济发展这个道理。90年代中期上大学以后，我又知道了制度和产权的重要性。但是我一直抱有一些疑惑：自由市场加上产权制度，真的就是解决人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吗？事情应该不会那么简单吧？后来读到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笔者忽觉豁然开朗。《大转型》一书提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视角，阅读此书的过程犹如单调而沉闷的阁楼瞬间打开了一扇窗，窗外风景无限。市场经济确实不是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一样，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乌托邦思想。

必须承认，《大转型》这一本书读起来很吃力：一是语言晦涩、句式复杂，二是里面隐含了很多的历史背景知识。然而波兰尼被称作“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我于是坚持把这本书看了两遍，不算细嚼慢咽，也算是囫囵吞枣了吧。

一、《大转型》的主要思想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欧洲大陆为何能在19世纪维持近百年的和平、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社会组织自发的保护行为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本书的核心内容在第二部分。其中又以第五章（市场模式的演变）、第六章（自我调节的市场与传统商品）、第十四章（市场和人）以及第十五章（市场和自然）给我的感触最深。

作者自己在开篇第一章就对本书的主要思想作了概括，值得逐字引用如下：

“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意味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在不消除社会的人性和自然本质的情况下，从时间上来说，这种制度根本就无法存在；它在物质上会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社会必然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但是社会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损害市场的自我调节、破坏工业生活的组织并因此以另一种方式来危害社会。正是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把市场逼进了一套固定的常规之中，并最终破坏了建立在这套常规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

笔者对《大转型》一书的关键论点有如下的个人理解：（1）市场体制或自由交换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经济活动的社会组织方式，也没有理由认为它将永远存在。（2）工业革命以及机器化大生产，对自由市场体制的建立提出了客观的要求。（3）自由市场体制的建立其实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在政府的刻意推动下才完成的；恰恰是社会对于自由市场体制负面作用的保护行为常常是自发的。（4）自由市场体制充分发挥效力的重要前提是货币、人、自然资源统统变成商品；在此过程中自由市场体制超越了仅仅作为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功能，并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5）这种广泛的渗透造成了人类社会中的多种紧张关系，并促使社会自发的形成一些保护机制以抵制自由市场体制对整个社会机体的侵蚀，这包括中央银行体制、对劳动者的保护等等。（6）历史上的“反动力量”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可以起到一些正面作用，它们可以减缓剧烈变革发生的激烈程度，从而保护一些有价值的社会组织免遭摧残。

波兰尼认为，自由市场体制中将货币转变为商品（资本）正是理解市场体制如何侵蚀社会机体的一个关键点。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货币的作用就是一般等价物。在进入机器大生产之后，货币变成了商品和资本，而银行体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随意创造或紧缩货币。这种脱离实体经济活动的资本现象对自由市场体制本身的运行造成了伤害，其突出的表现就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早期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冲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社会和文化层面的。

作为对自由市场体制中这种疯狂行为的保护性反应，国家内部出现了中央银行体制、国际上则出现了金本位体制。这两种体制，前者减轻了经济危机的冲击性，后者成为了国际政治和经济均衡状态的一个重要支柱。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以后，波兰尼所说的这种自由市场体制内部的风险似乎又有了其他的表现形式。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国际流动资本引爆的，2008年的次贷危机背后是美国中央银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我们可以争辩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危机国家本身的经济结构不健康，但是国际流动资本以货币危机的方式对这种不健康的经济体进行纠正，必然会给其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必要的冲击和伤害。况且，这些危机国家本身的经济结构不健康，背后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过度放任的自由市场体制。

二、波兰尼的思想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贫富差距

笔者觉得波兰尼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经济发展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而社会分工的先决条件是市场规模足够的大。这个足够大规模的市场的组织原则就是自由交换、平等竞争。但是同时，竞争的结果总是伴随着“马太效应”和财富的积累，并逐渐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这在中国表现得非常明显，按照世界银行和国内一些学者的估算，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0.4上升到近期的0.6左右。

有的观点认为对于贫富差距问题我们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自由市场体制虽然带来了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但是提高经济生产率、增加了全社会的财富总量；一国经济完全可以、也应该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解决贫富差距上面去；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初步阶段过于强调“均等”，则会妨害经济总量的增长；“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种落后的小农思想，等等。

但是，从波兰尼的角度来看，上面这一类说法其实是短视的。在经济起飞阶段完成之后，如果政府继续无条件迷恋于自由市场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功效，那么它就有可能从一个自由市场体制的制衡者和监督者变成放任的自由市场体制的角色。笔者认为，这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和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风险。

贫富差距的扩大是自由市场体制带来的恶果当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并且也是很多其他社会潜在问题的根源。但是卡尔·波兰尼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指出了社会组织会自发的对市场体制的一些负面作用作出反应，以避免放任自由的市场体制给整个社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我国2007年颁布的新《劳动法》就是一例。

（二）社会道德水准下降

按照波兰尼的说法，市场体制只是人类社会组织其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当人本身也作为劳动力变成商品之后，市场体制就慢慢地喧宾夺主并成为主导人类社会其他重要的活动的主角了。其结果之一，就是经济因素主导了人类生活的太多方面，亲情、友情、爱情都受到了冲击。拾金不昧、路不拾遗本应是基本的道德准则，现在却变得比较罕见并因此备受推崇，而“买房啃老”、“嫁富二代”等等则已经变成了社会默认的行为模式。

如果某人为了工作加班而常年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人们通常会认为她/他是一个努力上进的人。但是这种情况如果走到极端、并且在整个社会中变得非常普遍，那么就会对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细胞的家庭组织造成严重的伤害。很难想象一个缺乏亲情的人会对整个社会充满热情，最终的结果也将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化和功利化，将是一个人对所有人、以及所有人对某个人的冷漠。

笔者不由得想起数年前曾经读到的一片罗素的散文《闲散赋》（In Praise of Idleness）。当时对这篇文章不是很理解，只是觉得也许只有像罗素这样学识丰富、衣食无忧的人才能有此闲情。现在读到波兰尼的《大转型》，笔者才略有明白：原来纯粹的自由市场体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非经济方面所造成的损害，是很多大学者都注意到的。《闲散赋》里面有一个例子，颇值得回味：

假如在某一特定时刻，一定数目的人被雇来制造大头针。世界需要多少，他们就造多少，每天（比如说）工作8小时。有人做了一项发明让同样多的人可以生产两倍的大头针，大头针已经很便宜了，即便再压低价格也卖不出更多的大头针。在一个明智的世界里，会让生产大头针有关的人都只工作4小时，而不是8小时，其余一切仍旧可以照常进行。但在现实世界里，这却被视为道德败坏。人们仍得工作8小时，大头针生产得太多了，一些雇主破产了，生产大头针的人有一半失了业。结果呢，就休闲时间总体而言，和另一种做法是一样多的，只是现在有一半人完全闲着，另一半却劳累过度。这样一来，无可避免的闲暇只能造成广泛的苦难，而没能成为普遍的幸福之源。还能想像出比这更愚蠢的事吗？

上面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还揭示了另外一个趋势，即自由市场体制本身的运作也具有自我毁灭的特征。下面所要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广泛的命题中的一个方面。

（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困境和财政赤字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推崇积极的内需管理，以促进经济增长、平滑经济波动，其最终目的是把资本主义体系从崩溃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单纯从现代的庸俗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内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见解是革命性的，其政策效果也是显著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问题、日本经济的长期通货紧缩问题、欧美经济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问题，这些都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所带来的严重的负面作用。

以财政赤字来说，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波兰尼对市场体制和整个社会组织之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去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凯恩斯主义在现实经济政策的世界里所面临的困境。在这一点上，美国（包括一些欧元区国家）现在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颇有点类似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面临的宏观经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对于美国来说，财政赤字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银行贷款和土地可以在短期内刺激投资。对于美国来说，政治家们需要选票；对于中国来说，官员们需要业绩。于是就出现了天量的财政赤字，也出现了高悬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和对商业银行体系坏账的担忧。

显然，自由市场体制的高级版本，即积极的宏观经济管理，进一步侵蚀了政府的社会功能。

三、应该摒弃对自由市场体制的盲目崇拜

毫无疑问，自由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是如果这种力量得不到有效的约束，那么它不但会危害到整个社会，同时也将危害到自由市场体制自身。长远来看，中国（甚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最终危险并不是市场化改革不充分、人口老龄化等等。因为这些问题所能导致的最坏结果，不过是经济减速甚至萧条、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再飞速提高。但是如果政府忽视了自己作为自由市场体制的监护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并最终导致市场体制绑架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不能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巨大经济成就，市场经济体制功不可没。市场体制释放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优化了资源配置、拓展了国际贸易的市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不但体现在经济数据上，也在笔者和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父母一辈的对话中得到证实。但是曾经成功的模式未必永远有效，因为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改变。在中国而言，首先是自由市场体制已经开始造成了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其次，自由市场体制本身的运作也存在一些风险，如果不加以限制，这些风险甚至会反过来摧毁市场体制本身。

[1] etrand Russell，1932，In Praise of Idleness，http://www.panarchy.org/russell/idleness.1932.html，2012.8

[2] Kari Polanyi Levitt，Keynes and Polanyi:the 1920s and the 1990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3:1 February 2006: 152-177，2006

[3] MurrayN.Rothbard,Down w ith Prim itivism:A Thoroug Critique of Polanyi,M ises Daily:September17，2004

[4] 詹姆斯·布坎南，理查德·瓦格纳，刘延光译.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5] 卡尔·波兰尼，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 曼库尔·奥尔森，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9

[7] 汤姆·普雷特.李光耀对话录.现代出版社，2011

[8] 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海三联书店，2009

[9] 张宇燕.斯密定理、奥尔森条件和改革开放.文景，2008（9）

[10]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责编：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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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914（2014）01-023-02

周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 北京 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