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郭倩

（北京大学 中 文系，北京100871）

白蛇传故事作为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经历了漫长的流变史。若将最基本的“蛇妻”作为母题来进行溯源的话，则这个故事可追溯至唐代。堪称后世《白蛇传》原型的传奇小说，是唐代谷神子《博异志》中的《李黄》（《太平广记》卷四五八），讲述的是男子李黄与偶遇的绝色白衣女子同居三日而亡的故事，篇末另附一故事，也是男子与蛇女交欢而亡的故事。两个故事中的蛇均为白蛇。而关于镇蛇的情节起源，《南宋杂事传》录有陈芝光的“闻道雷坛覆蛇怪”之句，可见在南宋时，白蛇传叙事中作为结果的叙事结构就已开始流传。在明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间成书的《清平山堂话本》中，其收录的南宋话本《西湖三塔记》里的白蛇故事还与现在所传的白蛇传叙事迥然不同，讲的是奚宣赞救助幼女白卯奴，与其母白衣妇人同居数日，后来白衣女有了新欢，伙同獭精老妇欲杀奚宣赞，被白卯奴救下，最后奚宣赞之叔奚真人镇三妖于西湖三塔下。虽然情节与后来的白蛇传叙事不同，但文本中的白蛇变为白衣妇人、镇妖于西湖塔下等，都和后来的白蛇传叙事结构有着明显的重合点，可视为白蛇传叙事的雏形。

北宋章炳文的《搜神秘览》中也有一则关于蛇妻的故事，但此文讲述的是一个恶妇死后化为蛇并修道于雷峰庵。这个故事与白蛇传叙事关系不大，但却开始将蛇与“雷峰”联系在了一起。西湖三塔始建于北宋元祐（1086—1093）年间，毁坏于明弘治（1488—1505）年间，重建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左右。而雷峰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为吴越王钱俶所建。北宋宣和二年（1120），雷峰塔因战乱遭严重损坏，于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重修，在1924年9月25日倒坍。从时间上可以看出，西湖三塔毁坏之时，雷峰塔已完成了重修，在三塔产生空白的期间，雷峰塔仍然矗立在西湖边。西湖三塔的毁坏，使得原来故事中的结构性要素产生了缺失，故事结局所发生的场所无所依附，遂转移到与三塔相距不远的雷峰塔作为依托，并从此固定下来。由此推算，白蛇传叙事形成的时间上限应是明朝西湖三塔被毁之后。明嘉靖二十六年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的“南山胜迹”，介绍雷峰塔时就提到了雷峰塔下镇着白蛇、青鱼两怪的传说①。这说明此时白蛇传叙事在民间已形成基本叙事结构。

至明天启四年（1624）冯梦龙《警世通言》初刊，其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在情节、人物和结局等各方面都已与后世的白蛇传叙事基本相同，成为存世文献中最早的完整的白蛇传叙事。至此，白蛇叙事完成了向白蛇传叙事的转变，并在不同形式的复述中开始进一步定型。

一、传统白蛇故事的定型

1924年雷峰塔倒塌之际，鲁迅曾写下《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他回忆的白蛇故事是作为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而存在的，是他孩童时代从祖母那里听来的，所以从那时鲁迅对故事人物的情绪中，可以看出清末民间对于白蛇、法海的一般情绪。这种亲白蛇而厌法海的民间倾向并不是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时代就已形成的。从明代到清末，叙事中的人物和情节发生过明显变化，而且出现了众多版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初刊于康熙年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②、乾隆三年黄图珌的《雷峰塔》传奇、乾隆三十六年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乾隆晚期至嘉庆年间的陈遇乾的《义妖传》等。

（一）人物定型

在明代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在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中，植根于市民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的萌芽影响着包括白蛇传在内的众多的文本，自我意识的觉醒，个性自由、情感、欲望表达的诉求不可避免地与叙事本身缠绕在了一起，使得叙事成为社会个体的缩影。在叙事的演变中，主要人物也经历了明显的转变和定型过程。

1．白蛇：禁忌即诱惑

在早期的《李黄》《西湖三塔记》中，白蛇是无名的。《西湖三塔记》中，无名的白衣妇人是邪恶的，有名字的是相对正义的妖怪白卯奴。到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西湖佳话》和黄、方本《雷峰塔》传奇，白娘子仍然有姓无名，只称白氏、白娘娘。到了《义妖传》，白蛇才开始有了白素贞这个姓名并一直沿用下来。白蛇是异类，因此白蛇的出现是对人类社会的入侵。白蛇叙事表达的是异类的威胁性，这源于一种食物链关系——危险兽类对人类的捕食，而捕食技巧之一即是诱惑。白蛇传叙事形成之初也承袭了这一主题，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法海留偈：“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③但异类在此时威胁的仅仅是个体生命，与整个社会秩序关系不大。随着叙事的复杂化，叙事范围逐渐扩大，人物社会关系网进一步建立，血缘谱系、社会交往、人间法制、伦理道德等开始浮现，白蛇越来越深入人类的社会层面。

危险的异类是人间秩序所必须排斥的，诱惑必须根除，秩序的权威性必须确立，这样才能够保持秩序不被影响。而这种根除必须通过秩序中的个体自身意识上的正本清源才能达到，如果许仙们不能自觉杜绝诱惑，他们就必须在被提醒中继续接受历练。就如同最早期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去白娘子家取伞时所见的，墙上挂着四幅美人，而居中的是一幅神像。被象征化的人间秩序即“正道”虽然拥有居中的、正统的地位，但却是被诱惑所环绕，所以白蛇传又显示出另一种无意识：禁忌即诱惑。

白蛇传叙事定型后，虽然人与白蛇的关系出现缓和，人的生命暂时无虞，但故事的关键词仍是“诱惑”。早期版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写“白娘子放出迷人声态，颠鸾倒凤，百媚千娇，喜得许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见之晚”④，《西湖佳话》也写许宣“心猿意马驰千里，浪蝶狂蜂闹五更”⑤。“色诱”这个情感基础是不牢固的，所以白娘子需要在反复怀疑与反复释疑中维持男女关系的微妙平衡。自故事基本脉络定型以来，白娘子均以寡妇身份出场。在两性关系方面，许仙是一个没有性经验的青年，而白娘子是已婚的、有经验的，作为主导者成为欲望的象征。寡居的微妙之处在于，她虽是良家女子，但上无高堂，且丈夫亡故，两方面都不对她的新婚姻造成障碍，所以她的自嫁，既不与传统礼教产生太大的冲突，又能在某一方面迎合市井趣味。而且已经嫁过人的身份又不同于不能名节有瑕的少女，与泛滥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自荐枕席相比，受众给予的宽容度更高。

但对于异类，叙事者的态度还是警惕的，因此白蛇的诱惑最终还是变成威胁。《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白娘子威胁许宣：“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踏浑波，皆死于非命。”⑥直到清代晚期，黄本《雷峰塔》中白娘子仍然口称：“你快快收心，与我和睦，万事皆休，倘然还似这等狂妄，我叫满城百姓，俱化为血水。”⑦虽然对白蛇的态度在不断软化，但在根本上仍是否定的。黄本交代叙事起源时说“有白蛇青鱼，窃吾达摩妙理”⑧，而在态度稍微偏于白蛇的方本中，也仍说她是“窃食蟠桃”而得道法，两个“窃”字，仍然从根本上否定了白蛇的合法性。到了更晚期的陈遇乾的《义妖传》中，白蛇的身份发生了重要改变，从“蛇妖”变成了“蛇仙”。这对白蛇传叙事的内质进行了关键性修改，白蛇已非来历不明的异类，而是向善修行的异类，与人类有着共同的宗教认同。在上界的点化与承认下，她成为“白莲座下蕊芝仙姑班右一个扫叶女郎”，“名次未登仙册，任事青宫阙”，并有仙姑赐的道号“六支”⑨，在地位上是超越人与妖的。而她对人间的进入，已不是单纯的闯入，而是“下凡”，由“窥视”变为“俯就”。在一个对于她来说已经无可求的世界求索——这就是凸显她的纯精神目的的基础叙事：世界本身对她来说是无用的，她关注的只是将她和这个异世界联结起来的唯一一个有意义的人类个体。

在《西湖三塔记》中，奚宣赞是岳飞部将的后人，而白蛇只是一个隐居的女妖。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开始，白娘子常以武将后人的身份出现，而许仙则是籍籍无名的底层小人物，只能依靠她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这种社会地位的反转，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常见的女性援助模式有很大的相通之处。在这里，白娘子并不单纯地代表经济与性的援助，也象征着资本和社会地位。而这个妖自身对于人类社会的规则是十分了解的，她会通过盗窃来增加自己的财力，会通过赠银来换得一个穷青年的欢喜，会散播瘟疫然后通过疗救来建立社会声望，最终成功进入了一个社会。最初的白蛇是隐于所属群体的，而随着叙事深化的需要，白蛇从群体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显在的、特别的个体，从而得以在一次次的重述中不断加入人格化的集体期待，并显示出从异类群体中脱离的可能性。

2．许仙：个体的道德性

许仙原本名为许宣，与“奚宣赞”中的“奚宣”二字音近。到了《义妖传》，他才“更名”为许仙并从此固定下来。他自幼家贫，父母双亡，依附姐姐、姐夫生活，在药铺当小伙计。在各个版本中，他都是世俗气息浓厚的一个人物，雇舟时讨价还价，面对突然的姻缘时因无钱而踌躇。作为一个无产业、无社会地位的底层小市民，他的生存环境是艰难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他请姐姐提亲，姐姐“夫妻二人，你我相看，只不回话”，想着“许宣日常一毛不拔，今日坏得些钱钞，便要我替他讨老小”，而他也完全明白亲姐姐的想法，“这个有甚难处？你只怕我教姐夫出钱”⑩。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成长，他很难将情感放在日常生活的首位，因此他对白娘子的态度屡次反复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在黄、方本中，都交代了白蛇与许宣有“宿缘”，宿缘本身并非具体化、行为化的，而是一种抽象化的、指向结束的宗教考验的暗示。从《义妖传》开始，宿缘成为报恩，既是有恩，便是一种善意行为的结果，这一交代在许仙出场之前便给了他一定的道德起点。这种道德还侧面体现在白蛇对许仙的威胁中：白蛇威胁他时，都提到她会危及百姓。白蛇的这种威胁以许宣具有牺牲者的“大义”为预设，是将他作为群体的代表者和挽救者来看待的，而他本人也没有拒绝或质疑。到了《义妖传》中，他还主动说出：“但是我死一身何足惜，只恐满城百姓尽遭殃。”可见，与被色诱和“一毛不拔”的弱点相比，白蛇传叙事在整体上还是倾向于肯定他的道德性的。

3．青蛇：异类立场的观照

与白娘子相反，小青是有名无姓的，在传统版本中，“小青”、“青青”、“青儿”处于混用状态，应该是单名为青，而“小青”、“青青”、“青儿”都是昵称。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黄本《雷峰塔》，小青都是青鱼精，从方本《雷峰塔传奇》开始，她就成为与白蛇同类的青蛇精。关于小青的来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交代其与白蛇“一时遇着为伴”；黄本《雷峰塔》中青、白是一同修行的；方本《雷峰塔》中是白娘子下凡，恰好看中了青青的房子，一番相斗之后将其收服；《义妖传》是“钱塘江口伏青青”。小青在各个版本中的形象都是固定的：白蛇坚定的助力、忠贞的侍婢。

小青这一人物是与白蛇传叙事的定型同时出现的，主要与白娘子发生联系。她的出现承担了以下几个功能：一、对于白娘子社会身份的提高。《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蛇，从《李黄》和《西湖三塔记》中由青衣老妇、老獭妖等猥琐老妇陪伴、随意与男子同居的不正经女子，变成了由娇俏婢女陪伴、有一定身份的小姐。二、成为官家小姐的市民性表征。作为白娘子的执行者，她是官家小姐与市井妇人两种身份特征的联结点，与白蛇一起构成一个世俗女子的一体两面。三、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对照物。白娘子面对是人类世界和异类世界，需要弱化自身的异类属性来融入人类社会，而小青则由始至终只站在纯粹异类立场。相对于人类角色的令人失望——许仙姐姐对于钱的计较、许仙的恩人对白娘子欲行不轨以及许仙姐夫的报官等，异类世界始终如一的忠诚拷问的是人类世界中道德和教化。

4．法海：人间秩序的执法者

法海是与小青同时出现的人物，小青是纯粹的异类立场，而法海则是纯粹的人类立场，也是居中的那个神像在人间的具象化。神代表的是人间的理想，宗教是附着在人间秩序上的一种导向性，因此法海在叙事中起到的是教化功能，表达的是叙事者的劝诫意图和正统思想。他作为人间秩序的维持者，在客观上需要以正面形象出现，因此在白蛇传叙事诸本中他一直法力强大，而且不因被误解而放弃劝诫，最终达到挽救被诱惑者的目的。但这种以合法性为基础的强大，在整个叙事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弱化，与白蛇的人格化程度成反比。在方本之前，白蛇遇见法海，都是被吓得跳船逃走，而从方本出现水漫金山情节开始，白蛇的法力开始强大，大到能与法海相搏。异类在获得了与人类无差别的宗教认同后，开始拥有和人类“神使”相近的力量，虽然从佛祖那里接受任务的法海具有更大的合法性，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这个过程远比《西湖三塔记》中奚真人的手到擒来困难得多，而且导致难度增加的因素还有同类的摇摆不定。

（二）情节定型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对于异类结合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到了墨浪子的《西湖佳话》，白蛇传叙事是作为“佳话”而收录的，而非之前的谴责性叙事，态度开始出现软化。而从黄本到方本，叙事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方成培的改编目的是“务使有裨世道，以归于雅正”，将黄本中的《彰报》《惊失》等体现白娘子“妖”和“为害”一面的情节和语言都删除了。黄本中仍以“塔圆”即雷峰塔告成来结束叙事，而在方本中，“塔圆”被置换为“佛圆”，即白蛇出塔成正果。白蛇出塔时是法海、青儿、许宣前去接引，法海劝二人放下情事，而二人反而释然至极：“（生旦微笑介）禅师，放下个甚么？”这与开初所叙的佛祖派出法海时期望的“极乐逍遥，早悟拈花笑”形成圆满呼应。这个转变表明，根除威胁的要求已经置换成团圆的期待，白蛇不再是不可饶恕的了。到了《义妖传》，叙事态度已经偏向了异类，称之为“义”，色诱主题也完全被颠覆——白蛇“非为色欲恋青年”，而是“报恩志念倍心坚”。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康熙年间的《西湖佳话》中，还未出现如来升帐一节，白娘子既没有“宿缘”，也没有肩负报恩这一合法性，最终是以许仙化缘建成雷峰塔七级浮屠来结束叙事。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视为许仙对白娘子的“永镇”，是被诱惑者的悔悟与反抗。而出现“宿缘”、“报恩”后，教化主题被弱化，白蛇的动机逐渐正当化，因此叙事态度发生反转，相应的，结局也发生了积极的改变。

不论是宿缘还是报恩，都将白蛇的对象指向了一个特定的男子。这是一个关键性转变，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之前，白蛇的行为是对人间男子的捕捉，是随机性的。这种随机性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普遍性，“李黄”、“奚宣赞”等不同的名字是“人间男子”这个群体的指代，整个叙事是泛化的人间男子的无差别性灾难。而加入宿缘、报恩因素后，“一个人间男子”变成了“这个人间男子”，白蛇的两性体验成为固定的、一对一的。男主人公的绝对固化与传播方式的改变不无关系：从传奇到话本到戏剧，白蛇传叙事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口述”到“案头”再到“面前”的改变。一个意图引起恐慌的、作为自制力破坏的警告的遥远故事，演变为与受众面对面的、以“经久不衰”作为生存发展指标的戏剧演绎，受众的即时反应程度也渐渐变得重要，因此情节的功能也不能不随之改变。唐传奇中强调的是隐于日常中的危险陷阱，因此以人间男子的凄惨后果为叙事终止，而到了理学昌盛的宋代，塔和收妖者的出现，使得叙事终止于妖的被镇压，指涉的是一个受保护的人间秩序。这种有序性不因异类的入侵而被轻易破坏。从“后果”到“结果”的转变，是从白蛇叙事到白蛇传叙事的最关键性转变。明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重新兴起，对人性欲望不再回避，使得白蛇传叙事日趋复杂。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黄本《雷峰塔》，并没有出现白蛇产子情节。这个情节出现在后来据称为陈嘉言父女所做的梨园旧抄本残本中，方本吸收了这个情节。在方本中，白蛇之子名为许士麟，而在《义妖传》中这个儿子名为梦蛟。人类叙事者对白蛇的态度，因儿子的出现而软化，白娘子的命运也不再止于永镇了，而是最终得到释放，并与法海和许仙达成相互谅解。产子一节中，白蛇于满月酒当天被收，而且都是法海让许仙拿着金钵去收，这种戏剧性安排在产生巨大张力的同时也显示了一种内在矛盾性：在人群的认同与见证下，一个异类以仪式的方式完全进入了正统人伦中，这种进入因为血缘关系的产生而具有合法性，但人间秩序却拒不承认这种进入的合法性。在这里伦理与秩序的矛盾无法调和，最终以秩序的胜利告终。

许宣在遇见法海之前，曾路遇一位道士。道士赠他灵符，许宣对白娘子试用灵符却没效果，于是同白、青一起去找道士，道士被二妖戏弄了一番后赶走了。在前几个版本的叙事中，是道士赠符，而到了《义妖传》里，许仙用二十两银子主动买符，甚至钱不够还用人参做抵押，回家骗白娘子是保平安的符。赠符变为了求符，许仙的除妖愿望增强，但求符之后，前几个版本中主动试符的许宣的主动性又减弱了。在古今各个版本中，《义妖传》中的试符一节是比较与众不同的，它不凸显白娘子的法术高强，反而为其示弱。白畏惧灵符，向小青交代了后事，才冒着生命危险试符：“任是许郎情义薄，甘心受死去归泉”。而原先千方百计求符的许仙，此时却突然不忍：“只使他将来缘满心肠恋，我甘心受死也寻常。”两个人用了同一个词：甘心受死。虽然许仙的转变有些突然，但在陈遇乾的意图之下，此时许、白完成了超越族类的情感交付。与前几个版本相比，陈遇乾展示了一种跨族类的普遍情感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其中的合法性，他是存疑的，因此即便这种情感交付的基础是异类巨大的冒险和牺牲，但仍是短暂的，因为许仙不久之后又开始犹豫不定。

二、现代白蛇传叙事的转型

白蛇传叙事在现代有过多种重述版本。阿英在1953年对这些版本进行总结：“除田汉《金钵记》而外，实无可称者”，田汉本人也说“进步戏剧”的生长“还是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三个代表性版本：1950年新文学作家田汉的《金钵记》、1954年通俗文学作家张恨水的《白蛇传》和1956年女性新文学作家赵清阁的《白蛇传》。与传统叙事相比，现代叙事中的族类区别已经被模糊化，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人格属性。

（一）人物重塑

1．白蛇：人间社会的理想人格

关于在现代怎样重塑女蛇，张恨水的想法是：白素贞“伶俐”、“还有妖形的存在”，小青“是聪明、坚强富于斗争性”，“白青二人写明确一点就够了”。这一思路与田、赵是相同的。而白素贞的身份，在《金钵记》中，仍是“文君新寡”，与传统基本一致；在张恨水的《白蛇传》中，白未婚；而在赵清阁的叙述中是“幼年原已许配人家，只是不幸那位公子一病身亡”。相对于田汉比较偏于传统，重点减弱“妖形”，张、赵的重塑重点则在于其女性心态、恋爱心态的强调。

摆脱寡妇身份的纯真白素贞对爱情的向往更多，但未婚的白素贞与未能成婚的白素贞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张本中的白素贞对意象化的爱情充满向往，容易沉浸在各种诗意的想象中，看花时会期望“这要是有个人儿，取下一枝，一定要我戴，这又多么好呢”。最初的爱情设想是白素贞一个人的，她对于许仙的情意寄托是一种爱情观念的投射，后来许仙才有了“看了茶杯上的花纹，心想，这要是她在左右，看看这杯上花纹，会说上许多笑话”这样的与白素贞相同的见物生情的情思。而在赵清阁的叙事中，白素贞的爱情更像是一个迷梦的复刻，许仙恰是臆想中的爱人的现实化。她的下山源于对附近古刹里“修道的男子们”的日常生活的好奇，而遇见许仙之后，她惊讶于“人世间竟有这样标致的男子”，从而想与他“经历经历人间生活”，并“立即开始紧紧追踪着那青年”，“唯恐那青年离开了，可是碍着游客众多，不便上前搭话”。

古典白素贞在维护姻缘上的困难重重来自三方面的阻碍——人间秩序的自我修护机制对她的威胁（不论是人间法制造成的她的避走还是收妖者对她毫不犹豫的攻击）、人间秩序本身未杜绝的恶意对她造成的困扰（如许仙恩人对她的邪念）以及情感寄托对象的不稳定性（许仙的动辄存疑）。在清末的版本中，这种情感完整性的维护演变为报恩行为，于是个人情感的受挫成为具有合法性的道德行为的受挫，这种受挫使得道德与秩序又产生了矛盾。传统的白蛇传叙事后来用人人成仙的大团圆结局切断了这个矛盾的纠结，使所有人都进入超越人与妖的另一个上层空间。而在现代，白蛇的这种受挫的根源被模糊化，跨类的白蛇与叙事中的所有人类具有平等的身份，并得到了更多的情感偏倚。在传统版本与现代重述中，“妖”的叙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人间秩序的闯入者到以“回归”为目的历练者，异类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类”的根本性冲突被弱化，并被置换成在“道”的绝对控制下的一次超类别体验；从以“回归”为目的的历练者到理想人格的体现者，在“妖—神—人”的转化下，这个人类社会的窥视者与人类的捕食者在现代获得了介入社会的正当性。至此，白蛇得以以一个纯真的视角进入并观照人类的日常生活。

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后，她不仅与许仙发生联系，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群体的主体性也开始增强。如张恨水着意刻画施诊情节，将传统叙事中为了治病而先散播疾病的白娘子变成为了人类群体的疾苦而不辞辛劳的救助者，因白娘子进入人类社会而受惠的从许仙一人变成了整个群体。由自然主体转变为社会个体，其身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现时社会的多重影响。在白蛇所面对的现代人间日常生活中，个体被分为几个部分——经济部分、社会关系部分、公民部分、个人部分。

在赵本中，对于白蛇匆忙进入社会的“习得”过程，有一个完整的展示：对人间不熟悉的二妖第一次偷盗连累许仙被捕，之后二妖总结教训，再次偷盗时，就从千里之外东家一分西家一毫地偷了凑盘缠，也不再变化房屋，而是老老实实买了一间屋子。白素贞对人类社会的进入是以成人形象进入的，但并非“融入”而是“陷入”了人间日常生活。初入人间，白蛇就承担了许仙的经济压力，不仅用金钱保证婚姻的可行性，而且还援助许仙脱离原本的社会阶层。同时，她还要应对许仙的人际关系，融入他的亲友。而人间法制则向她展现了她所未经历过的社会规则，她必须认同社会规则的束缚。她对社会规则的应对方式在现代也发生了改变，公民部分的产生使得这个在古代一直避走的边缘人不再置身社会之外，而是对家、国等产生了难以割裂的种种联系。在她所处的各种关系中，个人部分本来是对她来说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叙事的起源，但却一直在压缩，而这种压缩的不断发生所凭借的反而是白蛇对个人部分的重视，即许仙这一人间联结点的羁绊。

2．许仙：新时代的青年标准

不同于白蛇的“陷入”，许仙作为人类代表，本来就是“融入”人间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中其他部分对于个人部分的压缩，他不仅接受而且习以为常，他最先认同的本就是作为不同的主体而存在的“我”，因此他对于白蛇的情感，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不纯粹到纯粹的过程。

在传统叙事中，许仙虽然逐步个性鲜明，并不断获得道德成长，但本质是未变的——无法抵抗诱惑的人间男子，或曰未然形态的道德个体。现代叙事在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下，对这个个体进行了道德注入。张恨水在《白蛇传》序中就有言：许仙“尤易动摇，结果几为反动人物”，“完全需要改造。”比起新文学作家的浪漫主义叙事，张恨水更倾向于延续明末以来的市民趣味。比如在现代的三个版本都保留了的无钱娶妻这一情节中，田、赵都只提及许仙的窘迫，但张本中的许仙却是锱铢必较的小市民，对从天而降的婚姻，第一想法是“世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待我细算一下，成亲向少处说，至少也得一二百两银子”，得知连这个钱也可以免除时，他喜出望外，对白、青二人不断作揖。

田本、赵本中的许仙虽老实，但也有爱情的萌动，而张本中则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态度，在古代被色诱的许仙，在这里不仅没有“心猿意马驰千里”，而且连心动也只是一瞬间。在舟遇时白素贞就向小青道，“这位相公过于老实”。许仙的“老实”是能够避免“色诱”的一个特点，古典的许仙在男女关系方面是一点就通的，而现代的许仙却是完全木讷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众多文本中，涌现了一大批这种忠厚老实、不解风情的男主人公类型。作家们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既隐含了对新的社会关系模式的设想，也是五四以来的审美倾向的复归与延续。鸳蝴派号召而未实现的爱情的纯化问题，反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以实现。在现代文学中，无论是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爱情总是与各种观念纠结在一起。而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脱离经济关系和复杂社会关系，而只注重个人品质的爱被普及。女性用道德美征服男性，而不再用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来魅惑男性，所以白蛇传叙事成为两个理想男女，代表人群进行的爱情体验，人格与道德成为情感的衡器。

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西湖佳话》中，都是许宣举钵收妖，到了黄、方本中，最后是法海收妖，方本中还特意强调了许宣不忍。而《义妖传》中这一节更为复杂：许宣先是不信，“梦寐无凭，就是妖魔吃我下去我也情愿的，与你什么相干”，后来他拿金钵去试，结果真的收了，许仙后悔不已：“你既然果是灵蛇变也，应该往常对我说根苗，我自然不受他人当。”在这里，许仙已经不因“妖”的身份而决然反目，但不论收妖是否出于自身意愿，他始终在归属上与白蛇阵营分明。到了现代，许仙不仅不再举起金钵，而且开始保护白蛇，甚至在赵本中，他还提出用自己的出家来换白蛇的自由。在张本中，许仙对法海问出了以前的许仙都没有问过的问题：“端午节我吓死了，你怎么不来救我？反而是她上山讨草来救活我的呢？”古代的许仙是忠于群体的，参与收妖和主动建塔象征着个体对于群体和秩序的回归与维护。而提问的现代许仙，是个体在自我觉醒之下对于群体和秩序的一次反叛。传统中与原则性秩序相对应的无差别个体，完全转变为与个人化情感相对应的差异性个体，在这个主体中，个人部分扩大，比重超过了其他的与群体有关的部分。

在张本的舟遇情节中，二人的第一次会面充满了“礼”字，这个细节是新文学作者笔下所没有的：许仙先施一礼，然后“那两位姑娘勉强还一礼”，许仙“心中暗想，她两个人为何不对外坐着，莫非这里面也有礼字意味在内”，然后白素贞也意识到了“礼”：“这位相公姓什么、叫什么，还没有知道，我们似乎缺礼呵！”可见，相对于名门闺秀白素贞，“小职员”许仙更强调“礼”。这个“礼”字，固然将新许仙与传统中能够被轻易色诱的那个许仙截然分开，但此间他对于“礼”的凸显与凸显中的茫然，又显示出作者的迷惑来。同时，在“礼”之外，许仙还表现出一丝与白娘子的知识分子情怀的对立。在最早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是一个有强烈文人气息的形象，在被拘囚时还不忘赋诗一首。而这一形象在张恨水的《白蛇传》中被颠覆性地改写，许仙完全远离了意象化的文人趣味。在看花时，白素贞强调花影这一意象的文学性，而许仙说他没有看花影而是看她梳头，白素贞又转而探讨梳头这一意象的文学性，许仙却仍坚持他的喜好与文学无关：“我路上没有文人诗人交朋友，只是我喜欢看梳头”。

张恨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力图确定并发展新的方向。《白蛇传》出版于1954年，而张恨水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病倒搁笔，观望三年后方动笔，而且进行的都是民间故事的重写。张恨水的民间小说是严格考证后的书写，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整理加创作，他刚刚恢复写作时的第一个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充满了注释，彰显着严谨。但张恨水本人找不到新的价值方向，又不知道对待传统价值观应怎样转变态度，这种困惑很显然不是他弃用擅长的章回体就能简单解决的，也不是在情节上投入固有模式就能避免分歧的，所以他的漫长观望并未给他带来可资借鉴的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准则。价值失范带来的不稳定感使得他的人物也无所适从，木讷并未使许仙成功转型为“新人”，反而使张恨水笔下的许仙与田汉、赵清阁笔下的许仙有了些许刻意的距离，显示出张恨水潜意识中的惯守与他的写作意图所无法达成一致的矛盾。他将法海推向反面，这与新文学作家和受众的普遍意图一致，但同时他又与众不同地塑造了一个新的正面的神界形象——让南极仙翁在水漫金山时救助许白、警告法海，这又与新文学作家的破除意图相去甚远。在《白蛇传》的创作（以及此时期他的一系列同类型民间经典的重写）中，他有意识地凸显思想意识，比起他早年对于小说思想意识的淡然态度——“思想落伍云云，在小说界尤不成问题，现在真能到民间去之小说，几何而不思想落伍耶？”——已是大相径庭。张恨水此时是否还能够代表以前的阅读阶层的文学期待，新文学作家所寻找的新的价值能否对通俗文学作家产生同样的召唤，对于这些问题，后来的通俗文学作家的集体失语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的回答。

3．青蛇：形象的复杂性

青蛇是“写明确一点就够了”的形象，张本中的话可以代表三个版本中的共同定位：“小青虽然年轻，但刚强性格倒是我一把助手，我把她当妹妹一般看待。”现代小青作为白蛇的助力，比起以前的侍女身份，更像是新女性身边常出现的“女友”，而且更加个性鲜明，不再只屈居于白蛇的力量之下，而是开始获得自己的叙事地位。在《金钵记》中，上船时“青儿扶不住几乎跌下水去，幸给许仙抱住了”，然后在船中三人共伞，紧靠在一起，“白许相望，青故作不见”。许仙扶小青的情节，以往只在《义妖传》中出现过，是小青故意在许仙面前跌倒引许仙来扶，借此让许、白搭上话。在古今的各种版本中，小青和许仙的所有互动行为都是围绕白娘子而展开的。田汉的这个细节很显然与传统叙事完全不同，并非围绕叙事主线展开的功能性叙事。田汉加入的许仙与小青的互动又是细微的，而且并未成为情节发展的伏笔。关于小青与许仙的关系，向来是十分分明的，虽然在明清众多话本中主仆共事一夫是一种常态，但小青并未成为许的妾或通房。《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白娘子就明言：小青“不曾得一日欢娱，并望禅师怜悯”。《义妖传》中对小青和许仙之间的清白关系更是态度鲜明：其增加的《婢争》《私配》两回，讲的就是白娘子曾承诺共事一夫，但婚后并未兑现，于是小青颇有怨言：她本指望“一妻一妾随夫伴，朝云暮雨乐长春”，结果却是“我与相公偶说无稽话，反有提防疑虑心”，“零丁孤苦好不愁闷人也”，后来小青因此怒而出走，私配美男子。对于田汉当时的创作意图，现在无法草率地进行过度阐释，但是就文本所体现出来的意图来看，这可以视为一种尝试：在小青和许仙之间建立一丝不以白娘子为媒介的直接联系。但是这种叙事并未展开，或者也可以说，小青的人间体验的始与终，已经在这几句话的交代中隐然展现了。小青虽然只显示了从白蛇背后走出来的可能性，但却隐约暗示了白蛇传叙事发展到当代之后成为复杂叙事的开端。

4．法海：执法者的被颠覆

法海的形象在现代叙事中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实际上，这种转变并不是完全为迎合现代精神而发生的，而是他的身份本身就具有内在矛盾性：在强调白蛇的“妖”的一面时，法海作为妖性的束缚者，就是正面的；而在强调白蛇的“义”的一面的时候，法海就有些尴尬，因为他这个角色本来就有两面性，在性质上是代表宗教、大道的，但在实际上是拆散夫妻、破坏家庭秩序的。到了现代，宗教与社会秩序的分离使得法海失去了社会秩序层面的合法性。而现代叙事着力破除迷信，不仅是删去了教化主题，而且对于“人”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法海形象成为破除的对象，因此走向反面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在田本中，法海的镇妖行为已经有了更深层的反面意义：“‘人性’的光明，岂是你这金钵压得住的么”。再后来，在张本中法海进一步走向反面，同时他时时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性，在劝善身份与负面行为的矛盾中更显阴恶。到了赵清阁《白蛇传》中，他就完全妖魔化了，“虽然口念弥陀，居心却似虎狼”，对其的形容也是诸如“法海兽一般疯狂地咆哮着”之类。他破坏的是“我夫妻的恩爱，我母子的天伦，我姊妹的情义”，此时法海已被定性为爱情、亲情、友情的破坏者，被放置在人类善意情感的对立面，成为威胁人类的异类。现代文本显示出的是对于执法者这一身份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与现代叙事中对于“官府”这一旧社会秩序的不认同具有同质性。在古代的白蛇传叙事中，人类社会的秩序是由人间官府和神共同维持的，扰乱人间秩序的“偷盗者”被流放、打乱三界秩序的异类被永镇，然后社会伦理与精神信仰都井井有条。在现代，刚刚经历的社会混乱、正在发生的思想争鸣使得旧的社会伦理与精神信仰都被质疑，人间官府与神界的侍者法海于是都被置于被质疑、被反对的境地。到了当代，现代法制逐步完善，思想也日趋多元化，法海也与青蛇一样开始向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二）情节取舍

从《西湖三塔记》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同居”的蛇女开始提出“成亲”。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白蛇的行为符合人间规范，使自己摆脱了“来奔”的形象：许上白府取伞，说合后许带着银子回家让姐姐提亲，后来许被发配，白蛇寻来，二人才成亲。后来的几个版本在成亲程序上有所简化：《西湖佳话》中，许第二次上白府时成亲；黄、方本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同；《义妖传》最快，舟遇当天便成亲了。在明代用正常合礼的婚姻程序赋予白蛇的“良家”身份，在清代又回归于不合礼状态，经过暂时矫正后，最终又变为不合礼。在成亲过程上，三位现代作家不约而同地设置了第一次上白府取伞时二人就成亲的情节，用真挚的爱情消解了婚姻程序的“不合礼”和烦琐的日常生活程序。

在情节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改变是在哭塔一节。哭塔是在方本中开始出现的，哭塔主体是儿子，到了《义妖传》，成了“许仙哭倒尘埃”。儿子的哭塔，以秩序内的人伦为突破口，换来了白娘子的自由与正果，在情节上是起到推进作用的。而许仙的哭塔则并不具情节功能性，是纯粹情感的。田本中省略了哭塔这一情节，赵本中的设计是许仙携子哭塔，并将哭塔与倒塔合并为一个情节，将悲情直接转换成圆满，而张恨水则选择了《义妖传》中的许仙哭塔。张本中的哭塔并非叙事的结束，但却是许仙最后一次参与叙事，标志着许仙改造的完成。许仙哭塔回忆的层次是：新婚的甜蜜—百姓的感念—妻子的恩义—幼儿的哭求。在这里，他所代表的对象分别是个人、群体、伦理，他对白蛇的追忆显示的是白蛇对于整个社会层面的涉入。

若将前面所述的几个古代版本视为情节的子集合的话，那么将这几个子集合归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白蛇传叙事情节的最大化集合：

白蛇修仙，如来升帐，下山报恩，西湖舟遇，取伞定盟（取伞成亲），盗银赠银，姐夫报官，白蛇遁逃，许仙发配，白蛇寻夫，道人识妖，端午现身，求草活命，再次被拘，白蛇遁逃，许仙发配，白蛇寻夫，楼诱现身，辞工开店，散布瘟疫，治病救人，遇见法海，上金山寺，水斗逐妖（水漫金山），又遇白蛇（断桥相会），姊家待产，退捉蛇人，降蜈蚣精，指腹为婚，白蛇产子，法海收妖，许仙出家，（许仙造塔），状元祭塔，出塔佛圆（小青救姊）

将田、张、赵的三种叙事与这个情节并集对比，可以清楚看到三位叙事者对古典情节的取舍，也从中可以看出创作意图上的不同之处。总的看来，传统白蛇传叙事的情节是历代以来逐渐增加的，而现代则是删繁就简。在叙事功能上，现代的修改意图主要在三个方面：去除业报因素、突出情节主线和人物典型化。傅惜华在其1955年的《白蛇传集》序言中，认为将“酬恩报德”作为情感动机，“模糊了白娘子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而且缩小了她的典型性格，同时更冲淡了法海的罪恶”。这种现代的评价方式，很能道出当时张、赵的心声。

田汉笔下的白素贞仍是为了让恩人早一日摆脱艰苦的生活而急于下山，而张、赵的白素贞则开始真正地“追求自由幸福”了。田汉的剧本《金钵记》创作始于1942年，出版于1950年（后来在1954年才最终定稿，并改名为《白蛇传》）。《金钵记》是在演出中不断改写的，比起作家意图体现，它更体现大众性，因此在情节选择上更倾向于保留传统。而通俗作家张恨水的《白蛇传》，却相对“私人化”。在三个现代作家中，张恨水对于情节的改动是最大的，比起两位新文学作家，张恨水的叙述更加谨慎，对白蛇传叙事的“斧正”意味更加浓重。赵清阁的创作相对较晚，在人物和情节上，典型化更明显。

三、行走于古典故事中的现代人

现代的白蛇传叙事是古典性体验与现代性体验的交织，在基本相同的故事结构与情节模式的限定之下，通过不同的个体书写体现出差异性与共性。

（一）古典与现时的含混

田汉《金钵记》引领了“紧扣当下”的时代潮流，与现实交织的时代背景体现出了强烈的家国意识。白蛇传叙事背景本来是宋朝，但在田本中，县太爷与“倭寇”勾结，许仙父母在“上海”经商，许仙因为“倭寇”而家破人亡，白娘子医治的瘟疫是“鬼子给放的毒”，而且还使用着“人性的光明”之类的新文化时髦用语。从作家意图与既定故事模式二者的关系上看，这与五四以后自鲁迅《故事新编》以来出现的大量托古小说具有相同的现代气质。在随后的张本与赵本中基本也延续了田汉的这种风格，所不同的是，田汉的《金钵记》因是京剧，在唱词方面仍注重古典意味，而张本、赵本中的人物则在行为与语言上完全现代化。

在古代，许仙的两次入狱都是因为白蛇的犯罪行为，而且两次的罪行都是盗窃。再加上盗仙草，白蛇对这种犯罪可谓驾轻就熟。但人间的两次犯罪，其动机是私利，而在神界的偷盗是为了救人，因此虽然最后偷盗演变为强抢且最后失败，但仍然得到了成全。偷盗虽然不是严重犯罪，但这种据为己有的行为仍是道德缺失，现代作家在塑造理想人格的立意下，势必要进行改写。“我以为白蛇要用银子，哪里都可以弄到，何必去弄些钤印宛然的库银，所以我把他删了。下面是到苏州去开店，但是太突然了，我就添写西湖夜话暗暗记下断桥这一段。”张恨水将两个偷盗情节都删去，实际上删去了许、白的感情中的两个很大的障碍，也剔除了许仙受挫而引来情感波动的缘由。而且由于这两个主要情节的改动，连带着后面的一系列情节线索都出现了偏离，由此张恨水不得不进行更多的改动。而田汉和赵清阁都保留了盗银情节，而且处理方式也是同质化的：将盗银合理化，而将银子的持有者非法化。在田本中，白、青盗的是县太爷贪赃的私银，因为“这县太爷贪赃枉法，私通倭寇”，“愿将中国属东洋”，这种处理方法还打通了时代，指向了现时世界，用现代读者的共鸣来进一步弱化了偷盗的负面意义。而在赵本中，白、青盗的是“人间官府”的钱，因为“常听见师傅说，人间官府的银钱都是敲诈勒索来的”。

从“这县太爷”到“人间官府”，特指变成了泛指。在新文学作家笔下出现的这种对人类社会的评价凸显了对主体身份中的公民部分的强调，同时也是对新出现的现代身份的强调。面对公共权力，古代的白蛇采取的是避走的应对方式，被带上公堂、面对人间秩序惩罚机制的是许仙这个秩序内的个体。而到了现代，这一情节通过不同处理方式，开始具有了多重含义。在通俗文学作者张恨水的笔下，偷盗情节被删除，白蛇直接跳过了与公共权力的冲突。而田本和赵本则直面这种冲突，而且通过这种冲突来言说作者对于公共社会与公共权力的不认同态度，因此，新文学作家笔下的白蛇能够直接走上公堂，对恶县令或激辩或捉弄，进行或明或暗的反抗。

（二）现代视角的渗入

西湖初遇不论是在传统版本中，还是在现代版本中，都是风景描写最集中的场景，但现代版本中的西湖景色具有与传统迥然不同的现代视角。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是：“许宣离了铺中，入寿安坊，花市街，过井亭桥，往清河街后钱塘门，行石函桥，过放生碑……来看林和靖坟，到六一泉闲走。”这段描写是以许宣的行动为线索的，目的是串联西湖名胜。而在张恨水《白蛇传》中是：“两行高山觉得像把椅子靠手，远远的伸来，要把这杭州城抱住。西湖的水，原来是碧清的，远近照着山峰，倒映在水里，格外好看”，“来到西泠桥头，只见一带柳树，抱住一湾湖角。……忽然东风一卷，柳树枝子分开。却见那树下，并排站立两位姑娘”。这一节的景色描写相当多，以许仙的目光为线索，从大处逐渐聚焦到小处。这段风景对于叙事还有另一层辅助功能：此处的风景描写中两次出现了“抱”字，景写得情意绵绵，两位姑娘作为景色“送”到他眼前，他却“是个忠厚少年，低头便走”，戏剧效果强烈。这种功能性的风景，与传统的抽象化、模式化风景不同，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色。

在风景的叙述中，叙述者是以都市人的身份在“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然和休息。张本中一开始便有一段关于郊游的对话：“这山水真是美丽，城里人终日忙着柴、米、油、盐杂事，没有工夫来领略，未免可惜。”对于城市人之远离自然，田汉也与张恨水一样有同样的感触，也借许仙的口说道：“百忙中那有闲情意”。对于这一现代作家的共同体验，赵清阁的表述又有不同：“白素贞对于这里不感兴趣，懒得逗留”，“只见田野里一片茵绿，清风拂面，麦浪频翻。这时已有农人在耕作了，牧童倒骑着牛背，悠扬地吹弄竹笛。一幅大自然的图画，吸引得白素贞怡然沉醉了。”在田汉、张恨水那里，游西湖是对都市的远离，是对大自然的短暂而珍贵的回归。但是在1956年的赵清阁那里，这却是白素贞“不感兴趣”的，她虚构了诗意化的劳动场面，来赞美一种充满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参与的自然。身为同龄人的张恨水和田汉，与比他们小十多岁的赵清阁，在这里表现出了不同的、与时代有关的审美取向。

从古代到现代，在一次次的重述中，白蛇传叙事从一个简单的“蛇妻”异闻，发展为阐释空间不断增加的完整故事，但这还远没有结束。在现代定型的白蛇传叙事并未成为固化的情节模式，仍然被不断重述着，并在各种改写中被不断重构。

在当代，白蛇传叙事被极大地复杂化。比起故事本身，重述更注重的是这个故事的象征性，有的沿用了角色称呼，有的只保留了模糊的故事大纲，有的甚至只是标题涉及白蛇传叙事的某个情节。四个角色的情节关系被不断打破重组，其复杂性已经超出了未定型时期。从公共叙事变为个人化叙事，白蛇传叙事本身几乎成为一套符号系统，以其开放性承载了复杂多变的当代文化。

注释

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西湖佳话》初刊于康熙年间，本文依据的是王本和光绪重印本。

⑤墨浪子：《雷峰怪迹》，《西湖佳话》，光绪刻版。

⑨陈遇乾：《绣像义妖传》，第一卷第一回，光绪丙子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