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信仰危机及其化解

2014-04-01喻文德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湖南吉首416000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6期

喻文德，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湖南吉首416000

道德信仰危机是人们道德信仰的动摇、淡薄乃至缺失而产生道德失范的风险状态。当下，有人不再相信道德，道德无用论盛行。面对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有人说，对奸商讲道德，无异于对牛弹琴。还有一些人肆意践踏道德，道德冷漠现象时有发生，道德底线频频失守，道德效力严重弱化。是我们对社会道德的变迁过于敏感，还是道德信仰真正发生危机?从当前社会的一些败德现象来看，见死不救、见利忘义、趁火打劫等确实触及了人类的核心价值，伤害了人的权利、尊严乃至生命。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今社会，一些人的道德信仰已经面临严重危机。化解道德信仰危机成为解决当下中国道德问题的迫切需要。

一、道德信仰的内涵、实质与价值

在现阶段，我们的道德问题不是发生在道德准则上，而是发生在道德信仰上;不是发生在“我们应当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这一问题上，而是发生在“我们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上。“我们应当遵守什么样的道德”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遵守道德”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指涉的是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后者指涉的是人们对道德价值的基本信念。如果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遵守道德”这一问题不能做出合理的解决，而只顾追问“我们应当遵守什么样的道德”，显然意义不大。

(一)道德信仰的内涵:对道德的笃信与敬仰

在伦理思想史上，康德首次提出道德信仰概念，他将人类的信仰分为实用的信仰、学说的信仰和道德的信仰。在康德看来，道德信仰是一种人与道德融为一体的状态:“至道德的信仰则全然不同。盖在此处某某事象之必须发生，即我在一切方面必须与道德律相合之一事，乃绝对必然者。”［1］567康德将信仰的本体转移到主体内部，在主体“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重建道德信仰——通过道德确立信仰，通过信仰践行道德。

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信仰危机，国内学者对道德信仰问题有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归纳起来，国内学者对道德信仰的理解大致有三类不同的观点。第一类观点着重从超验和理想层面界定道德信仰。比如荆学民认为，“道德信仰是指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基础，一是指道德形成的前提性的精神基础，二是指道德的终极向往即道德的最高目标和最高境界。”［2］39第二类观点着重从经验和现实层面界定信仰。比如李德顺认为，道德信仰是“对某种道德目标及其理论的信服和崇拜。按性质可分为两大类，即有认识基础的科学道德信仰以及无认识基础的盲目道德迷信。”［3］90第三类观点则从超验和经验、现实和理想相统一的层面界定道德信仰。比如黄明理认为，“道德信仰是人们基于对道德于个体和社会存在发展的价值的认识，以及在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张力作用下产生的对道德(包括道德规范、道德理想和道德人格)的笃信与崇敬，并以此设定人生目标、付诸道德行动的特殊感情。”［4］73其他学者关于道德信仰的不同的界定基本上都可以归纳到以上三类之中。

其实，从道德信仰的客体构成要素来看，道德信仰涉及许多方面的内容。贺麟曾指出，“道德的信仰为对人生和人性的信仰，相信人生之有意义，相信人性之善;对于良心或道德律的相信，相信道德的效准、权威和尊严。又如相信德福终可合一，相信善人终可战胜恶人，相信公理必能战胜强权等，均属道德信仰。”［5］92－96因此，我们倾向于第三类观点关于道德信仰的界定。简而言之，道德信仰是人们对道德的笃信与敬仰。从形而上层面来说，道德信仰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道德的本体承诺，即道德究竟是什么——对“人性”的理解及其相应的承诺;二是关于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即道德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及其相应的承诺。前者构成道德形成的精神基础，后者构成道德实践的终极目标。从形而下层面来说，道德信仰既包括对某种具体道德规范的尊重与服从，也包括对某种具体道德理论体系及其目标的信服和崇拜。道德信仰的两个层面是无法截然分开的，道德信仰的形而上层面构成道德信仰的基础与依据，而形而下层面构成道德信仰的践行与外化。

从道德信仰的主体构成要素来说，道德信仰是认识、情感与意志的统一。作为认识，道德信仰是对人伦物理的内在把握，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深悟与觉解。作为情感，道德信仰是人类同情、荣誉、尊严等社会情感的需要和表达。人类在践行道德的过程中获得同情、荣誉、尊严等情感体验，这些情感体验丰富和充实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强化了道德的本体价值。作为意志，道德信仰是自觉服从和践行道德的决心与信念。意志对于道德的实现作用重大:“我们发现意志因素是最重要的，并且在某些场合几乎是惟一重要的。”［6］245

(二)道德信仰的实质:对人性和生活的一种价值承诺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遵守道德?”这是对道德价值的形上追问，是道德形成的精神基础。这一问题关涉人对人性和生活终极意义的理解。道德既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也是生活之为生活的价值属性。一言以蔽之，道德是人性和生活应有的价值尺度。但是，这种价值尺度并不是人性和生活与生俱来的，而是人对人性和生活的一种价值承诺或者价值期待。这种价值承诺具有先验预设的性质，实际上也是人对道德的承诺。可以说，道德本身具有信仰的属性。对人性和生活的一种价值承诺即道德信仰的实质所在。价值承诺充分体现了道德的理想性。但是，价值承诺并非完全凭空产生，其具体内容依然具有客观的现实依据:“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实际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7］134

人为什么要对人性与生活做出这种价值承诺?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8］105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总是在对象中直观自我，通过对象满足自身的需要，通过对象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与本质。人是自然的产物，由动物进化而来，那么，人凭什么与动物相区分?动物只能按照本能生活，而人创造了超越本能的文化——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等，这些文化生活都是人禽二分的重要标志。“人是一种压抑自己的动物，是一种创造出文化或社会来压抑自己的动物。”［9］9文化既是对本能的压抑，也是对本能的超越，使人类过上了富有意义的生活。道德就是人确证自己价值与本质的一种文化载体。通过道德承诺，人禽二分，人获得了内在的尊严与价值。所以，康德如是说，“道德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能够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惟一条件，因为只有通过道德，他才能成为目的王国的一个立法成员。于是，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10］55在康德看来，道德是人成为自在自为目的的惟一条件，也是人具有尊严的根本依据。通过道德承诺，生活获得了自身的意义。人不仅要生活，而且要过一种良善的生活。善的生活成为生活的终极目标。尽管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善恶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它并不妨碍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善的生活的追求。通过道德承诺，人既能突破内心的浮躁和冲动，获得净化与升华，也能突破生命的短暂和有限，获得永恒与无限，因而，道德也就具有了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之本的性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不朽”之“立德”就体现了道德信仰的力量。“对不死的信仰是所有道德的关键。如果这一生命的结束就意味着一切事物的终结，德性将是一个空洞的梦，及时行乐就是聪明了。”［11］375道德是文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承诺道德是人的必然选择。“人必须承诺道德，就像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选择是每一个人的宿命(have to be/to do)。没有人能够永久地生活在超然于道德承诺的纯自然状态，即使可能，他或她也没有可能超脱人们的道德评价。”［12］65

(三)道德信仰的价值:道德自律的内在机制

道德既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人自我完善的重要力量，是工具与目的的辩证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分殊使道德调节成为必要，而人与人之间的同一使道德调节成为可能。缺乏道德调节，人类的生活将是一种暴戾的生活。道德信仰是人们的精神支柱，能够使人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节制自己的感性欲望，坚定地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道德自律为特征的道德，没有硬性的强制，它要求人出于自愿。这就决定了道德必须以信仰为基础。没有信仰的道德，本身就是僵死的教条，毫无意义可言，也决不能给人以生活指导。”［13］34道德信仰是一种强大的内心力量，是人对自身道德责任的强烈使命感。它彰显了主体的高度自觉性，是人对自己存在、本质、价值和使命的确认与承诺。基于这种信仰的行为完全是一种由良心支配的自由自觉的行为。“真实的良心是希求自在自为的善的东西的心境，所以它具有固定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它来说是自为的客观规定与义务。”［14］139道德信仰确保了道德动机的纯正性。没有这种信仰，就不会有自由自觉的道德行为。

二、道德信仰危机的根源

道德信仰危机的实质是人们对现存价值系统的认同危机。这种危机既有社会道德体系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的原因，也有道德主体自身的原因，还有社会支撑系统的原因，等等。传统道德的合法性危机、主体道德需求的萎缩以及道德的社会支撑系统的脆弱等严重损毁了人们的道德信仰。

(一)传统道德的合法性危机引发了深层次的道德信仰危机

从道德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传统道德多次遭遇合法性危机。第一次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宋明理学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将道德绝对化、神圣化。“存理灭欲”严重扼杀人了们的情感欲望。中国16 世纪启蒙思想家李贽针对“天理人欲之辨”提出了“穿衣吃饭”的人伦物理观:“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焚书》卷一)。李贽的人伦物理观无疑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清代思想家戴震针对后儒“以理杀人”的现象痛恨地指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封建的伦理纲常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些启蒙思想家将道德的价值定位于人的情感欲望的满足，使道德回归世俗生活，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批判也使道德放弃了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等形而上的价值诉求。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五四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主要针对封建礼教对个性自由的压制和对君主专制的维护。当时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认为，封建礼教严重阻碍了民主共和的发展。在他们领导下，知识分子对于孔教和封建旧道德开展了十分猛烈的批判。他们认为，不破除传统伦理纲常，就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共和立宪制。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道德既有消极落后的因素，也有积极合理的成分。但是，“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最终演绎为具有全盘否定性质的、类似“吃人的历史”、“吃人的礼教”、“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那样的观点。这种全盘否定使道德被严重污名化，进一步摧毁了人们的道德信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对传统道德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是要破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实现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专政。但这场运动实际上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彻底打碎了旧的道德体系。人性的扭曲，做人的道德底线的丧失，亲情和友情丧失殆尽，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中国的传统道德被摧残得体无完肤，伤痕累累。传统道德经过多次折腾，其合法性被严重消解。与此同时，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道德逐渐失效，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由此引发了深层次的道德信仰危机。

(二)主体道德需求的萎缩削弱了道德信仰

从主体的道德需求来看，在现代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日益感性化、物质化，道德需求严重萎缩。在传统社会，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在这种生活条件中，物质生活的相对匮乏需要伦理道德制约人们的感性欲望以维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个人沉思或反省，追求一种至善的生活。与此同时，统治者一贯重视德治，为之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撑。因而在传统社会，人们的道德需求强烈，道德信仰深入人心，道德具有强大的规范力量。进入现代社会，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交通通讯日益发达，人们精神生活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在这种生活条件下，人们更加强调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物质的、感性的需求不断膨胀;工作、娱乐、休息占据了整个生活，繁忙使得现代人很少有时间去沉思或反省个人的生活;在很多人看来，生活的意义就在当下，只求今生今世，而不问来生来世。与此同时，一些人还把道德视为对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束缚，由敬畏道德走向抵触道德。人欲横流使得一些人百无禁忌，无法无天。人们对精神过程和精神产品的体悟能力和欣赏能力在下降。精神过程和精神产品只有被还原为物质的原始的需要才能被理解和接受。一些人沉溺于物欲中不能自拔，人的尊严和价值逐渐被物欲所剥落。任凭感性欲望的驰骋，感性与物质挤兑道德，道德信仰何以持存?现代化过程是人的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在人与道德相斗争的过程中，道德日益宽容，道德生活日益退居到私人领域，道德逐渐成为个人主观的价值选择。道德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隐退使得公众的道德需求也相应萎缩。道德需求的萎缩必然会削弱人们的道德信仰。

(三)社会支撑系统的脆弱严重损害了道德信仰

道德是不能单打独斗的，而是需要多方面的支撑。道德运行首先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念的支撑。价值观是道德观的核心与基础，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只有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念，才能使人知善明恶，择善弃恶。道德的存在是为了使谋利活动符合道义，它总是以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为前提的，然而片面追求金钱与功利的价值观念严重遮蔽了道德。“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实际奉行的首要价值观是什么?毋庸置疑是利字当头，金钱至上，全民孳孳为利，都在忙着挣钱。”［15］12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为了利和钱什么都可以不顾。只问功利，不问道义，经济人假设成为经济人事实，财富、权利、名誉、快乐等这类价值成为一些人的首要选择，道德在这些价值面前逐渐隐退。极端功利的价值观念必然导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非道德主义。道德运行也需要政策、法律等制度为之提供制度支撑，只有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才能维护社会正义，保证德福一致，提高人们守德的积极性。社会转型阶段，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导致潜规则盛行，严重破坏社会公平。投机取巧被视为聪明时尚，诚实守信则是迂腐傻帽。金钱与权力的互谋使道德备受蹂躏。遵守道德的成本过高，而违背道德的成本过低，造成道德与幸福的严重背离，不仅大大挫伤了人们守德的积极性，而且加剧了社会的道德混乱。道德运行还需要领导干部的道德榜样的支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必偃草。上行下效，中国人十分注重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公众对领导干部有较高的道德期望。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领导干部是国家政策与法律的代言人和执行者，其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在道德建设中重要地位和作用。党政官员的道德示范作用往往是社会公众树立道德信仰、维护道德权威的基本精神支柱。然而，一些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与他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的道德风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纯洁、高尚的道德话语与卑鄙龌龊、腐化堕落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伪善”不只是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严重的是潜移默化地动摇乃至摧毁了公众心灵中的最基本的道德信仰。调查表明，“党政官员应当是第一位的道德示范群体，但却成为民众公认的道德上最不满意的群体，不但难以履行道德示范作用，而且导致社会道德信用的丧失。”［16］39领导干部的败德行为使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大打折扣，严重动摇了人们的道德信仰。

三、道德信仰危机的化解

用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信仰危机是道德发展的否定性环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信仰危机会自然地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要克服道德信仰危机不仅要让人们坚信道德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且必须重建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道德信仰。要重建人们的道德信仰，自觉追求一种道德的生活，必须针对损毁道德信仰的具体因素，提出有效的拯救方案。

(一)重估传统道德，弘扬传统美德

对待传统道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倾向:一种是认为传统道德早已不适应现代化，应全盘否定，完全抛弃;另一种则认为传统道德是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理应全盘肯定和继承。前者是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的观点，后者是复古主义的全盘肯定的观点，两者都是对待传统道德的错误观点。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17］585传统是新事物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我国道德文化的基因。一切新道德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在思想道德领域内，没有对传统道德的继承，新道德就不能根深叶茂，茁壮成长。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对传统道德否定过多而肯定过少，在思想上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传统道德是一个民族相对稳定的集体记忆，对传统道德的过度批判将导致一个民族的精神涣散和“集体失忆”。在坚持批判继承的过程中，既要反对复古主义，又要反对虚无主义。对于那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完全过时的道德规范，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要坚决予以批判和抛弃。对于那些维护基本人伦关系的，日久弥新的道德规范，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谦让等必须理直气壮、一如既往地予以坚守和呵护。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缺乏应有的道德自信，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严重流失，过多地依赖西方的道德资源，缺乏总结中国道德生活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把西方道德文化奉为圭臬，严重窒息了我们的独立思考和道德创新。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与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没有道德自信，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力，我们无法走向世界。只有充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才能找回家园感，重拾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对传统道德的整体认同为重建道德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养心立德，提高道德能力

从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而言，应该是精神与物质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马尔库塞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中指出，“真正意义的发展是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向度。如果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并以此作为自由和幸福的体验的话，那么这种发展只能是异化的发展。”［18］15物欲的膨胀必然会挤兑道德需求。养心立德是实现心物平衡的保证。“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欲望过多，往往利令智昏，损害善心。养心就是要让精神充实心灵，理智节制欲望，让心灵不断地追问生活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什么是好的生活?心乃命之所系，命之所安，心是整个生活的主宰。一个人要生活得好，不仅要保持心境的宁静——静以致远，而且要保持心地的正直——正以修身，还要保持心胸的宽厚——厚德载物。片面追求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物欲遮蔽了心灵，则或利令智昏，或纵欲无度，或醉生梦死，不一而足。立德即确立道德修养目标，完善道德人格，提高道德能力。在中国传统社会，有成人与成圣的立德目标。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思想境界有高低，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道德圣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成为一个讲道德的人还是可能的。每一个人都要养成一种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品德。无论你选择何种价值目标，这种品德最基本的要求是不要伤害他人和社会。它既反对泛道德主义的道德绑架，也反对道德理想主义的道德苛求，是一种绝大多数公众能够养成的道德品质。

公民的道德能力是每一个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假如社会是一种公平合作的系统，那么，社会的良序运行离不开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地参与。罗尔斯指出，“个人被看做是因其在必要程度上拥有两种道德人格能力——即正义感能力和善观念的能力——而成为自由平等的个人。”［19］36正义感与善观念是公民必备的道德修养。正义感能力是理解、运用和践行公共正义观念的能力，善观念的能力是形成一种合理追求个人利益的能力。两种道德能力是人的内在条件。每个人只有拥有两种道德能力，才能成为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才能正常地参与社会生活。养心立德，提高道德能力不仅对于维护公共生活秩序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为重建道德信仰优化了主体条件。

(三)强化道德的社会支撑，汇聚社会正气

面对极端功利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坚持义利并重，以义取利，为道德的生长留下空间。功利与道义是同一行为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形态，功利是行为所产生的功效和利益，道义是行为所彰显的道德义理。在道德价值结构中，功利与道义相互依存。功利为道义提供现实支撑。一定的社会道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之上，脱离世俗功利的道德只能是空中楼阁。道义为功利提供价值导向和价值辩护。道义是对功利的反省与评价:功利是否合理?当功利摆脱道义的制约走向惟利是图的时候，道德义理将不复存在。

面对制度的不公平，我们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维护社会正义。制度可以为道德的实现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保障。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可以使好人变坏。任何一种制度都要与社会道德的价值诉求保持基本一致，而不能与社会道德相抵牾。一般而言，社会道德确认为善的思想和行为，社会的相关制度如政策、法律、各种行业规范等都必须予以相应的支持和鼓励;社会道德确认为恶的思想和行为，社会的相关制度至少不能做出与之相对立的规定。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形成一种崇德向善的正气。只有正义的制度才能保持道德和幸福的一致，充分调动公众守德的积极性，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而社会正义主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为此，罗尔斯指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一个被设计来发展它的成员们的善并由一个公开的正义观念有效地调节着的社会。因而，它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每一个人都接受并了解其他人也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同时，基本的社会制度满足着并且也被看做是满足着这些正义原则。在这个社会里，作为公平的正义被塑造得和这个社会的观念一致。”［20］455

面对某些领导干部的败德行为，必须加强官员道德建设，充分发挥他们在道德建设中的示范作用。第一，要加强道德赏罚。对于那些道德品质败坏、社会影响恶劣的官员，必须坚决地加以罢免和撤职;对于那些自觉遵守道德、口碑较好的官员要予以褒奖和晋职。在干部的选拔与任免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品德优先的标准，对于有道德污点的干部，要慎重任用。第二，要加强道德教育。党和政府的各级各类组织对官员进行形式多样的道德教育和培训，充分认识官员道德的重要性。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发现、检讨、矫正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思想道德问题。第三，要加强官员道德立法，依法监督与管理领导干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很重视官员道德立法，就是为了发挥道德对官员的强制作用，防止官员违法背德行为发生。美国多次以立法形式强化官员的道德责任，比如1978年颁布的《公务员道德法》、《政府道德法》，1980年通过的《公职人员道德法》等都是为了促进对官员道德的监督，防范官员的败德行为。中国也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规范官员的道德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身不治，奚待于人?”(《管子·修权》)不能治理自身，怎能治理别人?吏治腐败必然加速道德滑坡，吏治清明肯定有利于道德进步。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21］164信仰建构了道德的精神本体，是道德的固有本性。对道德的赞叹与敬畏是道德信仰确立的精神基础。道德信仰危机是道德精神基础的坍塌。重建道德信仰是解决当下所有道德问题的关键。

［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2］荆学民:《道德信仰及其当代意义》，载《求是学刊》2007年第1期。

［3］李德顺:《价值学大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黄明理:《社会主义道德信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英)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美)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万俊人:《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上)，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