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剑

日记，就文献的数量而言，无论古今，都是诸文献类型中数量较少的一类;然若论独特性，无疑最为突出。其作为私密性较强的一种文字记录，更能反映记录者内心的判断和感受，有一种未经修饰的真实感与亲切感。就史料价值而言，日记要远在回忆录、自传、年谱之上。不过，每一种文献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日记因为逐日记录的叙写方式，使得整体文本显得细碎繁杂，并且因为记录是以自我为中心，故日记处处有自我的色彩，其客观性要审慎考量，真实感、亲切感与真实性之间的关系要认真对待。

日记自宋代以来，数量渐增，清代日记更有层出不穷之势。自宋至民国初年的主要日记收录在《历代日记丛钞》中，共500余种，这是有待开发的文献宝藏。至现代，诸如《胡适的日记》、《鲁迅日记》、《天风阁学词日记》、《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吴虞日记》、《竺可桢日记》等著名人物的日记已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自明清以来日记的繁盛，为晚期中华帝国以及近代中国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细致的文献，这是早期中国研究以及中古研究所缺乏的。日记文献的丰充，不但可以深化此前文史研究多年经营的研究主题，还可以结合西方新文化史所关注的诸问题和研究方法，开拓中国文史研究的新领域。日记文献的充分利用，大致应沿两个路径前行:一是日记的细读，以多种主题和多种视角对日记予以系统的梳理，将细碎的信息梳理连缀成较为连贯系统的叙述;二是日记的整合研究，所谓整合，包括同一时代不同日记的比照阅读与研究，还有日记与其他文献的互释性研究。整合研究，就是在与其他文献的充分关联中，充分发掘日记的价值，消除日记因个人记录而带来的偏失之弊，其目的是通过整体背景的参照显示日记的独特性。

举例而言，《翁同龢日记》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但其重要性及其史料价值，还要通过他父亲的日记即《翁心存日记》来进一步揭示，笔者两年前在整理该日记时有较深的体会。《翁心存日记》中的诸多记载本身就十分有价值，就人物而言，《翁心存日记》第5册索引呈现的人物，就指向多个研究题目;更有价值的是，翁氏父子日记在时间上的连续与重叠，可以建立晚清政治的家族性叙述，在诸多问题上可形成互证与互释。为推进日记的研究，笔者最近与几位同道策划编辑《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日记是丛刊中的重要内容，第一辑中就有《郘亭日记》、《邓华熙日记》、《翁曾翰日记》等五种。日记的整理是细读的开始，其目的在于促进整合研究，为学术研究提供新动力。

本专栏组织的三篇日记研究论文，涵盖从晚清、民国到当代中国，是建立在细读基础上的整合研究。徐雁平的《贺葆真日记》研究，首次揭示该日记中所记录的北方晚期桐城派信息，由此可见这一文人群体的转型以及文学流派的发展机制。杨早以其高祖杨芾(光绪十五年进士)的日记为中心，结合吴汝纶、王景禧、许炳榛、张维兰等人游历日本的日记，考察他们如何关注日本的商务、教育、警政，乃至交通、消防、会展等制度，从而建构他们设想中的“文明国”。张霖的论文从1962年7月至8月的《茅盾日记》和《顾颉刚日记》对读出发，对1962年夏天举行的大连会议进行“文学考古”，澄清了当代文学史上重要历史事件颇有价值的细节，如周扬、沈从文与这次会议的关系;而这一研究的启发意义在于，如何利用“那些散落在日记和书信中的一些看似不重要细节、不相干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对重要的文学事件的历史背景、事件过程、事件影响，及文学史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做更准确的记录、更深刻的把握、更细致的描绘”。［张剑(1971—)，男，河南遂平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