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婠

(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北京 100081)

一 《韩诗外传》其书

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数年后项羽引兵至咸阳，焚秦宫室，以至大火三月不灭，儒家典籍历此浩劫几于失传。汉初惠帝废除挟书之律，朝廷派人访求和写录古籍，准许私人传授古学，一些先秦古书因此而陆续出现。但是“经籍散逸，书籍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其余互有蹐驳，不可言胜”[1]P3。《诗经》也由于搜集者和传授者地域的不同，以及传本和各家解释的互异，因而在汉代分为鲁、齐、韩、毛四家。“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2]P3593这三个人在文景之时即为博士，①是为三家诗，皆为今文经学，均立于官学。然而“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1]P14到两宋时期韩诗也散佚了，《韩诗外传》（以下简称《外传》）是汉代今文《诗》学流传至今的较完整之作，但已非《汉书·艺文志》所载之面目。现在流传于世的《诗经》即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诗》，即古文《诗》。在今文《诗》学均已亡逸残缺的情况下，《外传》成为汉代《诗经》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也是汉代经学研究、文学研究，乃至汉代思想研究的不可忽视的资料。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婴解《诗》之书，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所著录《易》有《韩氏》二卷。按班固所谓“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3]P1708，“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3]P3124-3125据此可知，《内传》与《外传》确为韩婴本人所著，学界基本没有异议。而《韩故》、《韩说》据徐复观考证“殆皆其孙韩商为博士时所集录”[4]P5。然而，龚鹏程则认为“《儒林传》只说：‘其后孙商为博士’亦无证据证明他曾经集录韩婴而成《韩故》”[5]P169。这些阐释《诗经》的著作不论是否为韩婴所亲着，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韩故》、《内传》、《外传》、《韩说》均与韩婴密切相关，且相互关联，从整体上构成韩《诗》学派。《韩故》是对《诗》的训诂，《韩说》是对《诗》或者是对先师《传》的解说。《内传》、《外传》则为“推诗人之意而作”的阐发《诗》大义之作。

现存的《外传》为十卷。然而，从《汉志》和《隋志》的着录看，《汉志》所录《外传》仅六卷，《隋志》录《外传》十卷，下注释“梁有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汉有道征士赵晔撰，亡”[1]P12。《唐书·艺文志》录“《外传》十卷”，《宋史·艺文志》录“《韩诗外传》十卷，汉韩婴传”。从“《隋书·经籍志》及唐、宋以下诸史志及诸家书录记录，《外传》均为十卷……”[6]P2依照《汉志》所载《韩诗外传》最初称为《韩外传》，旧本亦题为《诗外传》屈守元考证认为汉时起即已用“韩”字称之。②现在多称其为《韩诗外传》或《外传》。

那么现今所传世的《外传》是否为《汉志》中所记录的原貌呢？这个问题历代均有学人著述研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传》由六卷拆分为十卷。其中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为代表，“自《隋志》以后，即较《汉志》多四卷，盖后人所分也”[7]P136。毛晋《津逮秘书本跋语》“《韩诗外传》专解诗家三昧，《汉志》虽列四卷之目，湮没既久，隋时仅存《外传》六卷，析为十卷。想即今行本”[6]P1033。

另一种观点认为《外传》和《内传》合并为十卷。赵怀玉《校刻韩诗外传序》语“《汉志》：《韩诗外传》四卷，《外传》六卷，《故》三十六卷，《说》四十一卷。《隋志》仅存有《内外传》，《内传》益以《薛氏章句》为二十二卷，《外传》析为十卷。今《内传》已佚，间散引于诸书……若《外传》篇目，合之《隋志》，则居然足本也。”[6]P1045赵怀玉认为《外传》由六卷拆分为十卷本，虽然他说《内传》和《外传》如合卷则恰为十卷，但并不认为《内传》、《外传》合并。沈家本《世说注所引书目经部》谓：“《新志》卷与《隋志》同，皆不称《内传》。盖《韩故》者，韩氏自为本经训诂之体，故薛氏为之《章句》，《内外传》则依经推演之词，虽分内外，体例则同。疑隋唐志之《韩诗》者，《韩故》也。《内传》则与《外传》并为一编，故其卷适与《汉志》同，非无内传也。”[6]P1021沈家本很可能受到赵怀玉《外传》、《内传》卷数相加则恰为十卷的启发，并据此推断《内传》、《外传》合并，此后很多学人也承袭此观点。如杨树达③与徐复观④认为今十卷本《外传》为《内传》四卷与《外传》六卷之合并本。

屈守元认为“沈氏此文，创为《韩诗内传》未亡，即在今本《外传》之中一说，实不能成立，前人引《内传》，早者如《白虎通》，其文皆不在今本《外传》之中。唐人《群书治要》所引《外传》，无一条为《内传》之文混入者，是隋、唐时代，《内传》、《外传》各自为书也。沈氏之说显然不能成立。然自沈氏立此说，杨树达先生即袭之为《韩诗内传未亡说》……”[6]P1023《内外传》是否合并已不易考证，龚鹏程就认为“只不过今存仅《外传》为完帙，是以论韩婴思想仍以《外传》为主，《韩诗说》、《韩诗故》仅供参考而已”[5]P193。

笔者认为现存十卷本《外传》已经不是其最初原貌，而是在历史浩劫中历经后代儒家学者多次的重新编纂和分次得以幸存。但不论《外传》与《内传》是否合并，是否与其最初原貌一致，现存的十卷本《外传》已成为我们研究韩婴思想，以及西汉初期今文经学无法绕过的文献材料。

二 对荀子、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据《史记·儒林传》和《汉书·儒林传》可知韩婴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文帝、景帝和武帝时期，历经三朝。作为西汉初期的儒家学者韩婴，他对同是儒家学派的荀子和孟子又是如何评价的呢？通观《外传》全书，其中以用荀子言论为最多，共有五十四处之多，引《孟子》六处。由此可见韩婴受荀子和孟子的影响极大，而《外传》全书体例实际上也深受《荀子》和《孟子》引《诗》形式的影响，但是韩婴也并非完全盘接受荀子和孟子的观点，而是有所区别，并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首先，韩婴是主张劝学的。这与荀子、孟子相近。《外传》卷八就引述了孔子与子贡的对话，说君子为学要“学而不已，阖棺乃止”，并且认为“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这些都与《荀子·劝学》中的对“学”的重要性认识的一致之处。而《外传》中六处引《孟子》有两处就是关于孟母之教。所以韩婴继承了荀子和孟子的人不能不学，以及尊学的思想观点。但是，韩婴的推崇学却有其不同于荀子和孟子的地方。韩婴认为“学”是要学圣人，学于师。他说“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6]P499-500。这与荀子的观点则不同，荀子认为学是“始乎讼经，终乎成礼”，所以荀子认为学是从儒家的经典开始，最终是要成为“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8]。因此，可以看出韩婴的“学”与荀子的“学”还是有差异的。龚鹏程就明确指出，《外传》在卷五引录《荀子·修身》时将《荀子》中“无礼，吾何以正身？无师，无安知礼之为是？礼然而然，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改为“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君子之道”。所以，“荀子认为学者能达到情安礼、知若师的地步，即能成为圣；而韩婴则从来不说学者能成为圣人。一主张学为圣，一主张学圣人，其差异至为明显”[5]P177。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同荀子和韩婴所处时代不同有极大的关系。荀子和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并没有形成专制的政治气氛，思想也十分活跃。所以这些学者认为，人可以通过学习，或者通过学习圣人，进而自己也成为圣人。他们认为“具体的圣人，只是一个榜样，是人们可以成为圣人的见证，所以孟子虽然说：‘乃所愿则学孔子’，却主张人皆可为尧舜。荀子亦云涂之人皆可为禹。韩婴的理论，则代表了儒学的一大转折。儒者之论学，正式由‘学为圣人’，转入‘学圣人’的形态”[5]P178。这正是由于韩婴所处的西汉时期，政治上的大一统，以及思想上渐渐归于一统的氛围下，就要求人们效法圣人，听从圣人的启示，而其实质就是要听从天子，顺帝而行。如果人们都可以成为圣人，成为尧舜，那么这就会破坏天子的统治。这是帝制皇权所不允许的。这就是韩婴为何将荀子、孟子的“学为圣人”的主张转变为“学圣人”的主要原因。

其次，韩婴的《外传》中也涉及了人性的问题。虽然韩婴的人性观虽然与基于荀子和孟子的人心观，但是却又有自己的特点。徐复观认为韩婴继承了孟子的性善之说，其理由是“卷四‘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故学问之道无他焉，求其放心而已’”。则是他接受了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的主张。所以卷六“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很明显的以善为天之所命”。臧琳早在《经义杂记》认为此章，“斯言也即孟子性善之说也。秦汉以来，如毛公董生，皆可为见道之醇儒矣。而性善之说，则俱未能言也，琳谓之孟子之后，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韩君一人而已”[6]P7。而金春峰却认为“韩婴的主导思想是孟子性善的思想”。并且“同时又发挥荀子的人性观点”[9]P109。龚鹏程认为这实际上与孟子的性善之说相去甚远，他认为“天之所命，在于人有顺善之心；君子应体会此天命，保住这仁义顺善之心。顺善，是说此心乃顺之而善者，韩婴即以此言性。但这并非指性本是善，只是说性可以善、应该善”[5]P173。那么为什么学者在韩婴人性观的这个问题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呢？这与韩婴在人性问题上复杂的性和包容性是不可分割的。《外传》卷五：“茧之性为丝，弗得女工燔以沸汤，抽其统理，不成为丝；卵之性为雏，不得良鸡覆伏孚育，积日累久，则不成为雏。夫人性善，非得明圣王扶携，内之道，则不成为君子。”[6]P489-490实际上韩婴的这段话与前引文字，同样只是指出，人性有善的因素，而并非人性本善。屈守元认为与《外传》同一个时期的《淮南子》、《春秋繁露》中都有相似的话，但是他们却没有明确提出性善说，而只有《外传》中有“夫人性善”，所以进而认为这有可能是后人窜改了《外传》。此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分析韩婴在《外传》中涉及的关于人性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发现这是韩婴为提倡“学”说的而说的。《韩诗外传》卷四所引孟子之语“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6]P423。明显的是韩婴取孟子的这段话，是基于“学问之道”和“学”相关，并不能说明韩婴就接受了孟子的性善思想。《外传》卷二语，“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皆故防邪禁，调和心志”[6]P135。《外传》将“口欲味，心欲佚”，“目好色，耳好声”等语当作是孔子的言论，这是韩婴藉孔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能等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生色焉……。”[8]荀子论性之恶重在指出“生而有”，这一点却是韩婴之文所没有的。韩婴并没有荀子“化性起伪”的观点。韩婴在这里强调的是以教来“防邪禁”，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在阐述“学”。那么韩婴关注的并不是性的本质，而是注重“学”。韩婴继承了荀孟“学”的观点将“学圣人”的思想嫁接到孟子性善论上，折中孟荀之说。总之，韩婴不乏对人性论的观点。这是在他认肯儒家的“学”的意义才提出的，而不是从人性善恶的角度提出“学”的。这是不同于孟子和荀子的地方。韩婴只是认为人性中有善也有恶的因素，应该顺善而“学圣人”。从这里不难看出韩婴寻求思想的创新，面对先秦儒家丰富的思想资源，吸收融入自己的学说中。

再有，就是《外传》中也涉及了韩婴对儒家学派的批评。如《外传》卷四引《荀子·非十二子》时⑤，韩婴将子思、孟子二人去掉，只是批评了其余的十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中为荀子的这种言说辩解道：“王应麟《困学纪闻》据《韩诗外传》所引，卿但非十子，而无子思、孟子，以今本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亦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7]P289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这段话是为荀子开脱。然而，却反映出韩婴不同与荀子的地方。荀子是激烈反对子思、孟子的，韩婴并没有明确提出对孟子的批评。通观《外传》韩婴不仅没有批评子思、孟子，而且还吸收改造了孟子的一些思想，如对孟子的“求放心”观点的改造。韩婴在《外传》中还继承了荀子《儒效》中对真正儒者的论说。如《外传》卷五对“大儒”、“俗儒”、“雅儒”的区分，并提出“文王可谓大儒已矣”。

综上，韩婴思想折中了荀子和孟子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他对“学”的认识——就是要学圣人，而不是荀子、孟子的“学而为圣人”；在人性的观点上，他并没有明确的提出人性的善恶与否，而是注重顺善而学。同时，韩婴对儒家学派内部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看法。

《外传》中除了大量采用荀子和孟子的材料之外，也涉及了儒家相关的大量典籍。大约有七次引用到《易》，两引《书》，两引《左传》，两引《公羊》，两引《榖梁》，五引《论语》，《礼记》则两引《檀弓》，两引《学记》，一引《孔子闲居》，《大戴礼记》，一引《本命篇》，一引《礼察篇》……[4]P14这实际上是韩婴融贯《诗》、《书》、《易》、《左传》、《礼记》等儒家典籍为一体，并且以此互相阐释，促进了儒家典籍的一体性的形成。这是不容我们忽视的现象。《外传》中引用的大量典籍，对古代文献的保存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外传》并非单纯引用这些文献，而是带有韩婴本人对它们的理解和阐释，融合了自己的思想在其中，并且将儒家典籍与儒家以外各家学说相贯通的作用。这就体现了西汉初期思想趋于融合和一统的倾向，也是区别于以前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通过这些材料我们也可以窥见西汉初期儒学一些面貌。

注 释：

①《汉书·楚元王交传》载“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汉书·儒林传》载“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由此可知，三人先后为博士，并立于官学。

②详见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凡例》考证。

③杨树达的《汉书窥管·艺文志》“愚谓《内传》四卷，实在今本《外传》之中。班志《内传》四卷亡佚，《外传》六卷，其合数恰于今本十卷相合。”

④徐复观在所著《两汉思想史》中指出：“综合地看，杨氏谓内传在隋以前合并于外传之中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内外传合并后，应正名为《韩诗传》；编《隋志》的人，只援用未合并以前《汉志》名称之一，遂引起不少误解。”

⑤本文作者在《论荀子〈非十二子〉》（《龙岩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一文中分析了孟子对子思、孟子的批评。

[1]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龚鹏程.汉代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96.

[7]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