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忠 廉

（黑龙江大学a．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b．翻译科学研究院，哈尔滨150080）

·文学与文化研究·

严复成功译入西方思想探因

黄 忠 廉a，b

（黑龙江大学a．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b．翻译科学研究院，哈尔滨150080）

严译八大名著无一全译，而是采用了“非正法”——变译这一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摄取西方学术思想的策略。严复选择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八大变通策略的深层原因：既有国运不济、时势醒人的社会历史因素，又有个人仕途受挫所滋生的忧国之情；既有中国思想界的多面需求，又有国内学术的饥渴；既有严复融学识于西学思想以传播的强烈意识，又有《天演论》变译初试成功带来的马太效应。凡此种种，促成了严复变译西方学术思想的极大成功。

严复；变译；西方学术思想；天演论

引 言

西方学术思想成规模的系统译介始于严复，其译介活动极为有趣，并未采用当下推崇的全译，而是大用特用“达旨术”，即变译——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信息的翻译活动［1］。变译的最大特点是有意变通原作内容和形式，以满足特定的需求，其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八大变通策略可生成多种变译方法，如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改译、阐译、仿作等。这十二种变译方法在严译八大名著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有效使用，因此八大名著无一全译，却获得了极为成功的传播效果。

连严复本人也否定的“非正法”的变译策略在西方学术思想译介中何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取决于社会历史原因，更取决于严复的主客观因素。在文化输入与输出呼唤变译［2］的今天，发掘其成功的原因，对新时期中西学术思想交流具有方法论意义。

一、应运而译

（一）《天演论》应国运而译

《天演论》是严复系统译介西方学术思想之肇始，这与甲午战争的进展密切相关。1894年7月25日，日本对驻朝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史称“甲午战争”，至直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甲午战争结束。1894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朝鲜境内的陆战，9月下旬同时爆发了黄海海战。战争结果如何，似乎也难以预测，这时严复动笔译《天演论》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阶段，1894年10月26日，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清军全线崩溃。同一天，在军舰掩护下日军在旅顺花园口登陆，11月22日，日军攻陷旅顺口。清军节节败退，不可收拾，陆海两条战线均显败绩，严复应该受到当头棒喝，此间可能萌发翻译的念头。第三阶段，1894年12月—1895年3月，清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全面溃败。1895年2月17日，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覆灭。此间，尤其是1894年12月—1895年1月，严复最有可能翻译《天演论》。甲午战争还未结束，严译《天演论》1895年3月就问世了，可见严复受国运刺激之深，译书反应之快。

北洋舰队的覆灭，应该是严复最大的痛，因为1879年回国后严复基本上是从教，因性格耿直，不善权术，未能谋得要职，“不预机要，奉职而已”，除1879年供职母校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外，1880年8月受李鸿章之邀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一直在此从教，开始任总教习，1889年升为会办（相当于副校长），1890年升为总办（相当于校长）。北洋水师学堂为海军培养人才，北洋舰队大小将领有的是严复的同学，更多的是他的学生。更为重要的是，同样是向西方学习军事，创建海军，中国败给了日本，这不得不促其反思。痛定思痛，寻找战败国衰的根源，要从思想上寻求出路。

上述是从国运时势与翻译的关系的推算，下面试从出版方面推算。现今发现《天演论》最早的译本是1895年3月陕西味经售书处刊印的《天演论》，无自序和吴汝纶序，无译例言，且文字与后来译本有较大出入。这表明：第一，一部五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严复独译，毛笔书写甚至是誊抄，大约需要一至两个月；译稿从天津传至陕西，加上刻版、校对、印刷、装帧等，大约需要一个月。从译到印，前后至少得两个月。从1895年3月往回推算，起译时间也应在1894年底至1895年初；第二，该印本无自序和吴序，表明是初稿，或是他急于让人印出以传播，或是有人一睹为快，欲印之以传播，来不及做这些次要的工作；第三，文字粗糙，与后来的版本有出入，正说明初译不完善，也来不及完善，却反证是应急之译，情急之译［3］。

（二）满足国家变法的需求

自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中日两国均按西方模式组建海军，武力相当，甲午战争中国却败于日本，表明唯器之学西方并不能强国。可见，1894年前，严复已读到赫胥黎的著作，正是甲午战争失败，成为严复译《天演论》的直接动因。而此前与斯宾塞等人西学著作相关的内容，严复已放入1895年春发表的《原强》等论文之中。

为什么严复选择《天演论》而未选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呢？因为后者是一部纯粹的生物学著作，与严复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无直接关联。为什么没有首选他所崇拜的斯宾塞的著作呢？严复有言：“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天演论·导言二·复案》）1897年，严复摘译《群学肄言》两章，刊于《国闻报》，“但是，他感到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去翻译斯宾塞的《第一原则》或任何其他著作。需要立即翻译过来的倒是斯宾塞著作中把达尔文的某些主要原则以引人入胜的方式概括出来的那些容易把握的部分。”［4］82严复并非拈轻怕重，而是取时所需。斯宾塞著作部分内容与赫氏内容可以共同应对国家时局变化之需。

最根本的是道学西方，非变法不可，非有新的思想武器不可。而士大夫们仍然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严复要从学理的高度打击“天不变道亦不变”论，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宗旨贯穿于整个作品，最明显的就是开篇第一节为特意点明“变”而作出的变通：

导言一段3：（14）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15）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16）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竟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17）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18）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①例中“导言一段3：（14）”指《天演论》导言一中第3段第14句，文中其他情况依此类推。

导言句14—18被严复强行加入本文，作为本文的结尾，既是突出本节的主题“察变”，也是彰显全书的主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根本就是变化，于是给信奉“道不可变”的士大夫以当头棒喝。

当时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思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严复游学西方，比一般人更能感受到中西对比的差别，更能明白其中的奥秘，面对强虏，如何自强保种，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严复选择了赫胥黎的作品。无论是借外讽中，还是借题发挥，《天演论》高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主张，其中心是以人持天、自强保种，这正是时代需要的最强音。

（三）抒发个人仕运不济所滋生的忧国之情

1879年回国后至1895年春前后始译《天演论》的15年正是严复青壮年期。严复回国后基本上是从教，一直怀才不遇，政治上几乎一无所成，于是转向科举之路，以跻身仕途，可是四次乡试均告失败，又赶上科举考试取消，仕运不济。事情是相辅相成的，仕途无望，倒可以潜心读书，一面继续涉猎西学各科书籍，一面师从桐城大师提高古文水平，深研中国古典文化。

仕运不济，反观之，是时势造就严复。个人前途暗淡，国家甲午战败，如同双重压力在肩，因此他能愤而译述，在他的译作中，不仅仅只有原作的内容，还有许多他自己激愤的思想。他不仅对西方学术思想有选择，对所选作品的内容又施以增减改案等，对他认为能针砭时弊之处“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天演论·自序》）。不难明白，为什么严复在译作中如此饱含激情甚至是激愤，加写如此丰富的内容，发出如此深刻的议论，为什么严复总是把原作朝强国保种的路向引去。读《天演论》，严复救国心切，忧国心急，总是激情满怀，警醒人们“不存则亡”。严复寄情于翻译，抒忧国忧民之志，怦然心态，随处可见。如：

导言十五段2：（5）数传之后，风俗遂成，斯群之善否不可知，而所恃以相维相保之天良，其有存者不可寡欤？（6）故曰：以人择求强，而其效适以得弱。（7）盖过庶之患，难图如此。（8）虽然，今者天下非一家也，五洲之民非一种也。（9）物竞之水深火烈，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纵衡之际。（10）是中天择之效，所眷而存者云何？（11）群道所因以进退者奚若？（12）国家将安所恃而有立于物竞之余？（13）虽其理诚奥博，非区区导言所能尽，意者深察世变之士，可思而得其大致于言外矣夫！

句5是顺前面导言句4“狭隘酷烈之治深，而慈惠哀怜之意少”而写，句6—7也是由前面内容导出的结论，句8—9写全球之争，或隐于工商，或发于战争。句10—13开始议论，三问一叹，从天择到群道，直至强国，逐层升级，发问逐级深入，期盼当时知识界领悟其精的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可以说回国后的15年是严复的思想成熟期，仕途的苦闷期，翻译的预备期。所以个人仕运不济，也决定了严复的译书心态、写作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

二、读者需求

读者需求，可说的很多，大致有三点：一是整个思想界的需求；二是学术界的学术饥渴；三是读者的知识背景缺失，需要补偿。

（一）满足中国思想界的多面需求

严复为什么选择赫氏作品而又对其进行大量变通？尤其是为什么要在许多地方加入斯宾塞的学说思想？

中国需要宣扬自强保种的思想，可是严复为什么选与其基本宗旨不协调的书来翻译呢？第一，赫胥黎讲义简明生动地介绍了达尔文主义思想；第二，书中还介绍了马尔萨斯等人的理论，为严复提供了取便发挥的机缘；第三，赫氏对人类处境的兴趣超过宇宙，更能符合严复思考中华民族命运的主题。许华兹说，“赫胥黎的彻底反斯宾塞的基本精神为严复提供了一个捍卫斯宾塞观点的绝妙机会。”“《天演论》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赫胥黎著作的意译，和用来反对赫胥黎的斯宾塞基本观点的评注。”［4］86

斯宾塞非并达尔文的忠实信徒，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主张“任天为治”，即任凭物竞天择，而不予干预。面对国家的存亡，严复不同意赫胥黎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却又赞成他的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应与自然斗争、奋发图强的主张。既同意斯宾塞认为自然进化是普遍规律，也适用于人类，又不满意其“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思想。严复选译赫氏作品翻译，正是看中其反对斯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点，他说：“赫胥黎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天演论·自序》）所以，在《天演论》中时时可以看到赫斯二人思想交错展开。如何将两种思想融于一书之中，这是严复翻译时必然考虑的问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要对赫氏原作进行变通，因为他不必翻译一本并非主流的通俗性作品。这就决定了严复不可能全信于赫氏原作。

除了将斯宾塞的思想不断地加入译作外，严复要借题发挥，要借译抒怀，就少不了改造原作，形成有别于完整之译的变译作品。严复还在原作与译述之外加以译写，不写不足以反映自己的主张。在严复看来，他既要传达原作主旨，还要表达自己的意旨。如：

导言十四段1：（26）持是道以与物为竞，则其所以自存者几何？（27）故曰：不相比附也。（28）且其道可用之民与民，而不可用之国与国。（29）何则？（30）民尚有国法焉，为之持其平而与之直也。（31）至于国，则持其平而与之直者谁乎？

句26—31为原文所无，“是道”指原文段3的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可用于物与物竞争，可用于民与民竞争，却不可用于国与国竞争，因为民与民之间有国法作为更高裁决者，国与国之间则无更高裁决者。由“物”而“民”而“国”，严复逐级提升，最终走向保群自存、保种救国的思想高度。

严复那个时代主流思想蕴于精英阶层，只有对这些精英的思想产生触动，使之接受西方新的思想，最终才能影响大众。所以他必须采用当时知识界喜闻乐见的文言，且最好是他们从小就接受的“尔雅”文体，才能为他们所相中所重视，这才是他们眼中高贵的语言。

（二）学术饥渴

从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来看，除《天演论》的原作Evolution and Ethics不是哲学名著之外，其他都是当时的西学名著。不过，《天演论》原作虽非名著，仅为普及之作，却含有中国当时所需要的思想内容，经严复之手却成了畅行中国的名著，成为译作声望高于原作的典型代表，这在中西翻译史上都不乏其例。

严译八大名著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等，可见严复学术视野之广，对有的学科研究之深。比方说逻辑学，后来他写有这方面的专著，由译家成了专家。那么，严复所译只是他个人的喜好吗？不是，严复的慧眼，正是当时中国学术饥渴的一个窗口，是中国学术需求的折射。张锡勤说：“在那‘学问饥饿’年代（梁启超语），严复的这些译著为中国思想学术界提供了急需的精神食粮，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的知识与观念，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5］

在严复之前，对西学并非没有译介。1870—1880年代，以郑观应《盛世危言》为代表，主张学习西方经济与政治；1890年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提出整套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作为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中国学术的根本性缺乏正是从严复系列译著开始得以补充，中国需要从本质上了解西学，这一问题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课题。严复籍此开创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新纪元，大开当时知识界的眼界，极度地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求知欲望。

（三）读者诉求

读者需求更多时候靠译者去推测，去调查，去分析。所以严译的读者诉求，既包括当时知识界潜在的愿望，也包括严复理解中的读者要求。比如，严复采用‘先秦笔韵’翻译亚当·斯密的著作，其动因是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交际目的、交际对象的心理及接受者群体等。严译《原富》如此，早于它的《天演论》更是如此。王克非曾给予肯定：“严复采用古雅文体译《天演论》是有缘由的。而且早在那时，他就讲究译文的典雅，考虑读者是否能接受，选择最适宜的表达形式，确实难能可贵。”［6］

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的需求，潜在的读者有时会对译者提出要求。例如：

原文Ⅳ段4：（4）If the conditions of the cretaceous epoch returned，I fear themost skilful of gardenerswould have to give up the cultivation of apples and gooseberries；while，if those of the glacial period once again obtained，open asparagus bedswould be superfluous，and the training of fruit trees against the most favourable of south walls，a waste of time and trouble．

导言六段1：（22）即它日河复，平沙无际，茅芦而外，无物能生；又设地枢渐转，其地化为冰虚，则此木亦末由得艺，此天胜人之说也。

导言对原作的删减在此不论，只说严复的“释”。什么是cretaceous epoch（白垩纪）？白垩纪是中生代的最后一个纪，始于距今1．37亿年，结束于6500万年前，其间经历了7000万年。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称白垩系，白垩纪是中生代地球表面受淹没程度最大的时期，在此期间北半球广泛沉积了白垩层，1822年比利时学者奥马利达鲁瓦将其命名为白垩系。白垩层是一种极细而纯的粉状灰岩，是生物成因的海洋沉积，主要由一种叫作颗石藻的钙质超微化石和浮游有孔虫化石构成。上述内容即使全译加注，相信现在的读者也未必懂。严复不加写不足以让当时知识界明白。冰川人们似乎略知一二。而the conditions of the cretaceous epoch returned是什么景象？严复博学，不愧为大手笔，仅以“即它日河复，平沙无际，茅芦而外”三个短语就描绘出白垩纪的景象，无须用“白垩”二字。再如those of the glacial periodonce again obtained写作“又设地枢渐转，其地化为冰虚”，也是深得三昧。冰川期（glacial period），指地球气候酷寒，高纬度地方的广阔区域为大陆冰川所覆盖的时期。这种注解似乎也较专业，但是平常我们见过“冰”，冰川未见但也可想见，对因此冰川期释写不多。类似的专用术语，深奥的道理，身为译家，严复不得不替自己的读者考虑，他必须另求新途，必须进行阐释，加写内容。所以变通程度与幅度均取决于严复对期待中的读者的了解程度。

严复译书用的文体由例可见一斑，用的都古文，更是其中的文言，秦汉文体。因为那个时代学堂还不多，文化不普及，通文墨的只是少数上层人士，即士大夫，士大夫从小受熏于文言，为文也求尔雅，严复译书求尔雅，一是为了入流，二是为了赢得读者。

三、主观努力

（一）理念先行

成熟者凡做一事，理念在先。严复吸收《天演论》思想之前或者同时，已初具一定思想观念。最大的理念就是严复1880—1881年间读斯宾塞著Study of Sociology，大为倾心，服膺其学，“辄叹得未曾有”，“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群学肄言·译余赘语》）当时就发现西学的治国之本，这一思想中学也有，可为何后来要译呢？中学论述虽然精要，可当名句警言，但信手拈来，过于精简，缺乏系统性，许多思想并非以专论专著形式出现。此其一。其二，为什么严复不先译他所欣赏的斯宾塞的著作，而译赫胥黎的著作？是因为时势已变，斯氏所倡导的“任天为治”思想不符合中国此时此刻的需要，而恰好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于1891年出版了，其中主张“与天争胜”，严复认为正可以此弥补斯宾塞思想之不足。两种思想交融，严复以赫氏思想为主，斯氏思想为辅，语篇构筑上前者留作本文，后者多半进入案语。

为防止任天为治，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呢？1895年3月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就强调：“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这一文化指导思想决定了严复的翻译策略选择，无论是写动植物，还是写人类社会，凡遇强弱对比，严复或者抑弱扬强，或者删弱增强，以警醒国人如何由弱而强，要懂得强国保种的道理。如：

原文Ⅳ段2：（b）it employs frost and drought to cut off the weak and unfortunate；（c）to survive，there is need not only of strength，but of flexibility and of good fortune．

导言六段1：（10）又有旱涝风霜之虐，耘其弱而植其强，洎夫一本独荣，此岂徒坚韧胜常而已，固必具与境推移之能，又或蒙天幸焉，夫而后翘尔后亡，由拱把而至婆娑之盛也。

严复只取原文句b的weak，连unfortunate也不屑一顾，译作“耘其弱”，随后对应加写“植其强”，又进一步加强行为的结果“洎夫一本独荣”。译述原文句c之后，又写“夫而后翘尔后亡，由拱把而至婆娑之盛也”，旨在与前面所加内容对应，再次强调适者生存、强者繁盛的道理。

（二）自身素质

中国古代学术重通人之学，西方重专家之学。严复出国前后走的正是通人之学，而他后来所译的都是专家之学，所以只有严复才有如此胆识如此能力面对如此繁多的学科知识。严复是那个时代精英中的精英，素质出众，仅两点就足以证明。

一是学识渊博，识见高。论学识，从小上私塾，后入洋学堂，学习科技知识，国学基础扎实，23岁时又选派出国。在国外一面学习军事科技，一面倾心于西方社会科学，这种知识兴趣和结构恐怕无人出其右。回国后，严复坚持读书，国内国外了然于胸，是做《天演论》翻译工作最合适的人选。1895年春前后严复开译，时年42岁，正值中年，处于知识比较丰厚、阅历比较广、精力最旺的人生阶段。所以王栻说：“对于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甲午战争前曾经到过外国的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之流，甲午战争后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7］

因其精通中外语言，浸染中西文化，学识渊博，又具备诸多学科的基本知识，对所译学科有透彻理解，读中外之书极多，斯宾塞的思想早年读过，某些观点先入为主，所以翻译《天演论》时不免时时古今中外纵横比较，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在这种背景下译Evolution and Ethics，看得透，看得薄，以致有删有减；看得简，看得精，以致有浓有缩；看见短处，看见不足，以致有增有加。这都是由译者胆识与学识决定的。

二是善于写作，章法活。“旧时代两千年来的文人，写的本领都是由书面上照猫画虎学来的，写文要熟读经史，写诗要熟读李杜。”［8］严复爱文言，读文言，拿笔写，也是文言，严复发表的文章，篇篇都是桐城味十足。及至翻译，多用文言，顺理成章，不知不觉也走近了文言的调。正因为文言讲辞巧，讲修辞，使用文言，可以少用词，多讲物、事、理，多造情、意、境。这也正是严复在《天演论》中所追求的。

用文言顺手，也不止严复一人如此，连反对严复文言翻译的梁启超翻译《十五小豪杰》也受惠于文言：“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9］这说明那个时代的译者用文言译西书，有其便利省事之优。用近代白话不是严复那代文人的长项，“白话文却是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是乱搅。”［9］许多旧词人建国后写白话诗，无甚成就也是一个旁证。

严译案语不少，有的案语是上好的文章，好比是在作八股。八股文并非一无是处，现代人不知不觉中也在使用，一般包括“破承起讲，提比后比”之类。如：今天游燕京八景（破），八景是本市的名胜古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承），它们有的在市内，有的在近郊，游起来都很方便（讲）。a景、b景（提比），太液秋风不易见；金台夕照已迷失（小比），c景、d景（中比），庐沟加了新桥，蓟门换了碑址（后比），今天天气很好，六景全都看了（收）［10］。

严复是文章高手，自己是大手笔，要与原作竞争。钱钟书曾说林纾自恃能写，有时手痒，添油加醋，锦上添花，借体寄生，借翻译以创作，并指出能写作的译者要有“有克己工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11］。林纾如此，严复更是如此。《天演论》本文与案语处处显出很强的逻辑性，尤其是原作拗口的长句，在严复的笔下则精炼而流畅。如：

原文Ⅴ段2：（1a）In the second place，in order that no struggle for themeans of existence between these human agents should weaken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rporate whole in the battle with the state of nature，（1b）he would make arrangements…

全译五段2：（1a）其次，为了使这些成员之间获取生存资料的竞争不致削弱殖民地共同体对自然状态斗争的效力，（1b）这位行政长官就要进行安排……

导言八段1：（7）且既欲其民和其智力以与其外争矣，则其民必不可互争以自弱也。

将原文目的从句译作复句，表明为与外争、必控内争的逻辑关系，把原文长长的短语分层摆出。比较全译，其理其优自现。这种变通胜过全译，值得提倡。严复身为文章老手，这种手到擒拿的方法更是喜而用之。

如此文章高手从译，总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势，原作文章之优劣在他眼中一览无遗，一旦译者有意改造原作，原作之变也就不可避免，译学界倡导的译者隐身说［12］适于全译，于变译则不大适用。由严译《天演论》可知，变译不仅让译者现身显形，而且要他耍尽增、减、编、述、缩、并、改十八般武艺，译者俨然创作。

（三）创作欲望

严复虽有文才，但无藏之名山的原创，因此他借译而作，将作隐于译，在思想界在学术界创出名声，他如愿以偿了。要创作，就得用主流认可的文体，用文学权威所认可的语言去包装，追求传统文章所追求的文学性，如《孟子》《庄子》《左传》《史记》等，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学性。

理论是灰色的，富于才情的理论表述，无形中增添了引力。一般而言，学者讲理，听众多，作家讲理，听众更多，一是作家多半善言，二是读者爱从文学式话语中获得思想和智慧。古人强调“诗言志”，因而爱读言志诗。严译《天演论》在才情与智慧两相结合的翻译上堪为典范。

严译借体寄生，所借对象是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作品，用其思想做文章，这便是懂外语的好处，可以中西凿壁打通。只是回国后严复一心仕途，而未能投入译书。1895年发表的系列文章除了发忧国之情，也显露出对现状的不满。人愤而作，文穷而作，一种激愤蕴于《天演论》，一种忧思贯穿全书。如：

原文Ⅵ段3：（4）In order to attain his ends，the administrator would have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courage，industry，and cooperative intelligence of the settlers；and it is plain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would be best served b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personswho possess such qualities，and diminishing that of persons devoid of them．

导言八段1：（16）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17）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18）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19）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20）嗟夫！（21）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

严复减去了and diminishing that of persons devoid of them，剩下的工作主要表现为述、释、写、评。严复用导言中下划线部分转述了原文的基本意思；另外，他用“欲郅治之隆”释In order to attain his end，揭示内涵，更为具体。为求“三民”，加写了导言句17—18，以指明达到“三民”的办法，也是对原文前后句逻辑关系的衔接。而“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又是原文后半句的实质结果的揭示。导言句20—21则是对治国方略的祈求，抒发了满腔忧国热忱。

就这一例的变译来看，严复无时无处不在参与作者的构文过程，处处表现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这种欲望来自上述强烈的表达欲、透彻的理解力和文字的表现力。只要这种欲望存在，就不可能是原原本本的全译。这并非许渊冲的“竞赛论”［13］，从目前研究来看，竞赛论仍属全译策略，其主旨还是再现原文，与原作竞争，只争表现力，不争于内容；而严复基于达旨术的变译既争表现力，更争于内容。

四、成功效应

（一）译与作互动铸就《天演论》

《天演论》的翻译与严复相关主题的写作基本同时，可谓两相对应，互促互动，想必是“作”受“译”启发，“译”又从“作”中受益。翻译之中或者之后严复发表了系列文章，在国内已是名声鹊起。相当于为《天演论》作了预告，文章有的地方点明有些思想来自西方学者。

甲午中国战败，1895年2～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相继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和《救亡决论》五篇文章。其中不少思想来自他所读的西方学术著作。如在《原强》中，严复介绍达尔文之后，便介绍斯宾塞，二人的思想成为《原强》的有机内容；同样在《天演论》上卷导言一案语中开篇也是介绍斯氏著作。在《原强》中严复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认为“三权”的精神即“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西方强国之本。因此他提出了救国主张：张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一主张见于赫胥黎Evolution and Ethics节Ⅵ段3句5。严复认为西方“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这一思想在《原强》（1895）就有：“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此后与友人通信中也提起，“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

这种译与作相融的过程似乎是：外国思想先进入论文，再将论文中的部分思想纳入后来出版的译文。译与作相得益彰式互动贯穿于《天演论》之中。请耐心的读者比读一下导言十五与原文，就会发现严复的小结做得极其简明，有层次。当然，严复的小结是在前面已经变通过的十四节的基础上作出的，自然与原文的小结相距较远。试比较：

原文Ⅻ段6：（1a）I have further shown cause for the belief that direct selection，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horticulturist and the breeder，neither has played，nor can play，any important part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全译十二段6：（1）我还进一步指出形成下面这种信念的起因，即在社会的进化中，像园艺家和育种工作者所做的那种直接选择，既没有起过也不能起到什么重要作用。

导言十五段2：（1）今者统十四篇之所论而观之，知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

I have further shown cause for the belief that direct selection严复用“今者统十四篇之所论而观之”代替，从文章学角度看，更胜一筹，原文是对前面小结的探因，严译则是对小结的升华，得出一个更大更高层面的结论。“今者统十四篇之所论而观之”是改译，“知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是译述，更为简炼，将原有的比喻化为比较，比喻便于生动表达，比较则利于鉴别，分出高下，而且“断不可”比原文语势强，语气重，态度更坚定。这一胜出得益于文言的对比结构和简短形式。

类似的变译在《天演论》中比比皆是，无形中会促使译者形成一种变通意识，这种意识在始译之初可能萌芽，但绝对没有完全成形，许多思想是在行文中逐渐明晰逐步成熟的。可以说，严复变译思想是在《天演论》近四年的翻译与修改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严复由译而作，进而由“作”而成为了专家，比如他所撰《政治讲义》，说是专著，实以综述为主，即以述为主，作为辅。书中系统介绍了欧亚国家的形成和政体的变革，行文之中阐述了自己的认识论和政治观。正如许国璋为湖南教育出版社“语言学系列教材”写的总序，也证明了综述是可以成书的：“但是一个介绍者针对一个学术领域写的一部书，他总是尽可能读了有关的著作，加以取舍，然后加以陈述的。他所用的语言也多半是一个民族语言所认可的学术语言。这样一本书，不仅仅是移植，而是移植之外又加上选择和论评的综述，因而在可接受性和可读性上要大于‘译’。同时，它也不是析论或散论，而是体现一定模式的作品，因而在纵深上自然不同于‘评’。”［14］

译有助于作，作又深化了译。这是一般译人做不到的。译与作互动，或者译与作相融，也是严复聪明之举，是其避劣趋优的巧妙发挥。1895年春夏之交，严复写过一组文章，每篇也就几千字。而像西方大家那样构筑专著的条件还不具备，毕竟他未专攻一学，出国前学军事，出国后也主攻军事。说到底，他是书柜式人物，思想火花有，但未形成理论。但他翻译大家之作，正好发挥自己百科知识的作用，可以成为翻译大家。因此变译策略成了他最佳的选择。这种策略的效用之一是让自己的思想融入作者的思想，让当时知识界一并接受。请看《天演论》导言八段1句14—21，不比较原文与导言，断然不知何处为述（导言句16—19划线部分），何处为增（导言句14—15，句16—19），何处为减（导言句16—19），何处为评（导言句20—21）。不仅如此，在导言八段3案语中，严复在段首又写道：

导言八段3：（1）此篇所论，如“圣人知治人之人，赋于治于人者也”以下十余语最精辟。

严复仿佛暗示读者这些思想全是赫胥黎的，不仅给当时读者以假象，现代读者也会产生错觉。比读原文之后，不禁窃笑：严复是不是有自夸之嫌？自然，这种错觉并非读者之过，是严氏有意把自己的思想融入译作，借人之口，取便发挥，宣扬自己主张。正因为如此，才既可以传播西方思想，又可以直抒胸臆，使得这类变通策略在《天演论》及其后几部译作中使用再三。

（二）《天演论》的修改过程即是变通不断成功的过程

1898年正式出版的《天演论》经多次修改而成，从开译到改定，历时近四年，这一过程是《天演论》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变通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则高人指点。在严复笔下，译与作的确不好分开，尤其表现在《天演论》初稿中。最初他将自己的文字夹在正文里，后据吴汝纶的意见，大部分归入案语，附在本文之后。不过，这一工作并不彻底，他的文字还有许多夹在本文中，前面几例即可作证。这一招很厉害，因为有案语示人，似乎分清了译者与作者的思想，加之正式出版前经著名人物过了目，先是在小范围内传阅，一旦正式出版，立即风行海内。

有吴汝纶等高人指点，《天演论》不断达旨的过程，不断求雅的过程是其不断包装的过程，不断取信于读者的过程。因严复是文章高手，《天演论》的修改除具思想性外，也获得了极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文助译作，行之甚远。

二则译教相长。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说明他在译定过程中，是边译边教，边教边改的。凡从教者，都有体会：备课内容，无论写在备课本上，还是做PPT，只要借口传授，对所授内容常有新的认识，或在内容上，或在形式上。从学生求知的目光与互动的交流中，教者可以发现学者明于什么，困于什么。可以推断，比如，学生如果对严译中某人某说不明白，会提出严复意想不到的问题，严复得解释一番；常言道：“教然后知困。”也许严复课上也有回答不上的时候，课毕回家，查证资料，便补入译文，算是阐释或译写。再比如，课堂讲译文，忽然兴之所致，随文而发宏论，课上或课后追记下来，补入译文中。如此设想，极有可能。建国前北大有不少教授，讲授一门课，在与学生教学相长过程中，不断补充修订讲稿，几年下来即可成一部专著。

凡从教者都知道，教是最好的学。与人一勺，自备一桶。要讲清，得理解透。讲解的若是自译作品，则还要表达清楚。所讲不清者，要么是理解不清，要么是表达不灵。照此看来，严复189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以来，不离教习，除了教学与管理之外，其实也成就了《天演论》，教学于《天演论》的译作相融有功，这恐怕是一般人习焉不察的。1908年有安徽籍女生吕碧城来天津向他求授逻辑学，严复“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成书。”（《名学浅说·译序》）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严译《天演论》能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因为他已在求知欲旺的莘莘学子面前得到了检验，得到修正，他更有理由相信适合当时知识界的胃口。

三则文章体制的突破。由前所知，严复想以赫胥黎的思想救斯宾塞的思想，怎么办？补写进入本文，又有背于原作。如果是词、语、句，尚可融入文中，如果是句群以上的内容，就不便于加入原作语篇组织。这一点，身为特重文章章法的中国文人，他不可能不知。于是在节之后另设案语，结果是以赫胥黎主线，斯宾塞为辅线，前者为本文，后者多为案语。严复将赫胥黎和斯宾塞二人看似矛盾的思想合为一体，这是传统文章所不曾遇见的。因而成就了融多家思想于一体的篇章样式，结果译本不同于原本，是变译而非全译。

由于严复喜欢附会，认为赫氏思想许多与中国古代切合，甚至是“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有这种先入为主，不少地方就会请赫氏思想入瓮，就会对原作“削足适履”，也会对原文造成改变。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说“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原作把一层意思说清了，译者还觉得不够，于是用注释，用添加，用评论，有时在案语中，有时在本文中，有意突出这一意思。众多变通手段必定突破原有的文章体制，使之更能达到严复的心愿，满足读者的需求。结果是原作浅显易懂的演讲体变成了译作古色尔雅的文言体。

（三）《天演论》的成功激励严复拓展变通策略

《天演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最具影响的译作之一。《天演论》是成功的！不仅在同代人中产生了震憾，对20世纪初的青年人也具强烈的影响力，对中国思想界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于中国当时知识界饥渴的学术心灵是一副强劲的清新剂和兴奋剂。“十九世纪末，有哪一本著作能够像严译《天演论》那样给知识界带来如此巨大的激动与兴奋？……王国维接触西学，最初也是受到严译的影响。”［15］

求名人作序，已习传至今。严复求教于吴汝纶，有其深意，他要借老夫子之名，跻身于上流社会，要入圈，成为“圈内人士”。吴为《天演论》作序，对其风行有推助作用。

《天演论》出版后一年，严复在《致张元济函》中说：“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在外人看来，这是狂言！但事实证明是严复对变译的自信，既包括知识与思想的自信，也包括对达旨术的自信，对信达雅的自信。

思想界看重其思想价值，文学界看重是其文学价值，学术界看重的是其多学科的学术价值。唐宋以来，古文气势盛，思想贫，宋以来的经义文渐转为八股文。而在严复笔下，为赫胥黎思想借体，又附加斯宾塞等人和自己的思想，这样既有气势，又富于思想，使得《天演论》大为成功。一部作品集科学性与文学性于一身，岂有不畅行的道理？《天演论》即便在近代文学史上也具有文学价值，这是其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是变译胜出的表现。

历史更能说明一切，后人把严复当作思想家研究，均是研究他的案语，基本上未及译作本文中严复自己的思想，原因是无法分清译者与作者的思想。若能深入分析《天演论》及其他译作本文里与原作思想相融的种种变通之处，则更能深化严复的思想研究。新颖而敏锐、尔雅而醉人、精辟而警人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后更是风行天下，不胫而走，这更增强了严氏变译的信心。变译思想始于《天演论》，续于其他译作。

结 论

严复能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名声鹊起，靠的是《天演论》等名译。倘若他一字不漏地全译，是产生不了如此影响的。严复使西方学术思想超出了它们在中国应有的影响，得益于其达旨术，即变通式翻译——变译思想的胜出，而变译思想的胜出又基于其八大名著变译实践的胜出。

严复成就了八大名译，这一伟业始于《天演论》系统变译西方学术思想。之所以采用变译，是因为：

第一，甲午战败、国运不济等促醒他认识到必须道学西方，非变法不可，另外仕途多舛运所滋生的忧国之情也决定了严复的译书心态、写作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这是社会历史原因。

第二，严复深知读者诉求，为了满足中国思想界的多面需求，以解国内的学术饥渴，他不得不采用多快好省、有的放矢的对西方学术思想大量变通的方法，这是读者原因。

第三，严复游学西方，学贯中西，服膺西方诸多学术思想，加之他本人学识渊博，善于文章，有很强的创作欲望，他要在翻译中与原作一比高下，也就情不自禁地对原施以变通，这是译者主观主体原因。

第四，《天演论》变译初试大获成功，激励他如法“炼制”了其他七大名译，结果是八大名译全成了达旨之作，在西学东渐史上发扬光大了隋唐佛经翻译和明清科技翻译中小有一试的变译策略，使之达至巅峰状态，成为全世界有效吸收外来学术思想的变译典范。

［1］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96．

［2］黄忠廉．文化输出需大力提倡“变译”［N］．光明日报，2010－01－05．

［3］黄忠廉．严译《天演论》究竟始于何年［N］．光明日报，2008－05－12．

［4］许华兹．严复与西方［M］．滕复，等，译．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

［5］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下册［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390．

［6］王克非．论严复《天演论》的翻译［J］．中国翻译，1992（3）：6．

［7］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G］／／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9．

［8］张中行．文言和白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25．

［9］梁启超．《十五小豪杰》译后语［G］／／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97．

［10］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1：100．

［11］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83．

［12］TURY，GIDEON．The Nature and Roles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Holmes＆Broeck．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Studies，1978：89．

［13］许渊冲．再谈“竞赛论”和“优势论”——兼评《忠实是译者的天职》［J］．中国翻译，2001，（1）：51－52．

［14］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2．

［15］刘梦溪．总序［G］／／．欧阳哲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On the Causes of Yan Fu＇s Successful Translation of W estern Thoughts

HUANG Zhong-liana，b
（a．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b．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Studies，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None of the eight famous translated works by Yan Fu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category of complete translation，but that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can absorb Western academic thoughts faster，better and more economically with the guidance of certain objectives．The causes of Yan Fu＇s employing such adaptation strategies during his translating as amplification，omission，edition，narration，condensation，combination，rewriting，and imitation can be grouped into the following aspects：1．social context，2．concerns for China＇s destiny，3．multi－requirements of China＇s intellectuals，4．the desire of China＇s academic circle，5．strong awareness of combining his knowledgewith the spread ofWestern thoughts，and 6．the Matthew effectwith his successful translation of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All of the causes contribute to the great success of Yan Fu＇s translation ofWestern academic thoughts．

Yan Fu；translation variation；Western academic thoughts；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H059

A

1009－1971（2014）01－0074－10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3－10－20

国家“十一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YY079）；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7－0349）

黄忠廉（1965—），男，湖北兴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翻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