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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人居环境营建谈永州名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2014-03-31孙诗萌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4年12期
关键词:永州历史环境

孙诗萌

(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北京100084)

永州市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值此之际,十分有必要对古城的历史文化特色与价值再做提炼和思考。笔者曾在博士论文中,以永州地区府县城市为例,研究中国古代地方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对永州奇美的自然山水环境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印象深刻。因此,本文拟从人居环境营建史与传统城市规划设计的角度,浅谈对永州名城历史文化价值的粗浅认识,以及对城市后续发展的若干思考。

一 对永州名城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的思考

从中国古代人居环境规划营建史上看,永州古城的最大特色正在其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极其紧密的、恰到好处的结合。如何理解这一“结合”的含义?即如果单以永州的一座建筑、一条街道、一块碑刻来与其它古城比较,可能不如别处精彩;但是如果以人工与自然的结合度,或者将人工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比较,那么可以说,永州是相当精彩的!换句话讲,评价永州古代人居环境建设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与成就,都不能脱离开它的自然环境、自然“基底”来看;而是必须看到在这样的自然条件、自然基底之上,古人思考了什么,创造了什么,达到了怎样的成就与高度。在这种“结合”背后所展现的,是永州先民对于当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利弊的深刻认识,是一种“充分利用、适度建设、巧以改善”的营建策略,以及“赞天地之化育”、人工与自然“交相赞”的哲学追求与信念。前者语出《中庸》,后者出自柳宗元的《潭州东池戴氏堂记》①柳宗元对此有颇多论述,详见拙文《中国古代文人的人居环境设计思想初探:以柳宗元永州实践为例》。。它们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也是今天十分值得被珍视与继承的宝贵传统。认识到这种人工与自然紧密结合之“巧”,对于我们理解永州名城的历史文化价值、继承其文化传统,甚至指导今天的城市规划建设,都将非常具有启发性。

那么,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的结合究竟“妙”在何处?精彩在何处呢?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城池建设

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的紧密结合首先表现在其城池建设上。事实上,中国古代尤其长江以南的城市中,人工建设与自然形势的紧密结合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温州、福州、常熟、绍兴等都是城建史上的经典案例。但若论其天然形势于人居环境建设之便利,永州却是颇为突出的!

永州古城的选址——此处不论在大尺度区域地理格局中基于军事、交通等原则的战略性选择,而仅论在下一尺度上对城市基址(天然条件)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首先,潇水绕城几乎环其三面,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便利的水源和交通运输条件。其次,在潇水环抱的东岸台地上恰恰有一座南北向狭长的东山,与潇水一起限定出一个适宜聚居的范围,并构成东部的天然防御屏障。第三,在潇水与东山之间,又恰恰有一北、一南两座山丘,成为历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坐标(或“生长点”)。此两座山丘,北为万石山,南为千秋岭,在柳宗元的文章中都已有明确记载,其残存地形今日也仍清晰可见。但以往研究中对这两座小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永州古城基址上最早兴建的汉代侯国城,虽然目前尚缺乏准确的考古发掘证据,但根据文献记载,大约就在万石山一带。唐代永州有“子城”,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地形推测,也约略就在东山、万石山、千秋岭与潇水形成的天然围抱之中,甚至可能就是依山而建。宋代城池扩展,向东沿着东山山脊筑城,向西沿着潇水筑城,因为地形狭长而南北收束呈枣核型,这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天然地形优势,减少人工修筑成本。因此宋人吴之道的文章中早有总结:称永州是“不墉而高,不池而深,不关而固”①[宋]吴之道《永州内谯外城记》,康熙《永州府志》卷19《艺文》。——说的正是这一天然地形是多么不可多得。

再看城内建设对天然地形的利用。汉代资料太少姑且不论。从唐代开始,文献记载中可以确定位置的所有最早的公共建筑(包括衙署、寺庙等)都选址在这三座山丘之上或山麓地带,依山势而建,以利防御和水患;后来用地不足才逐渐向山下平地发展。宋代以后形成的城中道路格局,主要有二纵五横(或七横)。横向(即潇水与东山之间方向)街巷多,正是充分利用潇水岸线和滨水界面的表现。历史上临水城门曾多达5座,现存之清代格局中也有4座;这也说明了古代永州城内的生活与潇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永州城规划建设的特点正是“随形就势”、“依险设防”、“因山为城”、“凭溪为阻”。之所以称其巧,就是因为它以最少的财力、最少的人力,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禀赋与优势,来实现最大的效果。这种巧,是因为人们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的特点和价值;也是因为在规划营建过程中,人们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改造和修补自然;虽朴实无华,却真可谓大智慧也。而事实上不仅仅是零陵古城,宋代以后永州地区下属诸县城——如祁阳、宁远、江华、道县、新田等——的规划建设也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

(二)文化环境建设

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二个特色,是在当地的文化环境建设与道德人文追求。这也形成了永州历史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古人是通过“自然”来“作文章”的。这一特色表现在很多方面:

其一,在永州“悟道”的先贤皆从这片广阔丰美的自然之中获得灵感。不论远古的舜帝、唐宋的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以及后来众多的明清名士,无不如此。他们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皆从对自然的观察和感悟中生发出来;他们的成就离不开永州的自然,也恰恰得益于永州的自然。以唐宋两代永州的大量贬官为例,贬谪对他们的人生而言乃莫大之不幸,但这里丰厚美好的自然山水却又抚慰了他们,陶冶了他们,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为永州创造了深远的文化。

其二,文化的传播在永州也是通过“自然”。永州以“天然碑林”闻名,被称为“石头上的文学史”②参见李花蕾《石刻上的文学史:唐宋文人在湖南的仕宦游历与诗文题记——以永州为中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何以会形成这样的特色?正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墨客以其石奇石多而愿将他们的道德理想、人文追求以石刻的形式永远留在自然之中,永不磨灭。因此“自然”也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播媒介。后人慕名而来,看到前人的印记,读到他们的思想,有感而发,撰文刻石;后人再来,再读,再刻。如此往复,精神一点一点流传,文化一点一点累积和创造。因此可以说,永州的文化、精神与道德,不仅仅是用书本传播,更是通过自然——准确地说是千百年来不断被“人文化”的自然——来传播的。

其三,历史上永州的文教设施建设也充分表现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结合;这也说明文化教育事业在当地极受重视的历史传统。永州古代的学宫、书院数量巨大,笔者曾专门论述这些文教设施的选址和建设是如何苛刻地追求理想的地势、水形,以及对周围自然环境要素的充分利用与契合③详见拙文《“道德之境”:从明清永州人居环境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表达谈起》。。其中,清代邑人樊名世对在一风景极为美好之地——东溪——兴建书院的阐述令人印象极深。他说:“其形胜如此,匪惟于禅居宜,而于吾儒之游亦宜。……旷与奥与,于吾儒心性之学实有所裨。……旷与奥与,于吾儒技艺之学,更非无补。后之学者游于斯,必于斯有起不徙。形胜娱观己,此所以为最也,所以难已叠葺也。”④[清]樊名世《东文昌阁记》,光绪《宁远县志》卷2《建置》。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风景如此美丽之地,不仅适宜建设寺庙,当然也适宜建设学校。美好的风景对儒生的心性之学有益,对技艺之学也有益。后人在这里学习,如何会没有所得、没有成就?这么美好的地方,如何能不建学校呢?事实上,类似的文章在永州地区明清府县方志中比比皆是,这恰恰说明永州前人深谙优越的山水环境对于教育人、教化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说明他们懂得应该把最好的地方用来兴修学校、进行文化建设。这次调研中我们看到,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将原来萍岛上的萍洲书院整修重建,作为永州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场所,算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值得提倡。

综上,永州的文化传统是与它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从这个层面上来认识,才能体会永州的文化特色。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全国很多地方政府和规划设计从业者忽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环境建设,造成了许多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文化传统的断裂、城市环境缺乏整体的精神文化追求等问题。当然这也更突显出永州历史文化传统的珍贵。尤其在本届中央政府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形势下,永州更应该充分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继承与发扬。

(三)风景发掘建设

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三个特色是在风景的发掘与建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两个事件,乃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宋代的《潇湘八景》。前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山水游记的经典之作,也是柳宗元在永州从事风景开发与设计的完整记录。如果说是《永州八记》使永州之名终为天下人所知,那么这“名声”正在于当地奇异之山水、及柳子的慧眼识珠、非凡发掘之功。后者乃明清风靡全国的“八景”文化之源头。为何“潇湘八景”会有如此广博深远的影响?以前不甚理解,但当第一次亲临潇水之上,耳边回荡起北宋欧阳修“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①[宋]欧阳修《咏零陵》。、南宋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②[宋]陆游《偶读旧稿有感》。的感叹,则略有所懂。“潇湘八景”,开启了后世地方以“八景”形式整合当地风景资源、并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模式。上述的事实足以说明永州在中国古代风景开发史上的重要地位。

永州的风景发掘历史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文精神?从元、柳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发掘风景的:这是一种“不忍”——不忍心美好的自然无名地淹没在荒野中,所以“不能不”将其发掘,为其命名,施其建设。这一方面因为永州的自然风景资源实在太美好、太丰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儒家思想中“人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精神,即人有责任及能力帮助自然之化育,发现其美,点化其神。元、柳的行为后来在永州地区也形成了相当深刻的风景发掘传统,历宋元明清,大量的风景地被发掘和建设,并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③详见拙文《唐宋士人在永州的“山水营居”实践及对当地人居环境开发的作用》。。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单纯只看到永州的自然环境如何之美好,而更要看到它们如何吸引诸多名士将他们的情感、思想、信念都一点一滴融入到这个自然之中。这个“人文化”的自然、丰富厚重的自然,才是永州自然独有的魅力与特色。

综合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永州传统人居环境营建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其人文与自然恰到好处的结合。因“巧”而“妙”。从现实的角度看,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财富。今天永州的城市建设如能继续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修补和加强自然,那么其文化传统之精髓即得以传承和发扬;反之如果今天忽视对自然环境应有的尊重与协调,一心只想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景观,那么永州的历史文化特色将被弱化甚至消失。

二 名城申报不是终点,未来城市建设更应侧重文化环境创造

今天永州能珍视自我的历史文化价值,积极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并作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非常值得赞许。但名城申报绝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新基点、新起点。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需要慎思而笃行。

在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吴良镛院士针对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了“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八字原则④吴良镛《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环境创造:为2007年6月9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写》,《城市规划》2007年第8期。。这一观点针对过去的单纯保护而言,强调应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和文物建筑本身,更要维护历史文化环境的整体秩序,使新建设尊重所处环境的历史文脉,并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技术方法上,整体创造并非复旧,而鼓励在尊重历史、尊重整体秩序的前提下适度创新。吴氏常常谈到绍兴“兰亭”与武昌“黄鹤楼”的案例。兰亭因王羲之而久负盛名,然而今日兰亭早不在东晋旧基,而是明嘉靖十七年在原天章寺北择地重建;本是“伪古董”,然“经康熙乾隆之游幸与题记,今日已成地地道道之真古董矣”⑤吴良镛1979年所作国画《兰亭遗韵》题记。。武昌黄鹤楼历史上更是九毁九建,每次设计均依当时之审美与创造有所不同,但并不损伤其作为重要文化地标之真实性与深厚价值。此二例旨在说明,文化环境不仅是前人创造的,更需要后人的继续创新。

所欲“整体创造”的正是一个既延续历史文脉又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环境。这也正是永州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过程中及申报成功之后,需要不断思考与着力之处。并且,必须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文化环境的创造统筹考虑,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因为文化经营与文化环境营造不仅是永州历史上的宝贵传统和突出特色,必须继承;也是永州未来城市经营与发展的巨大优势。

三 对名城申报相关工作的其它建议

此外,强烈建议尽快开展永州古城相关的考古发掘及论证工作,为其城建史研究提供佐证。尤其是对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汉、唐、宋、明清等几个重要城建时期形成的城池范围及主要公建的基址范围。考古发掘是城市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目前对永州城市营建史的相关研究仍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而苦于考古证据的缺乏。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和深化,对永州古城的历史价值极有可能产生新的认识与提升。以“子城”为例,唐宋地理志及柳宗元文章中都曾提到当时永州筑有“子城”;而唐宋州军子城也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永州古城的考古发掘中能有所发现,将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此外,目前古代永州城建史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也需要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一一落实。

最后,祝愿永州市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成功!

[1]吴良镛.中国人居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2][清]刘道著,钱邦芑.[康熙]永州府志[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92.

[3]孙诗萌.中国古代文人的人居环境设计思想初探:以柳宗元永州实践为例[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2,(2).

[4]孙诗萌.唐宋士人在永州的“山水营居”实践及对当地人居环境开发的作用[J].建筑史,2014,(33).

[5]孙诗萌.“道德之境”:从明清永州人居环境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追求谈起[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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