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芳

(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特定的人文环境对个人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其一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此同时，当一个人功成名就之后，他的功名业绩、行为方式、思想言论又会对地方人文环境产生反作用，丰富和发展地方文化。谭运良、谭华父女二人撰著的《曾国藩与湘乡》(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9 月出版)一书，分12 章对曾国藩与湘乡的关系作了专题梳理，包括曾国藩与他的长辈和兄弟、外祖家、涟滨书院、湘军以及湘乡故里、湘乡文人团体、湘乡文化、湘乡民风、湘乡近现代教育和人才培养等，将曾国藩与湘乡之间的多重文化互动关系全面而系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现属双峰县)，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曾国藩能成为晚清重臣，离不开湘乡文化的长期浸染。湘乡文化造就了曾国藩，曾国藩以生为湘乡人而骄傲，他曾自豪地说:“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1］92而曾氏的家风家训、教育思想、治学观念等又促进了湘乡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一 家风

湘乡曾氏以耕读传家，半耕半读之风绵延数代，是湖湘文化世家的典型代表，曾国藩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家风家规。凡湘乡大界曾氏，其家中神龛对联均为:“脉承东鲁千秋业;心奉南丰一瓣香。”［2］7“东鲁”即曾氏开派祖曾参，他是孔子的弟子，居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南丰”则是宋代文学大师曾巩，家住江西省南丰县。湘乡曾姓族人，心敬读书的祖宗，将读书摆在第一位。

曾国藩太高祖曾元吉，天资聪颖，是湘乡大界第一个有文化的人，其所提出的“勤俭立身”、“耕读保家”，是曾氏家族“耕读文化”思想的根源。曾祖父曾竟希，字儒胜，其取字用意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读书扬名，以儒取胜。祖父曾兴冈，是中国耕读文化传统的仰慕者。据说曾兴冈年轻时沾染“浮薄”恶习，“少耽游堕，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后“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壮年跻身地方士绅之列，以不学为耻，“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才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2］9-10。曾兴冈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后来曾国藩将祖父的治家经验归纳总结为8 个字，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诀”为曾氏耕读家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父亲曾麟书，积苦力学，然科场上却屡屡失意，到43 岁时始考取秀才，改变了曾氏世代务农的历史，为后代子孙开辟了一条新路。曾麟书晚年自撰对联一副，表达自己的思想，“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钜付尔曹。”［3］

曾国藩是曾氏耕读家风的集大成者，其家教理念对家族的延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4］1264他认为家道之兴旺，子弟之贤良，全在于良好的家规、家教的维持，因此在继承祖先治家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和自身阅历将耕读家风进一步扩充并发扬光大。

首先，耕读孝友之家胜于仕宦之家。他在家书中写道:“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4］136

其次，勤俭谨朴。曾国藩历览家国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因此终身恪守勤俭谨朴之道，并严格要求家人履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勤致祥”便是其对曾氏勤俭家风的理论升华。他在家书中说“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宝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5］

第三，倡导经世致用之学风。曾国藩教育诸弟及儿孙，读书在于进德修业，不应以科名为重。曾国藩让儿子纪泽、纪鸿放弃八股试帖，而专心研读有益身心、经世邦国的实用之学。曾氏在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技、文化教育的先进之处，对子女的教育也改习西学。曾国藩这种重实不重虚的教育观念对子孙的成长影响巨大，在外交、数学、文化教育、化学化工、军政事业等领域诞生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据《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乡曾氏卷》统计显示，曾国藩家族，自其父亲曾麟书始至今，初步统计总人口为378 人，已绵延了八代。以清末为界限，前四代毓、传、纪、广辈共97 人，其中秀才、国子监生、优贡、举人、进士共20 人，占20%;后四代昭、宪、庆、繁辈共281 人，大学生(含硕士、博士、留学生)164 人，约占60%。曾国藩家族有科名及高等学历者共184 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2］1。

曾国藩的教育理念在湘乡大地上广泛流传，湘乡人才辈出，代有才俊。成晓军教授说:“他的家庭教育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其影响在一部分学人士子、政客、官僚身上得到了突出的反映。”［6］时至今日，《曾国藩家书》畅销不衰，很多家长仍然利用曾氏的教育方法来督教子女，由此足见曾国藩家教思想和家教方法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二 文风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地方文化哺育出来的。没有湖湘文化对他的熏陶，没有湖湘先贤对他的提携和帮助，没有一大批杰出的湘乡人士对他的辅佐，曾国藩很难登上历史高峰。

湘乡人才荟萃，文风盛行，根据湘乡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来看，为湖湘文化作出贡献的有三国蜀相蒋琬，宋朝状元王容，岳麓书院山长彪居正，元代侍郎冯子振，明代大理寺贺宗，清朝的烧车御史谢振定等。浓厚的文化气息催生了湘乡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在隋朝，就已经设置了“经学博士”和“助教”等职。宋代，建立文庙。湘乡文庙不仅是当地祭孔的礼制性建筑，也是湘乡开办官学的象征，因此文庙最初又称“学宫”。自宋代开始，湘乡文化学术高潮迭起，与书院教育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先后有涟溪书院(前身为涟溪书室)、东皋书院、涟滨书院、双峰书院、连璧书院和东山书院等。与文庙不同，书院基础设施完备，资源丰富，不仅有专门的讲堂、斋舍，还有富藏万卷的书楼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书院是湘乡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果，它的出现为湘乡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创造了有益的条件。

对于曾国藩而言，由家塾到书院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在书院他敲开了通往仕途的大门。良好的家庭教育虽使他在童蒙与塾读中崭露头角，但如果不到书院读书，恐怕也难以走出湘乡。道光十一年(1831 年)，曾国藩第四次参加府试再次落榜，返家之后即决定入湘乡涟滨书院求学。当时涟滨书院名师济济，有刘元堂、李本敏、刘庠焕、严世璸等湘乡著名的教书先生，而山长刘元堂则是曾国藩在涟滨读书时的主要授课老师。在涟滨读书的1 年多时间，是曾国藩起早贪黑、刻苦认真，诗词歌赋、八股文理都有较大的提高，为日后走出湘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书中说:“余二十岁在衡阳从汪师读书，二十一岁在家中教澄、温二弟其时之文与科一目下之文相似，亦系脉不清而调不圆。厥后癸巳、甲午年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小开，至留馆后三十三四岁聪明始大开。”［4］1327据研究者考证，癸巳、甲午两年正是曾国藩在书院就读的时间，癸巳年参加府试，中秀才，甲午年入岳麓深造，中举人。

在以后的仕宦岁月里，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些向他传授知识的殿堂。道光、咸丰年间湘乡东皋书院迭遭大水，讲堂斋舍荡然无存，曾国藩带头捐银千两重修书院。据同治《湘乡县志》载:“迁建书院于县治之右，先是大学士曾国藩奏建昭忠祠，并议迁建书院，至是集费购地。”同治二年(1863 年)东皋书院落成，曾国藩又作东皋书院对联一副曰: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7］。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家乡为纪念父亲兴建“箴言书院”，曾国藩为书院搜集书籍，开列了书院的《藏书目录》，并作《箴言书院记》。咸丰十一年(1861 年)年胡林翼逝世后，曾国藩又为修建书院筹资。他曾致书李续宜说:“箴言书院未竟之事，国藩与阁下当代为主持一切”，“敝处薄赙二千，亦专备书院费用，如果不敷，再行筹商”［1］2256。实际上，箴言书院是在曾国藩的主持下建成的，既体现了曾国藩对胡林翼的深厚情谊，也表现出曾氏对兴建书院、教育济世的情怀。

意识到教育造就人才的曾国藩还多次捐资支持办学，创建宾兴堂，倡建“学谷制”，又为文庙的年久失修积极筹措资金等等。曾国藩对教育的重视带动了湘军将士的办学精神，文人将兵是湘军的重要特征，这些文人在前方作战的同时不忘在后方培养人才，他们用战争所获创建了省城湘乡试馆，为湘乡赴省会试的学子提供食宿;修建宾兴码头，为湘乡人泊舟提供便利……这些兴学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湘乡教育的极大发展，以军功之名显赫天下的湘乡人在科场上也渐渐崭露头角。自光绪十五年至三十年废除科举间，湘乡平均2 年1个进士，比咸丰年间高出了5 倍之多［8］251。

1895 年，湘军名将新疆巡抚刘锦堂和邑里士绅“追随文正”在湘乡创办东山书院，该书院不同于传统书院，公开向科举制和八股文挑战，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倡导培养使用型人才。曾国藩和湘军将领的教育意识，推动了近现代湘乡局域的发展。1904 年，湘乡率先将书院改为新学，开一代新学之风。

在书院的“聪明小开”，除了名师指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外，还与书院丰富的藏书分不开。曾国藩在涟滨书院读书时，尊经阁的藏书已达13 000卷，书籍来源除了御颁珍藏和书院购买外，大部分是邑人捐献。据说，曾国藩曾对尊经阁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每天繁重的课程使他只能望书兴叹，道光十六年，曾国藩第二次会试落榜后，途径江宁借贷百金买了一套《二十三史》，因为钱不够，连衣服都典当了［8］83。

书院藏书使曾国藩眼界大开，并自此萌发了藏书之念，由是诞生了曾氏以思云馆、归朴斋、求阙斋、艺芳馆为代表的富厚堂藏书建筑群。富厚堂藏书楼保存了曾国藩大量的手稿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曾国藩本人提供了大量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不但如此，富厚堂藏书楼还发挥了家庭教育功能，凭借家族的丰富藏书，曾氏后人中自学成才者颇多。正如曾宝荪所说:“和三弟昭权出入书楼，参观各种书籍，这也是我能杂学旁收许多中国文化常识的缘故。”［2］352曾氏藏书进而带动了湘乡民间藏书之风。道光末年，既是同窗好友，同时也是儿女亲家的刘蓉在家建起了藏书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亲自为其题写了《养晦堂记》。1942 年，刘蓉后人将“养晦堂”藏书和书架等悉数捐赠湘乡县立图书馆。

如今，湘乡东山学校，湘乡一中、二中、四中的学校图书馆藏书都在20 万册以上，而湘乡农村图书馆藏书10 万册以上的20 余个，私人藏书万册以上的也不在少数［8］85。这种藏书之风在湘乡延续不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湘乡地方文化标志。

三 民风

如果说步入翰苑是曾国藩仕途之路的开始，那么组建湘军则是曾国藩成就功名的关键。太平天国围攻长沙时，咸丰皇帝急令守制在籍的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改变了曾国藩“期作古之作者”的理想，由翰林到武将，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书生带兵的先河。

曾国藩认识到绿营的腐败与无能，“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9］。因此，曾国藩在组建团练时，招募湘乡农民为营勇，儒生为将佐，这支由农民和儒生组成的湘军集团，以“一县之人征伐全国十八个行省”，对晚清的政治、军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湘乡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湘军因为湘乡特有的民风而兴盛，而湘乡的面貌也随着湘军的崛起而大为改观。

湘乡古为蛮荒之地，是官员流放之所，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此地乡民坚韧强悍、忠义血性、奋勇拼搏的性格特质。张朋园在研究区域性民族性格时说:“湖南人个性建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厉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所以从湘乡走出的湘军军人，个个能征善战，奋勇争先，湘乡倔犟强悍的民风成为湘军的军魂。湘乡人做事有一句口头禅:“要么莫做，一做就要争先，遇到困难，拼死也要做完”［8］239。

曾国藩在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初期，屡战屡败，多次濒临绝境，然而，湘乡人具有一种“打脱牙齿和血吞”的隐忍精神，他们把困厄看作身处逆境，磨练自己的机遇，愈挫愈勇，屡败屡战。同治五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写给沅弟的信中说:“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高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湘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4］1309

在湘乡，凡自家居所方圆十余里的范围的人，都可以称为“屋门口人”。“湘乡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挂上钩的‘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遇‘屋门口人’与外地人争斗，则不问曲直必助之，虽至破财伤生而不顾。”［8］156曾国藩创建湘军充分利用“屋门口人”和“急公好义”湘乡民风特点，湘军编队时，以一族或邻里之人，聚成一队，这样临阵作战时，彼此互相援助。湘乡人特有的地方情谊，使湘军如虎添翼，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湘军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成为劲旅，也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密不可分。曾国藩带兵的高明之处在于以礼治军，强调要对士兵进行中国传统纲常伦理的教育，训导湘军忠君报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成为一场捍卫纲常名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曾国藩去世后，湘军先是出关收复边疆，后来又参与中法、中日等反侵略战争，湘乡人的忠义血性、敢于拼搏的精神特质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今天，曾国藩与湘乡的这种多重文化互动仍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要重视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是一个人接受教育最早也是最久的场所，对人的影响最为深远。成人以后，尽管家庭不再是接受教育的主要环境，但在一个人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往往却是家庭。湘乡曾氏成名者众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世代相承的耕读家风影响，长辈的言传和身教，使曾氏后代潜移默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另一方面，一个地方的文化环境和教育设施对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湘乡文化底蕴深厚，书院教育繁荣，私人藏书兴盛，曾国藩成就科名与湘乡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联。在当前大力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形势下，地方文化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营造浓郁的地方文化氛围。此外，还可以深入挖掘地方名人资源，建立地方特色文献，在保存地方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以地方名人为榜样开展宣传和教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充分发挥地方名人资源的社会文化效益。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胡卫平，等.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乡曾氏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3］曾国藩.曾国藩家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81.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

［5］成晓军，康兆梅.曾国藩家训［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296.

［6］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99.

［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105.

［8］谭运良，谭华.曾国藩与湘乡［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9］杜纯梓.湖湘文化要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