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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燕文化

2014-03-31孙进柱陈立利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4年11期
关键词:燕昭王燕国齐国

孙进柱 陈立利

(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河北 保定 071051)

一 甘棠之思,召公其人

追寻燕国的起源,就要从周朝初期一位重要人物谈起,他就是与太公姜尚、周公姬旦齐名的召公姬奭,他们共同辅佐周武王灭商,武王去世后,召公又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任太保,与周公分陕而治,陕塬以东归周公管理,陕塬以西归召公管理。陕塬在今河南省陕县,古代是扼守豫西和渭河平原的咽喉。召公管理的地方是周王朝发迹地,在他的精心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有力地支持了周公平定东方的叛乱。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首诗就是《诗经·召南·甘棠》。召公虽位居高官,但是极其俭朴,巡行之处,不住高堂广厦,也不占用民房,只在甘棠树下搭棚办公,白天听讼决狱,晚上就在棚子中过夜,深刻体恤民间疾苦,这种不扰民的施政作风,被各阶层人士怀念,作了《甘棠》这首诗,歌颂和思念他。“甘棠之思”也成为人们表达对已离任的有德政官员思念之情的代称。

召公与周同姓,经历了文、武、成、康四世。《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杀商纣王后举行的祭天大会上,“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书·君奭·序》记载,周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成王为左右”。从历史资料看,召公在灭商的战争中,在平定成王时的武庚和三监叛乱、东夷的反叛、营建成周等重要事件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他还到江汉流域“省南国,向诸侯发布王命”,开拓周朝的南疆。这些都反映了召公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杰出才能。

周王朝建立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史记·周本纪》说:“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之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史记·燕召公世家》进一步说“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之所以明确是“北燕”,因为同时还有个姞姓的南燕。

从对太公、周公、召公这三位身份最重要的大臣分封来看,其用意是深刻的,当时商王朝虽然名义上被推翻了,但是商人的势力在东北方还很强大,商文化的氛围相当浓厚,东北边陲的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这说明他们对商王朝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些商人与东夷、山戎交往密切,时刻威胁着这个新兴的王朝。让这三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去守边,周天子才会高枕无忧。不过周、召二公在朝廷还担任着重要职责,要在天子身边处理政务,不能离开朝廷到自己的封国去,于是他们又在周朝的腹地获得另一块封地,而那块遥远的封地就由他们的长子代替他们去统治。

二 燕国初封,建都立国

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今河北中部的保定地区已被先民广泛开发,从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址,让人们看到了上万年前原始农耕文明;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为人们展现了8000年前原始村落,通过刻陶面具和颇具规模的祭祀场,可领略到先民们丰富的精神生活;易县七里庄遗址,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构成了上古时期易水流域的文明谱系。先商时期,有易氏在易水流域耕种放牧,与商先民联系密切。商朝建立后,商燕部族在此扎下根,成为商代北方重要的方国。

由此看来,周朝的燕国是建立在一块文化沃土之上的。姬燕的统治者带着一支小型空降部队到这里,同当地商燕贵族一起建立了联合政权,他们带来的周文化,与原有的商燕文化结合,产生了新的燕文化,奠定了燕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但自从姬燕建立之后,燕国人的活动却在很长一段时间离开了人们的视野,从西周到东周前期,在中原国家的外交事务中很少见到燕国人的身影。史书记载的燕国国君世系,自召公奭至燕惠侯中间九世,无名无谥;自燕惠侯以下,有谥无名。据《墨子》等书记载,墨子曾见过燕之《春秋》,应该是燕国的史书,不过很早就失传了。而其他史籍中对燕国的记载很少,这就导致历史研究者对燕国早期历史的怀疑,对于燕国的初封地有不同的记载,《史记》索引记为“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太平寰宇记》则记为“燕召公始封即今涞水县地,后徙于蓟”。也有的专家认为燕国不是周的封国。

这种疑古气氛随着琉璃河商周遗址文物的出土才渐渐散去。这座遗址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开始调查发掘。在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发现了周初燕国都城遗址,在其东南的黄土坡村发现了墓地遗址,从出土文物的辨识以及董家林古城的发现,都说明这里是周初燕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董家林古城就是西周初燕国的都城。在出土文物中,有10多件明确记载着人名和事迹,特别是青铜器铭文中“匽侯”的记载,确切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召公封燕的史实是可信的。尤其是1986年在对1193号大墓进行清理时,发掘出两件青铜器克盉和克罍,上面的铭文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明确了西周初年册封燕侯的史实,铭文记载了周王对召公明德、贤良的赞誉,册封他领有燕侯的爵位,并把九个国(族)一并归他管辖的史事,周王不称召公的名,而称他“太保”,可见周王对他的尊重。召公为纪念此事,铸造了这两件铜器。二是证明了燕国第一代君主是召公的长子克,因为铭文上记述“令克侯于匽”,专家们认为“克”应该是召公的长子,他前往燕国就封,就像周公的长子伯禽前往鲁国就封一样。

由于燕国“外迫蛮貉,内措强齐”,处于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经常受到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扰和中原诸侯国的挤压,因形势所迫几次迁都。董家林古城作为燕国都城约有300多年,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春秋前期,位于燕国东北的山戎各部落结成联盟,实力强大,不断侵掠燕国,迫使燕国迁都,燕桓侯将都城南迁,建在易水河畔,所以称“临易”,《太平寰宇记》归义县条下记:“本汉易县,属涿郡。按今县东南十五里有大易故城,是燕桓侯之别都。”即今容城县东。20世纪80年代在容城县南阳村发掘出战国时期遗址,出土和征集文物有铜壶、铜鼎等,这些器物具有燕文化风格,并有铭文,其地理位置也与史书记载的燕都临易相近,可判断此处即为临易所在地。当时易水是个泛称,今拒马河、大清河、白沟河都被称为易水,而且黄河在春秋前期也流经此地,燕和齐“以河为境”。桓侯将都城迁此,一方面躲避山戎的侵扰,一方面这里地近齐国,因燕、齐的始建国者都是周初三公之一,两国关系良好,燕都临近齐境可以寻求齐国的保护。

这时的周天子已经难以号令天下了,齐桓公执政后,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成为春秋五霸之第一个霸主。燕桓侯的继任者庄公自知无力抵御山戎,便向齐求救。齐桓公听从相国管仲的建议,亲率大军讨伐山戎,进兵令支、孤竹,将山戎军队打败,解除了山戎对燕国的威胁。燕庄公非常感激,送齐桓公回齐时,送入齐境50多里。齐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我不能无礼于燕国。”说完即叫人以此划界,燕庄公只得接受。齐桓公还嘱咐燕庄公,要施行召公那样的德政,按照周礼,向周天子纳贡。对齐桓公所割之地,燕国曾筑城表示纪念,后世称“燕留城”。

山戎的威胁解除后,燕庄公考虑到国都长期偏居边境很不适宜,约在此后不久,即开始迁都,但这次迁都并没有迁到燕国原来的都城,而是在更北的蓟这地方另建新都,开始了以蓟为中心的历史。到襄公时(公元前657-前618年),蓟就成为燕国的国都。《韩非子·有度》讲:“燕襄公以河(黄河)为境,以蓟为国。”国即都城。蓟城的位置,根据考古发掘,大致可确定在今北京城区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即北京城西南部。这里背倚燕山,南控平原,便于控制南下、北上、东出的交通。形势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蓟城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名都”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载:“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

到春秋晚期,北方戎狄各部又强盛起来,蓟城偏北易受戎狄的直接攻击,为躲避戎狄锋芒,燕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再次迁都。据郦道元《水经注·易水》载:“易水又东经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认为迁到原来的临易都城。但随着对燕文化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掘的进展,迁临易之说受到怀疑,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说:“雄县临易,易县亦临易,故所谓‘临易’亦可以指今易县。”据张政烺《庚壶释文》研究,燕文公三年、齐庄公二年(公元前552年),齐国曾联合戎狄共击燕军,迫使燕文公迁都。此时是春秋晚期,已经“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燕文公面临的是齐与戎狄的联合进攻,再迁临易,会受到齐的直接威胁。所以燕文公所迁之都有可能是燕国后期另一座重要都城——燕下都,这座都城发生过一系列决定燕国兴亡的重大事件。

三 金台高筑,昭王中兴

《水经注》记载易水(今中易水)和濡水(今北易水)的流经方向和区域时,对燕下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经渐离城南,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易水又东经武阳城南,盖易自宽中谷历武夫关东出,是兼武水之称,故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在历代史志中,对燕下都也有一些记载,如《易州志》载:“在州南五里,广袤六十里,东北内外皆有土台,尚多居民”,又载武阳城“在州东南十里,故燕下都”。

关于燕下都究竟是由谁、在什么时代开始修建,虽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燕昭王对燕下都的修建和兴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要了解燕昭王,就要从他继位前关乎燕国命运的一件大事说起。公元前320年,燕王哙登上王位,开始时“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受到百姓拥戴,燕国实力很快增强,出现了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燕国大臣子之通过他的朋友苏代和鹿毛寿施展诡计,骗取燕王哙的信任。使子之当上燕的相国,而且贵重主断,并使燕王哙效仿上古贤君尧,把王位禅让给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统治权,引起群臣百姓的不满,据《战国策·齐策》载:“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子之当政三年,造成燕国形势不稳,百姓离心。齐宣王派使者到燕国煽风点火,对燕太子平说:“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使矛盾更加激化,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率军队围攻子之,在子之的反击下,太子平和将军市被都被杀死。反对子之的风潮并没有平息,而是愈演愈烈,形成大规模内乱,动荡持续了几个月,死了几万人。

齐国于公元前315年派匡章率“五都之兵”及“北地之众”进攻燕国。由于燕国军民痛恨子之,所以“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军很快攻下燕国国都,燕王哙身死。就在齐国攻燕的同时,中山国也混水摸鱼,派相邦司马赒攻燕,为中山国“辟启疆土,方数百里,列城数十,破敌大邦”。由于齐军在燕国烧杀抢掠,引起燕国军民的强烈反抗。各诸侯国也纷纷谴责齐军在燕国的暴行,准备伐齐救燕,齐军难以在燕国占住脚,不得已撤军。同时中山国也在赵国助燕的威胁下退出燕国。子之之乱平息后,赵武灵王把流亡在韩国的燕王哙的另一个儿子接到赵国,立为燕王,并派大将乐池送回燕国即位,这就是燕昭王。

《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燕昭王面对的是国家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外部有齐国和中山国虎视眈眈。燕昭王根据国情采取了几项措施,化解了燕国的危机。

首先实施的是人才战略,“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放下君王的架子,给出优厚的待遇寻求治国的人才。《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了此事。燕昭王先去找大夫郭隗商量,对他说:“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

郭隗没有直接回答燕昭王的问题,而是给昭王讲了一番成就帝业的道理以及古君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劝燕昭王广泛选拔人才,亲自登门拜访人才。燕昭王立即答应,任命郭隗重要职务,给他修建了很好的官宅,并且公开尊他为师。其他国家的人才如魏国的军事家乐毅,齐国的阴阳家邹衍,赵国的游说家剧辛等等都投奔燕国而来,形成“士争凑燕”的局面。燕昭王充分相信和重用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干。燕昭王的人才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金台招贤”成为重视人才的范例,以至后世出现影响深远的“黄金台现象”。

其次是凝聚民心。燕昭王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因此他“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与民休息,鼓励生产。使燕国很快从乱到治,由动荡走向稳定,国家强盛,百姓富裕,百姓和士兵都心情舒畅,愿意为国家而战。为讨伐齐国做好了民心和物质上的准备。

第三是营建下都。燕下都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根据多年考古发掘,不仅出土了大量文物,也发现了城墙、建筑基址、墓葬等遗迹,大致勾勒出燕下都故城的轮廓。主体位于今易县县城东南,北易县和中易水之间。南面临中易水,东南是华北平原,处在北连上都蓟城,东达齐国,南通赵、中山等国的咽喉地带,是燕国南方的战略要地。古代都城的营建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交通、国防都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比蓟城更靠近中原,更容易与中原各国的交通往来。

第四是开疆拓土。国内局势稳定后,燕昭王开始考虑解决北方的问题,因为北方戎狄各部经常袭扰燕国北部边境。燕昭王当政时,东胡强大起来,对燕国形成威胁,燕昭王把秦开送至东胡作人质,表面上是向东胡求和,真正用意是要秦开了解掌握东胡的情况。秦开取得了东胡首领的信任,回国后向燕昭王汇报了这一切。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秦开率军打败东胡各部落,并将他们向北驱逐。《史记·匈奴列传》说“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开拓北方大片领土,建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管理和治理这一地区,将这一地区纳入中原文化的版图,其意义是深远的。为了巩固北部边防,秦开还主持修建了燕北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张家口附近),东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全长约一千多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长城之一。

第五是外交策略,展开多边外交活动。虽然燕国具备了一定实力,但还难以与齐国抗衡。因此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亚卿,听从乐毅提出的“举天下而图之”的策略,积极争取其他诸侯国,结成反齐联盟。乐毅认为与赵国结盟是联合其他诸侯国的关键。就在燕昭王着力恢复国力的时候,赵惠文王要出兵攻燕。昭王派苏代使赵,苏代见惠王,以过易水时见鹬蚌争持不下,被渔人毫不费力得到一事,寓燕赵之间动武,两败俱伤,而秦或齐就会乘机于中取利,惠王遂罢兵,修复了燕、赵两国的关系。

在齐、秦两国争霸的情况下,燕昭王采取与秦友好的政策,而对于齐国,则是表面顺从,以消除齐对燕的戒心,并派人到齐国游说,想办法消耗齐国的力量,加剧齐国与其他诸侯国的矛盾。燕昭王让苏秦到齐国活动,一方面破坏齐国和赵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劝谏齐湣王进攻宋国,以转移齐国对燕国的威胁。齐湣王十二年(公元前289年)任命苏秦为齐相,一面积极准备伐宋,一面组织合纵攻秦。苏秦又到各国游说,形成齐、赵、燕、韩、魏五国合纵的局面。但这次联合攻秦,五国貌合神离,所以攻秦行动草草收兵。齐湣王十三年(公元前288年),齐国军队开始攻打宋国。燕昭王派燕军助齐国伐宋。经过三次对宋作战,齐国吞并了宋国,但齐国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齐湣王对内对外专横跋扈,不讲究策略,从而内外树敌,导致外交孤立,政局不稳。

四 铁马金戈,乐毅伐齐

燕昭王的五项措施把燕国推向了巅峰,讨伐齐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于是他和乐毅商议进攻齐国。乐毅分析说:“齐国根基深厚,地广人多,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攻打恐怕难以取胜。如果要讨伐它,应该与赵国及楚、魏、秦等国联合。”燕王便派乐毅再去与赵国定约,另派使者联系楚、魏,说服赵国用讨伐齐国的好处引诱秦国。各国都认为齐国骄横暴虐,愿意参加攻打齐国的战争,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统一战线。

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调动燕国的全部兵力,秦、韩、赵、魏军队也前来会合。赵王把相国印授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燕、秦、魏、韩、赵大军向齐军发动进攻。乐毅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指挥大兵团与齐军决战,解决齐军的主力。两军交战,齐军一触即溃,遭到惨败。齐军主帅触子不知下落,副将达子收拾残兵,退保都城临淄。

一战摧毁齐军主力后,乐毅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分兵,让秦、韩两军撤走,派魏军南攻宋地,赵军北取河间(今河北献县东),自己率燕军深入齐境向齐国都城临淄挺进,追歼齐国败退的残余部队,果然齐国陷入混乱。这时候楚顷襄王认为这是瓜分齐国一块土地的好机会,就派淖齿率兵入齐,打的旗号是救齐。齐湣王幻想借楚军力量抵抗燕军。当乐毅率军攻下齐都临淄后,齐湣王逃到莒城,委任淖齿为相。没想到淖齿却将他杀掉,并夺回了以前被齐占去的淮北之地。

燕昭王亲自到济水上游去慰劳军队,颁行奖赏,犒劳将士,封乐毅为昌国君,让他留在齐国进攻未攻下的城市。乐毅率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又采取第三个步骤,即主要展开政治攻势,整肃燕军纪律,禁止骚扰百姓,寻访齐国的高人隐士,给予很高的礼遇。还放宽百姓的赋税,革除严苛的法令,齐国人都很高兴,所以燕军长驱直入,6个月内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邑,剩下的只有莒和即墨这两座城了。乐毅命令军队尊重齐国的文化习俗,对莒和即墨这两座城池放松包围,甚至允许老百姓自由出入。他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

燕昭王和乐毅称得上知音,可是就在昭王与乐毅的计划顺利向前推进的时候,燕国发生的一件大事,使这一切功败垂成。

五 用人失当,燕国衰败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这是燕、齐两国命运的转折点。惠王当太子的时就与乐毅有矛盾。齐国固守即墨的田单听说后,便派人到燕国施反间计,散布乐毅想独自占有齐国的流言,燕惠王本就对乐毅有疑心,便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大将,召他回国。乐毅恐回燕国会遭到不测,便投奔了赵国。从此,燕军将士愤愤不平,内部不和。

骑劫既不会治军,也不知怎样打仗,屡屡上当。田单乘机施展计谋,先是让人装神弄鬼,既而又让人传言:最怕的是燕人掘城外的齐人坟墓,会动摇军心。燕军就把城外的坟墓掘开,焚烧尸体。齐人从城上望见,都痛哭流涕,都愿出城与燕军决一死战。田单又让人搜罗尽城中的财宝,令即墨的富豪送给燕将,并且说:“攻破即墨后,请求不要虏掠我们家族!”燕将大喜,满口答应。燕军戒备更加松懈。田单见火候已到,于是大摆火牛阵,一战击溃燕军。骑劫还没有正式与齐军作战,就死在乱军之中,燕军失去主帅,望风而逃,逃到黄河边,乐毅统率燕军几年的战果毁于一旦,所占领的七十多座城复归齐国。

看似田单用火牛阵胜了燕军,其实在这背后却有着敌我双方智慧的较量和力量的转换。燕昭王和乐毅在时,君臣不疑,上下一心,燕军士气高昂,乐毅对齐人的安抚政策也使齐人对他很有好感,田单无隙可乘。而一旦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燕国君臣相疑,用人失当,造成军心动摇,便给了田单施展计谋的机会,而断送了燕国彻底战胜齐国的机会。燕昭王苦心经营,所创造的燕国辉煌也一去不复返。

到燕国最后一位君主燕王喜时,已是战国末期,秦国已经走在兼并东方六国的路上,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主力被秦军歼灭,不过在接下来的邯郸之战中,赵国军民同仇敌忾,以疲弱之师,在其他诸侯国的救援下战胜秦国的几十万大军,暂时阻滞了秦军东进的步伐。公元前255年,燕王喜派使臣栗腹与赵孝成王缔结友好盟约。栗腹返回燕国后却对燕王说:“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燕王召见昌国君乐闲,询问他的意见。乐闲答:“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但燕王不听,调动两千辆战车,一路由栗腹率领,进攻赵国鄗地,一路由卿秦率领,进攻代地。大夫将渠劝燕王说:“与人能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反攻之,不祥,兵无成功。”燕王不听将渠的劝阻,而且还亲自率部分军队随大军出发。赵王任命廉颇为将,率军迎击燕军,在鄗打败栗腹的部队,在代战胜卿秦的部队,并乘胜追击燕军五百余里,而且包围了燕国国都。燕王只得派人向赵国求和。赵国人说:“一定让将渠前来议和才行。”燕王不得已,只得任命将渠为相国,前往赵国议和,赵国的军队才退走。

燕王喜似乎很健忘,不多久,他见赵国军队多次被秦军所困,廉颇也被迫离开赵国,由庞煖担任了赵军统帅,便想乘赵衰败的机会进攻它,得到点土地。燕王征询剧辛的意见,剧辛回答:“庞煖易与耳。”公元前243年,燕王便派剧辛率兵攻打赵国。庞煖指挥军队抵抗燕军,杀了剧辛,并俘获燕兵二万人。燕赵间的争斗最得益的莫过于秦国。经过连续几年的战争,赵国已经无力与秦国抗争,燕国的实力也消耗殆尽,秦军兵锋已越过邯郸直指燕国。

六 易水悲歌,荆轲刺秦

唐朝文学家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里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人物的性格基本定了型,那么“慷慨悲歌”的主要源头在哪里?要从燕王喜的太子姬丹讲起。太子丹曾经在赵国当过人质,而秦王嬴政生在赵国,两人在赵国相识,关系处得不错,可是后来嬴政当上了秦王,太子丹到了秦国当人质,秦王却待这位往日的伙伴相当糟糕,太子丹十分恼火。在燕王喜二十五年,公元前228年,逃回燕国,这时秦军已快要兵临易水了。太子丹谋划着怎么对付秦国,靠燕国的力量与秦兵对抗,就是拿鸡蛋碰石头。他找到老师鞠武,请教该怎么对付秦国。鞠武思索了一会儿,劝太子丹还是不要得罪秦国,因为秦国太强大了,得罪了秦国就像捋了龙的逆鳞,不会有好果子吃。

就在此时,秦国一位叫樊於期的将军,因为得罪了秦王,逃到燕国,太子丹把他留下来。鞠武劝太子丹不要收留,但太子丹不听。并进一步向其请教抗秦之计,鞠武向他推荐了田光,田光又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是卫国人,祖先是齐国人,后来迁移到卫国,卫国人都叫他庆卿。到燕国后,燕国人叫他荆卿。荆轲喜欢读书击剑,在燕下都与高渐离等人为友,高渐离懂音乐,擅长击筑,筑是一种乐器。太子丹见到荆轲,说了自己的想法。尊荆轲为上卿,不仅给他职务,还让他住高宫大屋,太子每天上门造访。经过一系列准备,公元前227年,荆轲带着樊於期的头颅和燕国最肥沃的土地督亢的地图,在助手秦舞阳的陪同下西去咸阳。

《史记·刺客列传》描绘了中易水岸边一场悲壮的送别:在萧瑟的秋风中,易水荡漾着寒波,太子丹和他的那些宾客们,知道这件事的,都到易水边为荆轲送行,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举行了祭祀道路的活动。随着气氛的高涨,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节拍唱歌,声音婉转凄清,在场的人都掉下了眼泪。高渐离击出了羽声,荆轲随之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歌声慷慨激越。人们听后情绪激昂,怒发冲冠。荆轲义无返顾的登车而去。荆轲刺秦王不成,被杀。秦王命令大将王翦调兵进攻燕国,很快攻下燕下都,又于这年十月攻占燕国的都城蓟城,最终在秦王政二十五年、燕王喜三十三年,公元前222年,秦军俘虏了燕王喜,燕国灭。

虽然荆轲刺秦王没有成功,可是燕国的义士们并没有屈服于秦国的暴力,高渐离就是他们的代表。秦统一后,到处搜捕燕太子丹的门客和荆轲的朋友,高渐离隐姓埋名,在宋子给一家酒店干杂活儿,宋子在今石家庄市赵县东北,因有人击筑,高渐离忍不住做了评价。人们便请他击筑,结果满座皆惊。此事传到秦始皇那里,秦始皇就让人把他召到身边。可是有人认识他,说这是高渐离。秦始皇让人把高渐离的眼熏瞎了,让高渐离给他击筑。高渐离悄悄地在筑里放上铅,有一天,秦始皇正听得入神,不知不觉凑到高渐离跟前,高渐离突然举起筑向秦始皇打去,可是没有打中,秦始皇命人杀了高渐离,从那以后,秦始皇再也不敢接近原来六国诸侯的人。

七 燕文化特质及影响

燕国800年的历史虽然画上了句号,但在历史进程中上演的一幕幕决定其命运的悲喜剧,创造的灿烂文明,仍然不断地给人以启迪,滋养着人们的精神。

其一,黄金台现象——燕昭王人才战略的历史影响。据明弘治《易州志》载:“黄金台在州治东南四十里,昔燕昭王师事郭隗,筑台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士争趋燕,故号黄金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大量咏黄金台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在地方史志类书籍中也不乏对黄金台的记载。然而在早期史书,如《战国策》和《史记》中,虽然记述了燕昭王拜郭隗为师,招纳贤才的史实,却没有对黄金台的记载。从现有资料看,最早提到燕昭王筑台的为东汉末孔融,他在其《论盛孝章书》中说“昭王筑台以尊郭隗”。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黄金台”这一名称,南朝宋文学家鲍照在《放歌行》中吟到:“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在《水经注》易水条中记载了不少与黄金台有关的地名,如金台陂、小金台等。著名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黄庭坚、刘因等都有咏黄金台的诗作。

从众多咏黄金台的作者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具有济世的胸怀,燕昭王和乐毅的故事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们渴望像乐毅那样建功立业。然而他们所处的专制的封建时期,每个人对封建统治者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士人们越来越难以找到独立人格的位置,遇不到燕昭王那样理想中的折节下士的君主,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他们时时处在矛盾之中。他们始终满怀入世的热情和济世的抱负,但是在统治者那里难遇知音;他们不甘无所作为,但却很难找到施展抱负的机会。黄金台之事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想、可梦、可望却不可及的事,每当读到或想起燕昭王和郭隗、乐毅的故事,或来到古燕地,登上传说中的黄金台,都会在胸中掀起波澜,于是借古喻今、借物咏怀。历代文人士子对黄金台吟咏不绝,形成了黄金台现象,并使黄金台现象的文化积淀日益丰厚。

黄金台现象不仅在中国古代影响深远,即使在当代仍具有积极作用。无论是治国还是地方发展都需要人才。燕昭王在招聘和使用人才上没有狭隘的地域或任人唯亲的观念。黄金台现象所体现的正是重视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的一种理念,在当代社会仍有借鉴作用。

黄金台现象的借鉴意义还在于,形成良好用人机制的重要性。人们不仅赞叹燕昭王的广泛招贤,更称赞他的礼贤下士,对人才合理而大胆的使用,给人才以充分的用武之地,因此赢得了燕国的恢复与发展及对齐作战的胜利。但是燕昭王的继任者燕惠王却不能正确对待人才,用人时满腹狐疑,导致人才的流失,直接后果就是对齐作战的全面失败和燕国的衰落。究其原因除个人因素外,最主要的是在用人上没有形成一种合理的机制。燕国之所以只有短暂的辉煌,却没有从根本上强盛起来,关键是没有实行一系列与用人机制相配套的改革,无论是在治国方略上,还是在用人政策上都随着统治者的变化而改变,没有一个完善的能够长期延续的制度,所以最终导致失败。这在现代社会也极为引人深思。

其二,慷慨悲歌——燕赵文化的基本特征。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一文中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历代相沿,又有“仗气任侠”、“刚直慷慨”、“忠信慷慨”等多种提法。当代一些学者也持此观点,把“慷慨悲歌”视为燕赵文化的基本特征。千古以来,此事此人的影响形成了燕赵的文化品格,“慷慨悲歌”成为燕赵人物性格的代名词,各个时代都得到了传承和呼应。如明末清初以孙奇逢为代表的一批讲求气节和民族大义的燕赵学人,直接武力抗清不成,就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以死抗争,与孙奇逢交往甚密的蠡县人彭了凡,宁死不食清粟,最后饿死在河南苏门啸台,好友孙奇逢即把他葬在啸台旁边,起名“饿夫墓”,1928年,冯玉祥将军在河南驻军时,为“饿夫墓”手书“民族精神”四字。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深受燕赵精神的影响,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筑声剑影楼”,把杨继盛的一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说明他对燕赵古代先贤的推崇。当代文艺理论家刘润为在谈到燕赵文化时,认为燕赵文化那种荡气回肠的气势,直接来源于荆轲易水诀别时的那两句千古绝唱,他评价说:“明知此去绝无生还,却偏偏要毅然前行,为的就是扭转乾坤。这是一种充塞宇宙的精神,一种震撼天地的气慨!如果把荆轲说成是恐怖主义分子,把他的行为贬损为自杀式匕首袭击,恐怕是不妥当的,也是我们河北人民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

其三,灿烂文明——燕下都及其出土文物。宏大的都城。燕下都见证了燕国的兴盛与衰亡,秦军灭燕后,燕下都荒废。19世纪末以来,随着燕下都遗址珍贵文物的不断被发现,才又引起人们对这座都城的关注。1961年3月,燕下都遗址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多年考古钻探和发掘,都城布局已基本搞清。都城略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4-6公里。中部有人工河纵贯南北,河东侧有隔墙一道,将城分为东西两城,以西称西城,是为加强东城的安全而设的防御附城;河以东称东城,是当时人们聚居和生活的中心。南北有古河道和城濠沟通两水。东城可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住区、古墓葬和古河道五大部分。现在遗址地面上可见城墙、台基和墓葬封土。是一处反映战国时期城市格局的代表性城址。

燕下都出土文物。燕下都遗存丰富,自19世纪末以来出土大量陶器、石器、蚌器、铁兵器、青铜器、货币、金银器等。仅从1961年到1982年,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搜集的文物已超过10万件。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土了齐侯铜敦、铜鼎、铜匜、铜盘,现藏于美国纽约市立博物馆。1914年在老姆台东侧出土铜龙一件,也流落国外。外国的文物侵略者经常在此出没。为了防止文物流失,1930年,由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率领的燕下都考古团,在老姆台进行小型考古发掘,发掘出土文物201袋又36木箱。1958年在老姆台附近出土蛙形陶水管出口部分,保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64年,在老姆台东出土大型铜铺首衔环,重22公斤,纹饰及造型精美,是罕见的艺术珍品。1965年在武阳台附近发掘一座丛葬墓,出土的纯铁兵器和钢制品的发现,将中国掌握淬火技术的年代提前了两个世纪。1977年在辛庄头村西发掘一座大型战国墓,出土不少金银器,仅金饰品就有80多件,重2850克,其中刻铭计重量的衡器20件,是研究战国时期度量衡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东贯城村采集的人物鸟兽阙状铜方形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多层楼阙建筑模型,上面雕镂的人物鸟兽栩栩如生,生动再现了贵族生活的场景。对研究当时宫室建筑、雕刻工艺及贵族生活习俗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燕下都出土的数千件半圆形瓦当,纹样装饰繁多,且富于变化,内容丰富多彩,集中反映了燕下都宫殿装饰艺术的成就,为燕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实物资料。

无论是黄金台现象所体现出的重视人才,珍惜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理念,还是慷慨悲歌这一燕赵文化的基本文化品格,以及燕下都丰富的文化遗存,都真切地反映了燕赵文化的基本特质。开展对燕文化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挖掘其丰富内涵,探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对现实社会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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