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原因探析

2014-03-31耿进昂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3期

耿进昂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河南郑州 450046)

1939年8月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波诡云谲，苏联、英国与法国、德国是欧洲三大政治力量，任何两方的结合都会极大影响欧洲乃至世界的力量对比和格局。而最终社会主义苏联选择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震惊世界。对于苏联方面为何做出这一外交抉择，学界看法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唯一选择”论。于振起认为，“苏联在与英法结盟无望，战争又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为防止西方祸水东引的阴谋而与德国缔约……是历史的必然”，是“在1939年8月的历史条件下……唯一现实的正确抉择”［1］。第二，“非唯一选择”论。对于苏德缔约是唯一选择的观点，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拖延谈判才是上策。王斯德认为，在当时“英法和德国都有求于苏联”的形势下，“苏联完全不必马上与英法决裂，不必立即和德国签订条约;而可以像20年前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对德国所采取的策略那样，充分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尽量拖延和德国的谈判，争取时间”［2］。第三，“迫不得已”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苏联与德国缔约是形势所迫。李巨廉、潘人杰认为，苏德缔约是苏联“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不得不采取的外交抉择”［3］。值得探究的是，斯大林作为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不惜与潜在盟友英国与法国疏远，而决定与死敌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究竟有何考量?笔者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以理性、冷酷著称，现实得近乎无情的政治家，做出这样的惊人决定，有其主客观因素、战略战术考量和利益驱动。

一、主观因素:对英法两国深度不信任，警惕“祸水东引”

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欧洲崛起后，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对外侵略和扩张程度日益加深。为了遏制德意法西斯的扩张与侵略，苏联积极倡导集体安全政策，英法对苏联的呼吁没有积极回应，继续对德意法西斯执行绥靖主义政策。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而英法却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当苏联根据公认的国际准则向合法的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并提供贷款时，英法却指责苏联破坏《不干涉协议》甚至说“有些国家比德意更应该受到责备”。法西斯德国于1936年3月公然进占莱茵兰后便着手吞并奥地利，虽然禁止德奥合并是《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和约》严格规定的，但英国驻德大使向希特勒表示他赞成德奥合并，英国国防协调大臣甚至对里宾特洛甫说:“奥地利问题如果按照德国心愿解决，不列颠内阁不会做出军事干涉决定。”［4］(P717)苏联表示准备“立即同其他国家在国联内外讨论为当前形势所要求的实际措施，事情拖到明天可能就晚了”。但英国首相张伯伦3月24日在下院说，苏联的建议只会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4］(P719)。随即英法承认了德奥的合并。

1938年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阴谋，使斯大林对英法的不信任更加强烈。当看到英法两国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让与希特勒德国时，斯大林感到无比失望和切肤之痛。他说:“可以设想，他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德国人，作为德国负责对苏开战的代价。”［5］(P665)为什么张伯伦和达拉第自愿自觉地去帮助希特勒分割捷克斯洛伐克，他想不出别的原因，他能想到的是英法在“祸水东引”。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发表演讲时，分析了英法执行绥靖政策的动机就是想在侵略者和牺牲者之间持中立立场，想让德国和苏联“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他们相当疲惫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出台活动……并迫使那些筋疲力尽的交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5］(P667)，并公开表示“决不让那些惯于使他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把我国拖入到冲突中去”。英国历史学家艾萨克·多衣彻在他的著作《斯大林政治传记》中这样写道:“不仅关于集体安全的一切谈论现在都已成为笑话，不仅国际联盟(苏联是它的委员会的常委)被绕过和忽视了，不仅苏联被它没有正式结盟的英国所冷遇，而且法国在众目睽睽之下等于撕毁了它同苏联的同盟……法国忽视了它的盟友的利益和自尊，把它未来的敌人看成了实际的盟友，而把它实际的盟友几乎看成了敌人，这就使得苏联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6］(P490)

二、客观因素:英法苏谈判步最终失败，英德“秘密谈判”

希特勒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使苏联的西部边境面临直接威胁，斯大林考虑到现实的国家安全危机，也希望能在新的形势下结成反法西斯阵线以制止战争，或者避免卷入战争。

1939年3月18日，鉴于罗马尼亚接到德国的最后通牒，英国征询苏联的建议，斯大林建议立即召开苏、英、法、波、罗、土六国会议，商讨防止德国进一步侵略的合作方案。丘吉尔说:“如果我们拒绝同苏联的自然合作，将是最大的愚蠢。”［7］(P356)艾登说:“要想把欧洲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俄国的地位是头等重要的。”［8］(P53－54)但由张伯伦、哈利法克斯等绥靖分子控制的英国政府却以时机尚不成熟而拒绝苏联的建议。

此时的英国政府一方面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同苏联谈判向德国施加压力，促使德国让步。于是，英国、法国同苏联开始谈判。1939年5月双方在莫斯科展开谈判。谈判围绕三方面展开:三方义务问题;安全保障问题;间接侵略问题。这三个问题反映了英法苏之间的利益差距，因而谈判举步维艰。

首先是三方义务安排问题。英国主张苏联对波兰等国单方面承担义务，而英法则单方面承担对波兰、罗马尼亚的安全保障，苏联的安全则不在英法保障之列，这让苏联极其恼火。

其次，关于安全保障范围。英法不同意把波罗的海诸国列入安保范围内，而且强调军事协定与政治协定同时生效。1939年6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的题为《英法政府不愿同苏联缔结平等的条约》的文章，指出:“在同苏联谈判中出现的不能容忍的僵持和无休止的拖延，使人怀疑英法真实意图的可信程度。”［9］(P492)7月1日，英法被迫同意和苏联一起承担波罗的海诸国安全保障。而苏联此时又提出了“间接侵略”问题，英国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的目的是要把苏联对它所厌恶的或是希望予以推翻的任何政府采取的行动也包括在内”［10］(P1007)。谈判遂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在政治谈判中出现的僵局，1939年7月9日，苏联建议不等政治谈判取得结果，立即开始军事谈判。7月25日，英法虽然接受了苏联的建议，但态度不甚积极。苏联派出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为首的、具有签约全权的高级代表团，而英方代表团团长是一名没有全权证书的退休海军上将，法方代表团团长是一名兵团司令。而在安全保障方面，苏联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元帅建议拟定一项具体的军事条约，并提出了一旦战争爆发苏联可以提供120个步兵师、16个骑兵师、5 000到5 500门重炮、9 000到10 000辆坦克、5 000到5 500架军用飞机(不包括辅助飞机)，即战斗机和轰炸机［11］(P771)。而英法方面根本就没有准备具体军事方案，只讨论空洞原则问题。苏联代表团在其建议中全面规定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苏联和英法应当相互提供军事援助，以及为提供这种援助苏联可从波兰和罗马尼亚获得的过境权。然而，英法代表无权确定在苏联以及其他国家遭到侵略时它们的政府可以提供的兵力，波兰则坚持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军队都不得进入波兰。在1939年8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提问英法苏军事代表团因何故终止谈判时，伏罗希洛夫说:“波兰不让苏军过境打击侵略者是谈判失败的最大原因。”［11］(P774)

另外，英德秘密谈判也是英法苏谈判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英法苏谈判期间，英国同德国进行了长达四个月之久的秘密谈判。虽然英德秘密谈判由于双方分歧巨大无果而终，但这无异使苏联方面对英国更加猜忌。

三、战略考量:为避免过早卷入战争和陷入两线作战，决定“联盗防贼”

1939年5月3日，斯大林撤换了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这是斯大林外交转向的信号。李维诺夫是一个犹太人，倾向于英法，积极倡导联合英法遏制德国的集体安全政策;接替他的是莫洛托夫，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布尔什维克，而且是一个“雅利安人”，斯大林认为他比较适合于同纳粹的谈判，对他也比对李维诺夫更加信任［6］(P497)。

1939年8月中下旬的欧洲形势极其紧张，英法苏谈判陷入僵局，此时斯大林想的不再是避免战争，而是如何避免过早地卷入战争。他尤其害怕出现这样的局面:英法德提前达成和解，而苏联将独自面对法西斯德国。在当时英德秘密谈判的情况下，斯大林的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世界通史》里这样描述:“当英国官员向在伦敦的德国代表提及签订英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时，这种不信任灾难性地升级了;这一条约将使英国摆脱它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疑虑重重的俄国人预见到这一战略将会重演，但这次却是针对他们。因此斯大林做出了转向以往一向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轴心国大的重大决定。”［12］(P710－711)斯大林最终决定“联盗防贼”，他指示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加快与德国的谈判步伐。

另外，在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日本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制造的对苏挑衅，使苏联更为自己的安全感到忧虑。斯大林不能不考虑自己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性，因为日本是《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字国，这也是促使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