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军

我走进水城市火车站候车大厅不久，那个讨厌的乞丐就盯上了我。

我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采购员，经常出门在外，啥样的人没见过，半夜三更还经常在电话里与那些上夜班的小姐“斗智斗勇”，而且从未失过手，因为我兜里揣的可都是含辛茹苦的血汗钱，没有理由让它轻而易举地装进别人的口袋。

那天，我手里照旧提了个密码箱，可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现在谁还将大把的现金往箱子里面撂，只不过是换洗的衣物和一些重要的合同资料。奇怪的是，我前脚刚跨进大厅的门，那个女乞丐后脚就跟上了我，好像看准了我是个暴发户，非要从我身上榨取几两银子不可。

“先生，行行好，给几个小钱吧。”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可怜不得，只要你给过她钱，没准她过会儿又缠上了你，让你斯文扫地，哭笑不得，因此我懒得理她，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了她一眼，快步摆脱了她的纠缠。女乞丐50多岁的样子，并不像别的乞丐那样蓬头垢面，身上还散发着阵阵恶臭，她把自己收拾得还算干净，只是手里端的那只搪瓷碗旧了些，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然而，我躲得快没有她追得快，我刚刚找了个空位坐下不久，她就不失时机地出现在我不远的地方。

“大爷，行行好，给几个小钱吧。”

“大妹子，你可怜可怜俺吧。”

女乞丐在别人面前好像是例行公事，很快就从他们的视线里滑过，唯独到我跟前停住了。“先生，你可怜可怜我吧。”那只旧搪瓷碗慢慢地伸了过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她的手只剩下一根指头了，勉强可以把碗端稳，而另一只手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我多少动了点恻隐之心，女人不是为生活所迫，是很顾脸面的，于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元硬币，很准确地投进了她的搪瓷碗里。

按理说给一元钱已经不少了，可是女人还是不走，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得我多少有些恼火了：“快走，快走，我一分钱也不会再给你的。”

女人似乎跟我泡上了：“先生，你能不能再可怜可怜我，要不，我给你磕头了。”女人果然得寸进尺，真的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乞丐，于是索性不理她，微微将眼睛闭上，靠着椅背假寐。我的意思是，要跪你就跪着，反正我没看见。

然而，我低估了女乞丐的耐心，只见她索性在我面前席地坐了下来，根本就没有要走的意思，口里依旧念念有词的，倒是我旁边一位留长发的年轻人忍不住了，朝女人啐了一口，用力踢翻了女人身前的搪瓷碗，起身走了。

女人没有吱声，抬起胳膊用袖子擦了擦脸，非常艰难地将散落在地上的硬币一枚一枚地拣起来，也不回头看我，搪瓷碗又开始慢慢地向前移动。

讨厌的女乞丐终于走了，我也似乎有些放松，长途跋涉的疲劳阵阵袭来，于是将密码箱压在胳膊下面，靠在椅背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也就是在我刚刚打了个盹的工夫，她又转了回来，那个破搪瓷碗再次伸到我的面前：“先生，给点钱吧。”“不是已经给过你了吗？”做乞丐也吃回头食，我看着她没有一点表情的脸，内心里全是蔑视，就是讨饭也该讲职业道德啊。她摇了摇头，仿佛压根就没有见过我，搪瓷碗几乎伸到了我的鼻子下面：“先生，看你面善，就给几个小钱吧。”碰到这种不讲道理的乞丐，我根本没法跟她讲理，索性采取老办法，闭目深思，把她晾在一边。她却似乎早就料到我有这一手，居然伸出那只残废的手，不轻不重地捅了捅我：“先生，谢谢你了，给几个小钱吧。”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抬起手臂看看表，离发车大约还有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于是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拎起密码箱走进贵宾室。临走的时候，我还回头挑衅地看了她一眼，那意思是说，有本事，你到车站的贵宾室里来“撒野”吧。

无意中我还发现，之前曾坐在我身边的那个蓄小胡子的年轻人也同时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如此看来，不仅仅是我，许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都对这样的强讨强要颇为反感。

在贵宾室待了一个多小时，我的烟瘾犯了，可是贵宾室和候车室都严禁吸烟，我只好到候车室外面的广场上过过烟瘾。一支烟没抽完，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女人的哭喊声，循着声音望去，原来是三个男人在殴打一个女人，其中两个男人很面熟，仿佛在哪里见过。那女人早已倒在地上，紧紧地抱着头，看不清她的脸，男人则恶狠狠地一脚接一脚猛踢在她的身上，一边踢还一边咬着牙喊：“你个老不死的东西，我让你多管闲事，我让你多管闲事。”我愣了足足有半分钟，等我赶到那女人身边时，三个男人已经扬长而去，女人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除了脸上的泪痕犹在，没有人能够听到她的呻吟声。她找到那只飞了很远的搪瓷碗，在众人不解的目光里，再次将散落在地的角币和硬币一张一张、一枚一枚地拣起来，神情是那么的专注，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这时候，我听到周围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在小声议论：“这老婆子也真是的，怎么敢跟那些三只手过不去，她还想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你们没有听说吧，前些日子有个乞丐莫名其妙地死在城外的树林里，还不知道是谁干的。”望着女乞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急忙摸了摸自己的内口袋，那3000元现金还在，不由得长长舒了口气。仔细回想女乞丐挨打时的情景，我想起来了，其中两个人正是曾经坐在我身边的留长发和蓄小胡子的男子，她在侯车室里的怪异表现，并不是为了向我讨钱，而是想方设法引起旅客的注意，以免我遭遇“黑手”。贫穷而卑微的她坦然地面对人们的冷眼和嘲笑，默默地维护着正义的尊严。

我的脸悄悄地开始发烫了，烫得我不敢用手去摸，她在我的眼里骤然高大起来，仔细看去，她像极了我倔强而善良的母亲。我慢慢地走到她身边，将早已准备好的100元放进她的搪瓷碗里，并且在她面前蹲了下来：“阿姨，对不起！”她抬起头看着我，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将那100元从硬币和角币堆里挑出来，递到我手中：“先生，我不需要别人同情，我只要我应该得到的。”虽然我不知道她应该得到的是什么，可是我知道，她不是乞丐，她同样是有尊严有爱心的大写的人。

由于我已经领教了她的固执，只好将那100元人民币迅速地放进她的手里，再也不敢看她一眼，匆匆地逃走了。

半年后，我在国内一家非常有影响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苍天有泪，残疾母亲乞讨供儿上大学》，写的是在水城发生的事，而那位母亲早就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她的那双手，那脸上的伤痕，是我心底永远的痛。原来，她很早就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相依为命，不幸的是，她在一次事故中又失去了双手，家里也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儿子很争气，不久考入了重点中学，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她瞒着儿子来到水城，无奈做起了乞丐。在行乞的过程中，她发现了车站的那伙窃贼，为了既不能让小偷得手，又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她多次用同样的方法让窃贼空手而归，直到那伙小偷被当地公安机关绳之以法……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预订了开往水城的车票……

[责任编辑 袁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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