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渊

高校教育扶贫:问题与路径

●熊文渊

服务社会是高校的功能之一，教育扶贫是高校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高校教育扶贫存在同质化、功利化、盲目化的现象。为此，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应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借助资源优势，秉承“顶天立地”的服务理念，在教育扶贫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高校；教育扶贫；创新；责任

教育扶贫是指通过教育来提升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舒尔茨（T.W.Schultz）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在收入、教育、生活质量三个维度的贫困测度中，教育贫困最为严重，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最大，为47.27%；其次为收入贫困与生活质量贫困，它们对多维能力贫困的贡献分别为32.69%和20.04%。[1]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正式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教。大学作为引领知识创新的中心，应在教育扶贫中发挥突出作用。

一、教育扶贫是高校的义务

服务社会是高校的功能之一，教育扶贫是高校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旨在提升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目的是人的发展，核心手段是教育，关键是智力资源。高校在教育扶贫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首先，高校集中着大量优质智力资源。高校拥有大量的师资和大学生。据统计，2013年我国普通高等院校教职工的总数为2254372人，在校生25632973人（含研究生和普通本专科生）。他们是开展教育扶贫最重要的实践主体，是优质资智力资源的主要提供者。

其次，高校拥有大量的物质资源。大学拥有的实验设备、教学设备和场所等物质资源为教育扶贫提供了基础保障。

再次，高校还具有丰富的网络资源。高校的网络资源主要包括远程教育网和关系网两种。目前几乎所有大学都建有远程教育网络，这种远程教育网络是开展教育扶贫的一种高效手段。同时，大学和政府及市场都建立了良好的网络关系，这也决定了大学能在教育扶贫中发挥重要作用。

可见，高校在开展教育扶贫中具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能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大高等学校招生倾斜力度、开展高等学校定点扶贫工作，发挥高等学校在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央部（委）属高校主要参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定点扶贫工作，省属高校根据省级人民政府统一安排参加本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定点扶贫工作。[2]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扶贫是高校的应尽的义务。同时，高校开展教育扶贫有利于大学接近社会，给大学提供了实践的途径，有助于提升大学的核心竞争力。

二、当前高校教育扶贫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校一直具有教育扶贫的传统。自1996年《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和2006年《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颁布以来，“三下乡”和“三支一扶”就成为高校教育扶贫的基本途径。近年来，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扶贫政策以及有关精神，大学教育扶贫取得了可喜成就，其中又以清华大学的教育扶贫为典型，代表当前我国大学教育扶贫的主流模式：以远程教学工作站网络为主要载体，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干部和群众、中小学师生为主要对象，以远程教学为主要形式，再辅以“三下乡”、招生计划向贫困地区适当倾斜、资助困难大学生，募集扶贫资金等方式，开展贴近需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扶贫培训工作。清华大学的教育扶贫模式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并被其他高校所借鉴。当前，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在承担着教育扶贫任务，但教育扶贫的数量和质量参差不齐，总体看来，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教育扶贫同质化

目前高校教育扶贫方式同质化现象严重，大多数高校主要通过“三下乡”活动、“三支一扶”、教育培训、捐款捐物等途径开展。

“三下乡”活动、“三支一扶”、开展教育培训（包括以学校为基础的教育培训与远程教育培训）是高校扶贫的基本形式。目前几乎每个高校都设有继续教育学院，开展各种类型的继续教育或培训业务，其中成人学历继续教育的形式有成考类、远程类和自考类三种。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形式主要有考试辅导班（面向社会人员）、专题研修班及讲座（面向在职成人）、企业内训（面向企业员工）等。然而，我国大部分普通高校仍然只重视全日制教育而轻视继续教育，在本不受重视的继续教育之中，又存在只重视学历型而轻视非学历型的不良情形。

尽管上述三种方式都能取得一定的教育扶贫效果，但均属较低层次的教育扶贫，对大学的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并不高，因而成为高校最基本的教育扶贫途径。远程教育虽然具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但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具备远程教育的基本设备和技术，只是在远程教育的规模上有较大的差异。

然而，不同类型的高校的资源优势不尽相同，而教育扶贫的趋同化现象表明不同类型的高校没有充分利用各自的特色资源，或者是高校本身的特色不明显。教育扶贫的趋同化与“通知”中所明确的应根据各级各类教育的特点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做到“一区一策、一省一策”、不搞“一刀切”的要求显然相悖。

（二）教育扶贫功利化

大多的高校扶贫是以师生“三下乡”、捐款捐物等方式进行，或者是通过购买定点扶贫地区生产的产品进行。“三下乡”活动具有周期短、影响大、易操作等优点。但由于周期较短，如果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则难以产生良好效益。而捐款、捐物乃至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更没有摆脱物质扶贫的范畴。许多高校往往在教育扶贫中“挑软弃硬”，只追求一些周期短、显“政绩”的教育扶贫手段，关注数量而不重视实际效果，以至于把教育扶贫当作一种政治任务和形象工程，或把教育扶贫变成直接送钱、送物资。高校师生参与“三下乡”也存在功利化取向。某些高校为了完成扶贫任务，把教师和学生的评优与“三下乡”活动相挂钩，部分师生参与“三下乡”存在明显的功利化动机。

“三支一扶”政策的本意是鼓励和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到贫困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创业，但是“三支一扶”政策尚不完善，特别是服务期满后大学生的出路问题得不到保障，一是服务单位条件太差，国家没有进行补贴，大学生不愿意留下来，二是服务单位条件尚可，但是大学生留不下来。无论哪种情况，大学生都面临重新就业的问题。因为与事业单位聘用和入学考试相挂钩，“三支一扶”就成为一些大学生考取公务员或研究生的跳板。

高校教育培训也存在功利化现象。高等教育产业化一度在我国流行。受此影响，高校也应讲投资、搞创收、讲分红。继续教育和教育培训就是大学创收的一个重要来源。目前成人教育或继续教育已经沦为某些高校的生财工具。教师争相到继续教育学院或成人教育学院上课，因为其课酬远远高于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的课酬。然而，由于高校教师在承担全日制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忙于科研工作，根本没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继续教育的教学中，要么授课方式死板，要么内容不符合学生需求，更有甚者指派自己的研究生代其上课，教学质量自是难以保证。

（三）教育扶贫盲目化

教育扶贫是大学的义务，但高校应认真思考自己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当前许多高校在教育扶贫中存在盲目化倾向。一是不清楚自己能做什么，盲目开展不擅长的教育扶贫。一般的高校很难拥有清华大学那样的财力、物力和技术能力去建立一个庞大的远程教育扶贫体系，因而不能盲目地搬用清华大学的扶贫模式。这要求高校应该审视自己的定位和能力。二是不清楚扶贫对象需要什么。高校没有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需求进行调查，这直接影响教育扶贫的对象、内容和形式的确定，从而影响教育扶贫的效果。如“三下乡”送下去的文化、科技和卫生不符合“三农”问题解决的现实需要，最终只能流于形式。

教育扶贫的趋同化、功利化和盲目化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盲目化可能导致高校在教育扶贫时尽量选择一些高校常用的扶贫方式，如“三下乡”、捐款、捐物等，从而加强了趋同化趋势。功利化也可能加强趋同化，因为这些方式对开展教育扶贫的高校来说可能是具有效率的（容易显“政绩”）。由于趋同化的教育扶贫方式具有较强的“合法性”，这会掩盖功利化和盲目化，从而加强此类行为。而功利化可能使盲目化现象加剧，盲目化则可能沦为功利化。

三、高校教育扶贫的路径

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需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努力在教育扶贫突出特色。那么，高校在教育扶贫中应该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呢？

首先，不同层次的大学应承担不同的教育扶贫责任。高等教育是一个层次鲜明的大学体系，有“高端”的“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中端”的一般本科院校以及“低端”的职业技术学院等。不同层次的大学掌握的资源不一样，承担的教育扶贫责任应该有所区别。

其次，不同类型高校应该承担不同的扶贫责任。我国高校可分为综合大学、理工院校、农业院校、林业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语言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体育院校和艺术院校，不同类型大学的特长不一样，承担教育扶贫责任也应有所不同。

总之，高校教育扶贫应发挥大学的优势和特色，避免“千校一律”。这就需要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科学分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应承担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扶贫责任。具体而言，高校教育扶贫中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面向教育扶贫的重大理论和技术问题，在相关领域取得重要理论突破、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立地”就是“接地气”，即要面向广大的扶贫实践问题，重视“身边责任”，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广泛参与到教育扶贫实践中去。

（一)教育扶贫“顶天”靠创新

强国必有强校，强校要靠创新。2012年3月，多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标志着我国目前已进入“创新强校”、“强校强国”的新阶段。按照“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目标，遵循“顶天”理念，高校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加强理论研究，持续产出重大创新成果。应充分利用大学的优势特色学科，面向教育扶贫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集聚优秀人才，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使大学成为知识创新中心。如铁路技术研究，为解决贫困地区交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再如优良农作物的研究，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有效缓解粮食危机。由于理论研究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基础，因此所有大学特别是层次较高的大学，应尽力做好此项工作。

第二，建立政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教育扶贫协同创新平台。高校传统的政产学研用平台有继续教育学院和校办产业两种，而实力较强的高校还通过与地方合作建立研究院或者建立大学产业园开展教育扶贫。不同的平台都可用于教育扶贫，但如何整合这些平台，从而达到教育扶贫的协调创新效果还需要高校进一步探索。

第三，落实教育扶贫领导责任，创新协调机制和考核机制。教育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总体规划和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目前我国的教育扶贫在中央一级建立了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多部门参与和协调机制，主要解决教育扶贫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具体的教育扶贫政策是以省为主，要求“省负总责、县抓落实、扶持到校、资助到生”。然而，跨省级行政区域的不同组织的协调机制，以及省内各级政府与学校、学校与企业和社会团体、学校内部不同教育扶贫平台的协调机制尚不成熟。省级政府应统筹规划本省教育扶贫，对高校教育扶贫进行统一部署和分类指导。各高校应根据省统一部署规划本校的教育扶贫，建立校级层面的协调平台，统一协调本校各教育扶贫平台，实施本校的教育扶贫计划，避免各部门在教育扶贫中的重复建设和利益冲突。

考核机制创新是高校教育扶贫持续有效的重要保障。省级政府应出台政策，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高校扶贫考核机制。首先，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应以分类评估、分层评估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根据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大学设置不同的指标体系；其次，评估指标应该包括教育扶贫的过程和效果的评价；再次，应该完善评估方式，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方式。

第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高校的人才培养要高度考虑本土特色和学校类型。研究型的大学应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应用型高校应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不是只有出新成果、新技术才叫创新，变革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创新。培养一个像袁隆平一样优秀的科学家，就可以使千万人免受饥饿的威胁，培养一个像蔡元培、徐特立、陶行知等人一样优秀的教育家，就可能带出一所好学校，培养出一批好学生。培养优秀人才是所有大学的使命，因而在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方面，所有大学都应有所作为。

（二）教育扶贫“立地”靠责任

教育扶贫是高校的重要义务。高校的教育扶贫能力，既与其创新能力有关，也与其责任意识密切相关。虽然国家对高校参与教育扶贫提出了些许要求，但要求比较模糊，省级政府对各高校的教育扶贫指导也具有较大弹性。换句话说，高校参加教育扶贫到什么程度，主要还是由高校的责任意识决定。高校不但需要创新强校理念，更需要树立强校为民的理念，也就是说不仅要“顶天”，还应“立地”，承担起“身边责任”，具体来说，高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应成立教育扶贫基金，呼吁各类企业、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在片区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如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华西大学的校友扶贫基金等。教育扶贫资金已经成为高校教育扶贫的重要经费来源。

第二，开展专项教育培训工作。高校应该改变重教育轻培训的做法，根据“特色扶贫”、“定点扶贫”和“定群扶贫”相结合原则开展教育扶贫工作。

在“特色扶贫”方面，不同高校应根据自己的特色专业和资源特长进行教育扶贫。如心理学专业师生可开展心理健康培训，法学专业师生可开展普法教育培训或法律咨询等。

在“定点扶贫”方面，应继续完善各类教师到贫困地区从事义务教育培训工作的激励和保障机制，如给予一定的补助及在同等条件下的职称晋升中优先考虑，或在职称评定中增加义务支教条件等。此外，为降低成本，大学应依托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等优势学科，与企业或社会组织联合，建立“智慧教育”远程教育平台。

在“定群扶贫方面”，高校应充分调研各地和各群体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特色教育培训项目，如针对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培训、针对干部的培训、针对医务人员的培训、针对校长或教师的培训等。对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等流动性较强的群体，可通过“教育券”、“培训券”的方式，让其到工作地附近大学就近接受教育培训。

第三，完善毕业生到落后地区就业、创业的激励和保障机制。教育扶贫存在着一个“悖论”：脱贫需要人的素质提升，而素质提升的人因贫困而逃（远）离。教育扶贫关键在于人才培养，但培养的出来人才不愿到贫困地区就业，既便是去了，也不愿久留。高校一直鼓励毕业生到落后地区进行就业、创业，但试问若非就业压力，又有多少毕业生愿意到落后地区就业和创业呢？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待遇均与发达地区相距甚远，要吸引优秀大学生到落后地区就业和创业，必须完善激励和保障机制。如返还学费、给予适当补助、使其社会保障与城市同步、成立创业扶贫基金进行创业鼓励、一定年限税收优惠等。

第四，加强大学道德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服务意识。这是避免教育扶贫功利化的重要手段。道德的教育方法对其效果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我国长期将道德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认为道德教育是一种在知识支配下的纯理智活动，道德教育被理解成道德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并因此患上了边缘化、外在化和知识化的现代综合症。事实上，人的道德行为的养成与体现发生在真实生活情境中，道德的本质是实践，教育扶贫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教育扶贫给大学道德教育提供一种“体验”平台，大学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大学道德教育，将“三下乡”活动、“三支一扶”等教育扶贫实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结合起来，将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内化为大学师生的内在品德，这是解决教育扶贫“悖论”的有效形式。

教育扶贫，高等学校是核心，人才是关键。教育扶贫，归根结底是要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而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关键是靠人才。大学不仅是担负着培养未来优秀人才的重任，也担负着欠发达地区人才培训的重任。因此，必须进一步提升高校办学水平、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充分发挥高校的特长，切实担当起教育扶贫的重任，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作出更大的贡献。

[1]邹薇.我国现阶段能力贫困状况及根源——基于多维度动态测度研究的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6）.

[2]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 lfiles/moe/moe_1779/201309/157306.htm l.

（责任编辑：冯永刚）

熊文渊/广东金融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教育史、高校社会服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