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栋梁，刘爱亮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银川750000)

对民众在基督教世界构建中矛盾心理的理性思考
——以1860—1898年鲁北乡村社会为例

袁栋梁，刘爱亮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银川750000)

传教士怀着极大的热忱和虔诚的信仰以大无畏的勇气只身来到鲁北的穷乡僻壤安置“十字架”，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宗教在这块土地上很难打开局面。民众一方面出于各种动机对传教士兴学、施医、赈灾的举动抱有好感，这给了基督教教士扎根乡村的信心;另一方面，又对基督教的征服性、政治性、排他性，乃至附于其上的异质文明采取冷淡、怀疑和斥拒的态度。对待基督教截然相反、前后迥异的行径就是鲁北乡土民众对基督教矛盾心理的一种折射。

基督教;乡村社会;民众;传教士

自聂斯脱里派入唐，历经元代意大利方济各会光临大都，再到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远赴万里来朝，几经周折，基督教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尤其在清末，作为殖民势力先锋的洋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势力掀起了第四次西学东渐的高潮，对中国的伦理精神、民族意识、权力体系产生了始料不及的冲击。当海禁初开之后，西洋的商人和殖民者还在纠缠于条约体制的构建时，传教士已经离开了海岸线，向着前途未卜的腹地进发。他们的足迹遍布鲁北乡土社会的各个角落，与社会底端的乡绅阶层、农民群体有了一个全方位交叉式的接触，不久就在穷乡僻壤之间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十字架，在乡土中国建立了迥异于封建体系管制下的基督世界，这种呈斑点状的区域分布在“基督”最先降临的沿海地区最为明显，而长久以来浸染孔孟之道但又相对鲁南略逊几分的鲁北乡村社会在面临“福音”到来时所表现出的矛盾心理，时时鞭问着传教士布道方式的合理性，使传教士对自己的传教行径臆测不断，对乡村百姓接纳洋教的怪异行为难以捉摸。

一、传教士早期的传教与善举

传教士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和虔诚的信仰来到乡村的，他们孜孜不倦地传播教义、新建教堂，以期能够救赎人们的灵魂，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此外，有些传教士更是在传教士生涯中倾注了宗教以外的人文关怀，承担起传播西学的重任。1866年，英浸礼会招收教会子弟，在益都创办初教小学堂一所，这是潍坊境内第一所小学。1883年，美长老会牧师狄乐播在潍县创办乐道院，院内设文华馆，招收男生十余名;1895年，又设立山东最早的女子中学文美书院。1897年，英浸礼会在青州广德书院设立大学班。187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益都“施医舍药”，首先把西医带入潍坊。1882年，北美长老会布道差会在潍县城东李家庄建乐道院，内设诊所。1884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武成献在益都县城建浸礼会医所，1892年，改扩建后定名为广德医院，同时创办青州医学堂。［1］据山东省志资料记载，西方新教传教士自1860年来山东传教后，面对近代山东灾荒频发的局面，在基督教博爱精神与普世主义指引下，积极投身于山东灾荒救济。特别是在“丁戊奇荒”与1889年山东灾荒期间，李提摩太、倪维思、狄考文等众多传教士通力合作，不辞劳苦，到处募集捐款，分头赈灾，并提出了许多预防灾荒的建议。他们的这些活动对拯救濒于死亡边缘的灾民，促进中国赈灾机制近代化转型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都有积极意义。此外，他们还传播西方新思想，输入自由、平等、民主的新观念，提倡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反对妇女缠足、包办婚姻和纳妾制度;兴办慈善事业，办育婴堂、孤儿院，戒烟禁赌，创办改造妓女为目的的改良会、济良会等等。信仰虔诚的传教士对在华传教事业倾注超越了种族和国界的心血。正如林乐知说:“余美国人也，而寓华之日多于在美之年，爱之深，不觉言之切。”李佳白也说:“余居中国十余年，言语、饮食、衣服、居处，无非华地，亦既自视华人矣。履华之土，即受华之惠，每思披肝沥胆，有以报称。”

二、鲁北民众复杂的心态与反抗

当传教士们看到“愚昧无知”“自私浅薄”的乡人时，他们常常为中国的将来感到不安和担忧，其流露出来的迫不及待善意不能不掺入用西方人的思想改造中国的意愿。然而，基督教本身的活动与西方殖民侵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基督教本身作为一种世俗宗教，其支配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又是非常强烈的。加之，一些传教士依恃特权，横行乡里，藐视官长，凌辱士绅，教徒良莠不齐，恃教行凶，霸占民产，讹诈乡民，这就使得鲁北人民因民族矛盾、经济关系、伦理观念、日常意识而排教，也使教会无法依靠宗教本身的力量与乡里民众进行心灵上的对话。于是，基督教的强硬姿态在传教士向民众传播教义时表现了出来。在山东活动的著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傲慢地说:“中国绝对需要了解上帝，需要有关于人以及人和上帝关系的新观念”，他把接受基督教文明看成是中国社会“唯一迫切的需要”［2］。这种民族优越感和传教自信心极易使基督教转化为强聒的宗教，进而把传教士自己拖入忿争、词讼和教案里去。

1859年，美国浸信会教士花慕滋夫妇来烟台传教，即遭到烟台士绅民众反对，不许他们登岸。次年，美国浸信会、长老会传教士进入登州，登州士绅坚决反对，并制造公众舆论，坚决敌视传教士，致使传教士租赁房极其困难。其后，美国、英国等国传教士相继来到登州、烟台等地租房传教，均遭到当地士绅民众反对。如1864年，美国长老会教士在登州强租房屋，立即招致绅民的反对，迫使梅礼士最终离开了所租房屋。次年，当美浸会教士高第丕在登州买到一处房屋时，城内立即出现揭帖，号召全城乡绅与群众团结起来，如同一个人，以阻止房屋被外国人占据。1882—1883年，美国长老会教士狄乐播在潍县东郊李家庄购地建堂，又遭群众坚决反对，曾多次拆除修石。1886年，英浸会在青州强租民房，青州人民亦起而抵制，“俾不成交”［3］。1887年美国长老会教士李佳白在济南强占民房，济南人民群众反对，要求收回租约，此后四五年间，曾发动“三次暴动威胁”［4］。1894年，潍县美国长老会派教士进入广饶县城传教，群众坚决抵制，使其无功而返。［5］1881年美国公理会教士博恒理骗占民妇房产，激起了德州各阶层人民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的驱教运动，致使公理会多年不敢再入德州。［6］1896年秋，英籍传教士在威海租地传教，引起威海人民强烈反对。1897年初，英教士又勾串无赖租赁民妇空房，激起威海人民的强烈反抗，民众要求收回合同，英教士蛮横不允，威海人民遂将其强行驱逐。

三、鲁北民众拒斥传教的原因

传教士是打着“上帝福音”的旗帜来到鲁北乡村的，而且世俗宗教中的政治性、征服性也得到了很好的掩饰，按理说，不应该会遇到异质文明的激烈反抗。他们通过与城乡墟集、山村院落民众的直接接触，力图将自己的宗旨和意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层面，侵蚀、肢解、重构着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和规范。他们以教堂为据点，打造一个又一个新异的基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上帝成为唯一崇拜的对象。可是当他们按照既定的东征路线图实施上帝的旨意时，却遇到了异质文明的激烈排拒，而且排斥他们的这个群体互相渗透，就连平日矛盾异常尖锐的阶级也都凝聚到了一起。一位新教传教士在教会的报告中愤愤地写道:“中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7］传教过程中遇到的超乎想象的阻力不得不让传教士反思:乡村民众的生活是何其贫困不堪，他们难道不需要一个“全能的上帝”作为精神上的寄托?西方文明和世俗恩泽难道不能打动他们那颗固执保守的心?

由于受到经济关系和认知程度的制约，乡土社会的人们在入教动因和宗教意识上都处于浅层次思维的水平。抛开那部分“吃教”“恃教”的人不论，教徒中不乏真正的信教者，为了寻找精神寄托而虔诚信教，在传教士或信教亲友、街坊的宣传鼓动下，逐渐产生了对上帝和耶稣的敬畏之情，加入基督教会，“剖家财之大半，输之教主无难色”［8］。教会的赈济帮助他们度过了一次走投无路的灾荒，教会的干预免掉了一场佃主或官司的勒索等等，一时一地的恩惠和庇护都成为一些乡民入教的原因，就这样，教会有了一批中下层的追随者。封建文人撰写的反教文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洋人收养穷民，意在笼络。”

然而，众所周知，鲁北的乡村社会是以血缘继承和地域毗邻为纽带团聚在一起的，它通常有家族、村落、集镇、街巷等群体单元构成，其核心又是家族组织，而地方官府和乡里士绅又构成了村社和家族的领导或权威力量。乡土社会赖以依靠的经济基础则是分散的小户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它将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牢牢的束缚在祖辈耕耘过的土地上。而浸润着封建观念与民族特色的农民思想意识则是凝聚分散的乡里大众的主体文化，它依托于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作用于狭小的生活空间，它包括人们的社会思想、处世态度、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等心理因素。在农民意识流似的思想中感性的成分多于理性的成分，支配普通老百姓态度和行为的习惯性势力大于官方权力的支撑。当千百年来繁衍生息的故土受到异质文明的冲击时，它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过底层的人们以直观、经验的形式迸发出来，进而凝聚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递进为民众共同的、持续的和实践性很强的生存意识。

农民思想意识建立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纲常伦理之上的，两千年来“唯我独尊”的民族心理造成了对异域文化亦即对基督教文化的斥拒心态。乡村民众在对基督教普遍都有固定化的倾向:由于对传教士来华意图、行为的猜忌，以及对于传教士与教民诸多不端的恶感，民众理所应当的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不敬先人，不侍父母，不尚“孔孟”，不崇人伦的的异类宗教。当民众看到矗立在土屋茅舍、寺庙族祠其间的教堂时，总会感受到一种失去既定行为规范的不安。而习惯了传统意识约束下的民众面对基督世界中新的体制时，往往就会找不到自己在社会格局中的位置，产生迷惘、彷徨、无可凭依的失落感。当主体的认识结构比较简单、浅层思维占主导的情况下，由于在思想中没有预先形成对复杂客体准确的判断和选择能力，乡里民众对于基督教就更容易采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方式来接受第三方(乡绅、乡官等)给予的信息，就如乡里民众几乎对教会的每一种礼仪条规都发生过猜忌，而在街谈巷议和反洋教揭帖里形成大量的流言更是决定了民众对基督教的认识水平。

乡里民众对基督文化推行的社会环境基础的不认同，对外来力量与本土习俗相背谬的不认同，使民众不能冷静地看到传教士带给他们的一些文明因子，虽然有时他们也受惠于这种宗教的庇护恩惠，但他们始终无法理解和接受基督教义中所包含的若干西方文化的精华和特质，因此他们在西方基督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冲击面前，始终处于被动和困惑的状态。就在他们思想反复之际，乡绅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非理性心态夹杂着尊王卫道的陈旧观念向他们袭来，于是，没有摆脱农业社会固有的宗法家族或宗法师承程式的乡土阶层站在了反动、落后、保守的立场上来反对洋教及其附带的西方文明。这也造成了传教士对自己布道行为的困惑:一方面，善良的乡村民众出于各种动机寻求宗教的庇护;另一方面，又对基督教带来的异质文明做出坚决的抵制。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并非仅仅是阻碍作用，有时候由社会意识驱动下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和抗争精神会激烈冲击社会固有的伦理风俗，导致人们对经验程式的心理失衡，进而打破自然状态下囿于保守偏执的僵硬意识，增强社会成员对新异世界的趋时反应和适应能力。鲁北乡村的反洋教运动最后也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前奏，庚子事变，让鲁北的人民认识到，对作为西方侵略势力有机组成部分的洋教势力坚决抵制，是正义的民族斗争，是一种处在初级形态的反对殖民主义势力进行政治侵略和精神征服的民族自救运动，但泥古拒变，盲目排外又是倒教的大忌，敞开胸怀，实行宗教宽容，讲求革命策略和斗争方式才是正确的道路。

民族的文化心理是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过程、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结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其形成、发展、传递与变动都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具有很深的历史烙印，而且也会随着历史前进而选择和吸收新鲜的营养。乡村民众对基督教的接纳过程正好可以说明，历史遗留在民众文化心理中的糟粕可以在历史的开拓过程中逐渐摒弃;民众团结一心，抵御外侮的勇气和智慧却不会消散，而必将融入更高级的文化形态，与历史并进。20世纪以后，尽管社会上反教的情绪并未平息，但做法上已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人们不是简单地排斥外来宗教，而是注意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先进的科学成分，以谋求自身的强大。与此同时，西方宗教侵略活动也变得非常隐蔽，传教方式上变得更加宽容，天主教“各个修会的负责人训令在华传教士少管或不管教徒诉讼的事”［9］，并与中国基督教爱国人士联手推动本土基督教的自立运动和本色运动，实现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和自传。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动，国人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有所反复，但总的趋势是，基督教逐渐改变“洋教”的不良形象，和其他各种合法宗教一样，日益受到国人应有的尊重，呈现出与社会主义相和谐的面貌。

［1］王振民.潍坊文化三百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569.

［2］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4辑［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81:295-296.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G］.北京:中华书局，1996:73-74.

［5］济南广饶县志局.续修广饶县志［M］.济南:济南五三美术印刷社，1935:4.

［6］廉立之，王守中.山东教案史料［M］.山东:齐鲁书社，1980:132 -160.

［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89.

［8］邢福增.文化适应与中国基督徒［M］.香港:建道神学院，1995:47.

［9］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48.

［责任编辑:焦玉奎］

Rational Thinking on the People’s Ambivalent Attitude toward Christian World Formation——Taking Lubei Rural Society(1860—1898)as An Example

YUAN Dong-Liang，LIU Ai-l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Ning Xia University，Yin Chuan，NingXia750000，China)

Holding great passion，pious devotion and bold courage，themissionaries came to the hinterland in Lubei sole-handedly only to get

by unexpected cold air from the people there.On the one hand，people there were curious and happy to accept themissionarieswho bulit schools and hospitals and helped the victims of disasters，which brought tomissionaries great confidence of staying in the countryside.On the other hand，people held a cold，doubtful and repulsive attitude toward the conquering，political，exclusive Christian，along with the additional heterogeneous civilization it brought.The two opposite ways to treat Christianity reflects people’s ambivalence towards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rural society;people;missionary

袁栋梁(1986-)，男，陕西西安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专门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K256.9，C912.82

A

2095-0063(2014)01-0119-04

2013-08-23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4.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