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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中国模式政治改革

2014-03-30孙忠良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关键词:权力政治改革

孙忠良

(吉首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吉首416000)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1]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虽然中国目前在政治改革方面还存在着较大进步的空间,但已取得的成绩也让世界和国人有目共睹。

一、中国模式下政治改革的主要特点

第一,中国模式下的政治改革在循序渐进中更具科学性。中国模式下的政治改革是一个逐步展开的渐进性的过程,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改革成本的需要和降低改革阵痛的强度。这种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极左路线”,它并不是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为主要方式,也不同于拉美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激进路线”,它并不是以全盘西化和私有化为主要手段。这种渐进式的政治改革,尽可能地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密切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最低限度降低政治风险。西方国家当初确立民主体制,花费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如果只知道照搬照抄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却没有耐心经历时间的沉淀,实际上就是列宁所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2]。因此,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要想成功地实现政治转型和现代化,就不能不分清楚主次先后,就必须要沿着渐进的路径前行。

第二,中国模式下的政治改革在保持稳定中更具合理性。政治改革的实现,需要一定的保障条件,稳定就是其中的重要保障之一。稳定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政治稳定对于政治改革的成功与否意义重大。若政治不稳定,就会导致人心不稳定,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政治改革也将很难获得成功。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3]正是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之上,通过稳步地推进中国模式的政治改革,才使得中国避免了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才能够使中国模式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政治动力,这也正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挑战和最大悖论就是始终不能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一些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遭遇,都清楚地证明了保持稳定对于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是多么的重要。中国模式通过正确地处理好政治改革、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空前深刻的政治改革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平稳转型。

第三,中国模式下的政治改革在坚持原则中更具正确性。中国进行的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也是一个保证改革方向正确性的法宝。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思想指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一点是从未动摇的。正是因为中国模式下的政治改革积极稳妥、坚持原则,所以才避免走一些弯路,才保证走一条适合中国的正确的路。20世纪90年代,在第三世界开始了一股所谓“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许多国家都建立或重新恢复了所谓的多党竞争和议会民主,但是20 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身患“民主幼稚病”,其民主体制的运行差强人意。政治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因此更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实事求是,不能盲目照搬照抄。中国模式下的政治改革坚持原则,从自身的国情出发,才避免了民粹政治和寡头民主的陷阱,从而在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上一路高歌。

二、中国模式下政治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各种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极大地影响政治改革的前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改革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伴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动,对于政治改革的各种观点与看法也是众说纷纭。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派别总是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政治改革方向指向西方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认为西方式民主是完美无缺的,是普世价值。他们认为中国只有采取西方式的政治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目前政治模式中所面临的问题,除了西方别无他法,刘晓波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而受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派别却恰好相反,他们反对西方式的民主,把西方式民主看作全无半点可取之处。他们认为中国并不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漠视中国政治改革的迫切要求。显然,这些思潮和观点都是脱离中国政治的实际情况的。不同思潮不同派别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模式政治改革的前进方向。但只要我们坚持和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那些脱离中国现实,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的思想和观点,都不过是蚍蜉撼大树罢了。

第二,权力过于集中得不到有效制约,导致政治改革成效甚微。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邓小平曾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4]这个问题不改革是不行的。西方国家十分警惕权力的过分集中,为防止民主制度遭到破坏而形成专制独裁,各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和制度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毋庸置疑,西方国家对于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也不是尽善尽美,其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同样存在缺陷。但是,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产物,它也不乏合理的内涵。所以在某些层面,我们必须看到,也必须承认西方国家在制约权力、防止过于集中和专制腐败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开始有所缓解。然而,中国政治整体上的集权性特征仍没有完全改变。比如对于“一把手”缺乏权力制约和监督,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简单地把对权力的约束寄托在官员的道德自律以及更高级官员的道德优越上,这是很靠不住的,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才是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不二法门。

第三,执政党自身的政治改革滞后,改革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者、推动者和组织者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政治改革的强有力推手。中国的政治改革,体现着执政党对于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追求,因此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弱化执政党的使命能力,否则中国模式的政治改革就会失去核心力量和根本保证,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转型时期,执政党一直在努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第四,政治改革的路径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存在一定争议。由于国情的复杂性,使得有关政治改革的路径选择,众说纷纭。有人主张自上而下,理由是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这种国家结构形式决定了中国要想进行政治改革必须自上而下地从中央政府开始,如果自下而上地进行制度性的改革,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将会受到动摇,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国家走向崩溃。有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自下而上地从基层开始。理由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难度较大,如果通过基层的试验与实践,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层层递进,可以避免较大的政治动荡和巨大的机会成本,不失为政治改革的一种有效路径。不同观点的碰撞,使得在政治改革的选择路径上存在着争议,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改革进程的延宕。

三、改进和完善中国模式下政治改革的相关建议

第一,政治改革必须高举正确的前进旗帜,坚持和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把握和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为保证政治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证,同时也是在接下来的政治改革推进中必须继续坚持的一大法宝。当今社会,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西方国家始终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至上的衡量标准,常常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横加指责,说三道四,似乎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要以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成功,似乎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要以放弃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获得胜利,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的中国在他们的眼中始终格格不入,始终是一个“异类”。如果盲目听从,冒失前行,一旦放弃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迷失了自我,那中国的政治改革将有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毁灭地步。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广大民众更多的福祉,必须要对那些不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发展需要的部分实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但是改革不能乱改,不能丢掉根本的原则,不能偏离正确的轨道。哥伦布曾说过:“我们处于什么方向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正向什么方向移动。”邓小平也曾说,“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3]。因此,必须高举正确的旗帜,坚持正确的方向,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绝不能动摇和改变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第二,政治改革的进度不宜盲目冒进,速度太快可能会出现灾难性后果。一些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对此国内也有部分学者附和这一观点。不可否认,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模式的确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如果以此认为中国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或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失败的话,那显然也有失公允。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映照之下独树一帜,单单依靠经济上的成功显然是薄弱的。可以说,在经济领域改革成功的背后,从未离开过政治改革的支撑。一些西方国家常常以西方式的政治民主标准来审视中国,自然而然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难以认同,出现否定和蔑视的声音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中国模式的政治改革不能依照西方挥舞的旗帜而盲动,政治改革必须要在速度和适度上保持适当的基准,不能盲目求快,盲目跃进,盲目跟从,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要保持一个属于自己的节奏而起舞,这个节奏不能太慢,如果太慢就会导致整体现代化建设的不协调。这个节奏也不能太快,如果太快就很可能会自乱阵脚,让一些敌对势力可乘之机。一些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都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误,所遭受到的教训也是十分惨重的。因此,必须要在今后进行的政治改革中避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渐进式的改革,就是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就是稳妥地推进改革,不但要考虑当前的需要,还要考虑长远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这可谓是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在保持政治稳定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也可以是一个值得大加借鉴的法宝。2010年10月,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在沿海及内地七大城市举行的民调中,在回答“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注意的问题”时,受访者对“把稳定放在首位”的关注度最高,提及率近七成。[5]

第三,加强对政治权力的平衡与制约,不断构建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的政治优势。但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失去了平衡和制约,那也将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比如当前严峻的腐败问题,腐败之所以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约束。如何解决政治权力过于集中,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加强对政治权力的平衡与制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官员的道德自律,加强教育,使其化为内在力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要不断建立健全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制约和监督机制如果不够完善,或者落实得不好,权力的异化和腐败的滋生就在所难免。所以,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固然很重要,但提高相关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更为重要。一些制度之所以缺乏执行力和约束力,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执行环节上,而是在制度制定上存在缺陷。制度的执行本来就是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执行力弱甚至无法执行,说明制度本身还是存在问题。因此,相关权力制衡和监督制度在制定过程中就应考虑能否执行和执行力的强弱等问题,避免出现一纸空文的现象。

第四,政治改革涉及的范围必须是可控的,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模式的政治领域中占据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其自身的政治改革对于推进整个国家的政治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在一个拥有13 亿人口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易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目前,在国际方面,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余波未了,西方式的民主面临着走下坡路的窘境,改革似乎也被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选择的路径之一。而在国内方面,以往改革遗留下来的沉疴旧疾开始发酵,基层的社会矛盾有所突显,比如党和政府公信力受到的质疑,群体性社会事件的频发,也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一些问题与矛盾甚至呈现出激化的态势。在此背景之下,社会公众对执政党自身的政治改革充满了期待,这种期待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在执政党所推动的政治改革中,可控性是十分必要的。所谓可控性,就是指在政治改革的范围、力度和强度等方面要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使改革失去控制,避免出现较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无序。执政党的改革既要努力从下面寻找突破口,调动起社会大众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又要从上面解放思想,同时加以控制,从而制定出正确的决策和路线。如何上下配合,进行可控性的改革,这对于中国模式的政治改革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政治改革可以把县政改革作为重要的突破口,自下而上层层推进。关于政治改革的路径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一直以来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张自上而下的观点认为政治改革应从中央政府开始,主张自下而上的观点认为政治改革应从基层农村社区开始。其实,政治改革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中央政府和地方基层都需要加大气力,共同运作。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把县政改革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以此为改革的切入点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中国共有2800 多个县级行政区域单位,截至2008年底,中国县域地区人口总量为9.28 亿,占中国总人口的69.8%。中国县域地区面积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95.2%。中国县域经济在2000—2008年GDP 复合增长率达到11%,2008年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达15 万亿元,占全国GDP 的49.6%。县域地区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其强弱直接影响着中国整体国民经济的兴衰。近几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和关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国走向县域经济的时代似乎已是大势所趋。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县政改革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有利于中国现代化模式政治改革自下而上的推广。在县政改革方面,广东的顺德取得了不少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2009年8月,广东省正式确定顺德区为唯一的一个综合改革实验区,顺德被赋予了行使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事务的地级市管理权限。一个月之后,顺德就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把原有的41 个党政机构整合为16 个大部门。但其实顺德改革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大部制,而在于党政统合的组织架构和决策、执行、监督互相制约的权力架构。[6]党政统合,是在现有体制之下的权宜之计,并不是与“党政分开”相悖;行政三分的结果打破了原有的权力结构,力图从根本上解决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症结,建立起经济、高效的政府运转模式。当然,顺德的县政改革才刚刚开始,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进过程中还将面临着诸多挑战,其成败还有待检验,但其中一些思路还是可以大胆借鉴。如果县级的政治改革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以此作为突破口,层层推进,最终实现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

[1]习近平.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改革[N].杭州日报,2012 -12 -12(9).

[2]列宁.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7.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1-286.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329.

[5]中国民众如何看政治体制改革[N].环球时报,2010 -11 -01(4).

[6]人民论坛杂志.世界大趋势与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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