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社会建设中文化制约因素的思考

2014-03-30金桥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金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200433)

“任何一个文化与另外任何一个文化接触时，它不可能站在文化基线的零点上。”［1］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建设中出现种种问题进行文化反思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慢慢成长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对其影响深刻，而对这一影响追根溯源，恰恰是寻求中国文化基线的问题。如何定位古老传统的文化基线?必须从它的历史背景与史实中去分析、挖掘与理清，这既是研究文化的科学态度，也是进行文化反思的基本精神。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其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康有为曾希望中国文化能在现代要求下“全变”、“速变”，但这有违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新的社会制度与市场化的经济运作方式已然建立，传统秩序也随旧制度的消逝而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几代人所追寻的新秩序却迟迟未能露面。民主与科学始终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或许只有残留在旧制度后的陈旧思想或保守观念才是根源所在，它是支撑传统文化生存的精神要素，更是在社会大变动中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的碎末残渣。马克思曾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形容为“死人抓住活人”，死人终究要死去，但我们需要主动作为，才能将制约社会发展的无形“毒瘤”从我们的思想上彻底去除。

一、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

“家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是个体经济、教育及政治的中心，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要素及政治基础，而由尽孝形成的“祖先崇拜”或“家族认同”便成为支撑这一堡垒的精神屏障［1］。英时也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根来源于家庭。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生产为经济基础，因此，这一观念根源于中国社会浓浓的乡土性，“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2］，小农生产模式的长期存在，使得以血缘和姻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观念深入人心，而由此产生的家族制度则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家族中的血缘关系尤为重要，同一血缘可以构成一个强大的关系网络，这一网络具有极强的团结作用，正如费孝通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2］，而形成了极具伸缩柔韧性的差序结构。

家庭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但并非中国人所特有。然而，相比西方，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却根深蒂固。因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对于家庭的倚重源于集团生活、团体生活的严重缺乏。西方人的“集团生活太严重太紧张，家庭关系遂为其所掩。松于此者，紧于彼;此处显，则彼处隐。”［3］因此，在西方，团体与个人观念比较重，家庭观念则比较轻。而在中国，伦理文化将家族关系作为基底向四周发散开来，它使得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他人都承担一种伦理义务，则全社会的人都会被这种无形的关系辗转连锁起来，以伦理文化组成的社会没有实际边界，它“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3］，形不成敌对抗衡，相反却“泯忘彼此”，从而形成了“家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观念。如父子关系引申到行政体系中，君臣关系、政府与庶民的关系等都成了父子关系的变型。中国早期的国家及家国同构理念就是在“家”的基础上产生的，构成家国一体的制度格局，形成了“行政权利和宗法权利、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融为一体的‘家天下’”［4］。中国家族文化、家族制度便在“家国一体”的社会存在基础上运势而生。它是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它能建立起一种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与道德准则，具备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家族、社会与国家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家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社会是以公民意识和个人主体性作用的发挥为基石，而国家又是家族与社会的延伸，是以社会组织和行政机构为基础。家族观念的根深蒂固与家国同构的体制格局使得社会这一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沦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间隙中。

因此，历史悠久的家族制度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也必然成为阻碍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如家族文化中“内外有别、亲亲为大的人伦观念”;家长制、等级制观念等［4］。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说:“我国国民，习为奴隶于专制政体之下，视国家为帝王之私产，非吾侪所与有，故于国家之盛衰兴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少动于心，无智愚贤不孝，皆皇然为一家一身之计。”［5］张东荪在其《理性与民主》一书中也曾讲到，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从不承认个体独立性的存在，中国的社会组织实质是一个“家庭的层系”，作为“依存者”的个人被编入这个层系之中，并课以那个角色或地位所应尽的职责。它成为约束个人自由最为重要的观念，且仍在制约着当代人的发展进步。如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特权主义的家族统治下，个体价值及自由等观念无从谈起，所有事情的决断权、支配权都归于一家最德高望重的人。如婚姻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族年岁小、辈分低手中的“私房钱”，都是“亲上加亲和亲外有亲的葛藤式的关系网”的必然结果［1］。所以，“中国一般人很会恭维人，也很会骂人，但却没有养成平等讨论问题的习惯”，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是“雏形的权威主义之自然的养成所”［1］。此外，延续至今的家族观念重在对“义务”的强调，而对于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观念却鞭长莫及。如古代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所能接触的渠道一般只有三种:赋税、徭役与兵役，而这些均为义务观念的产物，对于个体权利，既无提及，更无保障。于是，“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却活跃着权力观念了”［3］。根深蒂固的宗法家族观念使个人权利长期处于一种被剥夺的状态，并逐渐造成了国人心灵的扭曲，价值观的迷茫，主体意识的淡化及自由个性的泯灭，从而扼杀了现代社会在中国的成长。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出现的社会主体性缺失、权利庇护、谋取私利、家族械斗以及贪赃枉法等矛盾问题，都是家族观念的当代延续和强化。历史上“家国同构”的体制格局，使得作为家庭与国家之间非常重要行为体的社会，被历史隐没了或成为一种隐形的不起作用的虚体。发展至今，社会主体性缺失所带来的问题比比皆是，如在社会当前的抗震救灾、国际维和等行动中，存在着国家行为和个人的义举善行，却缺乏社会组织或社会实体的行为。由于缺乏社会主体性活动，中国人在团体生活中所应具备的公德意识，即梁漱溟先生所讲的“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及法治精神”便无从培养。《南方周末》曾撰文以信用卡在中国的发展为例，谈论儒家文化与中国金融发展滞后的关联性。其中肯定了传统文化中的家族依赖性改善了两千多年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能力，但同时指出:“到了现代经济社会，这种对非血缘关系商人和公司的不信任，过分依赖家庭家族实现经济交易的后果，也让现代金融、市场难以迅速发展。”［6］此外，家族观念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及企业的领导机构中还较为普遍，这种价值观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而并非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原则上，由此落后观念所导致的宗族斗争、小家族利益纷争等等社会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如家族式的煤矿为争夺利益而发生的械斗等等。

日本稻叶君山指出，家族制度或家族观念是保护中华民族的唯一障壁，这种支持力的坚固程度，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而曾摧毁古罗马家族制度的基督教以及后来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本身也是反家族的佛教，却都被此家族制度或家族观念所降服。因此，中国式的家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中国文化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作用。［3］

二、“官本位”主导下的政治价值观

人是社会的构成主体。传统社会是人治理念，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实行民本位、人本位的理念，而传统的“官本位”主导下的政治价值观，已经成为束缚现代社会构建的无形羁绊，如官民对立现象，其实质就是官与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人作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力量，“官本位”主导下的政治价值观自然就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这种经济独立性的缺乏就决定了其政治文化上强烈的依附性，子民心理定势与依附性人格便直接导致了“民众独立主体地位意识和独立人格精神的萎缩”，即子民文化而非现代公民文化在当代中国公民身上的影响更深［7］。“官本位”主导下的政治价值观以各种方式渗透进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并逐渐形成了“泛政治化”的取向。中国社会典型的政治全能型特征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崇圣意识与子民心态，传统依附性的政治人格与强烈泛政治化的国民心态逐渐导向了对于权力与权威的无限崇拜与追求。这种影响的直接后果便是“权威性人格”的出现。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曾在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对产生权威主义倾向的各类因素进行了汇总，主要包括: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水平的低层次，平日阅读量的减少以及难以相互沟通的隔离性职业等等。

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发展，国家与社会有可能呈现出二元分立与渐进整合的双重态势。然而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对于社会其他领域的压制束缚仍然客观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官本位”主导下的政治价值观依然在中国人的意识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政治价值观使得人们对于权力的追逐，由拜物教式崇拜发展到了人格化崇拜，并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子民心理。例如，“由于传统政治文化重伦理与道德而忽视制度的作用”［7］，导致了建国后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权力本位意识极为浓厚的传统社会，延续至今并对现代社会的构建产生了无形的枷锁。“官本位”主导下的政治价值观带来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衰落。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拓宽了人才选拔的渠道，但同时也使大部分知识分子将精力放在对儒家经典思想的诠释理解和对文学艺术的钻研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形成了人才上的制约，这种思想影响延续至今。当代社会选择公务员作为未来职业的知识分子逐渐增多，而对于需要付出长时期艰辛努力和不懈奋斗的自然科学领域，却少人主动作为。据最新网络调查，当前中国社会中近半数的年轻人对于未来的职业选择都倾向于从政为官，将权力视为工作的第一需求，“官本位”主导下的政治价值观继续影响并造就当代社会的“官迷”。同时，“官本位”主导下的政治价值观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的官商经济现象，使得政治权力与商品经济相结合，从而使“政治上的特权代替了经济上的经营，使经济活动政治化”［8］，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诸如腐败、寻租等现象便时常发生。此外，当前社会上的民间组织，即NGO 的建设，政治权力的干预已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要障碍。而这一现象也并非新近产生，如宋代的“社仓”［9］等民间结社便可作为前车之鉴。这项原本“由士绅发起于民间，并且在士绅主持下运作良好的社会组织”［9］，为何中途夭折?官府的强势介入难辞其咎。正如朱熹的再传弟子王柏所讲:“朱子社仓的放贷还贷，由地方的士绅耆老‘公共措置’，州县官不须干预抑勒。这项原则，应为社仓推行者‘所当共守也’。”

此外，社会一切事物几乎都臣服于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价值观，这里就包括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学术，最为惨烈的便是古时的焚书坑儒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学术的发展研究始终未能超出政治的范畴。此外，传统政治文化中对于权力的无限索取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庸”思想，而且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产生“道德失范”和“竞争力失调”现象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的乡村建设为何迟迟难以旧貌换新颜?从“沈浩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略见一斑。作为下派到小岗村的省级干部，他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被村民联名上书予以挽留，最终累死在工作岗位上。这便是当前乡村建设发展的固定模式，如若没有这样一位集权力与道德于一身的模范，那苦难乡村的出路在何方?权力已经被人们看做是谋求发展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了。

中国有悠久的民主传统，然而这种民主意识却是建立在“官本位”主导下的政治价值观基础之上，是“替民做主”“为民做主”，而非人民做主，“是清官、好皇帝去‘贵民’，而不是民本身自贵”［10］。无论官还是民，都受到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价值观的制约，阻碍了人民当家做主，积极投身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

思想观念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提，而思维方式的变革又是思想观念变革的前奏。楚渔曾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直言不讳:“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落后的传统思维方式。而纵观古今王朝更替与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未发生质的变化。思维方式形成于特殊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一旦思维方式定型，它便反过来影响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属感性，重经验直觉，而最大弱点是“模糊、混乱、僵化。”［11］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不善于独立思考与学习，缺乏探索及创新能力，它如同思想中的隐形杀手，阻碍了我们对于现实世界及某些问题的认识。

中国社会长期的封闭性使民众逐渐形成一种单调、固定的思维运作模式，这种固定的思维反应一经形成，便会进一步助长社会的隔离与民众的心性凝滞。由此，文化也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固定下来，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所需的世界观、道德观依次被固守。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这种由传统思维方式带来的文化的呆滞就取得了永恒优势的控制力。中国社会近百年的沧桑巨变诠释了这一理念。

儒家思想自确立正统地位以来，其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所产生的传统经学式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进程。这种思维方式突出表现为经验性、实用性和保守性的特点。由于经验思维与个人视野始终封闭于传统，因此，它“难以避免个人感知的局限性和历史循环的保守性与肤浅表面性”，通过扼杀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进一步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因照搬苏联模式，所产生的“唯书”“唯苏”的“左”倾主义错误，使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挫折［7］。邓小平同志也曾坦言:“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12］

传统思维方式的经验性直接导致了实用主义的盛行。它集中表现为“重道不重器”，即只偏重于治国方略的研究，缺乏对“政治知识的系统构建和政治规律的理论求索”［7］。此外，浓厚的保守性使得这种思维方式仅仅致力于对已有秩序的修饰和维护，追求低层次、无发展的和谐状态，反对社会经济变革，社会转型建设自然难以有任何突破性进展。如中日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借鉴，成绩在甲午战争中就已然彰显。

此外，中国人与日本人对于儒家之忠、孝、仁等道德内容的内在思维与外在表现也是截然不同的。日本人习惯于将各项道德内容分而画之，“就像在地图上划分不同的行政区域一样”［13］，且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评判人的标准，互不影响。而在中国，各种品行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且对于人的评判指标都近乎唯一。如古代中国对于官员的选拔，无论是远古时期的“禅让制”、封建贵族的“世袭制”、两汉的“察举制”及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隋唐明清的“科举制”［14］，其对各类岗位官吏的选拔标准却是颇为相同的，即个人的言语品行与道德操守，而这种思维方式在明清时代的表现更为极端，直接将八股文的优劣作为评价官员是否胜任的重要且唯一标准，这也成为中国社会问题迭出的诱因之一。

思维方式的不同也造就了中西方哲学价值追求上的差异。中国哲学注重知识分子内心的修养与人格，以达到人性的崇高为目标，而对于俗世的权力和知识却从未关注过，而西方哲学则偏重于对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探索与征服。正如冯友兰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中所谈，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非知识分子愚笨所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而此种“不为”恰是传统思维方式所直接导致，并最终造成了中国近代无科学的窘困局面，影响了现代社会在中国的发展。

当代社会，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仍然保持其穿越历史的持续生命力，在社会转型建设中“结合新的形式仍在相当大范围和程度上以日常生活化的形式弥散着影响力”［7］。如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压制正当合理的上访来实现暂时性的社会和谐稳定。这种掩耳盗铃，将矛盾问题束之高阁的短视行径和功利心理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其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反击及其之后对于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偏激片面性，也是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所致。这种偏重经验式、功利性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难以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对传入国内的相关知识也只能说是一知半解，如以科学和民主两大观念为例，人人都想用这两者来改变旧中国的落后面貌，但却“完全忽略了深一层的或超越于民主与科学以外的问题”，将其视为西方文化中的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认为只要有科学的精神，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里面缺乏的就是“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文化探究。恰如曾大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吴稚晖扬言，要将所有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线装书丢到茅坑去，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要用机关枪对机关枪，活脱脱一副“立竿见影”的功利心态。

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时代性的变革。1978年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及思想解放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使中国开始逐步改变过去那种僵化的、急功近利般的社会发展道路，恰如当年小岗村村民尝试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寻求生产增长的出路以及今时今日我们所大力倡导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一样，都是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路，其实这一切改革的尝试，归根结底都是在进行着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变革。然而，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暴力革命与思想变革，历代知识分子阶层也都在试图通过谋求思想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变革来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但是，暴力革命所取得的只是对个人独裁和强权政治的胜利，而思想变革所得到的也只是新旧偏见的互换与束缚人们僵化麻木头脑绳索的又一次升级。思维方式的变革建立在文化发展进步的基础之上，因此，前者的变化是要慢于后者的。

由此可见，思想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变革并非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步到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一步步地摸索前进，彻底抛弃传统僵化的思维模式，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使我们的思维方式能够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64-7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 -25.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7 -82.

［4］刘晓钢.研究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去从［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6):80 -81.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903［M］.北京:中华书局，1936.

［6］回归本源，尔后创新［N］.南方周末，2011 -12 -15(S1).

［7］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49 -176.

［8］李桂海.从历史上看“官本位”的产生与危害［J］.中州学刊，1989(4 ):102.

［9］吴钩.朱熹的NGO 实验［N］.新京报，2011 -12 -11(A30).

［10］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32 -43.

［11］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