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然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637009）

慕容鲜卑为鲜卑族中的一支，一般与段部、宇文部合称为东部鲜卑，这是史学界对于慕容鲜卑族源的基本共识。①对于东部鲜卑的提法，林沄曾有批驳（参见《〈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序》，魏坚主编：《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Ⅴ-Ⅵ页）；但亦有学者提出诸多反证，如张金龙《北魏政治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因这一提法目前仍是学术界的主流用法，且与本文内容没有太多关联，故不对此专门设论。因其在十六国时期建立过众多政权（前、后、西、南四个燕国），故相关研究很多。②参见高然：《20世纪以来的五燕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5 期，第2-10 页。近年，又有很多慕容鲜卑、慕容燕国研究成果问世，粗略统计2010年至今即有30 余篇相关论文（其中赵红梅即发表相关论文近10 篇），但也多为慕容廆以后历史的研究，故不再赘引。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慕容鲜卑的研究主要是从慕容廆继承慕容部落首领之位开始，而慕容廆以前的历史，则多是在鲜卑史、民族史等整体性研究中一笔带过。③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等相关论述。此外，因慕容鲜卑早期历史关联考古资料较多，故在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往往也涉及这一部分历史，但内容也都很简略，且侧重考古类型学研究，而多不涉及直接历史的讨论。④可参见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近年关于慕容鲜卑早期历史研究，有两篇成果值得一提：一是陈勇《前燕慕容氏世系考》⑤陈勇：《前燕慕容氏世系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5 期，第78-86 页。一文，对慕容廆以上三代进行了一定的考辨，但主要集中在对前燕世系的详细考证、梳理上，二是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⑥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 期，第265-268 页。一文，以慕容鲜卑早期历史为着眼点，但如文章副标题所示，内容更多集中在慕容氏起源，“慕容”名号以及慕容鲜卑对于华夏文化认同等问题，早期历史本身的细致考证并不多。这种长期被忽视的情况导致这一段历史长期处于一种较为模糊的状况。因此，笔者准备结合慕容鲜卑早期活动区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对慕容廆即位以前慕容鲜卑的早期历史发展情况加以详细考证，希望能够还原其早期民族发展历程的详细历史脉络。

一、莫护跋以前的慕容鲜卑

慕容鲜卑出自东胡鲜卑，关于这一点，《晋书·慕容廆载记》、《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等在追述慕容部所出之时，均有较明确的记载：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①《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03 页。《太平御览》、《广韵》等则记为“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虽然与《晋书》“有熊氏之苗裔”，略有不同，但“高辛氏”即“帝喾”，相传为黄帝后裔，可知其祖述黄帝之意并没有什么不同。

“有熊氏”即黄帝，此当为少数民族祖述黄帝之攀附行为，可不论；②赵红梅认为：“通过这种‘华夷共祖’的现象可以推测，东晋时期的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已经是充分认同了‘华’，且急欲摆脱自己‘夷’的身份。这就促使‘五胡’首当其冲地选择了在族属上去寻求与‘华’之间的同源共祖，但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信史，而是慕容氏与汉族接触以后对族源所作的一种附会。”（《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 期）魏晋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充分认同”了华夏，这一估计似乎过高。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详后），因此，其目的、心理、认同等也不会是单一、直接的，而一定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对此笔者将有专文探讨，在此不赘。但其为东胡鲜卑中分化出的一支则无疑问。据上段史料并结合其他有关鲜卑历史记载的史籍可知，慕容部最早应包括在大的东胡共同体中，随东胡游牧于“紫蒙之野”——即今老哈河流域地区，③见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紫蒙川”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8 页。雷家骥认为此紫蒙之野当于辽东塞外寻之，而非辽西之紫蒙川。（《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1995年第1 期，第1-70 页）按：雷家骥此处对上下文理解有误，邑于辽西（老哈河）紫蒙川时当为东胡，破后才远逃辽东塞外，后世再次西迁南下。并曾一度较为强盛。西汉初年为匈奴冒顿击破后，远逃辽东塞外，属于东胡分化后的鲜卑一支，居于乌桓之北，活动于今大兴安岭地区。汉武帝时，因乌桓南迁汉边五郡塞外，鲜卑得以再次南移至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此后一段时间，因乌桓的阻隔而一直没有与汉朝发生关系。直到东汉光武帝之时才因随匈奴、乌桓寇略东汉边境，并迅速占据匈奴故地蒙古草原，成为汉代北方广泛分布的强大族群。此后即一直处于与汉朝战和不定的状况，并开始不断地出现于汉文史籍。④参见《后汉书》卷90《鲜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5-2989 页；《三国志》卷30《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6-837 页。

关于鲜卑开始出现于汉文史籍这一时期（东汉初年），有关慕容鲜卑的情况除了上引一段笼统叙述外并没有其他的相关记载。而具体的“慕容”一词作为鲜卑大人名号出现则要晚到2世纪中叶檀石槐军事大联盟时期。其间一百余年，慕容鲜卑的具体活动情况不得而知。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增加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慕容鲜卑早期历史得到了更多考古资料的印证。学者通过对鲜卑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认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伊和乌拉墓葬为代表的第一期（公元前1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末）墓葬，“可以看作鲜卑（可能主要是慕容鲜卑）在受到匈奴打击后逃至鲜卑山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缩影，在此阶段，其还受到了拓跋鲜卑的强烈影响。”⑤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第46-48 页。这一时期的慕容鲜卑，在与拓跋部存在一定联系的状况下各自发展着。

这一时期见于史籍记载的慕容鲜卑人物是慕容廆的十世祖乾罗。《北堂书钞》卷126 引《述异记》载：“乾罗者，慕容嵬之十世祖也。着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慕容嵬”即“慕容廆”，“十世祖”又分别作“十一世祖”、“十二世祖”，⑥《北堂书钞》卷126，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179 页。同书卷129 作：“乾罗者，慕容廆十二世祖也。忽一夕，着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盖鲜卑神之。”（第199 页）《太平御览》卷356 引《述异记》为：“乹罗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鲜卑神之，推为君长。”（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版）又，“乾罗”，屠本《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为“乾归”，并注曰“乾归，《述异记》作乾罗。”（四库全书本第46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98 页）不知其所本为何，此处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不详哪种提法更为原始。⑦但无论十世，还是十一、十二世，均出自“臆想”的追溯，故对本文所论影响不大。《述异记》成书于南朝，这段资料是有关慕容部祖先的最早记载，应是慕容部对于自身祖源的追溯。虽然其中神话传说的色彩很浓，但也可借此对慕容部早期历史做一定的推论。史书记载乾罗为慕容廆十至十二世祖，如果以20年一世计算，①杨军曾著文纠正以30年（见曹熙：《早期鲜卑史初探》，《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 期，第47-52 页；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 期，第79-84 页）、25～30年（见林干：《东胡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 页）、20～25年（见干志耿、孙秀仁：《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1 期，第15-22 页）为一世各种说法之误，并计算拓跋鲜卑一世约在22～25年。（见杨军：《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史学集刊》2006年第4 期，第124-131 页）笔者以前燕四世君主推算，慕容皝（297～348，慕容廆第三子）生时慕容廆（269～333）19 岁，慕容儁（319～360，慕容皝第二子）生时慕容皝24 岁（此处以《慕容儁载记》所载慕容儁卒年42 计算；如以《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儁卒年53 计算，则慕容儁生时慕容皝仅12 岁，颇不合理，故不取），慕容暐（350～384，慕容儁第三子）生时慕容儁32 岁，可以看到慕容氏的婚育年龄有逐渐延长的趋势，而此处提到之乾罗为以慕容廆为基准提出，故笔者在此以慕容廆婚育年龄为基准，将慕容部的一世定为20年。乾罗所处时代当由慕容廆成为慕容部首领的太康五年（285）前推200-240年，大约在东汉建武二十一年到元和二年（约45～约85）之间。②另外，檀石槐时期中部大人慕容出现约在166年，如以20年一世推算，为慕容廆六世祖，而以166年至乾罗，中间正好间隔四到六世，两者相加与史书记载乾罗为慕容廆十至十二世祖相合，亦可知以20年为一世应该比较准确。而此时也正是鲜卑开始出现于史籍记载，并不断寇略汉边的时期。这些与前述慕容部随鲜卑共同体一起行动的推断，以及考古遗迹所反映的时代也大致相符。

“慕容”一词正式以鲜卑部落大人名号形式出现于历史记载是在檀石槐建立鲜卑军事大联盟时期，详细的记述见于《三国志·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

桓帝时……乃更遣使者赍印绶，即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拒不肯受……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辽）〔东〕接夫余、〔濊〕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③《三国志》卷30《鲜卑传》，第837-838 页。《资治通鉴》卷55 系此事于桓帝延熹九年（166）。

《资治通鉴》卷81 胡三省注中，以此中部大人“慕容”即是“慕容部之始也。”④《资治通鉴》卷81《晋纪三》“武帝太康二年”条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576 页。东汉时期右北平郡治土垠县（今河北丰润东南，一说平泉县），上谷郡治沮阳县（今河北怀来东南），故檀石槐联盟中的慕容所领之部落应居于此两地之直北地区——即今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⑤相关论述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86 页；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41 页等。而根据孙危的研究，慕容鲜卑墓葬第二期、第三期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这一部分的历史记载十分吻合。这两个时期包括2世纪初到3世纪上半叶，为檀石槐建立军事联盟前后。从方位上来看，第二期（2世纪初至2世纪下半叶）的墓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的北玛尼吐村西北，第三期（2世纪末至3世纪上半叶）的墓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六家子、科左后旗新胜屯、舍根和毛力吐。正好构成东部鲜卑从大兴安岭南部向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中上游地区移动的线索。⑥参见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第48-56 页。按：目前考古学界对于六家子等鲜卑墓葬的归属有所争议。近年以乔梁：《鲜卑遗存的认定与研究》（载许倬云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以及孙危为代表作了大量的综合研究，已经完成了较为系统的鲜卑文化分期、归类等研究，认为六家子等是东部鲜卑的遗存。但最近韦正发表论文，以为此遗存应为乌桓遗存。（《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3 期，第349-378 页）只是其所论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以慕容文化某些特征如“步摇冠、重犬、烧杀埋葬”等追溯至乌桓的看法似乎不妥，故本文仍采用孙危的鲜卑考古学文化区分，后不再注明。虽然其方位为西拉木伦河中游一带，与历史记载的西拉木伦河上游略有出入，但考古发掘只是一个点，而其所属的文化则是一个覆盖很大范围的面，因此这并不妨碍我们将这批遗迹看作是慕容鲜卑活动的证据。

《后汉书·鲜卑传》又载：“自檀石槐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⑦《后汉书》卷90《鲜卑传》，第2994 页。可知从“慕容”成为檀石槐中部大人之后，开始世代以此“慕容”大人的直系后裔承袭部落首领职位，从而摆脱了首领变动无常的原始部落民主状态。

“慕容”大人控制下的核心家族，以及其周边附属的家族、部落在檀石槐军事大联盟存续的近20年中（166～181），共同生产生活、共同尊崇“慕容”大人领导，而此大人的家族、部落、族群体系又在此后得以确认、地位得以世袭。因此，中部大人“慕容”应该即是慕容部形成之始，从中部大人“慕容”以后，慕容部开始形成。

作为部落大人名号的“慕容”，何时变成部落的名称以及姓氏？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认识：一种是认为始自慕容廆；①见杨茂盛、刘柏冬：《“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民族研究》1997年第3 期，第63-73 页；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 期，第265-268页，等。第二种是认为始自莫护跋；②见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 页。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该始自前面提到的中部大人“慕容”。③目前绝大多数涉及慕容鲜卑的研究成果都使用这一观点，兹不赘引。其中第三种观点使用最为普遍。因鲜卑有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④《后汉书》卷90《乌桓传》，第2979 页。并命名部落的习惯，所以慕容部落名号与慕容姓氏来源于中部大人“慕容”应该没有问题，而这一名号演化为部落名号和姓氏也应来自其后人的追崇。只是具体来自哪一代首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还很难下一定论。

至于“慕容”一词具体含义如何，学界说法不一，而且其中又涉及比较语言学等方法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科学性问题的争论，故在此也不作更多的探讨。⑤目前学术界所见“慕容”含义诸种说法主要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考证“慕容”为蒙古语中的“bayan”，意思为“富”。（见《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0-64 页）但姚薇元以原意于文献无征，而不取白鸟氏之说（见《北朝胡姓考（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7 页）。陈连庆则认为步摇音讹的情况也有可能（《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0 页）；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第1-70 页）亦认为以音讹之说为可能，以为慕容部在辽东鲜卑时代可能渐有冠步摇的风习，至是连莫护跋亦冠之，成为全部落特色，故诸部讹音以为慕舆或至慕容，遂以为氏。又，徐秉琨指出，在今天日本语发音中慕容（ほよう）、步摇（ほよう）两词的发音十分一致（均读作：ho you），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另一个证据（《鲜卑·三国·古坟——中国、朝鲜、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157 页）。而郑小容通过考古资料考证步摇冠饰为妇女之物，莫护跋不可能冠步摇冠（《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140-141 页）。吕思勉则提出：“慕容二字，固明明莫护转音也”（《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 页）；罗新同意吕氏的推论，认为慕容是莫护音讹（《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 期，第32-48 页）。杨茂盛、刘柏冬结合吐谷浑立宗之事，也认为“莫护跋”音讹“慕容”较“步摇”音讹更为合理（《“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民族研究》1997年第3 期，第63-73 页）。刘学铫认为白鸟库吉提出的“bayan”音译是正确的，但应是汉文之“伯颜”，含有“酋长、长官、君长”之意，并以此推断慕容鲜卑酋长之祖先曾被任命为“君长”，遂以“伯颜”为氏，后讹为慕容（《鲜卑史论》，南天书局，民国八十三年（1994）版，第95 页）。李德山提出“慕容”与“东胡”、“鲜卑”、“屠何”等词一样，为东夷支族“邾娄”的音转（《试论鲜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 期，第227-232 页）。近年，又有学者对白鸟库吉所做语音提出质疑，如聂鸿音认为白鸟库吉以“慕容”比附蒙古语“bayan（富）”，“不但没有词义根据，而且音韵也不合理。”而以《元和姓纂》推测“慕容”在当时的读音“似乎应该是moyo 之类。”（《鲜卑语言解读述论》，《民族研究》2001年第1 期，第63-70 页）但对于“慕容”一词的含义也没有给出新的解释。金刚则认为“慕容”读音应为“”，其含义必定具有独角兽之义，而“慕容”一词从日语读音为“”，与蒙古语中“狸（麟）”正相对应（《虎狮民族鲜卑源流（下）》，《满语研究》2003年第2 期，第117-126 页）等等。此外，比较语言学方法在民族史研究中的使用也存在争议，参见陈三平：《阿干与阿步干初考——〈水经注〉中鲜卑语地名研究一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 期，第215-225、174 页。

二、莫护跋时期的慕容鲜卑

檀石槐军事联盟瓦解后，慕容鲜卑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慕容廆曾祖莫护跋的时候，慕容鲜卑才开始进入有明确世系记载时期。此后直到慕容廆即位之前，慕容部经历了几次迁徙，逐步由塞外迁入魏晋边郡居住，又曾在平州各地间流动。而在迁徙过程中，慕容部得以逐渐发展壮大。

在莫护跋带领部落迁入辽西之前，慕容鲜卑应有一个自北向南，阶段性的迁徙过程。史载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征伐三郡乌桓：

秋七月……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⑥《三国志》卷1《武帝纪》，第29 页。

对于此处提到的“鲜卑庭”，胡三省认为“此时鲜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盖慕容廆之先也。”①《资治通鉴》卷65《汉纪五七》“献帝建安十二年”条胡三省注，第2073 页。白檀治今河北滦平东北小城子，平冈在今辽宁凌源西南，柳城治今辽宁朝阳西南十二台营子，②分见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806、651、1836 页各条。则此鲜卑庭位置应该在今辽宁凌源到朝阳之间。以此后慕容鲜卑多活动于今朝阳地区来看，胡三省以此处鲜卑庭为慕容廆之先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一片地域很可能即是慕容鲜卑迁入辽西之前的驻牧地。慕容部应该是在檀石槐联盟破后即逐步东南移动，当轲比能时已经到达老哈河流域——即此处提到的鲜卑庭地区，较之檀石槐时期的游牧地点已经向东南移动很多。

到了曹魏初年——即3世纪30年代左右，莫护跋带领部落迁入了辽西。关于莫护跋的迁徙，史载：

（慕容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③《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 页。又《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60 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67 页）所记略同；唯《北史》记为“始建王府于棘城之北”，可能因拜“率义王”而附会为“建王府”。

莫护跋为何要迁入塞内居住，其原因可通过史籍对当时形势窥知一二。据记载，檀石槐死后塞外一度陷入混乱，诸部大人不相统属，征战不止。其后又有轲比能军事联盟出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④《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条，第2199 页。通过前引建安十二年（207）“鲜卑庭”的位置可知，此时慕容鲜卑应该已经迁徙到轲比能军事联盟的东部地区。

但轲比能的鲜卑联盟很快就因其被刺而瓦解。轲比能死后，鲜卑“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⑤《资治通鉴》卷73《魏纪五》“明帝青龙三年”条，第2313-2314 页。根据此后慕容鲜卑与宇文、段部争斗中长期处于劣势的情况来看，慕容部的势力在东部诸鲜卑中是相对较弱的，因此应为弱者请服的一部。而曹魏政权也因与鲜卑及蜀、吴战争的需要，对鲜卑各部采取了分化、联合的策略，莫护跋应属于其拉拢的对象之一，⑥参见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第1-70 页。双方“一拍即合”。加之此时辽西地区为“真空地带”，⑦参见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年）相关论述。故慕容得以被曹魏政权安排入居辽西。此外，十六国时期为全球性寒冷干燥期，北方沙漠面积不断扩展，各游牧民族原有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又是促使其南迁的环境因素。⑧参见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史学月刊》2003年第5 期，第21-28 页。总之，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慕容部迁入了边郡。

而莫护跋入居辽西的“魏初”具体在何时呢？以莫护跋从司马懿平灭公孙渊在景初二年（238）来看，其请服并入居辽西的时间当在轲比能死后的青龙三年（235）到景初二年之间。另外，此处提到之辽西，应为东汉时期的辽西郡范围，而不是曹魏时期的辽西郡。因东汉之辽西郡到曹魏时期辖地大大缩小，其地多为右北平、昌黎两郡所辖，且与“鲜卑庭”之间隔了右北平、昌黎两郡之地，⑨辽西郡范围变化可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 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2 页；第3 册（三国·西晋时期），第13-14、第41-42 页。莫护跋不可能不就近入居右北平或昌黎，而要远到辽西郡居住。另外，如果莫护跋入居的是曹魏时期的辽西郡地区，因棘城在今辽宁北票三官营子，⑩“棘城”所在参见田立坤：《棘城新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 期）考证。此外，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棘城”条以棘城在辽宁义县西南砖城子（第2527 页）；《东北历史地理》（第45 页）以其在今辽宁锦州北境。义县正在锦州之北，而且与北票三官营子相近。那么此后建国于棘城之北则需要再向东北方向回迁很远，于理不合，故此处所指应该是东汉辽西郡的概念。只是慕容部具体入居何地不得而知，推测应该在今辽宁北票、阜新等近塞之地。

另据孙危总结的慕容鲜卑第四期（3世纪中至4世纪末）墓葬的分布范围来看，即有辽宁北票、义县、朝阳等地，时间上限早至曹魏时期。孙危推测其应是慕容廆入居辽西以后到前燕建立之前慕容鲜卑的遗存。①见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第56-60 页。笔者认为这批遗迹很可能尚要早到莫护跋迁入辽西到涉归迁去辽东之间的一段时期，慕容鲜卑在此生活了几十年，此处发现墓葬与史籍所载正相符合。

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公孙渊据辽东反；二年（238）正月，明帝派遣司马懿征讨公孙渊，八月平灭公孙氏政权。②分见《三国志》卷3《明帝纪》，第109-113 页；卷8《公孙渊传》，第253-254 页；《晋书》卷1《宣帝纪》，第10-12 页；《资治通鉴》卷73《魏纪六》“明帝景初二年”条，第2332-2337 页。此役莫护跋从征有功，③此次战役公孙渊也曾引鲜卑参战，史载公孙渊自立为燕王，“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扰北方。”（《三国志·公孙渊传》，第254 页）事在景初元年（237），只是不详哪部分鲜卑从公孙渊侵扰北方。被封为率义王，并由此“建国”于棘城之北。这应该是慕容鲜卑进入边郡建立根据地之始，时间应在景初二年平灭公孙氏后不久。进入边郡的慕容部开始在莫护跋的影响下学习中原的一些风俗习惯，④莫护跋“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揺冠，意甚好之，遂敛发袭冠”。（《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由此，慕容部“与中原政权发生密切联系，并慕习华夏，‘敛发袭冠’，”莫护跋“是慕容鲜卑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⑤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 期，第32-48 页。慕容部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另外，曹魏正始五年（244）九月，曾有一批鲜卑内附，魏为其置辽东属国，并立昌黎县加以安置。⑥《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第120 页。《东北历史地理（第2 卷）》中以此处迁入之鲜卑即为慕容部，认为这件事与莫护跋建国棘城之北应该为一事。⑦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 页。此事介于平灭公孙渊和正始七年（246）木延从毋丘俭征高句丽之间，于时间及空间上虽然与慕容鲜卑“建国”棘城之北一事大体相合，但笔者认为此处所提及的鲜卑应不是慕容鲜卑，而是一个新内附的鲜卑部落。原因有三：一是其与慕容鲜卑内附并入居辽西在时间上相差近十年，慕容部在青龙三年（235）之后即已内附，而此处又言鲜卑内附，两者当有不同；二是慕容鲜卑在景初二年的时候即从司马懿平公孙渊，论功行赏，莫护跋拜率义王的时间应该在此后不久，那么晚到六年之后再内附建立根据地就很令人费解；三是如果此处确为慕容鲜卑的话，以当时莫护跋已经被封为率义王的身份，不会不被提及，载记等的记载也不会像今天见到的这样笼统。因此，此处内附的应该是一个新的鲜卑部落。

三、木延、涉归时期的慕容鲜卑

莫护跋之后，其子木延继续统领慕容部。木延曾随毋丘俭征讨高句丽，并因有功而再次受到加封。⑧分见《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 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 页。《晋书·慕容廆载记》及《资治通鉴》中则未记载从毋丘俭征高句丽一事。关于毋丘俭征高句丽，史书中记载有三次，分别为正始五年（244）、六年（245）、七年（246）。⑨分见《三国志》卷30《东夷·高句丽传》，第845-846 页；卷28《毋丘俭传》，第762 页；卷4《三少帝纪》，第121 页。按：毋丘俭传中记正始中讨伐高句丽，六年复征之；东夷传中记高句丽正始五年为毋丘俭所破，合两事观之，毋丘俭传中所记之正始中当为正始五年。又，《资治通鉴》中只记正始七年一次（第2365-2366 页）。其中没有关于征发鲜卑部落从征的记载，故不详木延参加了哪一次征讨。在参战有功后，木延被加号左贤王（一作大都督）。⑩《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 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 页）均记为从毋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左贤王”；《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 页）等均只记木延为“左贤王”，未书原因；《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木延从毋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为“大都督”，又与诸书不同。按：除《太平御览》外，各书所载基本相同，但《太平御览》所引为崔鸿原书，资料较为原始，故暂两存之。又，屠本《十六国春秋》卷23《慕容廆传》中记为：“祖木延，左贤王，从毋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大都督、左贤王。”（第498 页）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23《慕容廆》记为：“祖木延，左贤王，从毋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大都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5 页）考察两书文字，应该是将各书所载内容拼接综合而成，故均不取。左贤王为匈奴官名，一般统率万余骑，以管理辖地军政事务。而大都督一般是作为高级军事长官出现，是一种军事官职。①参见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左贤王”条，第243 页；“大都督”条，第43-44 页。故笔者考虑“左贤王”的称号可能是木延因战功而受到曹魏政权重视，出于褒奖和认可而授予的名号。曹魏政权因“左贤王”一名的“民族性”特征而加之于木延，令其统辖部众；而且匈奴左贤王居于单于之东，也正与慕容鲜卑所在方位相合。而“大都督”一职则很可能是木延随毋丘俭征讨高句丽时行伍中的称号，是因其统率部众参战而被授予的军职，在战争结束后很可能就已经撤销了。两个称号授予的时间很接近，因此导致了后来史籍中记载的混乱。

木延死后，其子涉归即位。涉归一名弈洛韩，②分见《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3 页，《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78 页。《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69 页）只记名为“弈洛韩”；《梁书》卷54《诸夷·河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0 页）、《南史》卷79《夷貊下·河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7 页）作“奕（弈）洛干”。按：“韩”、“干”一音之转，罗新以“韩”字为“可汗”的省译，“弈洛”应为其可汗号，很可能是“el”（伊利）的音译。（《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 期，第32-48页）如此，则“涉归”应为其鲜卑名，而“弈洛韩”则是作为慕容部首领的官号和官称。在位期间曾因保卫柳城的功勋而被魏晋政权加封为鲜卑单于。③《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 页），《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 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 页）各书均记作“鲜卑单于”，但《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为“单于”，《资治通鉴》卷八一记为“大单于”（第2577 页）与诸书不同。此处似乎拜为鲜卑单于比较合理，《太平御览》所记“单于”可能为“鲜卑单于”的省称；而“大单于”一号在十六国时期多由宗主政权授予割据势力的统治者，以此时涉归的实力当不足以被授予此号，故《资治通鉴》所记应误。因此不取《太平御览》、《资治通鉴》之说。此外，此事应在魏晋之际，但具体时间不详，故称号得自哪个政权亦不清楚，暂记为魏晋。此处提到的保卫柳城究竟为何事，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亦无相关线索。

涉归在位时期，另一件对慕容部影响较大的事件是其迁邑于辽东地区。据史载，涉归迁邑后，“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又记作“于是渐变胡风。”④分见《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 页；《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可见在迁邑辽东地区以后，慕容部在文化风俗习惯上开始显著地吸收汉文化元素，这是慕容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于这次迁徙的情况，各书记载有异，在此需加以辨析。

涉归究竟迁入何地，各书记载略有出入。《慕容廆载记》记“迁邑于辽东北”⑤《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 页。，《太平御览》、《魏书》、《北史》等记“迁邑辽东”，⑥《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 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 页。《资治通鉴》作“迁于辽东之北”。⑦《资治通鉴》卷81《晋纪三》“武帝太康二年”条，第2577 页。西晋时期，辽东郡之北隔玄菟郡为塞外，西与昌黎郡接，东边是高句丽统治地区，东南接乐浪郡。以其方位分析，涉归应该是迁入辽东郡北部地区，而不是辽东塞外或辽东郡北方的玄菟郡。因为，如果涉归迁徙出塞的话，史籍记载应为迁于玄菟之北，且如果涉归出塞的话，史籍所载其后“渐慕诸夏之风”一事就说不通了。如不出塞，所迁之地亦应为辽东北部而不可能是玄菟郡，如果涉归迁入玄菟郡，史籍记载亦当直书迁邑玄菟。综合以上分析，史料中所记的三种说法就应该这样理解，迁辽东为笼统说法，迁辽东北和辽东之北应指辽东的北部，而不是出辽东郡的北方地区。

关于这次迁徙的时间及原因，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迁徙时间各书多记于涉归拜鲜卑单于之后，但无准确时间；唯《资治通鉴》卷81 将此事系于太康二年（281），并记于拜鲜卑单于之前。⑧《资治通鉴》卷81《晋纪三》“武帝太康二年”条，第2577 页。但此处应该是承此后太康二年十月涉归寇昌黎一事而作的追记，迁邑辽东应该在此之前。

对于涉归迁邑的原因，学者的观点大致有两种，一是认为可能与宇文氏势力的争斗有关，如李海叶认为东迁是出于宇文氏的侵逼。⑨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第21-22 页。另一种观点如马长寿等认为可能与涉归在辽西战败有关。⑩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87 页；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42 页；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第32-33 页等。此事的原因史书中全无记载，但在一些史料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与涉归迁徙部落相关的史料有如下几条：《晋书》卷3《武帝纪》：

（太康）二年……冬十月，鲜卑慕容廆（涉归）寇昌黎。⑪此处原文为“慕容廆”，卷3 校勘记30 考为：“‘慕容廆’，《资治通鉴》81 作‘涉归’。资治通鉴考异：‘按范亨燕书武宣纪。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单于涉归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当是涉归。’”（第86 页）

三年……三月，安北将军严询败鲜卑慕容廆（涉归）于昌黎，杀伤数万人。①以上二条见《晋书》卷3《武帝纪》，第73 页。《资治通鉴》卷81 所载与帝纪基本一致。又，《武帝纪》于太康二年十一月又记“壬寅……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一事（第73 页），此处提到之鲜卑与涉归当为二部。因为如果此处又是涉归寇辽西的话，史籍中应直书涉归之名，并记复寇辽西才对。《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廆怒，入寇辽西，杀略甚众。②《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 页。《资治通鉴》卷81 所记文意与载记基本一致（第2590 页）。《资治通鉴》卷81：

太康二年春，三月……初……莫护跋生木延，木延生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拜大单于。③《资治通鉴》卷81《晋纪三》“武帝太康二年”条，第2577 页。

结合前一节慕容部首领从征、受封的情况来看，史书对慕容部“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的评价是比较切实的，慕容廆也曾说过“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④《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 页。而且即使是在远迁辽东之后，慕容廆要讨伐宇文部的时候也还是上表请求西晋政府的批准，可知从莫护跋到慕容廆即位初期的历代慕容部首领都是尊奉魏晋政权的。

那么一直以来尊奉魏晋政权的慕容部为什么要“寇昌黎”呢？这可能就与慕容、宇文两部争夺柳城有关。马长寿曾提到：“鲜卑三部（慕容、段、宇文）疆域的交错地区在柳城及其南边沿辽水上游一带，三部的首领经常在这里进行争夺战争。”⑤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94 页。王希恩更进一步指出：“宇文部的最早扩张是他和慕容部对柳城的争夺”，“太康年间柳城被宇文所据，这个变化必是宇文击败慕容的结果。”⑥王希恩：《宇文部史迹勾勒》，《民族研究》1988年第5 期，第60-67 页。而冯家升认为“涉归之死与宇文氏不无关系。或者太康二年涉归寇昌黎，严询大败之，宇文氏蹑其后而袭杀之欤？不然，二年冬来寇，何以四年即卒？且廆表请讨之，武帝又弗许，岂非严询与宇文氏预定之计耶？”⑦冯家升：《慕容氏建国始末》，《禹贡半月刊》第3 卷第11 期，第9-20 页。综合以上几位的观点，再结合以上所列史料，可以对涉归东迁一事作出如下推论：

西晋太康二年（281）十月之前，涉归与宇文部曾因争夺柳城地区的控制权而发生过战争，但被宇文部击败，不得已向东迁入辽东郡的北部地区。此后涉归重新聚集力量，意图报仇并夺回柳城地区的控制权，于是再次进击宇文部（所谓“十月寇昌黎”一事应即指此，因柳城即属昌黎郡所辖）。此次战役涉归很可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重新控制了柳城地区近半年（二年十月到三年三月）。但慕容部的壮大并不符合中原王朝对待边疆少数民族豪酋的一贯政策，是必欲使其各部争衡从而削弱之的；而且慕容部的行动可能也伴有对昌黎郡地区的劫掠，直接威胁了边郡的稳定，于是就有了太康三年（282）三月安北将军严询出兵击败涉归于昌黎一事。此次战役宇文部可能即参与其中，并在打败涉归后再次控制柳城地区。从严询杀伤数万人的情况来看，这次战败对慕容部打击不小，其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造成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慕容部的实力远不及同在辽西地区的宇文、段两部。⑧《资治通鉴》载“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掠廆，廆卑辞厚币以事之。”（第2594 页）可能亦与此有关。而涉归可能也因这次战役而死去，⑨史载涉归卒于太康四年（283），但无月份，推测可能卒于三年三月战败退辽东后不久。这也是慕容廆欲“修先君之怨”的由来。

此外，前面提到涉归在迁辽东后“渐变胡风”，从涉归即位后曲折、屈辱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绝不仅仅出于个人喜好（如莫护跋喜爱步摇冠），其中还应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借由学习汉文化而向中原王朝靠拢，以获取更多的支持；二是通过学习强大中原王朝的种种，来寻求发展、壮大自身的途径。虽然涉归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此愿，但已经开启了慕容鲜卑蓬勃发展的滥觞。涉归死后，慕容部的首领位置为其子慕容廆所继承，期间虽然有涉归之弟慕容删（一作耐）⑩《资治通鉴》卷81《晋纪三》“武帝太康四年”条作“删”，胡三省注曰“考异曰：载记‘删’作‘耐’。今从《燕书》。”（第2586 页）的篡位，但慕容廆很快即在部众的支持下重新夺回统治权。以此为分界点，慕容部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四、早期慕容部的规模及组成

前面提到了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中“邑”的组织形式，据黄烈研究认为，这是在檀石槐军事政治力量的强制下按地域划分的，各邑辖地宽广，与自然形成的邑落有很大区别。①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 页。另外，有关鲜卑部落、邑落、落等的相关研究，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12-113 页；林干：《东胡史》，第20-22 页；内田吟风：《乌桓、鲜卑的习俗》，《民族译丛》1985年第1 期，第46-53 页等。这种观点应该是比较贴近实际情况的。檀石槐应该是以地域和力量强弱为标准，划分成相对均衡的“邑”，而以各邑中力量较强的部落大人进行管理，以提高统治效率。

“邑”的组织机构应该是凌驾于部落之上，如史料中提到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此处提到管理邑的大人为“大帅”，即是较为特殊的大人官号。据史载，乌桓的部落组织是“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部落首领则称为“大人”，②《后汉书》卷90《乌桓传》，第2979 页。鲜卑的组织形式与乌桓基本相同，也是分为大人、小帅加以管理的，其中并无“大帅”。而且在檀石槐所分三部之外也没有“大帅”这一级首领的相关记载。③《三国志》卷30《鲜卑传》所引王沈《魏书》中，除此处之外，也记鲜卑首领为大人，可见此处的“大帅”之不同。由是可知，“大帅”很可能是檀石槐为了配合“邑”的管理而特别创造的，是出于管理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檀石槐死后，其创立的三部、六十邑的体制瓦解，“大帅”也随之消失，鲜卑部落首领复称大人，亦可证明这一点。④按：船木胜马亦指出这时形成了大人之大人这一结构。（《关于匈奴、乌桓、鲜卑的“大人”》，《民族译丛》1984年第3 期，第39-46 页）

“邑”既然是一种凌驾于部落之上的组织形式，那么他的规模有多大呢？笔者以黄烈推算的鲜卑二百几十万人⑤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250-251 页。的规模分配六十邑，则每邑约有4 万人，以每落7～10 人计⑥每落人口数参见内田吟风：《乌桓、鲜卑的习俗》，《民族译丛》1985年第1 期，第46-53 页；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 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243-244 页等。，每邑大概包含有4～6 千落，基本等于规模较大的部落，或数个规模较小的部落。⑦史载乌桓“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后汉书》卷90《乌桓传》，第2979 页），鲜卑的社会组织情况与乌桓基本相同。笔者认为中部大人“慕容”所管辖的邑中，应该包含有数个甚至更多的中小规模部落，而慕容部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因为据《慕容廆载记》记载，慕容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⑧《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 页。《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等均记为“率其诸部”；《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 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 页）记为“率诸部落”。此处提到迁入辽西时，并不是通常所说莫护跋“率其部”，而是说“率其诸部”。所谓“诸部”，必然是有几个、甚至更多部落。因此，当时莫护跋在其本部——慕容部之外当还领有数部。而结合前面的分析，莫护跋所领诸部很可能就是中部大人慕容时期所辖邑中的部落。在檀石槐军事联盟瓦解之后，虽然可能有所离散，但还是有一部分一直处在慕容部控制之下，跟随慕容部共同活动，直到莫护跋领有慕容部时一起迁入了辽西。而以慕容首领仅领有1 邑计，⑨史籍记载慕容所在中部有十余邑，而仅列慕容等三位大帅，可知慕容所领应不只1 邑，此处仅记最低数量。迁入辽西时的慕容鲜卑群体应该亦有4 万人左右。⑩李海叶以吐谷浑人口推测慕容廆本部人口在近万人（《慕容氏辽东政权咸康四年“王国官”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 期，第52-55 页），但以涉归曾被严询杀伤数万人来看，其所估数字可能过少。

从东汉初年开始出现于历史记载，到慕容部形成（中部大人“慕容”时期），再到迁入边郡的发展过程中，除了自身慕容鲜卑人，以及其他归属慕容部的中小鲜卑部落（见前论）之外，慕容部还吸收了活动于北方的各民族人口。⑪孙进己曾指出慕容氏的部下构成复杂，并有所考证，但其考证始自慕容廆，与笔者所考证的早期慕容鲜卑在时间上有所不同。（参见《东北民族源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 页）虽然史籍中并没有慕容部吸收各族人口的直接记载，但因其长时间随鲜卑一起行动，故从当时鲜卑的情况也可佐证慕容部吸纳北方各族人口的事实。以下对各族人民进入慕容鲜卑的情况加以简要分析。

首先，匈奴与鲜卑的关系十分密切，鲜卑在东胡中曾被匈奴击破，并长时间役属于匈奴，跟随匈奴寇略汉边——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即曾“从匈奴军三年”。而在匈奴衰落后，鲜卑又与匈奴相互攻击。在这种从属或战争关系下，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人口流动——如战争中对敌方人口的掠夺等等。此外，史籍记载：“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这部分自号鲜卑的匈奴人应该是分散加入鲜卑诸部，并最后融合进了鲜卑之中。①相关资料参见《后汉书》卷90《鲜卑传》，《三国志》卷30《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等。综合以上各种情况，跟随鲜卑共同活动的慕容部也不可避免地会吸收一部分匈奴人加入。②[韩]金成淑更进一步认为鲜卑慕容部是同匈奴族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部族，并从史料记载、官号名称、发式、考古等方面加以论证。（《试论慕容鲜卑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3 期，第24-26 页）。笔者认为，虽然鲜卑慕容部吸收了一定的匈奴人，但以其为鲜卑与匈奴族相融合而形成的部族则有夸大之嫌。因为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在风俗、官号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和学习并不少见，而且鲜卑又曾役属于匈奴，弱小鲜卑学习强大匈奴的制度、官号也是很正常的，并不一定是因为与匈奴融合才采用匈奴的官号、制度；而作为发式、器物等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就更是普遍了，并非一定要融合其他民族。

其次，汉人进入慕容鲜卑应该有两个途径：一是战争中的人口掠夺。前已述及慕容部随鲜卑寇略汉边，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人口的掠夺，史书记载鲜卑入寇即经常提到其杀掠百姓。又，史载黄初二年（221）,“（轲）比能出诸魏人在鲜卑者五百余家，还居代郡”③《三国志》卷30《鲜卑传》，第838 页。等等。二是由于战乱等原因逃入鲜卑者，如东汉灵帝时，蔡邕上书中提到“汉人逋逃，为之（鲜卑）谋主”。④《后汉书》卷90《鲜卑传》，第2991 页。

最后，除了上列的匈奴、汉人外，鲜卑与乌桓、夫余、丁零等北方少数民族都有过接触，其中也应有各族人口加入到鲜卑中。乌桓与鲜卑同属东胡共同体，又曾一同役属于匈奴，相互间既有联合行动，也发生过许多战争，故慕容鲜卑中也吸收有乌桓人的成分。另据史载，檀石槐曾北据丁零、东却扶余、西击乌孙，⑤《后汉书》卷90《鲜卑传》，第2989 页；《三国志》卷30《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第837 页。在这些战争中也应该会促使一定的人口进入鲜卑。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从东汉初见于历史记载，到檀石槐建立鲜卑军事大联盟，鲜卑慕容部开始正式形成，再到迁徙进入边郡的近200年漫长发展历程中，慕容鲜卑中应该已经逐渐包含有慕容部之外的一些其他鲜卑部落，以及匈奴、汉人、乌桓、丁零等各族人口。这些人口的加入，充实、壮大了慕容部的规模和力量，并不断地融合于慕容鲜卑。而最终，当莫护跋率众迁入辽西的时候，这一庞大人群已经以慕容鲜卑共同体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记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