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根基，黄晋祥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 蚌埠233030）

唐代与阿拉伯地区的商贸交往述论

汪根基，黄晋祥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 蚌埠233030）

唐代与阿拉伯帝国壤接以来，政府间虽无明确文书交往，然而民间交通贸易乃时却卓然可观，承继于汉的丝绸之路在此时重焕光彩；海路相对畅通，两地商船星缀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由于唐代在边疆地区有效地设置了各级地方政权，影响广布.逢其时，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必然成为双方贸易的重要对象.双方筚路蓝缕，循前人之陈迹，互为利益，一时间粲然可斐.她们之间的商贸交通在中世史上具有重要的承绪地位.

唐代；阿拉伯；商贸

1 唐代与阿拉伯地区贸易的路径

众所周知唐代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交往开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而其后唐朝与阿拉伯的官方往来更加密切而频繁，两国民间的贸易关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其中，陆路和海路这两方面在两国贸易往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8世纪以后，中国和阿拉伯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比较活跃，陆路和海路两途，往来商旅络绎不绝.

1.1 风沙漫舞的陆路

陆路方面，由于西亚和中亚的广大领域成为阿拉伯帝国的属地，所以在其境内，东西交通间或通连.9世纪末10世纪初的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根据阿拉伯邮驿档案编纂的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中记载，沟通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干道是著名的呼罗珊大道.这条大道从巴格达向东北延伸，经哈马丹、赖伊、尼沙布尔、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锡尔流域诸城镇而到达中国边境，与中国境内的交通线路相联结.这条呼罗珊大道的路线，就是古代“丝绸之路”在葱岭以西最主要的一大段路线.阿拉伯的商业和陆路运输能力都很发达.英国学者布隆荷尔指出“穆罕默德生时，阿拉伯之陆路商业，虽有罗马人进行争夺，然拥有2000至2500匹之骆驼来往于叙利亚及印度洋之二大道间者，络绎不绝.”[1]而至阿拉伯帝国崛起兴盛之时，其规模必将大为扩大.

通过上述呼罗珊大道，大批阿拉伯商人，包括波斯商人，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活动，进入甘陕一带，有的深入四川，东下长江流域.在尼沙布尔和德黑兰附近的赖伊等地出土的唐五代越窑系青瓷和唐长沙窑彩绘盘，以及萨马拉出土的唐瓷残片，为这些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当年陆上运输的繁忙景象留下物证.

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的驿递制度的渐趋完善，从首都到外地均有驿路四通八达.沿途驿馆等设施不仅保证了政令的迅速传布，而且为运输物质、商旅往来提供了便利.不甘落后的唐王朝在著名理财家刘晏的理财工作下，创设了类似于近代的商业情报网.据《新唐书.刘晏传》记载：“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2]利用驿道传递公文之便，搜集各地商情动态，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很大的便捷.

1.2 碧波颠踬的海路

8世纪以后，海路的重要性逐步显现.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交州、广州.这些来华的阿拉伯商船大都从阿曼的苏哈尔或波斯湾北部的尸罗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苏哈尔和尸罗夫都是古代海湾地区的商业重镇，长时间内是“通向中国的门户”.据10世纪阿拉伯著名史学家麻素提的记载，苏哈尔和尸罗夫的海员跑遍了中国海、印度海、也门海、埃塞俄比亚海等广阔海域.在《道里邦国志》中也记述了从波斯湾海道到中国和新罗的实际航程.实际上，阿拉伯人的海上优势，一直保持到15世纪.

海路的开拓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巨大的贸易优势，使得阿拉伯商人成为海上的一大贸易霸主.苏联学者马吉多维奇指出：“到了公元8世纪，地中海的西部、南部和东部海岸，红海和波斯湾的整个海岸以及阿拉伯海的北部沿海地区，全部掌握在阿拉伯人的手里.他们在穿越中亚或穿越高加索和伊朗高原从而联络欧洲和印度的许多重要陆路交通线上，以及伟大的丝绸之路的西段定居下来.由于这个缘故，阿拉伯人成了欧洲与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进行贸易的中间人.早在古代和中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在濒于印度洋的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那时，他们在印度洋东部地区的商道上占据了主要的阵地，并且成了印度洋西部地区真正的统治者.”[3]可以从很大程度认为阿拉伯人成为一大海域的商业霸主与其海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2 唐代与阿拉伯地区的海运

相比于陆运，海运的价值显得更为特殊和珍贵.在运载量和运载力等优势都远远高于陆运的同时，海运在航海业海域拓展和世界地理的发现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1 阿拉伯商客的海运轨迹

阿拉伯商人，从海路来中国，多从广州等沿海港埠登陆.《道里邦国志》列举了4个中国港口，自南向北有龙景（在越南灵江口的北景）、广府（广州）、越府（明州）和江都（扬州）.自汉末以后，广州便成为中西交通要地.唐代外国商舶多聚于广州.《唐大和上东征传》 记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记载，大历五年，李勉任岭南节度使后的一年，广州海舶岁至4000余艘.按张星烺考证，广州港一年有80万人进出参加贸易活动.可见当时广州对外贸易之繁荣.唐代广州至内地交通已很便利，特别是开元四年张九龄整治大庾岭道，大大方便了往来的交通，使各国前来贸易的商人畅通无阻.向达指出：“唐代由广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岭以入今江西，而集于洪州；至洪州后，或取东趣仙霞，过岭循钱塘江而东以转入今日之江苏.到江苏后则集于扬州，由此转入运河以赴洛阳.是以扬州之胡商亦复不少，由洛阳然后再转长安.故唐代之广州、洪州、扬州、洛阳、长安，乃外国商胡集中之地也.”[4]这些城市成为来往贸易的重要港口，并且唐朝在当地设有“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

2.2 唐代商客的往返贸易

在当时中国与阿拉伯的航海贸易中，除了往返的阿拉伯和波斯商船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商船参与其间，往返于漫长的海上航路之上.当时的中国商船已出没于波斯湾.唐贾耽记载了从广州出发而至大食的航线，其航程在经过印度半岛南端后，继而沿印度半岛西岸东北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到达波斯湾头，然后上溯底格里斯河至阿拉伯首都巴格达.贾耽还记载了从波斯湾复出霍尔木兹海峡，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至红海口而南下至东非海岸的航线.贾耽的记载要比《道里邦国志》对阿拉伯至中国航线的记载早半个多世纪.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提到，阿拉伯商人把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大部分中国船在这装货.”[5]阿拉伯人颇赞中国海船大而坚牢.乃时很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搭中国船来华贸易，也有相当阿拉伯水手在中国船上作业，此外尚有阿拉伯商人租赁或直接向中国造船厂定制海船的状况.

正因如此，法国学者J·索瓦杰在《中国印度见闻录》的“法译本序言”里讲：“应该承认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中的贡献.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人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6]前苏联学者马吉多维奇也谈到唐时在波斯湾出现的中国商船，他述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某个港口上，许多阿拉伯商人把自己的货物转载到中国的大帆船或大商船上.这些商人从霍尔木兹出发，沿着阿拉伯海北部海岸前往印度，然后沿着马拉巴海岸直下到达锡兰.从锡兰出发，他们转向东北，沿着印度斯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向前航行.有时，运载着阿拉伯商人的船只抵恒河三角洲，此后调转船头向印度支那的海岸驶去.但是他们经常只到达吉斯德纳河口，然后穿过孟加拉湾向东航驶，到达安达曼群岛.离开安达曼群岛后，他们的船只向东南行驶，经过尼科巴群岛，到达苏门答腊岛的北岸.再往前的航道是穿过马来海峡和南中国海驶向中国.阿拉伯商人乘坐中国航船到达的最北部地点大约是浙江省杭州城附近的澉浦港湾.”[7]

3 唐代与阿拉伯的贸易繁荣

因为海陆畅达，中国和阿拉伯商人往来密集，贸易繁荣，而使大批中国货物输入阿拉伯地区.巴格达是当时发展较快的商业中心之一，在巴格达的市场上，来自各地的商货十分繁多，常常超过原产地的产量.往日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建都的用意之一就是开展与中国等东方的贸易.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定都巴格达时说：“我们有底格里斯河，使我们能与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国土联系，并给我们带来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食品以及海洋所能供给的一切.我们还有幼发拉底河，可以给我们运来叙利亚、拉卡和邻近各国所贡献的一切东西.”[8]美国学者希提讲述阿拔斯王朝时的巴格达说：“巴格达城的码头，有好几英里长，那里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有战舰和游艇，…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9]

运往当地的中国货物相当纷繁.8至9世纪巴士拉学者扎希兹编纂的《商务的观察》罗陈了从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商品，其中从中国纳入的货品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孔雀等等.《道里邦国志》中也记述了中国输往阿拉伯地区的商品：“由此东方海洋，可以从中国输入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陶瓷、绥勒宾节、肉桂、高良薑.”[10]琳琅满目的中国物品运往阿拉伯地区，充实了阿拉伯人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同时也扩增了其对华夏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两地经济和文化的交往.

4 结语

唐王朝的水陆交通已经甚为发达，尽管其贸易思想不外乎进口奇珍物品等以满足统治者之所好，也包括“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11]但是它的开放和完善却铸就了繁华的外贸.同时交通的发展也催生了一大批商贸都市，如西亚的巴格达和唐都长安等.都市人口、资源、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近现代意义上的事物初现端倪如所谓质库、柜坊等.交通与贸易在欧亚大陆进行联合的过程中，起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交通的发展更是使得世界的整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唐朝和大食这些庞大的帝国依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通过交通联系了贸易，进而由贸易建立了共同利益，对双方以及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在不断消除国家的地区孤立的同时，为实现两国历史性的经济文化大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布隆荷尔.中国与阿拉伯人关系之研究[M].朱杰勤译.中外关系史译丛.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13.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49）[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7〕马吉多维奇.世界探险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68，69-70.

〔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上海：三联书店，1957.34-35.

〔5〕〔6〕中国印度见闻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25.

〔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224.

〔9〕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5.

〔10〕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1.73.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1）[M].北京：中华书局，1975.

F752.9

A

1673-260X（2014）07-005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