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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笔下的“红发安妮”形象及其影响

2014-03-29

当代外语研究 2014年8期
关键词:蒙哥马利山墙安妮

施 旻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以下简称《绿山墙》)于1908年问世。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书中主角“红发安妮”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安妮及其作者露西·莫德·蒙哥马利(Lucy Maude Montgomery,1874~1942)的诞生地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简称PEI)也已成为读者和旅行者趋之若鹜的圣地。尤其是在日本,众多少男少女作为安妮的粉丝,纷纷前往PEI岛参观作者故居,体验安妮在农庄的生活,甚至穿上安妮式样的婚纱,在那里举行他们的结婚庆典。

继《绿山墙》走红之后,蒙哥马利一发不可收,创作出安妮系列作品:《埃文利的安妮》(Anne of Avonlea,1909)、《海岛上的安妮》(Anne of the Island,1915)、《安妮的梦巢》(Anne’s House of Dream,1917)、《彩虹谷》(Rainbow Valley,1919)、《壁炉山庄的安妮》(Anne of Ingleside,1921)和《风吹白杨的安妮》(Anne of Windy Poplars,1936)等,她一生总共创作出版了20多部长篇小说、500则短篇故事、一部自传、一本诗歌集等。而安妮系列小说备受读者青睐,特别是第一部。在加拿大,到该书出版当年的9月中旬,它已经推出四版;到11月底共推出六版。1909年5月,其英国版也印行了十五版。1914年,佩奇公司发行了“普及版”,第一次印刷量便为十五万册。此后,《绿山墙》被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出版,并多次被改编成音乐剧、舞台剧以及影视剧。

国内自1987年出版了第一个汉语译本后,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形成很大影响。进入新世纪后国内突然掀起了安妮热,从2000年到2010年共出版《绿山墙》各种中国版本三十多种,其中英文版本六种,普通汉译本十一种,导读中译本两种,插图中译本十种。仅2009年一年出版的《绿山墙》各种版本便多达十种。该书先后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风靡全球。很多学者不再只是将其视作普通的儿童读物,而是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分析和解读该部作品,包括女性主义、神话-原型批评、成长小说、宗教等等。

本文尝试通过文学形象研究这一角度,透视《绿山墙》这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安妮形象,进而分析这一形象对于后世加拿大女性文学主题的影响。

1.安妮形象的诞生及其意义

就故事情节而言,《绿山墙》是一个简单得有些落入俗套的故事:在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上,未娶未嫁的兄妹马修和玛丽拉住在一栋有着绿山墙的房子里,随着年事渐渐转高,准备去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便于将来替他们打理农庄上的活计,可是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了一个满头红发、满脸雀斑,又喋喋不休的女孩儿安妮,一天的相处后,马修和玛丽拉决定留下这个能说会道的女孩儿。后来这对兄妹发现安妮生性倔强勤恳、活泼乐观、酷爱幻想、待人真诚;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频繁地闯一些无伤大雅的祸,让人不忍责难,反而忍俊不禁。她不似任何意义上的传统女孩儿,从此马修兄妹刻板的生活被彻底颠覆了。安妮激情洋溢、活力四射、略带叛逆的个性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她聪明勤奋,很快就在学校崭露头角,并赢得了上大学的奖学金;然而她知恩图报,当马修突然去世,绿山墙农庄面临困境时,她毅然放弃去远处女王学院上大学的机会,在附近当了教师,以便照顾年迈体弱的玛丽拉。

小说主要围绕了孤儿安妮从一个单纯的、好幻想的女孩儿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知恩图报的姑娘的成长过程。初一看,这不过是一部可以母女睡前共读的少女励志与感恩的故事,或者是一部丑小鸭变天鹅,或是灰姑娘嫁给王子的童话故事而已。然而,为什么这一故事连同它的主人公一起吸引着世上如此关注的目光,且魅力一直有增无减,令人欲罢不能呢?自问世以来,“红发安妮”这个人物形象和小说中爱德华王子岛的自然风光以其诗情画意吸引了全世界不同年龄和性别的读者的深深喜爱。大文豪马克·吐温曾说,这本书照亮了他孤独的心,他认为蒙哥马利创作了继不朽的爱丽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主人公)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参见夏宗风2011)。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就个性而言,安妮其实也是加拿大文坛上的“汤姆·索亚”,因为他/她俩在某种意义上都有着不在场的父母,无疑,他们更是大自然的孩子。

与以往那些单一的、苍白的道德说教式的寓言和童话形象不同,在安妮身上找不到白雪公主那样的单纯,不会不经意间就落入阴谋者的陷阱而不自知,最终也不需要王子的救助,她也没有灰姑娘那样的天生丽质和幸运,她普通得就像个邻家女孩,对自己的外形总是很不自信,有时甚至是极度绝望,尤其是那头无法改变的红发——“胡萝卜须”。然而,由于她就是我们身边的女孩,人们就爱她那种富有灵气的生命活力。她的生命力如此健康蓬勃,到处绽放爱和梦想的花朵,几乎到了奢侈的地步。安妮拥有两种极其宝贵的财富,一是对生活的惊奇感,二是充满乐观精神的想象力。对于她来说,每一天都有新的期盼,新的惊喜。她不怕盼望落空,因为她已经从盼望中享受了一半的喜悦。她生活在用想象力创造的美丽世界中,看见五月花,她觉得自己身在天堂,看见了去年枯萎的花朵的灵魂(周国平2012)。

蒙哥马利就是这样依着自己的经历和她的艺术想象力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鲜活可爱的女孩形象。文学形象是指文本中呈现的具体的感性的、具有艺术概括性的、体现着作家的审美理想的、有着审美价值的自然的和人生的图画(房春生2012)。而《绿山墙》中的主人公安妮的体貌特征和一言一行,就恰好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PEI岛、绿色屋顶和洁白游廊、以及周围的牧场、一花一树等大自然场景是作者为了衬托人物形象而以感性的语言竭力描摹的画卷。

文学形象具有不同的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即语象、形象和意象(刘真福2008)。语象主要是指非描摹性的,但又能引起读者具体感受和丰富联想的各种语言用法。在《绿山墙》中安妮语象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她鲜活而生动的话语,一个出自11岁女孩的话语时而让人忍俊不禁,读来像是来自外层星系,充满幻想,时而又觉得异常严肃重大,让大人不得不慎重思考。

她第一眼见到来车站接她的马修时,就不自觉地说了下面一大段话,令马修略感惊讶并一时无言:

“我猜你就是绿山墙的马修·卡思波特先生吧?”她以一种独特的清晰甜美的声音说,“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正担心你不来接我了,我想像了所有可能发生的导致你不来的事情。我已经决定如果今晚你不来接我的话,我就沿铁轨走到转弯处那棵大洋樱桃树下,爬上去,钻进树里,今晚就呆在那儿。我一点都不会害怕,月光下,睡在一棵开满白花的洋樱桃树中,将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你觉得呢?你可以想象成正躺在一座大理石建成的城堡里,不是吗?而且我确信你早晨一定会来接我,如果你今晚不来的话。”(蒙哥马利2012:10)①

这是读者和马修第一印象中的安妮:开朗、乐观、爱自然、喜幻想。接下来,她又滔滔不绝了。

……但是在孤儿院里几乎没有想象的空间——只能想像一下其他的孤儿。假想那个坐在你旁边的女孩可能真的就是一位披着绶带的伯爵的女儿,在还是婴儿的时候,被一个残忍的护士从父母身边偷走,而那个护士还没来得及说出真相就离开人世了。我常常晚上躺在那里,想象这些事情,因为我白天没有时间。……(11)

形象的特点是语言的描绘能使人联想到某种物象,比如书中安妮的样子是这样的:

十一岁左右的孩子,穿着一件很短、很紧、很难看的黄灰色棉绒裙,戴着一顶褪色的棕色水手帽,帽子下一直拖到后背的是两条粗粗的红发辫子。她的脸又小、又白、又瘦,布满雀斑;嘴巴很大,眼睛也是;一双眼睛在某些眼神和状态下看上去是绿色的,而在另外一些眼神和状态下又是灰色的。……更加细心的人或许还会注意到她的下巴很尖、突出的大大的眼睛充满锐气和活力;可爱恬美的嘴唇极富于表情;前额宽大而饱满……(10)

书中对于形象的客观描写其实并不是很多,客观的景物氛围大多是通过安妮的眼睛、想象和她天才的表述表达出来的。

“这儿真漂亮,不是吗?那棵缀满百花,从田埂上斜垂出的树让你想到了什么?”她问道。

“嗯,我不知道。”马修说。

“哎呀,一位新娘,当然啦——一位带着美丽面纱的白衣新娘。我从来没有见过新娘,但是我能想象得出她的模样。……噢,这儿有更多开花的洋樱桃树!这座小岛简直是开花最多的地方。”(12)

文学形象研究中的意象是指为表现思想感情而创造的一种形象(刘真福2008)。在表达安妮即将来到绿山墙农庄开始新的生活时,以“灯光”、“天色”、“眨着眼睛的星星”作为意象,表达安妮对于家和新生活的渴望。她的眼里看到如下的景象:

……零零星星的野梅子树从岸边斜伸出来,就像一位白衣少女正踮着脚向水中凝望自己的倒影。池塘源头的那片沼泽地里传出阵阵清脆、凄厉悦耳的青蛙叫声。远处小山坡上白色苹果园旁坐落着一幢灰色的小房子,尽管天色还未完全暗下来,但是屋子的一扇窗户里已经出现了闪动着的灯光。……他们在左边一座远离马路的农庄前停下,四周被水林所环抱,屋前的树开着花,农庄在树影婆娑的暮色中隐隐约约地显出些白色。向上看去,无瑕的西南边天空中一颗大大的、水晶般透亮的星星眨着眼,好象一盏充满希望的指引之灯。

……

“听,树儿在梦中说话。”当马修抱她下车的时候,她轻声低语,“他们一定在做着梦里的梦!”(17-19)

与此同时,安妮的听觉也是异常活跃,能听见沼泽地里的蛙鸣,想象树儿的梦呓等,所有这些描述皆服务于安妮的思想情感和她丰富的想象力。此时景物的描绘与这位渴望家庭温暖的孤儿的心境完全融合在一起,至纯至真的语言凸显了人物的形象,加深了读者的印象。

文学形象是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形象,必须与生活中的形象相似,而且是具体可感的。如果说文学具有生命力的话,那么文学形象就是文学生命本身的一种显现。因此一个具有深刻人生启示意义,具有激动人心力量的文学形象,会超越国界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给读者留下永生难忘的回忆的,这也正是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等文学形象,不分国界深得世人喜爱的缘由,安妮形象亦是如此。

2.大自然的女儿形象

从小说一开始对于安妮的形象描写中,读者就可以知道,安妮是个红头发且满脸雀斑的女孩,这对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来说,也许并不意味着什么,而且时尚的女孩子竞相将自己的头发染成红色,然而在西方,红头发却是人们唯恐避之而不及的,安妮对于自己的红发更是讳莫如深,无可奈何辗转反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她也知道这是她的想象力所无法企及的,这一定是无可改变的大自然的旨意了。在前往绿山墙农庄的路上,安妮见到如此美丽的景色兴奋不已,憧憬着美丽的梦想,然而却突然有了好梦难以成真的忧患。

她突然从自己瘦弱的肩膀上抽出一条长长的、极有光泽的辫子,举到马修眼前。虽然马修不习惯辨别女子发辫的色彩,但是对眼前这条辫子的颜色却没有太多质疑。

“红色,是吗?”他说。

女孩将辫子垂放至原处,叹了一口气,这声仿佛来自于她内心最深处的叹气似乎正向外发出她积压许久的忧伤。

“是的,是红色,”她无可奈何地说道,“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非常快乐了。任何一个长着红头发的人都不能。我不怎么在乎其他东西——雀斑、绿眼睛和我的皮包骨。我可以想象它们都不存在。我可以想象自己拥有美丽的、玫瑰花瓣似的皮肤和漂亮的、闪闪发光的紫色眼睛。但是我无法想象红发不存在,我试了所有的办法”。(14)

在西方,人们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认知体系,红头发的脾气暴戾且伶牙俐齿。在现代医学尚处于早期的时候,红头发被人们认为是多血质(sanguine temperament)的气质类型的体现,是那种“义无反顾、不惧受伤”的性情中人,是那种任凭自己强烈情感自然流露的性格类型。在印度医学临床中,红发被认为是“阿育吠陀”(Ayurveda)。这句梵文的意思是“生命的知识与智慧”,是一种色彩丰富的鸟类的性格特征。另外,人们也普遍认为红头发的人性感强烈(参见Wiki 2014)。这些信条为19世纪女性犯罪学研究在科学上的发现提供了依据。他们断定,红发与欲望犯罪有着某种联系,并声称48%的“犯罪女性”是红发女(Lombroso & Ferrero 2003:123-24)。在小说和同名电影《红发女人》中,主人公就是一位具有性攻击力的家庭破坏者,所到之处怒气大发。《绿山墙》中的安妮·雪莱虽然也是一位红发女孩,却试图改变人们这样一种传统的认知,她活力四射,充满正义感,逆反陈规陋习,偶尔犯些可爱的错误,处处彰显出她的个性魅力和正面能量。从遗传学上看,在整个人类中,红发的发生率约占1-2%,经常会出现在北欧和西欧的民族中,其他地域则较少出现。红发的出现是两对基因在染色体16上造成的MC1R蛋白质的变异。而在英国,红头发一度被人们蔑视为“胡萝卜顶”或“胡萝卜头”,这都源于人们的无知与偏见,无视自然和遗传的丰富性。从文化学角度看,随着人类文明的衍进,人们也渐渐从对红发易怒的取笑转向对红发的崇拜(同上)。

安妮形象的创作者露西·莫德·蒙哥马利也是自然的女儿。出生在童话世界爱德华王子岛的她是英国皇家文学协会有史以来接纳的第一位加拿大妇女会员,也是加拿大第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女作家。相较于光环笼罩的作家生涯,蒙哥玛利的童年生活显得有些黯淡。母爱缺乏,与父亲疏远,又与祖父母隔阂,在这一点上,她与安妮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年幼的蒙哥玛利时常觉得孤独,她将强烈的情感需求转向了精神世界和大自然。这些童年的记忆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写作生涯,蒙哥玛利作品中的女孩形象总是纠结于家庭建构与自我意识的冲突中,最后大多能在大自然中得到舒解。

尚在孩提时代蒙哥马利就开始广泛阅读。虽然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儿童不宜读物,但她从小便阅读了沃尔特·斯哥特爵士的《罗布·罗伊》(Rob Roy)、查尔斯·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和爱德华·布尔沃-李顿(Edward Bulwer-Lytton)的哥特式恐怖小说。当然她对于诗歌的涉猎不曾受到限制。于是,她就在英伦诗人弥尔顿和拜伦的世界里狂欢了。早年的这种浪漫主义诗歌方面的浸润,影响了她的写作风格,使其作品极具诗性与描述性,还富于无边无尽的想象。蒙哥马利回忆起她所创作的第一首诗歌的那一天,当时她九岁,恰逢父亲前来外祖父家看望她。当她读完自己的这首诗的时候,父亲漫不经心地说,诗行不押韵,听上去不像什么诗歌啊。尽管遭到父亲温吞吞的评价,蒙哥马利还是将这首诗保留起来,几年之后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发表了。可以看出,蒙哥马利在安妮身上注入的就是这样一种诗性人格,是一种大胆的,不再囿于传统思维模式的想象力。在安妮身上,读者找到了潜隐在自己人性里的那一部分能量,正是读者意欲表达却没有找到合适释放渠道的,所以安妮暗合了每一位读者潜藏的心迹。

安妮是如何走进蒙哥马利的创作中来的呢?37岁嫁为人妇的时候,蒙哥马利已经是颇有名望的作家了。她的创作秘诀出自每日琐碎的家务,在她的围裙口袋里总是有一个小本本,灵感乍现,立刻记录。在一次浏览小本本的时候,她发现了这样一条消息引发了她的创作灵感:“一对年迈的夫妇向孤儿院申请领养一个男孩,阴差阳错,一个女孩被送了过来”。正是从这只言片语中,蒙哥马利整合出了她的第一本小说,并于1908年出版为《绿山墙》。可以说,小说的诞生也是一个纯粹自然孕育的过程。它是作者居家生活的一个副产品,却不曾想成了她婚后孕育出的一个“精神上的女儿”。此后的蒙哥马利一路伴着安妮从绿山墙农庄到埃文利,从梦中小屋到彩虹幽谷,从风吹白杨再到壁炉山庄,从黄金岁月(The Golden Road)到诗样年华(Emily Climbs),她一直培养塑造着这个女儿,从少女到大学生,再到为人妻母。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成长过程是时刻与大自然相生相伴的。

除了政治和地理环境对于安妮的田园生活环境产生影响之外,蒙哥马利为安妮所虚构的生活环境都来自她本人童年时代生活的小镇卡文迪什(Cavendish),她热爱PEI岛屿。安妮与她的创作者一样,对于自然有一种狂热的依附感,当家庭内部的生活成为一种折磨时,户外的大自然总能给她们以慰籍。

3.结语

在处处体现出自然的神奇和荒野的呼唤的加拿大,安妮是大自然的女儿,她是自然带给加拿大的礼物,她是加拿大人民精神的一种体现,是荒野中的强烈的生存意识。这个民族的一部分祖先从旧大陆飘洋过海,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如同一个脱离母乳的婴孩,靠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不断让自己成长壮大起来。安妮身上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能量——纯洁、活力、梦想、顽强,永远保持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可以说安妮这个加拿大本土文学养育出的顽强自立的女性形象,影响了20世纪加拿大女性文坛。这也反映了加拿大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加拿大文学的半壁江山是由女作家撑起的。从早期到当代,女作家一直是加拿大文学的主力军,各时期都有代表时代潮流的女作家,也有开宗立派的女作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加拿大文学进入繁荣期,标志性的作家也是三位女性,即玛格丽特·劳伦斯、爱丽丝·门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称为小说三大家。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当代文学女王,也是现今世界英语文学中受到关注和研究最多的作家之一。无论是从个性还是其所创作的丰富文学形象和文学体裁上看,她受世人热爱的程度都堪称是加拿大文坛的安妮,她的创作总是能给人们带来惊讶,是加拿大乃至世界文坛上的一个精灵。以短篇小说书写加拿大女性经验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门罗,其作品如《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女主角就是典型的加拿大女孩,也就是典型的“安妮”。而劳伦斯创作了加拿大题材的五卷本的马纳瓦卡系列长短篇小说,书中女主人公穿插、互涉出现在各个文本之中,是对三代加拿大女性的生存经验的叙述,她们各自不同的反叛、独立、创新,她们身上皆有“安妮”的影子。可以说,20世纪的加拿大英语女性文学成就足以抗衡加拿大的男性文坛,这在其他国家文坛尚属罕见,所以“红发安妮”理应成为加拿大民族形象之一。

附注

① 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Lombroso,C.& G.Ferrero.2003.Criminal Woman,the Prostitute,and the Normal Woman(N.H.Rafter &M.Gibson tran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Montgomery,L.M.2008.Anne of Green Gables [M].New York:Moder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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