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虎

（江苏师范大学，徐州，221116）

今天，我终于可以轻松地谈一谈《地下室手记》真正的主题与渊源了:一个无法把自己变成一个欧洲人的男人心底所萌生出的嫉妒、愤怒与骄傲。

——奥尔罕·帕慕克（Pamuk 2007:137）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因“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而荣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目前，关于如何看待帕慕克的创作，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文化杂合派，即认为帕慕克是一位文化杂合的作家，其作品布满了文化杂合的意象与密码，代表者如波曼（Berman 1991）、巴罗克斯（Bayrakceken 2005）、古克纳（Gokner 2006）等。一是文化冲突派，即认为帕慕克表征了土耳其乃至全球的文化冲突，呼应了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与“无所适从”（torn）这一预言，代表学者包括库利（Coury 2009）和小布拉姆（Brahm 2007）等。此外，还有从宗教、翻译、写作渊源上研究帕慕克及其小说的（Updike 2004；Almond 2003）。应当说，这些论述都有重要价值。问题在于，帕慕克的整体创作思路、文化观仍是模糊不清的，他的文化杂合叙述表征的是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吗？在他笔下，文化杂合与文化冲突是什么关系？另外，帕慕克的爱情故事真的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Emck 1997；高永2006），是一种媚俗与污点吗？等等。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帕慕克写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现或图解他的祖国土耳其的民族灵魂——一个失落的帝国后裔渴望并执着于超越西方，但却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同时又备受凌辱与轻视的自卑、愤怒、挣扎与忧伤。帕慕克的爱情叙事、呼愁（hüzün）风格等皆与这一目的密切相关。

1.

奥斯曼帝国是土耳其人引以为傲的一个历史巅峰。1453年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MehmetⅡ，1432～1481）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伊斯兰帝国。然而，17世纪末，这一庞大帝国就开始没落，直至一战时被英、法、希腊瓜分。1923年，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1881～1938）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是一个世俗军人，在他看来，国家的希望在西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1922年1月起，对土耳其进行了一场血雨腥风的世俗化改革:1922年，废除苏丹制；1924年，废除哈里发、沙利亚（即宗教）法庭，关闭了所有的宗教学校；1926年，瑞士民法、意大利刑法取代了乌莱玛的宗教法律权力，基督教日历替代了伊斯兰日历；1928年，“伊斯兰教是国教”这一跨越几个世纪的条文被删去；1931年，《古兰经》被译成土耳其文……土耳其似乎由一个伊斯兰之国变成一个西方之国。

帕慕克通过小说人物塑造复现了这段近代史:《白色城堡》中的霍加、《寂静的房子》中的塞拉哈亭、《雪》中的苏纳伊等。以《白色城堡》为例。霍加（Hoca）在土语中意为“老师”，这一命名是对凯末尔总统的一个影射，凯末尔曾被誉为“国民学校的总教师”（刘易斯1982:292）。在谈到这一主人公时，帕慕克说:“霍加与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非常相像，皆有黑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面。我一直觉得，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人物，喜欢喝酒、脾气暴躁，对暴力有一股狂热之情”（Pamuk ＆ Caver 1990）。小说中，霍加是一位东方占星师，但他对“西方”极具好感，狂热崇拜与追逐。在故事一开始，意大利人“我”被俘虏到伊斯坦布尔，成了霍加的奴隶。霍加抑制不住激动的喜悦，坚决要求我把自己在西方学到的一切教给他:

这个“一切”包括我在中、小学学到的一切，我们国家所教授的天文、医学、工程以及一切的科学，我在狱中写下的文字（第二天，他让一个仆人拿了回来），我听过的、见过的一切，所有我对河流、桥梁、湖泊、洞穴、云、海、地震与闪电之因的看法……（Pamuk 1998b:32）①

慢慢地，霍加竟然成了“我”的学生，而他如此认真、勤奋是有原因的。他问我:“为什么我是今天这样的我？”（65）其实是想知道，东方人为什么是东方人？西方人为什么是西方人？在他看来，人一分为二——东方人和西方人。东方人是愚昧的、“白痴”（106）的，西方人是聪明的、文明的。霍加不愿意当一个野蛮的东方人，而要成为一个我这样的西方人。所以，他总是酸溜溜地问我:“那里的人们是否总生活得这么快乐？”（79）、“在同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会怎么想？”（54）、“他的服装合适吗，他对某人的回答对不对”（69）……一副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的奴相已经跃然纸上！同时，他也模仿凯末尔，把盖布泽和伊斯坦布尔的年轻人叫到家里，试图教授他们“最高等的科学”（55）。最终，霍加冒充与他外貌酷似的“我”，奔向了威尼斯。《寂静的房子》中的塞拉哈亭与凯末尔生于同一年，侧重表现了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反伊斯兰特征。《雪》中的苏纳伊则是一位扮演凯末尔总统的演员，有着凯末尔一样的英俊、雄伟与铿锵语言，表现了西化改革的精英主义与暴力化倾向。这些人物集合在一起，共同表征了凯末尔及其世俗化改革历程。

凯末尔激进的世俗化改革为伊斯兰复兴埋下了伏笔。60年代起，伴随着土耳其政治民主化、城市化的进行，本土伊斯兰文化逐渐兴起，并于80年代达到高潮。政坛上，伊斯兰政党繁荣党、正义与发展党一直牢牢掌控着权力之柄，古兰经学校从1951年的237个增长到1968年的2510个，清真寺从1950年的1500多座增长到75000多座，此外，还有290家出版社、300多种出版物、100多个未注册的广播电台在宣传伊斯兰思想，努尔库运动、葛兰运动、贝克塔什教团等民间伊斯兰文化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于是，现代土耳其出现了另一股可与西化主义相对峙抗衡的思想，即伊斯兰主义，它是土耳其的另一个重要政治文化角色。在小说中，帕慕克也塑造了一系列手拿屠刀、仇视西方的伊斯兰主义者，如《雪》中的神蓝与库尔德青年、《我的名字叫红》中的高雅等。以《雪》为例。神蓝是一个“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地下领袖”（Coury 2009:342）、“恐怖分子”（Erol 2007:417）。他信奉霍梅尼、弗朗兹·法农的理论——“现在保护伊斯兰教比做礼拜，比斋戒更为重要”（Pamuk 2005:321）②，推崇伊朗革命，憎恶西方，因在一家电台上公开恐吓一个散布亵渎言论的主持人而闻名，他说:“只有一个西方，只有一种西方的观点，我们代表另一种观点”（228），“欧洲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我们的敌人”（283），“我不会去做个欧洲人的，亦不会去模仿他们。我就是我，我要过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不模仿欧洲人，不做他们的奴隶，人也会一样幸福。”（341）他曾参与车臣、波斯尼亚的恐怖组织，鼓动、煽惑宗教学校的年轻学生反抗政府，在西方报纸上咒骂土耳其世俗主义者，派人杀死了教育学院院长耶尔马兹。因此，伯曼（Berman 2009:116）称他是一个“冷酷、孤傲、愤世嫉俗、投机倒把、老于世故”的“伊斯兰暴力组织的领袖”。《我的名字叫红》中的高雅、努斯莱特教长等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虔新宗教，视欧洲若索多玛与蛾摩拉，是阿维沙·玛格丽特（Avishai Margalit）所说的西方主义心理的践行者。

这样一来，文化冲突就出现了，这种冲突既属于现实的土耳其，也属于帕慕克的小说:一方是西化主义，一方是伊斯兰主义，前者主张走西方之路，后者主张回归真主，走东方之路，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百余年，汇成了一条文化冲突的河流——头巾运动、1960至1980年的三次军事政变、《伊斯兰百科全书》事件、梅内门事件、纳克斯本蒂运动……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帕氏作品中，这种冲突表现的更为细致多样。在1983年的作品《寂静的房子》中，年迈的一代在理性与信仰的抉择中走向疏离，年轻的一代在东西方的纠葛中自相残杀；在1994年的作品《新人生》中，倔强的医师一生都固执地认为西方人“欺骗了我们所有的同胞”（Pamuk 1998a:137），用尽所有的精力对抗“西方的大阴谋”（Pamuk 2005:133）；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曾经辉煌一时的细密画画坊在法兰克透视画的介入下变得分崩离析，最后在一场因内讧产生的武力角逐中血流成河；在《雪》中，以神蓝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与以苏纳伊为代表的激进世俗主义在雪城卡尔斯展开厮杀，爆发了军事政变，众多无辜的人在这一角斗中死去，等等。不夸张地说，西化与伊斯兰，抑或东方与西方，是帕慕克一生创作中的一对二元对立命题，正如《纽约时报杂志》所评介道的:“帕慕克的艺术才能始终都与东西方之间的对立相关”（Eberstadt 1997）。然而，帕慕克不仅仅展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

2.

实际上，在帕慕克笔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伊斯兰主义者、西化主义者，抑或民族主义者。或者应该说，在现实的土耳其中，似乎也未必存在纯粹的政治伊斯兰、世俗主义精英。在一次采访中，帕慕克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在土耳其，95%的人都有两个灵魂。在外人看来，土耳其有好人——世俗者，民主主义分子，自由主义者，也有坏人——民族主义者，政治伊斯兰，保守派，独裁分子。不！一般来说，对土耳其人而言，这二者是并存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土耳其人都与自己斗争。或者可以说，每一个土耳其人都有一种幼稚的、自相矛盾的思想。（Pamuk ＆Edemariam 2006）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神蓝不是一个真空中的“伊斯兰人”，不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者。他憎恶西方，但似乎也对西方有一种说不出的醋意，说过一些嫉妒味浓厚、同时夹杂着一点自卑心理的话:“我们之所以如此信奉真主，并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因为我们太穷了，而是因为我们对于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以及在另外一个世界又会发生什么感到好奇”（237）、“多数情况下，欧洲人是不会鄙视别人的，而是我们在他们面前自惭形秽”（76）。难以想象，这些话竟然出自一个政治伊斯兰领袖之口。总之，神蓝似乎是有一点倾心于西方的。此外，具有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也不仅仅是神蓝、高雅等“恐怖分子”，像《新人生》中的妙医师（一位商人）、《寂静的房子》中的法蒂玛（一位普通穆斯林妇女）、《雪》中的奈吉普与法泽尔（两个儿童）也都具有这一思想。也就是说，伊斯兰主义更多地是一种文化或民族情绪，而非政治派别或群体。这是帕慕克的一个重要观点:“根本不存在什么真空中的伊斯兰”，“我觉得，伊斯兰大多时候是一种借口。这种愤怒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主义与反西方情绪”（Pamuk ＆Gardels 2005:41、38）。

《白色城堡》中的霍加也是如此。他固然疯狂地向西方学习，但是，他的初衷或最终目的又何在？在《白色城堡》中，霍加经常说他的同胞是“笨蛋”:“这真是一群白痴……这么多笨蛋凑到一块儿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为什么他们如此的愚蠢？”（106－107）但他也同样对意大利人“我”说:“你是笨蛋！”（59）一天，他与“我”裸身来到一面镜子前:

在明亮的灯光下，我再次看见，我们是多么的相似……我做了一个动作拯救自己，似乎要证明，我就是我自己。我用手快速理了一下头发。但是，他模仿我的姿势，呕！完美极了，镜中两个人的对称影像丝毫没有被破坏。他也模仿我的样子、表情、恐惧。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的害怕，却又好奇得无法将视线从镜子前移开。他像一个孩子一样欢天喜地。（82－83）

霍加之所以如此欢乐，不仅仅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居然和一个西方人长的一模一样，这的确满足了他的“欧奴”心理，更是因为此时的他已经了解了西方人的所思所想，了解到西方人并不比东方人优越多少，了解到终有一天东方人可以打败整个西方。几天后，霍加开始埋首于一个庞大武器的制造——“恶魔”（119），最后，“恶魔”成型了:一个“庞然大物、独眼巨人”（126）一样的战争武器。这个武器是干什么用的？歼灭穆斯林的敌人——西方的卡菲尔（基督徒）。因此，伯曼在读过《白色城堡》后说:“帕穆克的小说让人想起一位伊斯兰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在他看来，17世纪时，奥斯曼帝国进攻欧洲失败了，这是灾难性的一刻……这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同时，也是伊斯兰愤怒的一个主要原因”（Berman 1991:37）。然而，霍加是凯末尔的代码，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凯末尔进行西化改革的初衷究竟何在？

也就是说，在帕慕克的叙事中，西化者与政治伊斯兰（或其他类型的人物）之间的界限是不那么分明的，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灵魂有不少共通之处的。在文化杂合派看来，这是“一体二魂”的一种隐喻与象征，它所表达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一个人可以“有时是西方人，有时是东方人”（Pamuk＆Skafidas 2000:21），这正是帕慕克的文化理想所在。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与客观性在内，帕慕克确实有这一文化理想与诉求。但是，在帕慕克的艺术空间中，文化杂合似乎不是一种理想化的童话叙事。相反，读者所看到的是这些一体二魂式的人物在内心深处的失落、焦灼、挣扎与忧伤。这种失落、焦灼与挣扎来自于何处？本文认为，它是土耳其民族灵魂的一种表征——一个失落的帝国后裔渴望并且执着于超越西方，但却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同时又备受凌辱与轻视的自卑、愤怒、挣扎与忧伤。

弗洛伊德说，每一个人的心底都蕴藏着一个黑色的自我，它受无意识的摆布，渴望“主”一样的中心地位，意欲统治、消灭他人。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一欲望是不同的。奥斯曼帝国曾经的辉煌是他们永远抹不去的记忆，这种记忆让他们永远渴望着幅员600万，横跨欧亚非。这是一种帝国无意识。凯末尔实施西化改革的初衷是什么？超越西方！政治伊斯兰更是将矛头直指欧洲人，甚至将心中的愤怒化为恐怖主义行为。要知道，在17世纪时，让奥斯曼帝国一败涂地的可是西方！但是，这一理想至今没有实现且希望渺茫。翻翻人类历史，大致是西方人的历史，西方人的文明史，大部分东方之国都紧随其后，在国内大力实施西化政策。凯末尔只是这一时代大潮中的一滴水珠。可是，西化之路真的是救命稻草吗？答案是令人怀疑的。不仅因为二者相差了几百年的发展时间，即使将来东西方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东方也终将落后于西方，因为这是西方之路，不是东方之路。那么，伊斯兰之路呢？或许历史已经说明了一切——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在没有找到新的建构民族空间出路的路口，土耳其、土耳其人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踌躇不前。所以，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总是受阻、大打折扣。不仅如此，由于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它的另一个名字是西方化）的时代，西方不仅掌控着世界的话语空间、建筑空间，也几乎垄断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方式，即精英论。在如今的身份价值观中，富足者荣、贫贱者鄙，富裕、现代、高楼大厦是进步的代名词，贫穷、保守、古老的清真寺是落后的标志物。在追逐共和与平等的马克思主义中，工人、贫民、边缘者曾是被人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而今他们变成了遭到鄙视的懒汉，因为他们拖了人类进步的后腿，对社会发展贡献甚微。在这一逻辑中，东方成为一块不值得关注、怜悯的黑暗之地。不仅仅西方人这么看，东方人自己也接受了这一认知模式。在这一空间中，土耳其备受煎熬与侮辱。有时，他们奋发图强，企图超越西方，虽然他们深知这是一种虚妄的做法，有时，他们默认自己的愚昧、落后，有时，他们实在忍无可忍，将一腔怒火凝聚成一朵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火焰，其实，他们何尝不知，这更多的是一种发泄与自欺，不仅因为东方之路注定失败，同时也因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被西方的思想所同化，在回归安拉的圣路上，他们一边对持西化的同胞们不屑一顾，一边侧目觊觎着西方文明的昌盛，内心的矛盾让他们永远难以逍遥自在。那么，土耳其将何去何从？这是帕慕克一生在苦思冥想的一个问题，也是他始终难以释怀的一种哀伤:“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某些简便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都是愚蠢的，最后，它会给这一问题带来新的麻烦”（Pamuk ＆Star 2004）。

或许，作为一个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已经默认这一宿命。在他的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生命都是不幸的，失败、忧伤也几乎成了他的小说的一种程式化结尾，一种鲜明的帕慕克风格:霍加的“恶魔”在波兰战役中一败涂地，最后，他与意大利人“我”交换身份，逃到了威尼斯，“我”则失去妻儿，作为霍加的替身，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忧伤的一生；神蓝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捕，最后被处决，他的对手苏纳伊在舞台上开枪自杀；在《黑书》中，苦苦追寻妻子的卡利普最终失却自我，成了耶拉的替身，他的妻子不幸死去；在《我的名字叫红》中，站在西方画法一边的画家高雅、姨夫大人被凶手橄榄砸死，站在东方画法一边的奥斯曼大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在《新人生》中，妙医师失去了心爱的儿子穆罕默德，抑郁而终；在《寂静的房子》中，塞拉哈亭一生不如意，他的儿子、孙子们个个生活坎坷……总之，帕慕克几乎没写过一本不忧伤的小说，没有一个不忧伤的结尾。这种结尾是帕慕克对土耳其之命运的一种焦虑，也实在是对土耳其之不幸民族魂的一种书写和表达。在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中，帕慕克称这种文化情绪称之为“呼愁”，它“鼓舞人们乐天知命……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失败与贫穷看做历史的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确定的光荣起点”（Pamuk 2006:104）。

3.

需要补充的是帕慕克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叙事成分——爱情或罗曼司。几乎在帕慕克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有一个爱情故事，如《寂静的房子》中的哈桑与倪尔君、《新人生》中的奥斯曼与嘉娜、《我的名字叫红》中的黑与谢库瑞、《雪》中的卡与伊佩珂、《黑书》中的卡利普与如梦、《纯真博物馆》中的凯末尔与芙颂，等等。关于这一问题，学界从东西方文化渊源上进行过一定研究（Emck 2001；张虎2011）。本文认为，它亦属于帕慕克对土耳其灵魂之表征与书写的一部分。

首先，它是帕慕克提出的解决土耳其灵魂困境的方法之一。面对土耳其不断蔓延的文化冲突病与内心困顿，作为灵魂工程师的帕慕克开出了“避重就轻”这一药方，重者，沉重的社会思考与乌托邦建构，轻者，轻松地追逐个人幸福。一言以蔽之，帕慕克试图以美好的两性关系解构土耳其的困惑与冲突。在帕慕克的爱情故事中，男女主角似乎都对政治、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有一种心理免疫功能。以《雪》中的卡与伊佩珂为例。在一个宗教与世俗激烈交锋的空间中，卡与伊佩珂似乎只关注他们的爱情:“生命中除了爱情，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幸福了”（442）。他们既不主张世俗化，也不支持伊斯兰，尤其是诗人卡，他被恐怖分子恐吓过，被军事政变者威胁过，被宗教学生质问过，但当别人说自己是政治伊斯兰、库尔德人抑或民族主义者时，他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因此，人们说他是“一个脑子一片混乱的诗人”（206）。在这里，帕慕克将自己叙事意图以反语出之，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诗人这一职业在土耳其富有神圣的意义，帕慕克说:“在这个国家，成为一名诗人意味着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启蒙者，一个文化修养较高的人，一个富于力量的人”（参见Mcgaha 2008:161）。在谈到《雪》时，帕慕克说:“我不想说，这些是好人，那些是坏人。实际上，小说是一种对幸福的呼唤:生命苦短，应当珍惜，带上你的女孩，远走高飞”（同上:156）、“用不着把任何事情都看得那么认真，生命难道不美妙吗？更多的关注一下生命中的细节吧。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幸福”（同上:156）。

其次，爱情叙事同属“呼愁”的内涵或成分之一，也是帕慕克对土耳其现实文化冲突的一种控诉，但在想象中逃避东西冲突容易，在现实中逃避却困难。个体是鱼，社会是水，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如何能不受外界的影响甚至是摆布。或许，帕慕克也深明这一点，因此，在他的罗曼司中，美丽的爱情总是以凄婉哀伤的结局收场。这种模式化的结局与上一节提到的忧伤结局构成呼应，共属“呼愁”的内涵与构成因素，再一次深入、强化了帕慕克对土耳其之困顿灵魂的表征。但反过来，这种结尾也是对土耳其文化冲突的一种抨击与控诉:美好的爱情在文化冲突的激流中幻灭。在接受记者范肖采访时，帕慕克说:“在我看来，不论是来自西方的冲突，还是来自东方的冲突，也就是我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些命名与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在我的小说中，我想说，抛开这些东西，所有关于东西方的归纳都是泛泛而论，别相信它们……”（Pamuk ＆Farnsworth 2002）

总之，在帕慕克的思想与文本中，文化冲突、杂合、爱情、呼愁……这些元素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侧景，将它们聚合在一起，进行一种宏观或俯视观照，会发现帕慕克表征的正是现代土耳其那颗焦灼、自卑、愤怒而又忧伤的灵魂。2010年2月，在接受里克斯曼采访时，帕慕克说:“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我想创作一种景观，在艺术中探究国家的灵魂与文化的真理。在《黑书》中，我通过伊斯坦布尔的地理与历史的神秘探究这一灵魂。在《雪》中，我通过政治探究这种文化。而在《纯真博物馆》中，我则通过爱情探究这一国家的灵魂”（Pamuk ＆ Lakshman 2010）。在每一部作品中，帕慕克都一直在探究、表征这个奥斯曼后裔的民族之魂。

附注

① 文内所有本著引文均出自Pamuk（1998b），中文由笔者自译。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② 文内所有本著引文均出自Pamuk（2005），中文由笔者自译。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Almond，I.2003.Islam，melancholy，and sad，concrete minarets:The futility of narratives in Orhan Pamuk’s The Black Book ［J］.New Literary History（1）:75－90.

Bayrakceken，A.＆ Don Randall.2005.Meetings of east and west:Orhan Pamuk’s Istanbulite perspective ［J］.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3）:191－205.

Berman，M.2009.Orhan Pamuk and modernist liberalism［J］.Dissent（1）:113－18.

Berman，P.1991.Young Turk ［J］.New Republic（11）:36－39.

Brahm，G.2007.Reading city of quartz in Ankara:Two years of magical thinking in Orhan Pamuk’s Middle East［J］.Rethinking History（1）:79－102.

Coury，D.N.2009.“Torn country”:Turkey and the west in Orhan Pamuk’s Snow ［J］.Critique（4）:340－49.

Eberstadt，F.1997.The best seller of Byzantium ［OL］.［1997－05－04］ ［2014－02－21］.http:∥ www.nytimes.com／1997／n05／04／magazine／the－best－seller－ofbyzantium.html？page wanted＝all＆src＝pm.

Emck，K.1997.Turkish delight［N］.New Statesman（10－31）:44－45.

Erol，S.2007.Reading Orhan Pamuk’s Snow as parody:Difference as sameness ［J］.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3）:403－32.

Gokner，E.2006.Orhan Pamuk and the Ottoman theme［J］.World Literature Today（6）:34－39.

Hibbard，A.2001.Review of My Name Is Red ［J］.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4）:203－04.

Mcgaha，M.2008.Autobiographies of Orhan Pamuk:The Writers in His Novels ［M］.Salt Lake City: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Pamuk，O.＆ A.Edemariam.2006.I want to continue the life I had before ［OL］.［2006－04－03］［2014－02－21］.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6／apr／03／fiction.turkey.

Pamuk，O.＆ A.Star.2004.Orhan Pamuk:“I was not a political person”［OL］.［2004－08－15］［2014－02－21］.http:∥www.nytimes.com／2004／08／15／books／intervieworhan－pamuk－i－was－not－a－political－person.html.

Pamuk，O.＆ E.Farnsworth.2002.Bridging two worlds［OL］.［2002－10－20］［2014－02－21］.http:∥www.pbs.org／newshour／conversation／july－dec02／pamuk11－20.html.

Pamuk，O.＆ M.Skafidas.2000.Turkey’s divided character［J］.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2）:20－22.

Pamuk，O.＆ N.Gardels.2005.A Europe of two souls［J］.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4）:37－41.

Pamuk，O.＆ N.Lakshman.2010.Writing and writing is my happiness［OL］.［2010－02－02］［2014－02－21］.http:∥beta.thehindu.com／opinion／interview／article 98808.ece.

Pamuk，O.＆R.Carver.1990.Let Constantinople in Tiber melt—Robert Carver meets the Turkish novelist Orhan Pamuk and discuss astrology，war，identity and East－West relations ［OL］. ［1990－10－03］ ［2014－02－21］.http:∥www.orhanpamuk.net／popup.aspx？id＝58＆lng＝eng.

Pamuk，O.2006.Istanbul:Memories and City ［M］.New York:Vintage Books.

Pamuk，O.2007.Other Color:Essays and a Story ［M］.New York:Alfred A.Knopf.

Pamuk，O.2005.Snow ［M］.New Work:Alfred A.Knopf.

Pamuk，O.1998a.The New Life［M］.New York:Vintage Books.

Pamuk，O.1998b.The White Castle ［M］.New York:Vintage books.

Pamuk，O.2012.The Silent House ［M］.New York:Alfred A.Knopf.

Updike，J.2004.Anatolian arabesques［N］.New Yorker（8－30）:98－99.

伯纳德·刘易斯.1982.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永.2006.诺奖得主——“媚俗”作家帕慕克［J］.世界文化（12）:10－12.

张虎.2011.“恋之奴仆”与“纯粹之爱”——帕慕克爱情叙事的苏菲神秘主义原型结构［J］.外国文学研究（1）:12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