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洪飞，宋玉玲，李万鹰

（东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庆精神研究中心，黑龙江 大庆 16331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观、历史观和辩证法的现实应用。大量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措施蕴涵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精华。因此，可以说《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又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

一、《决定》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

《决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理念作出了一系列的现实性承诺，这些承诺是围绕人及其权利的实现展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理念。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人学理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硬核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点。人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西方古典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开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从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人，统一了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提出了自己的人学理论，包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现实的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完整的人等理论内容。[2]

现实而完整的人及其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决定》的社会存在前提和基础。现实而完整的人及其自由自觉的活动构成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存在，即我国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总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也是从这一社会存在出发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开放35年来国内外经验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提升，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就是以中国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以及由这个活动创造出来的人的感性世界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是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内在逻辑，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理论指向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的最终载体，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飞跃式质变，在这个质变实现之前，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通向这个质变的量变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发展的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基础，长期的量变必然引起质变，尤其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长期的量变准备不会发生明显的质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的实现过程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载体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实现的。这种实现是以量变形式、阶段性质变和局部性质变表现出来的。《决定》正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的一个历史性文件。

《决定》很多具体改革措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的现实性承诺。《决定》明确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立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的清晰回应，向世人公开宣布自己是坚定走马克思主义之路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在现实中是以人权形式存在的。人权可以包括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权利。现行宪法和《决定》宣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决定》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对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权利作出了一系列的现实性承诺。邓小平同志讲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因此，人的经济权利是人权的核心。《决定》指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已经形成的经济基础的肯定，并对未来进一步巩固深化提供新的改革思路。这是人的经济权利的基础，对其明确肯定有助于其他经济权利的实现。因此，《决定》才会有更加深入的经济权利承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政府要“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为过去工农剪刀差给农民带来的经济损失作出补偿承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权是由一系列权利构成的权利体系，其中经济权利是核心，但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是实现经济权利的保证。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4]“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这里体现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人是人本身，是目的不是手段，因此，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每个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与人之间是互为条件的，不再是阶级对立关系，而是合作共赢的联合体关系。这是对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终极论证。《决定》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念作出了自己的政治承诺。民主是自由的保证，因此，必须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同时，要实现未来社会的联合体必须控制国家权力，“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在此基础上，为实现人的社会权利提供了更多的政治保证，因此，才能冲破“利益固化藩篱”“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马克思主义理念的这些现实性承诺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主义之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走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进而实现人的解放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人及其权利实现的过程，因此，坚决拥护和实现《决定》是当代中国人民的最现实选择。我们必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拥护和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是当前关键的乃至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二、《决定》的重要理论支撑是历史唯物主义

《决定》的主要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6]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用唯物辩证法展望未来社会，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秉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遗志，高高举起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大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建国60多年的发展，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为《决定》的形成提供一系列理论指南。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个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所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而完善上层建筑。《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才能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决定》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三、《决定》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决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为理论核心，充满了辩证法思想。《决定》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国内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总的量变中部分质变和阶段性质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具体体现。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才能得到最终的科学说明。《决定》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决定》以实践为基础，以顶层设计的方式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性部署，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即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从国家、市场、所有制的改革措施可以看出《决定》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辩证法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人类优秀实践成果，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国家在未来社会是要消亡的。马克思所讲的国家消亡是指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消亡，而作为社会管理职能的国家依然会存在，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式存在。因此，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衡量其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这个阶段必然还有资本主义的痕迹，国家还要保留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职能。《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抉择，提出了国家治理概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题中应有之义。建国60多年，我们在国家的存在方式上走过了统治、管理，现在走向了治理。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进步。当然，治理还不能完全代替统治和管理，但已经在国家理念上实现了飞跃。当代发达国家中左翼力量之一社会民主派在20世纪末为了应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提出了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的概念，进行了一些理论论证和实践操作，今天中国也提出了国家治理。这是人类探索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尝试，同时也是人类构建更加和谐共同体的努力。

《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的基础作用的提升，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肯定，这也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本质要求。邓小平论证了计划和市场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开启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讨论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市场和社会主义如何有效结合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但以失败告终。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思想界又开始新一轮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研究的讨论，建构了多种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总体共识是市场和社会主义可以有效结合。因此，《决定》关于市场的决定作用一方面是对20年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也是对市场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实践探索和验证。

《决定》一方面加大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抑制市场失灵的先天缺陷，在多种保障措施的基础上，又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欧洲已经实践了半个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今天欧盟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匹配的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就是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利益共同体，这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妥协，也是共赢的体现。《决定》提出的这一种经济形式，是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积极吸取，也是对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因为我们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核心，因此，资本与劳动利益共同体只是利益分配格局中的一个补充，真正的利益分配主体还是靠国有经济，所以《决定》提出“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奠定坚实基础。《决定》之所以能有如此质变飞跃式的提升，在于积极吸收借鉴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这些文化成果是国内外社会发展的实践总结。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是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范本。《决定》通过大量具体的全面深化改革举措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理念、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辩证法思想。《决定》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现和运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和丰富，必将在实践中产生更大而深远的影响。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

[2]康渝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致思理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86-22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67.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6.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