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林

李鸿章其人
——访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教授

李成林

翁飞，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界》杂志编审，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李鸿章研究会副会长；并兼任安徽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2014年5月15日，翁飞教授做客 “一校两院”大讲堂，本刊采访了他。

本刊：先请教翁教授两个问题。翁教授您是晚清元老级重臣翁同龢的第六代传人，翁李同朝，并且矛盾颇多，你是怎么看的？第二个问题，你是翁氏的后裔，为何下苦工夫研究李鸿章，请你简要说一下。

翁飞：不好意思，我不是翁同龢直系，我是翁同龢他二哥他这一支。翁同龢兄弟三个，大哥叫翁同书，当过安徽巡抚，曾经被曾国藩上奏参劾下台，后来流放新疆。我是他二哥一支，已经是第六代，跟翁同龢过五代就出五服了，我们算旁支。过去有一句诗，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它是把翁、李两个人作为当时同等对待的一个重量级的元老重臣。经我研究，李鸿章是翁家的小门生，因为他老师的老师是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就是他进士的主考官孙锵鸣先生是翁同龢的学生，就是他的门生的门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李鸿章给翁同龢写的私信里面，抬头都是 “世叔老大人”，尽管翁同龢比他小7岁，但是辈分比他高，所以翁家的第六代和现在李家的第五代道字辈是平辈。

我老家祖籍是常熟，我的导师戴逸老师也是常熟人。从1992年开始我们立项，1993年启动到2008年，我就在戴老师的指导下，编了十五年的李鸿章。因为我大学毕业分配，从1982年到地方史做了十来年，到1992年确立以李鸿章和淮军为研究方向，一做就做了十五年。在戴老师的指导下，到了1999年，因为资料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到北京去读他的博士，全脱产，那时候已经45岁。三年下来把李鸿章统编完，最后2008年出版，这个李鸿章全集现在是国家清史和国家普及文献的双重点，一共是2800万字。戴逸老师是主编，还有一位主编是顾廷龙老先生。

我们说马恩全集翻译过来是两个人3000多万字，而李鸿章一个人就2800多万字，反映了从李鸿章登上政治舞台1862—1901年他去世40年的轨迹，而且当时所有中国军政外交的大事，都是他经手，所以特别重要，里边有大量的信息有助于我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

本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去考察。李鸿章生活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呢？

翁飞：李鸿章生活的时代背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三千年一大变局。正在是这样一个亘古未有大变局当中，机遇和挑战并存，流派林立，当时社会上各种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都纷纷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探寻出一条富民强国的理想道路，都在寻求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梦，这条梦之路是非常漫长。

这个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的统治集团高层分离出来，他们接过儒家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于将倾，这样一个改革派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只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的体制根本，当然，这也是时代发展所制约的。

从近代看，由浅入深第一个思想解放，思想的层面上洋务派之前是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睁眼看世界的这样第一批人物，他们翻译了一些著作，跟西方打了一些交道，但是没有近代化的实践。而近代化的实践是从洋务派的领袖们开始，包括在他们之前像洪仁玕做资政新篇也没有实践，从统治集团的洋务派领袖，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掌握了相当大一部分权利，像恭亲王奕訢、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是满族贵族，像曾国藩、左宗棠，包括后来的张之洞、李鸿章这五个代表人物，我们说这种阶层是洋务派的五大集团，他们就接过了林、魏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自强，把这样一个口号实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近四分之一三十年的时间，成为当时统治阶级改革的主流派，在他后面就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再后面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再后面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化的五次浪潮。

本刊：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伴随着洋务近代化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了解19世纪下半年的近代史。请您简单评述一下李鸿章在近代史中的地位。

翁飞：我简单介绍一下李鸿章生平。李鸿章亦称李合肥，汉族人，出生于1823年2月15日，去世于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 （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由于他是兄弟六人，姐妹二人，排行老二，民间一直叫他李二先生。

李鸿章家学渊源，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他在家乡府学第一名，县学第一名，16岁，到了20岁赴京，拜了第二个师，就是曾国藩，学经世之学，即经邦济世之学。

李鸿章20岁进京的时候有一首诗，预言一生事业在里面：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鸥。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他自己一生：总结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生扶摇。

把李鸿章一生用精炼、最好记的话说，有一二三四五。

一、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实力最强的洋务政治集团，淮系集团唯一的首领。二、他是两支近代化军队，淮军、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三、两个三。第一个三在中国近代化起步阶段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械局、天津机械局，他创办了三个，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和沈葆桢联合创办的。从沈葆桢、左宗棠去世以后，下面接管的人都是淮系的要员，所以近代军工企业都是在他麾下。第二个三，是拥有将领、幕僚、官僚三个子系统。首先是将领系统，将领系统是北洋海军和淮军。官僚系统呢，中央它向总理衙门，向军机处，向六部输送官员，地方它保荐，从各省的总督巡抚到府州县。当时合肥有句土话叫：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幕僚有汉族的，称为汉员。有洋员，洋员是李鸿章幕府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那么军队的基础就是这些：树、铭、鼎、庆、盛……这些是他的基础。在内战时期，幕僚是负责前敌后勤，在和平时期，就负责建设、洋务、外交、实业等等。那么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构成了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四，第一个四，他是历经了道、咸、同、光四朝的元老，另外一个四，他从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可以在朝廷的政务，军政要务上提出自己的建议，到1901年逝世，来头到尾整整四十年。第三个四，直接指挥了四场战争，两场内战，从1862年打到了1870年，就是打太平军打捻军，两场外战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五，他在中国近代的五大领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这就是李鸿章生平的一二三四五。

本刊：洋务运动形成了五大集团，恭亲王奕訢是代表满族贵族的高层，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相对早一点，然后接下来跟他平的是左宗棠，比他后面是张之洞。在这五大集团里面，可以说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五大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那么，淮系集团是怎样起家的呢？

翁飞：李鸿章是从淮军到淮系集团。淮军当时是湘军和淮军的合流，他本身招的树、铭、鼎、庆是合肥的。然后程学启是桐城人，是太平军的降将，降到湘军，但是不被湘军重用，被李鸿章收下了。程学启在刘铭传以前是最能打，后来因为死得比较早，剩下的那些熊字营、垣字营，这都是湘军招募过来，因为李鸿章要带到上海去，曾国藩把它作为 “赠嫁之资”，比如说亲兵营韩正国，韩正国就是他的亲兵营的营官，是曾国藩两江总督的督标亲兵送给李鸿章，就是说明很相信的人送给李鸿章当亲兵，实际上也有监督李鸿章的这个意思。

当时这是一批，到了上海以后是一批土包子军。李鸿章刚去的时候也是虚心忍辱，他要学得西人一二秘法。当时也有个故事，就是说他三天三夜在上海那个城隍庙，道台衙门旁边不出门，然后接着化装上了英舰，英法联军司令何伯从圆明园回来，他就跟在上海道台吴煦的后面上去，然后跟洋人在谈判、会谈。然后很有意思，那个洋人谈完以后，送他下去以后，就像曹操到那个单于营一样，那个洋人就说，你这个道台卑躬屈膝不怎么样，但是后面这个人英气勃勃不得了。

然后他给他的老师写信说，我也化装上了船，看到大炮坚利，轮船威武雄壮，西人的步伐整齐。我相信，我们只要有了开花炮和火轮船两样，我们就可以让洋人敛手，就是不敢小看我们。后来他果然就这么做了。一个，他把他的淮军，刚开始是“叫花子军”，缠着布包，前面是个 “淮”字，后面是个 “勇”字，给人家西方人当靶子打，人家都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了。然后大刀、长矛，带着土枪抬枪，那么这时候，他是半年之内全部改装。他用了这个以后，用了西方的这个野战的炮法、步法，就用那个步枪配迫击炮，后面加上骑兵，加上水师，他这种已经进入近现代的这种作战之法以后呢，淮军是所向披靡。

那么甲午战争，尽管有贪生怕死的，因为淮军的那个第一代的战将，就是百战名将，已经差不多凋零了，只剩一个刘铭传，眼睛也不好。第二代的将领里头有贪生的，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打得非常勇敢的，像聂士成、像徐邦道、像宋庆、马玉昆，总的，包括卫汝贵被杀也是个冤案。北洋水师里面，除了个别的，像方伯谦什么有争议，基本上也都是视死如归的。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军队，所以李鸿章有个感觉，我赶不上西方列强，但是我要养，养北洋军队，我养了，养成猛虎在山就吓唬人，我要保持二十年国内争取一个和平的建设时间。他也知道他的对手是谁，先是西方列强，很快地就是日本起来了。所以我们认为，淮军跟李鸿章一样，作为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从这样一个农村，偏远的一个内地，就是说从他带着他的这支淮军，土包子军队到了上海十里洋场，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的洋枪洋炮，然后从内地走向沿海，从安徽走向全国，成为国防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从传统走向近代化。

李鸿章，作为一个不倒翁，四朝元老，近代史的关键人物，元老、重臣能够纵横舞台四十年，跟他拥有这支军队和后面的北洋海军这两大军事支柱很有关系。

趋新务实，这是淮系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引进，西学就是一个例子，包括派遣幼童，这个中国近代的留学生，留美幼童。然后福州船政学院堂的学生，还有陆军的军官，三批，都是李鸿章派的，然后面向世界的开放，就是这么走出去。

洋务派的实质是要有实力，我现在没有实力怎么办，虚心忍辱，不如他，那我现在怎么办？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大变局，这个大变局里头呢，带动了外交，带动了实业变化。所以外交和经济实业，它通称洋务，洋务派。洋务派，就是从事，也就是说世界在一体化。李鸿章他的洋务是有非常明确的纲领，这个纲领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这个变法和维新派的变法是不一样。他这个层面就是先学习西方的强技，所以他叫师敌之长技。他不叫 “夷”了，叫 “夷”是瞧不起人家，人家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呀！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从 “夷”变到 “敌”，这个中国的对外的观念，就是平等的观念。那么现在我把你平等了，你不是夷，你是敌。变法变的什么呢？变法变的是一些器物层面的，而不是制度层面的。不是中国的这个制度的根本，江山社稷那是不能变的。

洋务运动就是在中国那样的一个氛围下，在封建的体制里绽出一个口，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样有地方实权的大员，他们开始做。做什么呢？办工厂，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兴办那种实业。李鸿章办了哪些实业呢？首先是从军事工业，上海炸弹三局，苏州机械局，后来并到金陵机械局。然后接着跟曾国藩一起办了一个，1865年办了一个最大的江南制造局。讲是湘淮，曾国藩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就是李鸿章。你看他那个时候的江南制造局的历任的总办、会办，提拔谁，任用谁，都要李鸿章说了算。江南制造局是我们中国最早的造船工业，现在也是最大的造船工业，这个基础是他奠定起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同时造机器，他当时就说了，光有这个造机器的机器不行，要培养造器之人啊。培养造机器的人还不行，还要知道懂原理的人啊。这从哪找呢？那只有去学，所以他最早的尝试是留美幼童，学十年到十五年。

派幼童也不行啊，时间太长了，我这里要用啊。这个 “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途”。一个是远途，一个是急务，怎么办？他要自己干。自己干，他找了谁呢？找了我们的中国的土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徐建寅父子。然后又找了传教士，搞了一个上海的 “广方言馆”，就是设了翻译馆，这两个馆一直就放在江南制造局。当北京在为京师同文馆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李鸿章是在静悄悄地做他的事。

本刊：中日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个人命运盛极而衰的巨大转折点，使他从一路扶摇充满荣耀的巅峰，跌落到世人皆曰杀的低谷，他主导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场综合国力大比拼中败下阵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也由此走向了不同的命运。那么，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野心是否有所防范？

翁飞：中国公认的近代两次海防大讨论，都与日本的节节进逼有着极大的关系，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直接引发。在中国士大夫眼里一贯小国的日本，竟然敢出兵台湾，威迫天朝上国签订条约，赔款撤兵，不能不引起清廷朝野极大振动。1874年日本侵略了台湾，然后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去。西乡从道带了三千兵，日本那个海军中将，兵临城下，到了廊桥，今天安平古堡，台南那一带。沈葆桢没办法，就给李鸿章发急电，从徐州派刘铭传手下的大将唐定奎，在1874年带了六千五百淮军，坐轮船从吴淞口，两天两夜赶到台湾，六千人对他三千人，才把日本人吓走了。从此以后感到海防的重要，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就这么起来的。

这个时候李鸿章清楚认识到： “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是三千年变局一个由来，李鸿章的变局观。在这个过程当中李鸿章不但自己上奏折，是一个非常全面对于中国海防体系深入的思考。办三洋海军怎么？我们可以这么说，首先东南七省之逼近海洋，为洋穿所可朝发夕至者又无论已。从古中外交涉，急于陆者恒缓于水，固未有水陆交通，处处环伺，如今日之甚者也。主要的威胁，过去是水面很缓，现在是水面很急，凡是外国陆地之于我毗连者，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而不在鲸吞。其水路之实笔着，则动辄治我要害，一进来火烧圆明园，非常要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这个战略，东北为最要，因为东北是沙俄和日本两个国家都虎视眈眈，东南于西北为次之，西南又次之，他把国防的要事讲清楚了。

经过十年1884年北洋海军是练了，但是买的军舰，到了1885年战争结束，丁汝昌才接回来，到1886才驶回中国。中国中法战争慈禧太后跟朝廷的近臣讨论的时候，说朝廷全军覆没，北洋也救不了南洋，吃亏在无水师，而且朝鲜甲申事变以后，日本也进一步煽动国内的反华情绪。

这个背景下开始第二次大讨论，左宗棠临遗折，然后李鸿章在伊藤博文回去以后，李鸿章就给总理衙门讲，伊藤博文这个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这个人将来可以用，推荐他，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第二次海防大讨论的要点就是大治水师，必须要做四支水师，兼顾台湾孤岛，北洋合直、东、奉为一支；南洋苏、浙合为一支；闽台合为一支；广东自为一支，统筹全局先从北洋精炼水师一支。

1888年12月7日正式创建北洋海军，实际上我们在和日本赛跑。可以这么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些高层，洋务派的人多少是做了一些战备，而且很认识到日本的危险。我们今天讲中日战争爆发，日本是主因，是诱导，是侵略方，但是我们是应对方，我们不能说一无是处，不应对。

到了黄海海战爆发以后，李鸿章上奏，就目前事势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

当时的指挥系统是什么系统呢？前线有将无帅，后面李鸿章是北洋方面的总指挥，上面是军机处，军机处上面还有一个督办军务处，恭亲王出山了，督办军务处上面要跟皇帝汇报，最后给老佛爷。李鸿章上面还有四个层次，他怎么去调兵？调湘军，湘军不听，调义和团，义和团也不听，有将无帅，指挥混乱体制完全是个落后的体制，所以李鸿章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日本倾国之师，只能是这样。梁启超讲合肥以一人战一国，虽败亦豪哉。

本刊：李鸿章死在谈判桌上，临死的时候写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今天的局势是不是还是海外尘氛犹未息？

翁飞：我们周边的局势不太平，从北边、从朝鲜，从日本，从菲律宾，我们周边的形势不乐观，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我们要爱我们的海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最好的一个出发点。李鸿章那个时代，他处在弱国无外交，他迷信国际公法，他希望以夷制夷，希望尽量二十年不生事，我买来军舰，两年一次到长崎，一年到香港，我到那儿去要养成猛虎在山之势，他也是海上威慑，不是完全近海防御。在长崎日本人跟中国水兵斗殴，搞出一个国际官司，一个月六千银元的价钱，把伍廷芳请来当他的律师，在海洋国际法庭打官司，我们打赢了，打赢了怎么办？仍然搞我们。李鸿章很明白，没有实力做后盾，外交谈判都是空的，弱国无外交。

所以我们想甲午战争的历史启示，第一是军队近代化和国家体制，我们在军事将领的甲午殇思当中，包括刘亚洲将军讲的很清楚，一个军队的近代化，看起来设备近代化，人没有近代化，体制作战的机制都不进展化，你怎么打？国家的整个体制国民一体动员，不是北洋的一隅之力，你这个东西怎么打？二是文化力、综合力、军力实力，有人说甲午战争是文化力失败。军队的总体实力，科技、装备、海防观，这些东西综合起来都在甲午战争，给我们很多用血换来的，从惨痛的耻辱换来这样的教训，也是我们的经验，当然日本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梁启超评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怎么讲？毛泽东讲他是水浅而舟大，李鸿章的水不能承载这个大舟。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战火连绵，水深火热的过程当中，面对外敌这样的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之中，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事业。但是李鸿章的引进和改革决定在器物的层面，没有触及政治体制，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限，判断历史活动家的功绩，不是根据他们没有提供现代要求的贡献，而是应该根据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学观最基本的观点，到现在不过时。

还是一句话，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我们携手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克敌制胜的必要途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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