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子虐母”与伦理禁忌<br/>——论《美国梦》中的伦理危机

“杀子虐母”与伦理禁忌
——论《美国梦》中的伦理危机

2014-03-29张连桥

当代外语研究 2014年11期

关键词：美国梦玛莎姥姥

张连桥

(宁波大学,宁波,315211)

“杀子虐母”与伦理禁忌
——论《美国梦》中的伦理危机

张连桥

(宁波大学,宁波,315211)

爱德华·阿尔比的《美国梦》是一则有关伦理禁忌的道德寓言。剧中的伦理罪行揭示了人类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及其复杂性:“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相互交锋与转变,展现了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剧本围绕着一桩“无爱婚姻”和戏剧人物的自然情感而展开:由于剧中人物伦理意识的淡薄,在自然情感的驱动下,竟然“杀子虐母”,导致了血亲关系的破裂,违背了人类早已形成的伦理禁忌,引发伦理危机。他们之所以敢于公然地违背这种伦理禁忌,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受到非理性意志的控制,失去理性后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实施了伦理犯罪。文章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为研究视角,紧扣剧中“杀子虐母”的核心伦理事件,探讨这一伦理事件所引发的诸如责任、义务、孝顺、仁慈、恐惧、绝望、杀戮、自杀等伦理命题,揭示阿尔比的戏剧创作的伦理旨图:通过书写美国家庭生活中极端的道德行为及其对家庭成员的伤害,企图唤醒人们对于亲情的重视和对家庭伦理秩序的维护。

文学伦理学批评,《美国梦》,伦理禁忌,伦理危机

《美国梦》(TheAmericanDream,1960)于1962年1月24日首次在纽约市“约克剧场”(York Playhouse)演出,由艾伦·施耐德(Alan Schneider)执导,受到了评论家的一致好评。《美国梦》的戏剧人物没有名字,主要的几个角色分别是“爸爸”(Daddy)、“妈妈”(Mommy)、“姥姥”(Grandma)和“年轻人”(Young Man),唯一有名字的角色是“巴克太太”(Mrs. Barker)。戏剧人物因隐去姓名而弱化了角色的个性色彩,但是却增添了戏剧人物面具化特点,体现着这些人物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阿尔比在多部戏剧中强化了这一点。关于这部戏剧的主题,有学者认为:阿尔比“通过对一个家庭的剖析,对所谓的乐观主义、社会进步、国家自豪、家庭美满等陈词滥调进行了抨击,并无情嘲讽那种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和不愿正视人类真实处境的自欺欺人的态度”(赫振益等1994:269);还有学者指出:“《美国梦》描绘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习以为常的如同坟墓般的家庭生活,揭露了在亲情、人伦的光环遮蔽下的精神萎缩、道德沦丧、感情荒凉,寓言化地展现了美国价值、美国理想的荒谬性和当代美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杨戈2006:55);抑或力图展示家庭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夫妇关系的‘颠倒’、对老人的厌恶和唾弃、对子女的残酷摧残、实用主义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金钱的神通、社会的堕落、人类前途的暗淡和虚无缥缈”(郭继德2009:70)。诸如这些评论,都与阿尔比自己所说一致:“《美国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参见Hayman 1971:22)。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因为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成为有理性的人。人同兽相比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伦理意识,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理性的人”(聂珍钊2014:39)。在《美国梦》中,中年夫妇作为伦理存在的人,因为伦理意识的淡薄,放弃所有做人的伦理准则,任凭兽性因子对人的控制,做出了“杀子虐母”的错误行为,实则与动物无异。本文援引文学伦理学批评,紧扣剧中“杀子虐母”的伦理事件,根据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探究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之间的伦理冲突,试图分析阿尔比作品深处所蕴含的伦理内涵。

1. “无爱婚姻”与自然情感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由于人的斯芬克斯因子的特性,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伦理选择中形成的不同组合导致人的情感的复杂性,即导致自然情感向理性情感的转化或理性情感向自然情感的转化。文学作品就是描写人在伦理选择过程中的情感是如何转换的以及不同情感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聂珍钊2014:250)。据此,个人情感的不同表现取决于斯芬克斯因子在每个人身上的不同体现,而情感的变化又与伦理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受斯芬克斯因子的影响,因而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个伦理选择都伴随着不同的情感体验与情感需求,其中以理性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情感就是一种道德情感,其所作出的伦理选择符合道德规则与规范,而以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情感属于自然情感,不受理性的约束,其所作的伦理选择不符合道德规则和规范。无论是道德情感还是自然情感,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都以种种形式反映出来。无论是亲情、爱情抑或是其他情感形式,道德情感和自然情感都随着人的理性意识的变化而变化,两者之间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会相互转化或相互作用。

《美国梦》的矛盾聚集正是由于主人公情感的变化所引发的各种家庭矛盾。剧中的中年夫妇在爱情问题的处理上一开始就体现了斯芬克斯因子在人身上的作用。按理,爱情是一种以爱慕、欣赏、尊重等为前提的感情形式,两个人相知相爱并结合在一起组合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剧中的“妈妈”因为家境贫寒,嫁给“爸爸”完全是因为他有着殷实的家境。“妈妈”自幼生活在贫寒的家庭,因为家里太穷,上学的时候只能吃同学们剩下的午饭。她还是八岁小姑娘的时候,就告诉“姥姥”长大后要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后来,“妈妈”嫁给“爸爸”,摇身变为一个富太太,婚姻成为她获取财富和享受财富的最佳途径。此外,她还对其老公宣称:“我有权利依靠你而生活,因为我嫁给了你,而且因为我每天让你享受性生活;当你死后,我有权利拥有你全部的财产”(Albee 2005:106)。①由此可见,“妈妈”嫁给“爸爸”并非两情相悦,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没有爱情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这对夫妇的结合是建立在金钱交易基础之上,实际上不具备道德情感的特点。深受美国新教伦理影响的婚姻是一种感情的誓约,男女双方要互敬互爱,相伴一生,这种誓约在教堂婚礼中常见;然而,上世纪中叶,神圣的婚姻契约对感情维系产生的约束作用发生变化,不少婚姻关系的本质也发生了改变:婚姻变为一桩金钱买卖。但以金钱交换为目的的婚姻关系无异于卖淫:“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马克思、恩格斯1995:69)。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危机》(TheCulturalContradictionsofCapitalism,1976)中把具有享乐主义、放荡不羁和游戏人生的道德规范称作为“消费伦理”(consumption ethic)。“消费伦理”所倡导的享乐主义正是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根源,而这种危机已不仅仅是在文化层面上产生了危机,实际上已经波及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传统的家庭道德方面,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危机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危机所带来的结果。在女权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性解放运动”,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影响下的“消费伦理”,从各个层面对资本主义传统的婚姻与家庭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消费伦理”观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约着传统婚姻与家庭的传统道德观,尤其是基督教道德观逐渐被削弱,因而婚姻生活的伦理责任与伦理义务被忽略,甚至被颠覆,因为婚姻可以不是两个人相亲相爱的结合,而是一桩买卖,一种金钱交易。“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享乐主义所控制,正是这种享乐主义颠覆了为社会提供道德根基的新教伦理”(Bell 1976:84)。《美国梦》中中年夫妇的婚姻正是建立在这种“消费伦理”观念之上,而且这种观念下的婚姻生活势必也会遭受到种种问题,在他们无爱婚姻的背后,隐藏着道德情感的缺失和自然情感的泛滥。

这种“无爱婚姻”也出现在阿尔比的其它戏剧作品中。在如《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AfraidofVirginiaWoolf?,1962)中,主人公乔治(George)和玛莎(Martha)的婚姻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基础之上的。与《美国梦》所不同的是,乔治因为需要依靠玛莎从而在玛莎父亲的大学里有一席之地,因为需要玛莎父亲背后巨额的财产而娶了比他大六岁的玛莎;玛莎之所以愿意嫁给乔治,是因为玛莎一厢情愿地认为,乔治一定能大有作为,将来继承玛莎父亲校长一职。然而,乔治不稂不莠,庸庸碌碌。在乔治与玛莎之间,没有浪漫的感情,没有心灵的对话,只有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和平淡无趣的枯燥生活;“乔治和玛莎之间真正的关系:共同依赖于彼此之间的虐待和侮辱”(Whitbread 1966:138-139)。剧中的另一对年轻夫妇尼克(Nick)和哈尼(Honey)的结合也是因为尼克看上了哈尼那做牧师的父亲的大笔财产;同时尼克声称,要坐上校长的宝座,需要和有权人士的妻子通奸。由此可见,“无爱婚姻”成为了《美国梦》和《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作品的切入点,通过描写这种婚姻来说明建立在金钱关系之上的感情是不可靠的,同时,这种建立在自然情感基础上的婚姻生活也是平淡无奇的。

《美国梦》中的“爸爸”年轻时候荒淫无度,娶了“妈妈”之后有所收敛。婚后发现妻子专横跋扈,为人苛刻,婚姻生活并不愉快。在“爸爸”知道“妈妈”不能生育孩子之后,还总是想办法和“妈妈”同房,以期能有自己的孩子。然而,“爸爸”生性软弱,做事总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当“妈妈”让他去做“阉割”(castrate)手术以减少性欲时,他居然同意了,之后他变成性无能,身体上的缺陷让他心理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精力不集中、思想涣散等。此后,“爸爸”变得没有感情,也没有了自己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爸爸”早已被“妈妈”进行了“精神阉割”。在感情上,“爸爸”的性无能象征着他们夫妻之间缺乏真正的两情相悦和心灵沟通。在生活上,“爸爸”因为自己软弱无能,处处听命于“妈妈”的摆布。在经济上,尽管“爸爸”是一个有钱人,婚后却受制于“妈妈”的控制,成为一个“穷丈夫”,而她成为一个“富太太”,明明家境殷实却听从“妈妈”的安排租住在四处破败的公寓里。“爸爸”因为缺乏感情交流,导致自己身心都遭受到了摧残,以至于感情枯寂,麻木不仁。

在《美国梦》中,这种精神上的空虚不仅仅体现在“爸爸”身上,同样也体现在“妈妈”身上。剧中“妈妈”的形象十分典型:唠唠叨叨、专横跋扈、气势凌人。剧中开篇就是她絮絮叨叨地向“爸爸”讲述一个故事,而“爸爸”又心不在焉,精力不集中,于是“妈妈”反复确认“爸爸”是否在认真听她讲述。而“妈妈”讲述的故事也体现了她的专横跋扈:她去店里买了一顶新帽子,因为对帽子的颜色不满意,对店员火气冲天,大闹一场要求更换帽子,几经折腾之后,由于店员受不了她的无理取闹和反复无常,把原来的帽子再次给她时,她认为帽子已经更换,这才得意地收场。由此可见,“妈妈”在精神上和感情上是多么地无聊和无趣。此外,在家里,“妈妈”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专制的女人。不仅对自己的丈夫百般刁难,对自己母亲也极其苛刻,甚至当着社区工作人员的面大声呵斥自己的母亲,命令自己的母亲不准插嘴。同样,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玛莎因为丈夫的性无能,自己内心充满着欲望不能释放,精神萎靡,感情枯寂,对自己的丈夫缺乏爱的能力和爱的理由,经常酗酒、抽烟和不断更换陌生男子,以此打发这种“无爱婚姻”背后的寂寞和空虚。

从本质上来说,“爸爸”的遭遇与乔治和尼克的遭遇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把婚姻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之上,而不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心动的姑娘而结合在一起。同理,“妈妈”的精神空虚和情感枯寂,与玛莎和哈尼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玛莎虽然年纪上比哈尼大二十几岁,但是她们在婚姻和家庭的矛盾上却是相同的,这也告诉我们,年轻一代人的婚姻和老一代人的婚姻遭受同样的厄运,因为他们的婚姻在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功利目的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感情相悦的基础之上。阿尔比通过《美国梦》和《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剧本告诉我们,基于“无爱婚姻”而结合在一起,一旦金钱关系受到影响,或者当金钱目的达到之后,这种“无爱婚姻”的核心问题就暴露出来:由于缺乏心灵沟通和情感认同,尽管主人公物质上十分富有,他们的精神上却极度空虚,甚至萎靡不振。当这种依靠金钱关系维系的婚姻发生了变化,产生了矛盾,只需轻易地结束这种金钱关系即可,利益约束的力量远远高于道德约束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高离婚率背后隐藏着这种传统婚姻道德观念的衰微,以及人们对极端个人主义的追求淡化了婚姻对两个人、乃至两个家庭所具有的约束力。

2. “杀子虐母”与人伦危机

阿尔比创作《美国梦》的年代正值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无论是剧中的“爸爸”还是乔治,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是受制于妻子的“专制”和“管理”,男性气质被长期压抑。这一点倒是十分符合女性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要颠覆男性中心的权威。阿尔比敏锐地觉察到女性主义发展到了极端的时候,同样会给男性造成伤害。此外,美国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对社会、家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人,受到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观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变得过度放纵,酗酒、吸毒和群居等不良行为给这一代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梦》中的年轻夫妇因为没有生育,于是想尽办法试图收养一个孩子。然而随着剧中人物自然情感的泛滥,加之缺乏道德的指引和约束,当他们成功收养了这个孩子之后,没有对这个孩子给予精心的养育,相反他们实施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杀子惨案。

剧中“爸爸”和“妈妈”因为生活无聊、精神空虚,找到收养子女服务所,向工作人员述说着自己的苦衷,甚至连哭带笑、装疯卖傻,企图感化服务所的工作人员,令对方确认他们是有着爱心的,是有能力抚养孩子的。从他们收养孩子的伦理动机上来看,“爸爸”和“妈妈”不是基于对孩子的爱心而去收养孩子,尽管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完全是因为生活无趣、感情寂寞,才希望收养孩子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几经周转,他们最后花钱买了一个孩子,如他们自己所说买了“一堆十分像的东西”:

姥姥恩,对;非常像那样。一捆,一堆;谁在乎呢?无论如何,这个非常像妈妈的女人,说他们想要拥有他们自己的一堆十分像的东西,可是那非常像爸爸的男人,他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了;和那个非常像爸爸的男人,说是的,他们想要拥有他们自己的一堆十分像的东西,但是那个非常像妈妈的女人,她生不出来了,而且现在他们想要购买一堆十分像的东西。(126)

从姥姥的转述中可知,这对夫妇为了自己的快乐,购买了一个“襁褓”。假如这对夫妇十分喜欢这个孩子并把他抚养成人,倒也不失为一件圆满的事情。这对夫妇把“襁褓”带回家后,经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这个“襁褓”既不像“爸爸”,又不像“妈妈”,于是这对夫妇开始嫌弃这个“襁褓”。毕竟还是收养的,养父母对别人的孩子没有感情,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紧接着,这对夫妇开始虐待(mistreatment)“襁褓”,任其在夜间里哭叫,无论饥饿还是寒冷,他们对孩子的死活不管不问。然而,有一天,孩子好奇地盯着“爸爸”看,而不盯着“妈妈”看,气得失去理智的“妈妈”先后挖掉了孩子的心脏和孩子的眼睛。让观众或读者无法接受的是,“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孩子骂她而把孩子阉割了,同时砍掉了孩子的双手。直至最后孩子成为一个没有脑袋、没有心脏、没有双手、没有双脚和没有脊梁骨的“一堆东西”。

至此,剧中的“妈妈”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成为一个把孩子残忍分尸的恶魔。“妈妈”惨绝人寰的分尸过程,“爸爸”是看在眼里的,也是“妈妈”的犯罪同伙,同样是迷失人性的罪人。这对夫妇残忍地杀死自己的养子,却没有一点内疚感和罪恶感,这充分说明他们的伦理意识极其薄弱。兽性因子完全控制住了人性因子,听从动物的本能行事,为了满足自己“养育”孩子的欲望,他们购买了别人家的孩子,同时为了满足杀人的乐趣,他们把这个孩子残忍地分尸。由此可见,“爸爸”和“妈妈”不仅因为身体上的缺陷不能生育孩子,而且因为心理上的变异使得他们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伦理意识,成为杀人凶手。

此外,《美国梦》中还围绕着这对夫妇如何虐待家里的“姥姥”而展开。“妈妈”是“姥姥”唯一的亲人,由于父亲死得早,“妈妈”由姥姥一手拉扯成人。由于“妈妈”无法生育,又忍受不了丈夫没玩没了地要求过夫妻生活而期待奇迹的出现,因而“妈妈”把姥姥留在身边,经常躲进姥姥的房间与姥姥同睡,以逃避丈夫的要求。直到“爸爸”性无能后,她才从这种压抑中解放出来,自此姥姥的存在就变得没有必要。从“妈妈”虐待姥姥的动因来看,“妈妈”是想“过河拆桥”,觉得如今姥姥老了,成为他们生活的累赘。此外,由于姥姥经常一个人悄悄地哭泣,吃饭的时候发出一些老年人常见的声响或是其它诸如行动不便、衣着邋遢等问题,也是“妈妈”嫌弃姥姥的地方。从“妈妈”虐待姥姥的方式上来看,主要有三种:一是外在的暴力虐待,这种虐待只是肉体上的痛苦;二是精神上的虐待,诸如对姥姥呵斥,对姥姥指手画脚,或是对姥姥使用“冷暴力”;三是在生活起居方面对姥姥不理不睬、漠不关心,就像对待姥姥养的那只瞎了眼的病狗一样,任其自生自灭。因为在“妈妈”看来,家里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生活是姥姥带来的,因为姥姥的存在才会如此。正如“妈妈”骂姥姥那样:“你是一个祸害……你就是个祸害”(130)。

姥姥是否是家里的祸害(trouble maker)呢?事实是,姥姥长年累月地制作盒子,手指上长满了茧子,制作好的盒子可以变卖为钱贴补家用,以前是因为贫穷要抚养自己的女儿而制作盒子,而如今是女儿不孝不得不制作盒子。姥姥之所以遭受虐待完全是因为这对夫妇的道德沦丧、灵魂丑恶。在剧中,“妈妈”多次声称要呼叫救护车把姥姥送到养老院去以此威胁姥姥并对其精神虐待。然而,姥姥并不害怕去养老院,只是担心去了养老院没有经济收入而受罪,因此她渴望这对夫妇能给予她一笔生活费。到访的巴克太太身为妇女俱乐部主席,专门解决妇女问题的机构人员,她的言行一派官僚作风,假惺惺与姥姥沟通,帮助“妈妈”处理妇女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克太太同样把自己的母亲送到了养老院。在阿尔比另外的作品《沙箱》(TheSandbox,1959)里同样讲述了一对夫妇嫌弃八十六岁的“姥姥”死得太慢,通过花言巧语把姥姥骗到了美丽的海滩边,然后把姥姥装入一个沙箱里,活活地将姥姥折磨而死的过程,为此,他们还为姥姥请来乐师演奏,以此为姥姥送终——所谓的“寿终正寝”(参见阿尔比1985:76)。

据上所述,《美国梦》所反映的“杀子虐母”问题源自于美国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伦危机(Ethical crisis)。所谓的人伦危机,也叫伦理危机:由于受到了非理性意志的支配,作为伦理存在的人失去了理性,做出有违伦理规范的行为来,在《美国梦》中集中表现为“杀子”和“虐母”,无论是“杀子”还是“虐母”,都是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血缘伦理维系原则。可以这么说,《美国梦》中的“妈妈”有意识地残害着无辜的孩子和虐待自己的母亲,便是她的非理性意志在作祟,她成为了非理性意志的傀儡和俘虏。

3. 伦理犯罪与伦理禁忌

“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逻辑,人类由于理性而导致伦理意识的产生,这种伦理意识最初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乱伦禁忌的遵守,对建立在禁忌基础之上的伦理秩序的理解与接受”(聂珍钊2010:18)。作为伦理存在的人,在伦理意识的作用下,自然会遵守一些人们普遍通行的伦理秩序或伦理禁忌。《美国梦》里的中年夫妇无论是“杀子”,还是“虐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血缘伦理维系的法则,造成血亲关系的断裂和缺位。所谓的血亲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有血缘关系的两代人,一种是不基于血缘关系而拟制的血亲关系。剧中“妈妈”和姥姥之间是有自然的血亲关系,而收养孩子与夫妇之间具有拟制的血亲关系。血缘伦理强调的是有血亲关系的人们之间不可相互残杀、不可相互虐待。如果具有血亲关系的人们相互残杀或者相互伤害,这就触犯了伦理禁忌。剧中的“妈妈”虐杀自己的养子,并虐待自己的母亲致死,这就有违于早已形成的伦理禁忌,而她公然地违背这种伦理禁忌,主要在于她受到非理性意志的控制,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实施了伦理犯罪。“妈妈”的伦理行为导致了这种伦理秩序的破坏,导致了血亲关系的破裂。

在《美国梦》中,造成上述血亲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剧中夫妇的不育不孕。因为这对夫妇始终生育不了孩子,对他人的孩子就有一种莫名的仇恨。第一次把孩子购买回家后,仅仅因为和自己长得不像就对这孩子产生了厌恶和仇恨。当然,对失去理性的夫妇而言,即便是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把孩子虐杀至死。剧中夫妇的矛盾焦点和人格变异前后都与不育有关系,以至于最后去购买一个孩子。起先,是由于“妈妈”“不孕”而逃避“爸爸”的要求。随着“妈妈”对自己不孕的失望,进而产生了一种变态心理:自己既然不能生育,就要让丈夫没有性欲,于是胁迫丈夫做了“阉割手术”,从此丈夫失去了性能力。然而,这个手术不仅仅让丈夫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同时也让她遭受了伤害,因为她的欲望同样得不到满足而长期压抑在心里,久而久之,导致心理变态。当“妈妈”看见收养的孩子用手玩弄自己的“小弟弟”时,她气得不可抑制地把孩子阉割了,不仅如此,她还砍掉了孩子的双手,以彻底发泄和解恨。因此,在《美国梦》中,“妈妈”的不孕是造成她心理变态的原因之一,上演了一场收养孩子、虐待孩子,最终残杀孩子的伦理悲剧。

因为不育不孕而变得心理异常的夫妇,在阿尔比的剧作中多次提及,如《沙箱》、《海景》、《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等等。无论是剧中,还是现实生活里,阿尔比对这种收养子女家庭的不和谐和不幸福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洞察。由于阿尔比自幼被收养在他人家里,他对与养父母之间的情感疏远和情感矛盾深恶痛绝,尽管在一起生活多年,可身在其中却感到彼此之间是如此生疏、如此陌生。阿尔比接受访谈时说道:“我在这样的环境中从来没有安全感。作为被收养的我,总是感觉像一个闯入者(interloper),从来没有感觉到我是属于这个家,也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家,更多地感觉像一个过客(transient),一个进入陌生地带的访客”(Gussow 1999:15)。在《美国梦》中,被收养的孩子虽然没有作为一个角色出来说话,表达自己的愤恨和不满,但是这个孩子的“无声”胜过任何语言。因为他不仅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甚至于肉体都被残忍地肢解,这一切的背后难道需要用语言来申冤吗?这种血亲关系的破裂,已经不仅仅是情感疏远和矛盾冲突那么简单了,从“虐子”到“杀子”,已经上升到了伦理犯罪的层面。

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乔治和玛莎由于结婚二十多年,依旧膝下无子。在单调、无聊的生活中,他们居然编制了一个谎言:他们生养了一个儿子,如今21岁,正上大学;这个儿子之所以不愿意回家看望他们,是因为他受不了家里满屋子的烟酒味和他妈妈不断更换的陌生姘头。剧中的乔治身为历史系的教授,接受高等教育,不可能不懂这种谎言的荒唐可笑,然而他却和妻子乐在其中,藉此慰藉他们自己空虚和枯竭的心灵。直至最后,乔治为了报复玛莎与来访的尼克发生关系而揭发出玛莎没有自己儿子的谎言。揭发的方式不是说他们实际上没有孩子,只是编制了一个谎言而已:乔治告知玛莎,有人送报过来,报上登载了他们儿子发生车祸已身亡的消息。为了让玛莎相信,还让哈尼作证确有人来访过,同时声称报纸已被他吃进了肚子。玛莎果然痛苦万分,苦诉着要乔治还给他儿子。这种荒谬而不可思议的谎言,恰恰是一个象征:乔治在精神上扼杀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不孕不育而期盼着有自己的孩子,然而却因为自己私欲的满足又残杀了自己的孩子。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美国梦》和《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寓意是一样的:旨在揭发人因为受非理性意志的控制而做出了“杀子”的犯罪行为,导致血亲关系的破裂。

同时,在剧中,“爸爸”和“妈妈”虐待姥姥也是血亲关系破裂的表现。姥姥作为老一辈人,不仅得不到子女的孝顺,甚至还被子女百般虐待,直至离家出走,生死不明。《美国梦》中,姥姥是剧中敢说真话、正面批判子女的人物,她的盒子也是作为象征物而存在。盒子里的东西就是她过去一生的收藏,也是她赖以活着的唯一依靠。诸如一些旧信,那是她年轻时候的情书,按照姥姥自己所说,带有几分悔恨,尽管如此,却依旧不舍得丢弃;如一只瞎了双眼的哈巴狗,连一只瞎眼的老哈巴狗都对其不离不弃,何况人呢?此外,诸如假牙、旧电视机等等,过去86年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装在了她的一堆盒子里。这些盒子和盒子里的东西“象征着美国的传统,象征着旧有的美国移民文化,它们在当代美国后工业化社会里被遗弃、被遗忘,如同这些盒子的命运一样,伴随着老祖母的自我放逐,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周维培1999:116)。可见姥姥是一个重视感情的传统妇女,在她身上,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法则依旧保留,如今只是人老体衰,任人宰割罢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美国梦》还是《沙箱》,剧中人物把“姥姥”虐待致死,不仅破坏了传统的血亲关系,也破坏了传统家庭伦理价值观。

此外,姥姥花钱收买象征“美国梦”的年轻人,作为剧中夫妇的养子,这也体现着血亲关系的破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年轻人正好是当年一同被父母抛弃的双胞胎之一,其中一个已经被剧中的夫妇残忍地杀害。这对双胞胎兄弟的身世本身也是一种讽刺,对剧本主题的升华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双胞胎的父母为何要残忍地抛弃他们?兄弟两人,一个被富家人收养,却遭遇残害致死,另一个流浪街头,为了生计,不得不四海为家,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而如今的他,虽然外型上是典型的美国人形象:“中西部农场的典型男孩,典型的美国风格,俊美得让人感到自惭形秽。分明的轮廓,挺直的鼻子,诚实的眼睛,灿烂的笑容”(133)。但是,外表光鲜漂亮的年轻人却是一个十足的“空心人”,他没有了爱心,没有了感情,只为钱,为了生计,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最后失去了所有的斗志和理想,成为了一个没有感情麻木不仁的人,只剩下最后的躯壳。而这样的一个“空心人”却被人们广泛赞誉为“美国梦”。阿尔比的寓意十分明显:美国家庭伦理关系中血亲关系遭受破裂,乃至整个社会的伦理维系发生断裂:“资本主义,尽管有着美国式的富裕和物质发达,内里却已经腐朽发烂,失去了人的活力、情感与感觉”(刘强1997:32)。

姥姥明明知道那对夫妇早已失去人性,惨绝人寰,为何还要用自己一生最后的积蓄收买另一个年轻人并将其送上“虎口”呢?收买了这个年轻人后,姥姥却独自一人离家出走,主动解除子女的“包袱”。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年轻人会成功地活下去吗?这对夫妇会因此而快乐吗?血亲关系会得到缓和吗?正如郭继德所说:“一个由于不甘心做富家的驯服玩偶,只是稍微有点本能的‘反抗’,便动辄得咎,招来了杀身之祸;另一个胸无大志,随波逐流,颠沛流离,苟且偷生,可谓虽生犹死”(郭继德2011:332)。姥姥为何要购买这个“爱无能”的年轻人给予这对夫妇?一方面是因为这对夫妇只能养育那种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玩偶”,夫妇只需要玩偶,只是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姥姥说年轻人就是“美国梦”,并把这个“美国梦”购买给自己的女儿女婿,也可以看出姥姥对“美国梦”的期待,对传统血亲关系的期待和对爱的呼唤。

4. 结语

在《美国梦》里阿尔比间接地把自己被收养和被养父母所伤害的个人经历融进了这部作品中,他探讨的是现代社会里一个重要的伦理命题:到底是血缘重要,还是契约重要?作为被收养的阿尔比,自幼虽然丰衣足食,却在亲情体验方面备受折磨,成年后的他拒绝返回养父母身边,逃避应该履行孝顺义务。现代社会里,一方面,人们坚守着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对生活各个层面的约束,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制度文化、契约文化的广泛影响,各种以契约为主的制度也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因而两种伦理价值处于一种交织的状态。实际上,在《美国梦》也暴露着阿尔比这种矛盾的心理,并通过剧本把这种现象所反映出来。按理,剧中夫妇应该履行收养子女的契约:保护幼儿,为其提供成长所需的各种精神和物质的需求,相反他们对幼儿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杀戮。同时,作为子女,孝顺父母是理应履行的道德责任,尽管美国社会所倡导的“养老院”模式较为盛行,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但剧中父母却对“姥姥”实施了匪夷所思的虐待。

归根到底,《美国梦》是一则有关伦理禁忌的道德寓言。剧中“杀子虐母”的暴行实则违背了人类业已形成的伦理禁忌,其根源是兽性因子得不到有效的管控和疏导,其自然情感发挥作用,最终引发了伦理危机。《美国梦》告诉我们,一旦失去了伦理意识,人将任由自然情感的驱动,最终放弃道德防线,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甚至实施伦理犯罪,给人类带来灾难。通过《美国梦》的道德书写,阿尔比呼吁人们增强对至爱亲情的向往和对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维护。

附注

① 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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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玄琰)

张连桥,宁波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戏剧叙事学和欧美文学。电子邮件:zhanglianqiao@nb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