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珍钊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430079)

勤学求真,创新求是:漫谈我的治学之路

聂珍钊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430079)

《当代外语研究》杂志约我写一篇谈自己治学的文章,虽然自觉没有什么好写,但盛情难却,不能不应承下来。如果要谈自己的治学之路,一甲子人生,一时不知从哪里谈起,因此只能重点谈谈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和体会,以供大家批评指正。

1. 哈代研究:学术之路的启航

1976年,我从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留校任教。1979年,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欧洲文学史研究方向第一次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并参加了考试,成为王忠祥教授的开门弟子,开始了三年的学习与研究生活,走上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回首那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我感到有两点对自己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大量阅读,二是确定研究课题。当时的学习既新鲜有趣,又紧张繁忙。我不仅系统地学习了欧洲文学史、西方美学史、中国文学、文学理论等课程,并且大量阅读了外国文学作品。我曾反复阅读荷马史诗、古代希腊抒情诗、悲剧和喜剧,以及但丁、乔叟、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莫里哀等作家的作品。华兹华斯、济兹和雪莱的诗歌、夏洛特和爱米丽的小说、司各特、哈代、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都曾让我爱不释手。在我阅读过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大多都有让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有些诗篇如萨福的“To A Bachelor Maid”、华兹华斯的“We Are Seven”、哈代的“The Musing Maiden”等,我至今记忆犹新,尽管我还没有仔细思考过是什么让这些作品能够镌刻在自己心中。阅读是所有学术研究的基础,阅读让人思考,思考才有思想,思想形成观点,观点产生文章。可以说,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无一不是大量阅读的最终结果,我就是在阅读、思考和探索中找到了有效的研究方法。在对一系列自己所喜欢的作家如希腊悲剧作家、莎士比亚、狄更斯、劳伦斯、乔伊斯和哈代等人的比较和思考中,我最后确定选择哈代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选择哈代进行研究并撰写硕士论文,不仅在于哈代的创作有其独特的个性和不朽的价值,更在于有一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即哈代真的就像许多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作家吗？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批评家诸如海伦·加伍德、斯坦顿·怀特菲尔德、欧内斯特·布伦克和帕里克·布雷鲁克等,都对哈代的思想哲学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哈代是极端悲观主义的。哈洛克·爱尼斯早就指出:“一般说来,在谈及托玛斯·哈代的时候,都把他看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在细心阅读哈代的小说并将其同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相比较时,我发现哈代小说在思想及艺术上同悲剧类似。正是从悲剧艺术的立场,我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哈代不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而是一个悲剧小说家;他创作的不是悲观主义小说,而是悲剧小说。正是带着这样的观点,我展开了对哈代小说的系统研究,以“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哈代和他的长篇小说”为题,分5章撰写了15万字的硕士论文初稿。然后,我又从哈代的意志学说、命运观和悲剧观三个方面,集中讨论“哈代小说中的悲观主义问题”,最终完成了硕士论文。

在参加硕士论文答辩之前,我研究哈代的核心论文“苔丝命运的典型性和社会性质”以及硕士论文的主体部分“哈代的‘悲观主义’问题探索”于1982年分别在《外国文学研究》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正式发表。这也是我最早正式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硕士论文答辩时,评审专家一致肯定了我在论文中论证的哈代是一个悲剧小说家的观点。尤其让我无比感动的是,当时我的论文评审专家、学贯中西的薛诚之教授躺在病榻上审读了我的论文,不仅对我的观点大加赞赏,而且还赠送给我一本他反复阅读过的著作:TheStoryoftheWorld’sLiterature(John Macy,1932)。这是一本学习世界文学的入门书,上面盖有闻一多先生赠送给薛老的印鉴。我明白薛老的深意,他是用这本书鼓励我在专业上继续深入发展。我十分珍惜这部著作,也像薛老一样反复阅读。通过学习这部著作,巩固了我研究外国文学的基础。

通过研究生阶段的训练和学习,我在英国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确定了哈代小说研究的课题。研究生毕业后,我不仅没有放弃自己对哈代小说的研究,而是继续深入下去。我后来发现,在硕士研究阶段选定一个作家,找到研究这个作家的问题,并通过对问题的研究带动对其他作家的研究,带动有关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提高研究和写作能力,是最适合我的研究方法。正是通过硕士论文的写作,奠定了我后来在学术研究上得以继续发展的基础。例如,怎样正确使用研究方法,怎样搜集与分析研究资料、归纳思想、提炼观点、确定论题、表述与论证观点等,都是我在研究哈代的过程中获取的有用经验。

深入研究一个作家是学术道路的最好开端。对一个作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作家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自己的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提高自己的学术境界。研究一个作家,实际上是在同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展开的。在比较研究中,才能发现自己重点研究的作家的特点。这就如同遍游群山之后,你登上其中最高的一座山,会发现此刻你对群山又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看法。群山如同一群作家。如果始终在群山中漫游而不能登上其中一座高山,就可能淹没在群山之中,迷失自己的道路,无法窥见每一座山的奥秘。研究一个作家就如同攀登一座高山,在登上山顶之后,居高临下,俯瞰全山,才会发现所处之山对于认识其他之山的重要。

198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尽管我也进行诗歌、戏剧、古希腊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但哈代研究仍然是我的重点。1989年,我申请的哈代小说研究的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获得6000元资助,我把这看作巨大的激励和鼓舞,加快了对哈代小说的研究。1992年1月,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我破格晋升教授。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我能够脱颖而出,一方面说明前辈专家学者对后辈学人的关爱提携,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的学术成果得到学界肯定。1993年,我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举行“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评奖,尤其引人关注。外国文学学科有三项成果获得一等奖:《英国诗史》(王佐良,译林出版社)、《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范存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杨周翰,北京大学出版社)。王佐良、范存忠和杨周翰这三位著名学术前辈当时已经去世,他们获奖是实至名归。有七项成果获得二等奖,它们是:《现代英国小说史》(侯维瑞)、《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刘安武)、《美国戏剧史》(郭继德)、《托马斯·哈代——思想与创作》(张中载)、《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聂珍钊)、《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小说史》(陈敬咏)、《论巴尔扎克》(郑克鲁)。让我感到无比荣幸的是,在外国文学学科七名二等奖获得者名单里,我能够名列其中,是七名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这次获奖不仅是对我的哈代研究给予的最大肯定,也是对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大鞭策。

2. 西游求学:学术之路的新阶

在我的学术之路上,是西游求学把我带进了一个新的学术天地。1993年10月至1994年10月,我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下有幸赴剑桥大学英语系做访问学者。剑桥是学术圣地,徐志摩用“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描写他对剑桥的依恋之情。在剑桥大学这个我无限憧憬的地方,我的学术视野被完全打开了,像但丁窥到三位一体的神秘一样,我窥见了学术的真谛。

剑桥大学于1209年建校。这个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圣殿,曾经让无数中国学者心驰神往。剑桥人才辈出,灿若群星,许多著名的英国科学家、作家、政治家都来自于这所大学。在科学方面,牛顿、达尔文等一系列伟大的科学家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历史。仅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产生的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足以使剑桥傲视天下。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04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Lord Rayleigh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剑桥大学已经出了80多位诺奖获得者。在文学方面,我们可以列出文学史上一连串出自剑桥的不朽者。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斯宾塞和培根开始,每一个时代都会诞生出伟大的文学代表人物,如17世纪的诗人弥尔顿和邓恩;19世纪的诗人华兹华斯、拜伦、丁尼生;小说家萨克雷、20世纪小说家查理·金斯莱、福斯特等。可以说,出自剑桥的文学家和研究文学的学者多得难以计数,影响了整个世界。

在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它的伟大、崇高、神圣。当徐志摩在“康桥,再会吧”那首诗中描写的剑桥生动地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剑河的清流、教堂的尖塔、学院的景观、古老的房舍、院士花园、田园风光,还有许多徐志摩无法在诗歌中传达给我们的神奇和奥秘,让我着迷、沉思。我感到仿佛同时生活在剑桥的不同时代,领略剑桥无穷无尽的魅力。剑桥的哲人智者把天才和智慧结合在一起,留下供我们发掘的文明宝藏。我对剑桥认识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渺小,生不出半点骄傲。每当走进大学图书馆,我就会意识到通向学术高峰的是一条崎岖漫长的小道,而自己还仅仅处在攀登的起点,但那峰巅之上似乎有一座灯塔,指引着我向上攀登。峰巅之上,仿佛有无数先哲在向我招手呼唤,鼓励我不要在学术的征途中停顿下来,要鼓足勇气不断前行。

剑桥大学无处不是满腹经纶、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随处都能找到让人学习的榜样。当时担任英语系主任的John Rathmell博士是我的老师,他是英国诗歌研究专家,知识渊博,为人谦和。诗歌不是英语系最受欢迎的课堂,而我自始至终都是他的忠实听众,这给Rathmell博士留下了好学生的深刻印象,对我的求知给予特别的关照。他的英语诗歌课程为我奠定了英语诗歌韵律的基础,为我后来完成《英语诗歌形式导论》一书储备了知识。诗歌让我同Rathmell博士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我的多名学生前往剑桥大学访学,Rathmell博士也像当年待我一样,定期为他们讲解诗歌。

在图书馆里,在大学的历史里,在课堂上,在平凡的学者中间,我似乎突然之间领悟了什么。我想大概是我对剑桥学术传统的理解,这就是剑桥人孜孜不倦地对学术问题的执着与探索研究精神,以及他们自己独特的、有效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后来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剑桥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从利维斯谈起”的文章,以剑桥的学术传统为借鉴,探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问题。

1996年2月至1997年2月,我获得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奖学金,前往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和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英语系从事英国文学研究。我不仅有机会重返剑桥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以及拜谒莎士比亚、哈代、华兹华斯等文学巨匠的故居,而且还在英国学术院的资助下游历欧洲十一国。六月的早上,晴空万里。我乘坐的大巴在多佛港开进了渡轮的船舱。站在渡轮宽大的甲板上,湛蓝的大海一览无余。空中随船伴飞的海鸥偶尔发出几声快乐的啼叫。我一路饱览英吉利海峡的风光,心旷神怡。一个多小时的航程,转眼之间就结束了。我在法国的加莱上岸,带着无限遐想,开始了漫长的欧洲大陆旅行。卢浮宫的绘画、罗马古城的遗迹、海德堡的古堡,还有布拉格的教堂,让人震撼。我一路游览名胜古迹,参观欧洲著名大学的校园,贪婪地吸吮伟大欧洲文明的营养。这次欧洲大陆旅行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学术境界,而且也提升了自己的道德境界,为自己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6年底,我应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教授、比较文学系主任约书亚·司哥德尔(Joshua Scodel)的邀请前往芝加哥大学访问,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在这所著名学府里,我结识了当今莎士比亚研究的代表人物大卫·贝文顿(David Bevington)教授。贝文顿教授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当今在世的最重要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他有关《哈姆雷特》的精辟见解启发我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去研究这部伟大的悲剧作品。我同他有关哈姆雷特内心独白以及“Who is Real Prey in Mousetrap: Claudius or Gertrude?”的讨论,增强了我用伦理禁忌解释这部悲剧作品的信心。正是这次访问,我同贝文顿结下了友谊,后来组织翻译了他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莎士比亚:人生经历的七个阶段》。我很留恋在芝加哥大学的那段美好生活。记得在那个温馨的小咖啡馆里,我有幸同古典文学系的温迪·奥姆斯特德(Wendy Olmsted)教授坐在一起,展开了对如何理解哈姆雷特那段著名的内心独白“to be or not to be”的讨论。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讨论中,温迪教授最后完全赞同我用伦理禁忌解读这段内心独白的观点,即它所表达的不是哈姆雷特有关生与死的抉择问题,而是对伦理两难的复仇无法做出选择的思考。在芝加哥大学,我感到遗憾的是无法再见到美国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韦恩·布斯教授了,因为在我到达芝加哥大学的前一年,这位我久仰大名却始终缘悭一面的美国伦理批评的先驱去世了。

芝加哥大学的贝文顿教授、司哥德尔教授和温迪教授对我的鼓励,不仅让我把自己的观点坚持下来,而且还在后来的思考中深化了。这种深化也体现在我后来有关哈姆雷特的两次演讲中。2007年4月,普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查尔斯·罗斯(Charles Ross)教授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教授邀请我前往这两所大学分别以“Ethical Taboos Against His Revenge: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amlet’s Tragedy”和“Ethical Taboo and Hamlet’s Tragedy”为题作了两场学术演讲。这两次学术交流无疑加深了我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思考,为我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动力。此后我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都可以从中看到这两次讲座留下的学术印迹。

西游求学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使我获取了新的知识,吸取了新的学术营养,启迪了我的学术思考,更重要的是,让我在同西方学界的交流中,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肩负的学术使命。正是这种使命感,才有了后来《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在国际学术期刊界地位的确认,才有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

3. 编辑生涯:开辟新的学术事业

1998年,我开始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副主编,次年升主编。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缺少经费,杂志质量的提升颇受影响。在我接任主编时,杂志被CSSCI除名,进入一个最为艰难的时期。如何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办好杂志,我们做出了走国际化道路的战略决策。

在学术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西方学术期刊以大型数据库的形式进入我国,已经逐渐在我国形成垄断。我国高校图书馆购买和使用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期刊数据库,如Web of Science,SCOPUS,EBSCO、Elsevier、Gale Cengage Learning、JSTOR等,几乎全部由西方国家研制与出版。由于缺少自己的学术话语,我国学术界与国际接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对西方话语权的认同,例如,商品价值、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都是源自西方学术概念的接受。“经济全球化”、“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核心利益”、“权力及软权力”、“地缘政治”等话语,无一不是由美国及欧洲抛出的国际社会主导性话语。中国学者论文讨论的话题以及对学术文献的引用,大都有意识地涂上西方话语的色彩,这既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崇拜西方话语的心态,也说明西方学术期刊影响着中国学术的话语。

自有期刊以来,一个国家的学术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期刊实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前副主任朱作言院士撰文指出:“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能办出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它的影响可能比一个重点实验室的影响还要重要得多,还要大得多”。徐光院士也一再强调:“办好一份学术期刊,其重要性远大于开展一个‘973’项目,这也是我国学术地位提升的一种重要标志”。中国需要建设一批有国际话语权的学术期刊。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严重缺少国际性学术期刊,这同中国的经济地位、文化地位和学术地位很不相称。因此,创办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是当今中国人文社科的战略需求,也是提升中国期刊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在华中师范大学社科处的支持下,我们编辑部于2000年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把杂志办成国际性学术期刊的五年发展规划,决心以高起点、高要求、高目标办刊,最终目标就是创造条件被A&HCI收录。A&HCI只收录“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与人文科学学术期刊”,是国际公认的权威性检索类数据库,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记得在2002年1月第一届理事会议上,当我提出要将《外国文学研究》办成一份被A&HCI收录的国际性学术期刊时,与会的所有理事全部表示支持。编辑部的苏晖、刘渊、杨建、杜娟、刘兮颖等老师均表现出超强的学习能力,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编辑规范,辛勤工作,努力奉献,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正是有了这样一支团结高效的编辑队伍,经过5年的努力,《外国文学研究》不仅又重新进入CSSCI源刊,并且在2005年被A&HCI收录,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份被ISI索引的刊物,实现了杂志国际化的目标。A&HCI收录的期刊绝大部分为英文期刊,《外国文学研究》作为一份中文学术期刊被A&HCI收录,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成为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平台,体现了中国学术地位的提升。

但是,目前我国被A&HCI和SSCI收录的期刊只有区区两份,而周边国家如印度有9份,韩国有19份。与之相比,中国被A&HCI和SSCI收录的期刊同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符。面对英语期刊和英语语言的强大优势,我们应当如何顺势而为,做到英文期刊为我所用,推动中国学术的繁荣,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为了获取办英文期刊的经验,也为了创建吸引国际学术研究成果的园地,我于2009年创办了英文期刊《世界文学研究论坛》(ForumforWorldLiteratureStudies,简称FWLS,ISSN Print:1949-8519;ISSN Online:2154-6711)。创办这份英文期刊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获取中国学者办好英文学术期刊的经验;二是吸引国际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学者主办的期刊上。该刊以保护世界文化与文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宗旨,重视对非英语国家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尤其关注目前被忽略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主要刊发用英文撰写的世界文学与文化领域的原创论文。《世界文学研究论坛》用国际视野看待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与文化,所刊发论文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更为广泛的亚洲、非洲及南美等边缘地区。在4年多时间里,杂志刊发了一系列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研究专栏,已经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同,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杰出学者发表了高质量学术论文,85%的论文作者来自国外,具有突出的国际性特征。杂志刊发的论文丰富了世界文学研究的内容,是国际学术界重要的参考文献。这份杂志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份国际知名期刊,被EBSCO,Gale,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database,Annual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atabase等国际著名数据库收录。

4. 拓宽事业:诗歌研究与翻译

我来自屈原的故乡,自幼喜爱诗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诗句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精神力量。读研究生时我虽然研究哈代,但从未减少对诗歌的兴趣。除了屈原、李白、杜甫等中国的古典诗人以外,华兹华斯、济兹、雪莱、拜伦、彭斯等外国诗人的诗歌,也都让我爱不释手。1999年,我申请的关于诗歌形式研究的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我选择诗歌的形式研究是有其缘由的,这就是我国高校的诗歌教学和研究需要加强。

英美诗歌一直是英美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在我国,优秀英美诗人的作品被不断翻译介绍进来,逐渐和我国的文学融为一体,在我国高校和普通读者阅读的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英美诗歌同中国诗歌关系密切,我国的新诗就是在英美诗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闻一多和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借用英美诗歌形式进行了中国新诗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提出的“三美论”和“音尺论”,就是从理论上对英美诗歌创作进行总结。徐志摩强调形式美,潜心追求诗歌格律的改革和创造.他写作的音调和谐匀称、想象奇妙的诗篇,就是学习英美诗歌的成功范例。英语诗歌促进了中国新诗创作的发展,但是同小说和戏剧相比,我国对英语诗歌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对英语诗歌的研究,是相对沉寂的。为了弥补这个方面的缺憾,我开始展开对英语诗歌韵律的研究。经过五年的努力,我于2005年完成了《英语诗歌形式导论》一书的写作,2007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09年获得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为了促进中国的英语诗歌研究,繁荣中国的学术,2007年7月,我们组织召开了“20世纪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来自海外的30余名学者及国内20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大型英语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前会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玛乔瑞·帕洛夫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查尔斯·伯恩斯坦教授、美国当代著名垮掉派、黑山派和纽约派代表诗人安·瓦尔德曼教授、兰斯顿·休斯协会现任会长、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德丽塔·马丁-奥根索拉教授、兰斯顿·休斯协会前会长堂娜·哈珀教授等出席会议并作了大会主题发言。与会代表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20世纪美国诗歌中大量前沿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这次会议为中国英语诗歌研究融入国际学术界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了中国有关英语诗歌的国际化研究。自此以后,不仅中国有关英语诗歌的国际会议不断举行,而且在我与罗良功、玛乔瑞·帕洛夫、查尔斯·伯恩斯坦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组织中美诗歌诗学协会(Chinese/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oetry and Poetics)于2008年成立,我们以协会为依托展开了一系列中美及中外诗歌诗学的研究、交流、学者互访等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英语诗歌的深入研究。

中美诗歌诗学协会不仅是一座进行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也是一条进行情感交流的友谊纽带。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袭击了中国四川省的汶川县。大地震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毁掉了许多个家庭,导致数万人伤残,留下众多的孤儿。汶川地震的悲剧震动了国际诗歌界,正如帕洛夫教授所说,我们可以为这场灾难做点什么？怎样才能用普天之下的人类共同之爱,熨平心灵的创伤？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我们产生出一个想法,即在国际诗歌界发出号召,共同创作纪念诗集《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世界诗人同祭汶川大地震》。

这部诗集的完成,应该感谢中美诗歌诗学协会会长帕洛夫教授,感谢副会长查尔斯·伯恩斯坦教授,感谢诗歌界许多的朋友们。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与参与下,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与罗良功就收到了数十位国际诗人专门为汶川地震创作的诗歌。这些诗人不仅具有强烈的同情心,而且也有写作诗歌的高超技艺,在诗歌界享有盛名,如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先锋诗人之一、著名的诗歌表演艺术家安·瓦尔德曼,美国新百德福市桂冠诗人、格温朵淋诗歌奖得主、马萨诸塞大学文学教授埃弗瑞特·侯格兰、2008年美国手推车诗歌奖得主蔚雅风、芬兰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利维·莱托等。

这部诗集收入的诗篇,无论是出自国内同胞,还是来自国际诗人,都是用饱含大爱的情感写成。所有这些由不同国家诗人创作的诗篇,都是表达一个共同的基本主题: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让我们携手相爱。在诗人们的笔下,自由的诗体是承载丰富情感的媒介,是传达人类博爱精神的艺术记录。意象、比喻、想象、幻想、联想等艺术手法,宛如一个个跳动着的音符,歌唱着诗人们涌流不息的哀伤情思。情感随着诗歌的自然节奏流淌,思想如潮水般在胸中回荡。一篇篇饱含真情、动人心扉的诗歌,用关怀、同情、祝愿打动每一个人。诗歌让所有的人心心相系,共同面对灾难,共同重建家园。这就是诗歌的力量,艺术的力量,爱的力量。2008年底,“中国最美的书”评选揭晓,《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世界诗人同祭四川大地震》入选其中。

就翻译而言,我不能不提到我和王松林组织翻译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翻译从书。丛书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文学批评领域的院士中,选择9位院士的文学批评力作,译介给中国学术界。所选内容涵盖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和文化批评,尤其对当代美国诗歌批评的学术成果做了重点译介。

最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批评界大量翻译介绍了国外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思想著作,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外国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相比,对外国某一领域的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专论的译介还有待加强。这套丛书产生的初衷,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弥补,力图通过翻译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的精心之作,向中国学术界展示“理论热”之后,美国文学批评家如何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以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态度对不同类型的文学进行有效的批评。美国同行们都是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方法多样,务实求新,细致深入,特色鲜明,值得认真阅读和参考。在他们出色的学术研究中,文学的边界不仅没有消失,文学本身不是正在死去,而是以新的特点获得了新生,充满了活力,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永恒魅力。从他们的批评中还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负责任的批评家不能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去曲解文学、误导读者甚至去毁灭文学,而应该通过批评与阐释,探索文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社会的价值,引导读者阅读和欣赏文学,从中得到教诲。这一点对于我国文学批评中盛行的文学经典的戏说和大话倾向,其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组织这套文学批评丛书的翻译,就是为了给国内学者如何认识和理解文学批评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范例。

5. 责任与担当:创建文学伦理学批评

2004年,我在江西南昌的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此后,我发表了一系列的专题论文。2007年,我的研究课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2013年,我发表的学术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获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研究课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顺利结项,获优秀等级。同年,这项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014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被介绍进入中国,形成我国文学批评中西融合、多元共存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对翻译介绍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学批评进行考察,无论是强调形式价值的形式主义批评,注重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文化是如何表现自身和受制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文化批评,还是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研究文学的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等,尽管在批评文学时也展开对文学与政治、道德、性别、种族等关系的研究,展开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道德评价”或批判,但最后都还是回到了各自批评的基础如形式、文化、性别或环境的原点上,表现出伦理缺场的总体特征。

因此,在中国文学批评走向繁荣的同时,中国的文学批评出现了两个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倾向。一是文学批评远离文学,即文学批评不坚持对文学的批评;二是文学批评的道德缺位,即文学批评缺乏社会道德责任感。一些打着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存在着理论自恋、命题自恋、术语自恋的严重倾向。这种批评不重视文学作品即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分析与理解,而只注重对批评家自己某个文化命题的求证,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在这些批评中,文学作品被肢解了,用时髦的话说即被解构了、被消解了,文学批评变成了用来建构批评者自身文化思想或某种理论体系或阐释某个理论术语的片断。这种现象是我国文学批评理论和话语严重西化的结果,说明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缺少我们的创新和贡献。

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需要中国学者的声音,中国理所当然地要为世界文学理论与批评作出贡献。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等伦理价值,力图在批判、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并探索在批评实践中的运用,以推动我国文学批评向前发展。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创建的文学批评方法,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方法论的建构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表现出同美国伦理批评以及中国道德批评不同的特点。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是西方伦理批评的照搬移植,而是借鉴创新。同西方的伦理学批评相比,它将文学伦理学转变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论,从而使它能够有效地解决具体的文学问题。它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提出伦理选择,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建立起理论基础。它把文学的教诲作用看成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把文学的伦理价值看成文学的基本价值,从而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设立了批评标准。它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概念取代伦理批评的概念,并同道德批评区别开来,使文学伦理学批评能够避免主观的道德批评而转变为客观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而解决了文学批评与历史脱节的问题。它建立了自己的批评学术话语,从而使文学伦理学批评成为容易掌握的批评文学的工具。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文学伦理学批评才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文学伦理学批评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我感到无比欣慰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得到学术界的肯定,而且已经被广泛运用。目前,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成为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不仅有大量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研究论文发表,还有年轻学者运用这一方法撰写了博士和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现已出版8部著作。《文艺报》、《学习时报》等报刊发表了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论文和报道,《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了访谈。国家社科基金和一些省级基金也资助了一批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项目。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成功实践。2011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网站在“亚洲学术前沿”专栏发表杨金才教授撰写的专题文章,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评介。2012年,“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成立,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元迈先生担任会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克劳德·罗森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娜·瓦·科尔年科教授、挪威奥斯陆大学克努特·布莱恩西沃兹威尔教授、韩国东国大学金英敏教授、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居里·塔尔维特教授担任副会长,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国际上得到积极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召开了三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学术研讨会,第四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讨会将于2014年12月下旬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上的反响还体现在学术刊物上。A&HCI收录的著名国际学术期刊Arcadia:InternationalJournalofLiteraryCulture将于2015年第1期推出“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ast and West”学术专刊。普度大学出版社著名的A&HCI电子期刊CLCWeb:ComparativeLiteratureandCulture将于2015年第5期推出“Fiction and Eth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学术专刊。A&HCI收录的台湾期刊《哲学与文化》也计划于2015年第5期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学术专刊。在国内,《当代外国文学》、《外语与外语教学》、《武汉大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等期刊纷纷计划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专栏。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不少大学、学术组织、中国外语博士论坛、英语研究生全国暑期学校等也纷纷举行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专题讲座。而且,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讲座也在美国普度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马来亚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建国大学、成钧馆大学、东国大学、香港公开大学等高校举行。国外不仅有学者开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专题研究,一些博士研究生也开始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撰写博士论文。

我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已逾十个年头。可以说,这一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意义,变成了一种信念,一种追求,和人生的目标。文学伦理学批评能够形成中国话语并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及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中国及国际上众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只是我一个人在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努力,我的学术团队也在为之努力,而且还有一个包括国内外学者在内的庞大学术群体在为之努力。2012年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成立及其从事的研究,发挥作用的就是这个学术群体。

6. 治学的几点感想

先说读书。读书是学知识、明事理的最好途径。读书而知廉耻,明伦理,守道德,这是读书的目的。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人,做人需要读书。三字经里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书中讲道德,说仁义,因此知书能够达礼,修身养性,提升道德境界。书籍是智慧的源泉,善读可以医愚。只要读书目的明确,勤奋苦读,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就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不辜负自己的一生。

再说为学。托马斯·卡莱尔说:“天才就是无止境地刻苦勤奋的能力”。谦虚谨慎,勤学好问,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博采众长,厚积薄发,这是为人为学的道理。谦虚是美德,是为人之道。勤学也是美德,是为学之道。古人重道德文章,讲的就是做学问须先做人。为人为学,贵有自知之明。对学术既要有敬畏之心,也要有执着之心。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个人只有加强修养、提升境界、拓展胸怀,才能开启心智、增长智慧、做到文以载道,道因文传,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说治学。好学慎思,悟道明理,治学求真,创新求是,这是治学的方法。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要有创见而不受旧有观念的束缚。做学问首先要从学理上思考,把道理想明白,把概念弄清楚。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或是社会科学,治学莫不如此。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思不辩,就会真伪难辨,良莠不分,就里不明。从事学术研究,要从学理上把根本问题想明白,把基本概念梳理清楚,避免陷入迷茫。学术研究是为了释疑解难,写文章是为了解答问题。学风要淳朴,不要故弄玄虚,文章要明白通畅,切忌晦涩难懂。

最后说境界。精勤治学,学以致用,用学报国,把读书和做学问同人民的事业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这是读书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我在进入大学之前,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和坚守的人生价值观念。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读书明志,报效祖国,胸怀天下,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己任,读书做学问,始终同爱国主义情怀紧密相连。屈原、韩愈、陆游、范仲淹、梁启超、闻一多等,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典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作为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我们更应该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把平生所学和理想追求同国家、民族及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以实现人生最大价值。

(责任编辑 林玉珍)

聂珍钊,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研究》(A&HCI)杂志主编、《世界文学研究论坛》(Scopus)杂志执行主编。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伦理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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