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连云

1.

要说当今翻译论著究竟几何，很难用三言两句说得清楚。但以评者浅陋之见，在当今这种追求“新”、“奇”、“异”的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尽管异彩纷呈，却兔不了套上“后现代”、“女性主义”、“翻译暴力”、“赞助人”、“食人理论”、“翻译伦理”种种花枪，让你雾里看花，是非莫辨。你有“对等”理论，我就在汉语里找“深层结构”、“表层结构”；你有功能语言学，我就用来观照汉语古诗翻译，但是，当我们把其中的“含蓄”、“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等诗性用人际功能、逻辑功能、信息中心等概念解构完毕的时候，那么中国人的审美传统和人文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你今天构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我就认为杨必的“名利场”有之，张爱玲的自译作品有之，译者的主体性有之。有时真觉得如同麦当娜的身子PS了杨贵妃的脑袋。其实一切理论渊源有自，语言的、文学的、文化的、哲学的、甚至政治的，与其生态和谐共处，如果生拉硬套，很难自圆其说。事实上，任何偏离自身传统的话语都会与实际渐行渐远，最终是站不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在这一背景下，周红民教授新著《翻译的功能视角——从翻译功能到功能翻译》（以下简称为《视角》）①呈现了一道另类风景，就显得有点特殊了。

2.

本书作者似有反向而行，剑走偏锋之意。全书共六章，四十万余字，作者徜徉于古今中外的翻译长河，对其翻译活动、翻译思想、社会文化、语言文学加以爬梳剔抉，集结在“功能”这一主题下加以探讨。将“功能”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处于同一向度上的两个命题，一曰翻译功能，即翻译的作用，二曰功能翻译，即怎样实现翻译的作用。前者以宏观视角架构素材，从社会语境切入，涵盖政治、文化、文学、语言等因素，旨在探讨翻译功能与这些因素的互动关系；后者借鉴德国功能派的理论框架，以中国语言、文学、美学、文化为本展开论述，使功能思想更加丰满，更具本土经验，更具操作性。从第一章“翻译·社会·功能”对中国文化传统、翻译传统的倚重，到第五章“文本功能与翻译”对汉语文本功能的透析，几乎所有的章节都捡拾了被译学界认为不够“先锋”而打入冷宫的中国传统：传统文论、传统美学、传统语言、翻译话语、翻译资源，中国声音无处不在，在转承起合、穿针引线间，与西方资源、与现代语境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对接，构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功能视角。

一般来说，传统时常与“土气”、“老气”、“过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不管你如何遭遇欧风美雨的洗涤，传统的力量总是强大的。国体政体可以瞬间改变，一座城市的模样可以几年不再，我们却很难与传统角力，不管你喜欢与不喜欢，你总会感觉到它的在场。而该著似乎强烈感受到了传统的力量，即使它在试图以背离传统的方式创新和立意时，仍会给予足够的人文关照。

单从书名来看，似乎很难与“传统”扯上瓜葛，它反而带了些许功利色彩，好像试图与现代商业社会相融相谐，建立某种联系。其实该书在《前言》中也不忌讳此意，但是作者的构思立意化解了“传统”与“现代”这一冲突，彰显出“回顾过去，着眼现在”之意，更重要的是，这种构思为书写传统打开了广阔的言说空间，把对传统的了悟贯穿于所有的章节之中。

在第一章中，作者用丰富的翻译史料试图证明翻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国的人文史料着墨较多，既有大家之言、又有翻译事件等，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鲁迅、刘半农、瞿秋白、郭沫若、钱钟书、茅盾等大文豪、学问大家都纳入了书写范围。“信息时代的文化趣味”本应是一个很现代的命题，但是作者以《长恨歌》的改写为踪，试图与历史建立某种关联，证明“经典不重写，不改编又别无他法，因为它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唯有如此，才能获取读者，否则，就无法生存，失去经典的价值”（14）。

第二章是以中国文化、文学、语言为根基对翻译功能的阐发，也是作者最为用力的地方。

本章“接受语境与翻译效果”一节把背景材料架构得层次分明，脉络清晰，主题突出，作者分别以“晚清”和“五四”的“接受语境”为经纬，以“翻译效果”作为分析对象，清楚地呈现了这两个时期翻译与文化的互动线索，在对中国文化、文学与翻译关联的深度阐发中，有力地证明了“翻译要在目标文化中发挥应有的功能，离不开两个先决条件：（1）目标文化的内在需要；（2）目标文化对原语文化的认可和接受程度”（52）。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究竟为谁而译”（87-112）这一主题，作者也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抛出一个富有启迪性、挑战性的命题。之所以富有启迪性是因为国内译界对于汉语古典诗歌的翻译一直是“闭门造车”，目标接受者的定位不够清晰，作者提出“为谁而译”，并作出了中肯的回答：“为外籍读者而译，为中国经典融入世界文化而译”（88-89），给了我们猛回头的感觉；之所以具有挑战性，是因为它向权威发出了挑战。长期以来国内风行一种由声名显赫的翻译大家建立的，被译界认可的、并奉为至尊的“韵体译诗”模式，一个僵化刻板的、费力不讨好的、只有国内英语学习者容易接受和喜欢的译诗模式，如果我们顺着“为外籍读者而译，为中国经典融入世界文化而译”这样一个功能角度，就等于说，西方文化如同国内读者一样，会欣然接受我们用这一模式翻译的诗歌。在文化多元的时代，这种想法是十分幼稚和危险的。作者也许未曾涉足汉诗英译领域，但是身为旁观者，以西方文化接受为终极目标，提出汉诗翻译的功能观是非常中肯的。最主要的是，这种观点是基于对英汉两种诗学传统的深切感悟和分析。作者用“汉诗可译吗？”设问，以汉诗的“含蓄”、“蕴藉”、“意境”——俗称不能言明的“诗味”为典型特征，与英诗“主体明晰化”、“诗句逻辑化”、“所指精确化”的语言刚性加以思辨性对比，最终归结为汉诗“感兴”与英诗语言的“理性”冲突是汉诗英译的最大障碍，导致汉语古诗“感兴体悟”这一本质特性很难传播到英语文化中去（90-101），这样，用功能视角看待汉诗英译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在“目标语倾向与翻译功能”（112-143）一节中，作者对古今中外的目标语倾向和主张做了十分精彩的历史性回顾，认可了目标语倾向在翻译中的价值；对实现目标语倾向的三条途径予以精辟的解析，充分地利用了汉语文化中的翻译资源。在“汉语的传统要素及其在翻译中的利用”这一小节中，作者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汉语美学要素和历史渊源，体现了作者对汉语传统的尊重和呵护。但是作者并没有一味地坚守汉语传统，反而深刻意识到翻译就是两种语言相遇后创造的一种新的语言，“翻译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和谐，创造新的和谐，如果固守原有的和谐，目标语言永远处于停滞僵化状态”（138）。其翻译中的语言观在后面越发彰显：“除此以外，适度的洋腔，从客观上讲，不但必然，从主观上讲，十分必要。它可以将外语中的异质成分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对于本国语的改造和完善，意义重大。翻译家的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外语来拓宽、拓深本国语”（141）。

在“功能翻译”部分的各章节中（144-309），虽然传统要素不如前面几个主题用得频仍，但是对传统的挖掘和中国资源的利用仍是作者较为关注的地方。如第三章的“传统翻译的检视——以功能翻译之名”一节，其话语资源既有对“信达雅”的文章观的剖析，也有对传统美学的诠释，又引证了中国翻译人的主张，以西方翻译文论穿插附会，恰如其分地阐释了传统翻译观的形象性特征、规定性特征、文学性特征、忠实倾向（144-161）。又如“功能翻译的历史基础”一节，从西方的古罗马时代通过模仿对希腊文化的占有，到19世纪通过直译来了解异域民族的本真状态，从中国的佛经翻译到清末的西学翻译，作者不但贯穿了功能翻译这一主题，更是呈现了一幅功能翻译的历史图卷（185-192）。

3.

对于人文科学来说，如果说“人文”含有历史积淀，有一定的形态，其他文化无法加以复制的话，那么“科学”就是无国界的、全人类具有相同感受的经验、现象、法则和规律；又如果对传统的书写和论长说短仅仅为了呈现它的原貌，那么思想只会凝固在时间的维度之上。对于这两点，《视角》一书可谓用心良苦。“传统因子”虽然是《视角》的一大特色，但是它的用意并在于诉说传统，不是渲染中国的文化沉淀多么丰腴，多么了不得，而是试图与西方接轨，与现代接轨。以中国文化、美学、文学、语言、翻译资源为本，附会穿插西方元素，无论是翻译史料、翻译思想，还是现代意义的翻译理论，使之尽最大可能地融入中华文化，化成我们自己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解读方式，服务于现代，生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翻译话语，形成一个前后承续、以中化西、中西通观的翻译功能视角。虽然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割裂传统、历史和其自身的语境，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的，他们的理论有的新颖独到，出人意想，有的论述严密、周详细致、经得起推敲，其丰富的话语体系为我们研究翻译拓展了巨大的空间，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而我国历史上的翻译和文化资源恰恰为这些理论的实践和验证提供了丰厚的土壤（313）。

正是出于以上种种缘由，《视角》一书中的西方资源、话语规则和现代语境俯拾皆是，如操控、诗学、异化、文化派理论、信息时代与翻译、功能翻译的实践空间等，西方理论的发展走向、德国功能派理论和人物介绍也留有足够的篇幅，甚至“功能翻译”的部分框架就是德国功能派的挪移，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利用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资源对西方文本功能类型予以详尽解构；以英汉语言为基础，以汉语语境为导向，构建功能翻译类型。可以说，在汉语语境中既是对功能翻译理论的一次验证，又是对功能翻译理论的一次匡正和拓展。比如，在“等功能翻译”中，作者阐明了汉语里的小句、汉语合同的程式化语言可以作为“等功能标记”用于散文语体的翻译、契约语体的翻译；将“异功能翻译”与改编、自译联系起来加以阐述；深入拓展了“逐行对照翻译”的内涵和应用范围；对诺德“直译”和“注释性翻译”之目的作出匡正，诺德认为这两类翻译的目的都是为了再现原文的语义、文体、文化特征，作者认为“直译”的目的是为目标语读者传递一种新颖的思想、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注释翻译”属于“学术型”翻译，其目的是通过翻译来了解经典背后的文化，如诗歌艺术、人伦风尚、哲学传统、价值体系。翻译已经大大脱离它的本体，变为研究这一文化的参照，成为某一文化、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我们很难说清阅读文本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译文本身，还是在于研究经典文本在原语文化中的价值，甚至一个民族的道德、哲学、文化传统（316-317），这些观点新颖独特，富有启发性。

就在对传统和本土资源的弘扬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在西方的碰撞中一次次擦出了思想的火花，留下了“以中化西”的印记，也许我们可以从下段引文中体会到这一点：

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构成的接受语境，决定了异域文化在晚清社会的话语权重，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方向，从而给小说翻译产生了变形的外部压力。而固有的诗学观念对翻译主体，即译者的操控，成为翻译变形的主观诱因。在这里，到底是译者对传统文学的千丝万结，还是读者对传统小说的缠绵悱恻产生的推力导致了翻译的变形呢? 在此我们不必深究孰轻孰重，很明显读者与译者的互动关系，共同形成了合力。如果分头来看，就读者而言，在传统文学惰结的惯性推力下，更加习惯接受某类文学体裁、叙事模式和人物场景原型，对于译者而言，也会在这种惯性的作用下，沿袭这些文学资源对原作进行篡改和套译。而在这个互动关系中，因为读者对这类作品的喜爱和需要，而译者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顺势而为，启用他们早已轻车熟路的传统文学资源。这种先在的、合成的主流诗学观念共同作用于小说翻译，正当的翻译观念和翻译方式完全被更替了。（67-68）

《视角》一书也许算不上“够先锋”，甚至有些地方还有点林林总总，鸡零狗碎的印象，但它对西方话语取之有度，用之恰当，产生的思想深刻锐利。它以本土为根基，着眼于当代，将翻译研究与文化贯通，打通了一条内涵丰富的人文走廊，形成一个前后承续、以中化西、中西通观的翻译的功能视角，呈现了广博的学术视野，带来一次掩卷而思的精神之旅。

附注

①下引此作仅注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