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真华

我与钱冠连教授相识已逾廿载，但真正认识钱先生是从这十年开始的，当然也是从他的著述而起。

记得那还是在本世纪初，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与语言哲学有关，颇觉深奥。会上认识了北大、人大几位研究哲学的教授，闲聊起来居然聊到了广外的钱冠连。他们赞叹道:一个搞语用学的英语教授，能把语言哲学研究得这么深透，说得这么明白，确实不简单。会议结束时，我向胡壮麟先生道别，先生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广外校长，爱才、惜才、用才当是头等大事。

回穗后，我搜集钱先生的论文、著作，细心拜读。了解到他在那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哲学的系列论文（以及后来的几本专著）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为广外及应邀为其他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的“西方语言哲学”课更是盛况空前。先生坐而论道，起而践行，学问人品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好评。他对非母语理论创新的执着，对“言说他人所未说”的学术境界的追求，使他成为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家。他常常扪心自问:“在宇宙中，你的地位在哪里？”他说道:“欲望是这么一回事:社会地位往高处要，声名往显赫里找，物质享受往最好处捞。欲望不达，大小悲剧迭起。非份之想越大，悲剧越大。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人，一辈子不是狂躁肿大、贪婪虚浮，就是飘飘荡荡、魂不附体。知道自己在茫茫宇宙之中的位置，情形会好得多。那么，让我们抬头看看天空苍穹怎么样？哪里是我的位置？答案是:我什么也不是，连尘埃都算不上，什么都比不了，本来什么都不是我的，既然如此，怎么还敢要求那么多？！”①于是，他移情于阅读与创作，沉浸在书籍与思辨的世界，心无旁鹜地投入唯此为大的语言家园。他信“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因此，他对学人、同事也多了一份尊重与宽容。钱先生对教育事业始终充满着责任感与使命感。为了感谢生活慷慨的馈赠，他总是努力地思想，努力地钻研，偶尔发出不如意的叹息也改变不了他的执着前行。

多年后，钱先生向我提起一段往事，说是我的一个电话延长了他十多年的学术生命。他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徐真华是他人生关键时段（60～71岁）的提携者、助推者，对他晚年的创作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原来，在钱先生60岁那年，广外人事处上报已达退休年龄的教职工名单，让我过目，我随即给人事处长挂去电话，说:“钱冠连这样的学者，广外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这些学术造诣深的教授应为他们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和条件，不能一退了之。”钱先生就这样留下来了。我当时并没有太多更深更远的考虑，但是直觉告诉我，一所伟大的大学不能没有伟大的学者。广外还远称不上伟大，但是对那些享誉全国的著名教授我们应该倍加爱护、倍加珍惜。

光荫荏苒，未曾想，我也已年届花甲。其实钱先生之所以延教十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我的电话，而是这个电话背后钱先生的学问人品。

1.他是外语界公认的为数不多的从事原创性工作的学者。他的著作几乎无一重复前人。延聘之后，《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获奖。《美学语言学》则让出版社获奖。

2.他努力攀登，坚毅、忍耐、实干、低调。他鄙视“媚俗”，崇尚恬淡。他性致远、守宁静，决无踏浪高歌的狂狷，只是静静享受读书与写作的快乐。

3.他释道有方，笔耕舌耕深奥的语言学问，把复杂的理论问题搞得简明又有趣，每每博得学生的击节应和。

4.他纯粹地做学问，不为时风动，不受名利累。这让我想起了莫言的那句名言:“文学可以影响告诉人们的很多，我想通过我的作品告诉读者: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人不哭。”②钱先生的境界与莫言推崇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众人都笑时，应该允许有人不笑。

5.他勤于学习，善于思想，长于发现问题。他有个性，但不顽固；有热情，但不张狂；有才气，但不孤傲，且年纪越大越是反思自己的不足。

6.他不断地推陈出新，把语言哲学推向全国。由于他的推动与影响，国内不少著名高校纷纷成立西方语言哲学研究所，开坛“讲经”。他影响了一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钱冠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放下了常人难以放下的私欲，于是，就放下了一切。“没了负担，没了阻碍，反而自由了……”③他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收获着常人难以品味到的快乐与宁静:教学楼上方那最后一抹晚霞，相思河中戏水的锦鲤，枝头鸣唱的鸟儿，乃至一个稚嫩的问题，一个会意的微笑都让他感悟到心灵的喜悦与慰籍。

钱老师，保重！感谢你为教育阐释的平凡与不朽，感谢你为生活创造的意义，感谢你智者的胸怀。

① 参见钱冠连:《试答人的宇宙地位之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2年11月3日第4版）。亦可见《眼光与定力》（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之自序。

② 参见《读者》2010年第10期第63页。

③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