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婷婷，于富业

（1.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13；2.渤海大学 历史学系，辽宁 锦州 12101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将文化体制改革提上日程，政府逐渐从 “办文化”走向“管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传达、产业开发提供了便利。中国传统工艺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厘清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特点，明确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变化对传统工艺保护和传承的影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一、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特点

中国传统工艺，主要包括器具制作、民居建筑、陶瓷加工、织绣印染、造纸、雕刻、印刷、酿造等传统手工技艺，特指加工生产这些实物的传统技艺、制作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等，而传统医药和传统饮食制作技艺不在本研究范畴之内。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一）传承方式——口传身授

传统工艺是一种经验型的技术，依靠口传身授来延续，有的是群体间言传身教式自发传衍，有的是父子、师徒间口传心授式的世代相承。通常由老艺人在生产实践中围绕传统工艺的原材料选取、生产加工流程、储藏运输管理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讲解示范，学习者在这一过程中认真听讲、领悟，并不断实践练习，这种经验型技术一旦被掌握，便很难改变。

在竹纸制作技艺中，富阳纸的制作尤为独特。它以当年生嫩毛竹为原料，包括制浆、造纸等72道工序。“富阳纸在继承中国传统造纸技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制作技艺，如制浆技艺中的‘人尿发酵法’，抄制技艺中的‘荡帘打浪法’等，均是富阳竹纸生产的绝技，为其他竹纸产区所无”。[1]126这些独特的技艺，都需要师傅的口传身授及徒弟的身体力行，长时间锻炼才能得以延续。富阳竹纸制作技艺传承人庄富泉介绍，富阳的竹纸产区每年以“削竹办料”最为忙碌。受时间限制，青竹要在一个月内全部砍下，并且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原料的处理工作，因为一旦拖延时间，嫩竹就会变老，纸的质量就会受到影响。而削竹是一项手艺活，庄富泉必须一遍一遍地练习，手掌被竹篾割出了血，仍照练不误。因为，只有掌握了这道工序的操作方法，才永远属于自己的“本领”。中国这些独具特色的传统制造类技艺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传承、延续。

（二）传承形态——生动鲜活

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与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的行为活动息息相关，一般都无法脱离特定地域和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生动鲜活的形态代代相传——活态传承。无论在哪个区域，传统制作技艺需借助于人们的行为活动直接表现，并需要在传承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操作不断完善。因为，一旦传承的行为活动终止，传统工艺的动态表现便不复存在，其保留、延续和创新的功能也宣告消亡。即使传统工艺的产物是“死”的，但技艺是“活”的，产物因技艺而鲜活。

例如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东南部，这种传统工艺的传承形态包括定点型和游走型两类，具有生动的鲜活性。定点型的传承形态是指工匠们在家承接银饰的加工，服务于相对封闭而形成区域格局的一寨或数寨，客户毫无例外来自本系，所以也可称之为支系内部的银匠。这一类型银匠的分布和数量，依据区域环境及市场需求自然调节，以施洞、排羊、西江、湾水、王家牌等地较为典型。游走型银匠同样以家庭为作坊，农闲季节则挑担外出，招揽生意。通常每人都有自己的专门路线。他们并不局限于为本系或本民族加工银饰，对沿途数百里其他分支或民族的银饰款式都了然在腑，加工起来亦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所以也可称之为地域性银匠。上述两种类型银饰工匠的足迹遍历贵州全省，这种鲜活的传承形态一直延续，并延及到广西北部及湖南西部。

（三）传承土壤——独特各异

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土壤不可移植、不能复制、不会再生。它是传统工艺传承的根基，为传统工艺的繁衍、发展提供了基因和养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传统工艺传承的独特性由其传承土壤的独特性决定。我国传统工艺的分类较多，但是同一分类下的不同地区的传统技艺各异，如中国四大名绣，虽然同属刺绣工艺，但是由于所属地域不同而风格迥异。苏绣以套针为主，绣线套接不露针迹，线条明快、针法活泼、绣工精细。粤绣包括盘金刺绣和丝绒刺绣两类，盘金刺绣以金线为主，辅以彩纷刺绣，金碧辉煌，灿烂夺目，雍容华贵；丝绒刺绣开丝纤细，色彩缤纷，绣出的花鸟尤其精美。蜀绣取材多数是花鸟虫鱼、民间吉语和传统纹饰等，用针工整、平齐光亮、丝路清晰、不加代笔，花纹边缘如同刀切一般齐整。湘绣用丝绒线绣花，绣品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明，质感强烈，形神兼备，风格豪放。

同样，在中国众多传统工艺中，同一分类下的不同民族的传统技艺也不尽相同。同样为制陶工艺，但是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制陶技艺通常采用无转轮制坯、脚趾拨动慢轮、手拨动转轮等方式制坯。而海南岛黎族地区的制陶工艺则采用泥片贴筑法、泥条盘筑法、快轮拉坯法等制坯。上述两种不同状况的出现，均是由其传承土壤不同而决定的，这些传统工艺至今仍广泛流传，则是由其突出的使用价值决定。使用价值是传统工艺及其制品存在与传承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实用，传统工艺及其制品才能世代延续，在科学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一旦出现替代品，它们将受到猛烈冲击，甚至退出历史舞台。使用价值突出是传统工艺及其制品永续发展的土壤，重视传统工艺及其制品使用价值的挖掘十分重要。

（四）传承领域——区域鲜明

从空间范围上看，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领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这种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表现为行政区域明显、民族区域明显、气候区域明显三个方面。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工艺一旦在某个行政区域内成长起来，便会扎根，并牢固地传承下去，比如提到文房四宝，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此四宝均代表了鲜明的行政区域性。在中国56个民族中，越是封闭、落后的民族，其传统工艺的传承越持久，因为受外界现代化机械生产的影响较小，所以保持了相对稳固的工艺流程，并世代流传。如贵州省六枝特区梭戛乡陇戛寨苗族聚居区，民众们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纺麻、织布、蜡染、刺绣、编织等工艺，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始终在苗族村寨中延续，具有鲜明的民族区域性特征。气候环境是影响中国传统工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酒酿、饮食制作类传统工艺。例如茅台酒的酿制工艺具有鲜明的气候区域特征，这一特征就决定了茅台酒的酿制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制约。茅台酒的生产投料通常在农历九月重阳节期间进行，因为这一时期正值高粱的收割季节，也顺应了当地的气候特点，避开高温生产时节，便于人工控制发酵过程，培养有利微生物体系，选择性利用自然微生物，以此生产出享誉国内外的佳品。而诞生于宁波的朱金漆木雕也是得益于宁波较强的地域性，这项传统工艺取材于宁波本地的樟木、榉木、银杏等，木材取料做成片材后，需要通风搁叠阴晾，自然干燥至半年，以保证雕刻后的花板不会变形、不会开裂。如果在其他地方开展朱金漆木雕工艺，原材料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未必有合适的气候环境能满足朱金漆木雕的自然干燥，最终可能导致雕刻后的作品变形、开裂，所以说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五）传承趋势——与时俱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传承发展中会出现两种状况，一是传承保守，即保持其本质属性稳定；二是传承变异，即在其传承中引起某些本质属性改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传统文化总是要不断调整结构，修补自身的某些缺陷，协调与新文化的冲突而努力保守属性的稳定，但是，这种保守只是相对的。传统文化同时还要不断调整自身结构，与时俱进地适应自己所处的（或周边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在互动中不断创新，形成传承变异，而这种变异是绝对的。中国传统工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备的特性，在传统工艺中也得以体现，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传统工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呈现的变异性。因为，如果被动保持传统工艺的本质，有可能会被现代社会淘汰，最终走向灭亡；如果主动吸取新的本质并转化为现代文明，可以使传统工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创新，使广大民众产生文化认同感和历史认同感，并激发他们对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从现实发展状况来看，传统工艺的变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特殊原材料不变，部分辅助材料或外部状态随社会需求变化而变化；二是技艺本身不变，外部状态随社会需求变化而变化。这种改变与创新，更多地表现为外部形式而非技艺本身。据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传承人施金水口述：“用传统工艺制作张小泉剪刀，需要72道工序，5个人的小作坊一天只能做100把半成品的剪刀，而且质量也参差不齐。现在做一把剪刀只要24道工序，最少只要9道，做出来的剪刀是模式化的，几乎是同一个模子，区别不大，都是这样几道工序用机械压制出来的。而手工的剪刀在形体上宽窄不一、大小不同，与手工锻造和机械化生产出来的剪刀相比，在质量上没有大的区别，只是在剪刀‘咬口’的细节处理上，机器生产没有纯手工的细微，但是工业化机器生产减少了工序，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样的小问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张小泉剪刀，被人们称颂的还是它制作剪刀的传统工艺。”[1]115的确，传统工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会出现变异，就像张小泉剪刀那样，可以随着社会的进步改进技术，变化形式，但是传统工艺本身必须保持不变。

在当今社会，中国传统工艺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和喜爱，但是大多数传统工艺的传承仍然延续着口传身授的形式，在传承过程中 “活态”地传承，且传承的地域性十分明显，不同地区的同一种传统工艺各具特色，大部分传统工艺受经济发展或人们的审美观影响，在传承的过程中融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实现了形式上的创新。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受多方因素影响，会发生一定的变异，中国传统工艺也不例外，其与时俱进的传承特点就是它变异的表现，外在形式的变异不可阻拦，但是作为传统工艺的核心部分——制作工艺，不能随便被改变。

二、中国传统工艺传承过程中的发展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模式也不断变化，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式生产

1.满足生活生产基本所需。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没有生产，就没有食物来源，生命就无法延续。为了延续生命，人类必须生产，为了满足生活生产的基本所需，传统工艺应运而生。传统弓箭制作技艺就是先民们为了狩猎而发明，并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广为流传。只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狩猎工具不断出现，新型的弓箭推陈出新。但为满足生活生产基本所需的传统弓箭制作技艺仍在少数民族中流传，为人们的生活生产服务，在使用过程中其功能也不断扩大，除了狩猎功能外，也兼具御敌作战的功能。赫哲族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在长久的渔猎生活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鱼皮制作技艺由来已久，最具典型的代表是鱼皮服装的制作，它因赫哲人御寒所需而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而赫哲族另外一种传统工艺——桦树皮制作技艺，在赫哲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桦树皮制作技艺加工的交通工具——船，为赫哲族渔猎提供了方便，也为其生活、迁徙提供了帮助，满足了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

2.习俗的影响。传统工艺在满足人们生活生产需求的基础上，朝着意识形态的高度迈进。众所周知，如今剪纸是装扮节日，增加喜庆气氛的重要饰物，是我国重要民俗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深究其起源，不难发现，剪纸的出现与人们的原始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用剪纸来表达某种美好的追求，或者为避免某种不祥。据《荆楚岁时记》载：“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2]19燕，在古代称玄鸟，是一种神鸟，据说是商民族的祖先。神话中的燕，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燕，而是以燕为图腾的民族，也就是说，殷商民族的形成与以燕为图腾的父系氏族直接有关。因此，“人们在本能认识到自己生殖、繁衍的科学道理之时，常常用神话来表达对社会、世界、人类的认识，这样就出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传说，并作为一种固定的思想意识传承下来，直至影响到后世”。[3]294进而在民间就通过剪纸的形式表现出来。

乐清龙档，又称“板凳龙”，它始于明代，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地处沿海的乐清洪灾频繁，百姓为祈求风调雨顺，在每年元宵节前后舞龙档，希望以此来消灾辟邪、祈求平安。清同治年间，乐清县西一带的乡村，如翁垟、海屿、黄华、慎江、象阳等地舞龙档活动最为盛行”。[1]89这样便促使了这一区域的龙档造型独特，雕刻生动精巧，制作技艺日益精湛，久而久之乐清龙档成为一种绚丽多彩而又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灯彩工艺，并不断地继承发展。类似受宗教、信俗的影响而产生的传统工艺还有很多，如木板年画、泥人等。在信俗的影响下，传统工艺不断丰富发展。

3.审美所需。传统工艺创造了大量的传统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不但实用，更给使用者带来美的享受。正如柳宗悦所言，“真正的器物之美体现为实用之美，没有器物相助人就无法生活；如果人没有对器物之爱心，器物将不复存在。在器物与人的相恋中，产生了工艺之美”。[4]86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人们从自然界中选取原材料，根据这些材料特有的形态和纹样——本身所具有的美感特征——制作实用的传统工艺品。

年画是中国民间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年画的制作工艺因审美的需求而不断发展。年画各产地都有本乡土的杰出年画艺匠，他们的雕工、印工、造型、配色，学习老版、创新新版的能力卓尔不群，闻名乡里。年画艺人们还总结了许多精辟的画诀，如“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能得人欢喜。”“此中既有创作美学，也有接受美学，还有审美主客体的互动和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的审美思想”。[5]76这是年画创作规律的结晶，也代表着民间审美的传统、喜好、风范，共同促进了自给自足式传统工艺的发展。

（二）作坊式生产

人们利用传统工艺生产传统工艺品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当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得到满足后，便进入了作坊式生产，并出现了商品交换，进而推动传统工艺的不断演进与发展。

1.物物交换，改善生活质量。传统工艺品在早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也有大量属于物物交换，从而改善了艺人们的生活质量。这种物物交换一般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用制作好的成品换取加工所需的原材料，以维持生产的顺利进行；二是用制作好的成品换取生活所需的其他物品，以维持日常的生计，提高生活质量。当这种物物交换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利用传统工艺加工的传统工艺品数量不断增多，交换的频次越来越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形成作坊式生产的雏形，促进市场化交易的出现。

2.生产生活安定，安居乐业。中国早期的传统工艺品通过传统工艺的加工而完成，这种局面的出现，立足于广大百姓生产生活安定、安居乐业的基础之上。以杨家埠木板年画为例，它以四川的雕版印刷为始宗，兴于明，盛于淸。从乾隆年间到清末，杨家埠出现了“家家画店，人人画师”、“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的鼎盛局面，年销售量可达数千万张。此时杨家埠木板年画的生产都是以家庭作坊为主。“每家作坊都有一个画店的牌号，画店世代相传，名号永久不变。这些画店作坊的家庭成员，手艺代代相传，从老到少都各具其长，或画或刻或印，十八般武艺集于一身的也为数不少”。[6]111-112整个杨家埠安居乐业，盛景可见一斑。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改变，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原有的自给自足式生产和作坊式生产只能满足少量的需求，而今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社会对传统工艺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传统工艺走向规模化生产或机械化生产，这种发展模式严重破坏了传统工艺的原真性，对中国传统工艺的保护和传承十分不利。

三、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特点对传统工艺保护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传统制造技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传承能够使人产生“怀旧情结”。传统制造技艺源于民间，是一种乡土文化、区域文化、基层文化，凝聚着老百姓最纯真的情感，是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样态中的一部分。传统制造技艺的传承痕迹遍及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机器的轰鸣声破坏了传统制造技艺传承的文化生态，但是只要有传统制造技艺的“影子”在，就能够使人产生“怀旧情结”。蓝印花布是中国传统的印染技艺，至今仍有流传。“由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衍生的新产品如靠垫系列、玩偶系列等，采用丝网印花，半手工或者机器印制，坚持使用豆浆和石灰的漂染剂，坚持漏板刮浆，通过产业化生产，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传统制造技艺的保护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产业化发展的双赢”。[7]181这种更新的印染技艺很符合广大民众的审美需求，在发展中扮靓了现代生活，使广大民众寻找到了情感的依托。

2.传统制造技艺的传承更趋环保、低碳，有助于使用者的身心健康。随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多，人类社会正遭受着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土地减少的威胁。低碳生活已经成为人类世界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责任。比较而言，通过传统制造技艺所生产、制造的产品比机械化生产所创造的产品更具有低碳环保性，更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传统的植物纤维服饰和植物染色是一种民间传统工艺，它天然环保，不伤皮肤，染完的染料可用于养鱼。如我国古代用板蓝根染色的士兵战服，不仅没有有害物质，还对皮肤有祛毒消炎的作用。而如今的化学纤维服饰和通过化学染料染色的服装，甲醛、偶氮、增白剂等均超标，化学染料顺着毛孔进入皮肤后，容易使人患慢性病。再比如，海南省黎族传统棉纺织染绣（黎锦）技艺由黎族棉纺织工艺，麻纺织工艺及缬染工艺合并而成，是黎族人民创造的一项古老的传统制造技艺。这项传统制造技艺创造了植物纤维花布，使用植物类染料，较少使用动物类、矿物类染料。“植物染料除了靛蓝类为人工栽培外，其他几乎都是野生的”。[8]415真正体现了传统制造技艺节能环保的特性，深受人们喜爱。

（二）消极影响

1.机械化和产业化生产伤害手工生产的情感，破坏中国传统工艺的文化生态。随着市场上对传统工艺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作坊式生产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此时便出现了传统工艺品的机械化生产。机械化生产使得传统工艺品的生产技术得到改进，加工程序减少，生产率大大提高，尤其以日常所需的传统工艺类为主，如酿酒工艺、酿醋工艺、陶瓷烧制技艺、织染技艺等。当机械化生产达到一定比重，随着人口的剧增，对传统工艺制造品的社会需求量不断增加时，产业化生产就会出现。在我国传统工艺中，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茶叶制作技艺、醋酿制技艺、酒酿制技艺、陶瓷烧制技艺、织染技艺、制扇技艺、金属加工技艺等都走向了产业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机械化生产和产业化生产的出现，破坏了传统工艺的原真性，伤害了传统工艺传承人的情感，正如柳宗悦所说：“机械往往被用来逐利，而产品则粗制滥造。而且，由于人类为机械所左右，剥夺了工人的种种乐趣。”[9]5-6

2.传承人青黄不接，使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陷入困境。由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起步较晚，对中国传统工艺的重视力度不够，现已出现了传承人青黄不接，传承困难的局面。例如，广西宜州水车制作技艺具有悠久的历史，祥贝乡大水车屯的水车修造与每户村民都息息相关，因为它不仅为全村农田提供灌溉，更关系着全村的粮食生产。但是，据大水车屯覃善强老人介绍：“现在村里能熟练掌握整个水车修造流程的人不多了，也只有几个年纪在60岁以上的老人还懂得这一整套技术。”[10]175覃善强老人介绍的情况普遍存在，我国几乎所有传统工艺都是依靠口传身授代代相传，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传统工艺陷入“人亡技绝”的困境，加强对传统工艺传承方式的保护刻不容缓。

中国传统工艺在社会发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改革呼唤下，明确中国传统工艺口传身授、生动鲜活、独特各异、区域鲜明、与时俱进的特点，杜绝以机械化、产业化生产代替传统的自给自足、作坊式生产模式，保护中国传统工艺传承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将中国传统工艺原汁原味的发展下去，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我与“非遗”的故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梁]宗懔.荆楚岁时记[M].宋金龙，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3]徐华龙.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2.

[4][日]柳宗悦著.民艺四十年[M].石建中，张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向云驹.草根遗产的田野思想[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王丕琢，张士闪.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读本[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

[7]赵辰昕.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访谈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

[8]于海广.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9][日]柳宗悦.日本手工艺[M].张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0]姜振寰.技术史理论与传统工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11]谭宏.饮食与文化——影视人类学视角中的 《舌尖上的中国》[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