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秋雨

（重庆文理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重庆 永川402160)

1997年3月，国务院批准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及黔江地区所辖地域合并成立新的重庆直辖市，从此整个大重庆地区脱离四川省行政管辖。然而现代重庆方言（指以主城九区话为代表的方言，除江津、綦江等区县话外，重庆大部分地区方言与之大同小异，对外可作为重庆地区方言面貌的代表，因此以下简称“重庆话”）从语言学区划上，无论是在过去漫长历史时期内，还是当今甚至可预见的将来，都与成都中心城区方言（以下简称“成都话”）同属于西南官话成渝片区，只不过重庆话属于川东小片，成都话则属川西小片。单论使用范围，重庆话的影响还稍广于成都话，除重庆直辖市大部分地区外，还包括今四川省东北部、湖北省西南部、贵州省北部的部分地区。

语言是个历史的范畴。重庆话起源于古巴蜀语，但现代重庆方言的形成则肇始于明末清初，距今不过300年左右时间，而且还在持续的变迁过程中。语言的发展变迁，与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变迁息息相关。重庆地区自明末以来，历经了“湖广填四川”运动、开埠通商、抗战成为陪都、解放后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三线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变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现代重庆方言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逐步形成了浓郁而独特的巴渝地方特色。

一、重庆方言的源：宋代以前的巴蜀语

巴蜀语最初被称为“梁益方言”，形成于西汉时期，由关中地区古代华夏语与古蜀语、古巴语融合而成，因而最初面貌与秦晋华夏方言较为接近。但由于四川盆地较为封闭内向的自然条件，至宋代四川便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区[1]。如北宋诗人范成大旅居蜀地时在 《石湖诗集》卷十七《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中有如下注释：“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辄谓之‘虏语’。或是僭伪时以中国自居，循习至今不改也，既又讳之，改作‘鲁语’。”由此可见当时的巴蜀语与中原语言差别较大。有学者对苏轼、苏辙、苏洵等宋代四川文人的诗词用韵进行分析后，认为宋代巴蜀语“家、麻”与“皆、来”通押，“关、上”押“家、麻”，“亩”押“东、钟”，阳声韵不同韵尾通押，阳声韵“寒、先”部的“言”字读“人、真、文”部，“药、铎”部的“祈”读与“屋、烛”部的“秃”相同，有合口化倾向等音韵特征[2]。此外，入声韵的存在也是古巴蜀语的一个显著特征，然而现代重庆地区方言中除江津和綦江两地仍保留古入声外，其他地区方言中古入声已基本消失，这些方言中的巴蜀古韵，今天几乎荡然无存，难以考证。翟时雨先生根据古今语音沿袭情况，把四川方言划分为“稳定区”和“发展区”两大部分，而重庆话基本属于“发展区”[3]，这说明重庆话的演变较之西南官话灌赤片区 （包括同属一个行政区域的江津、綦江话在内）的其他四川方言更明显、更迅速，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明末以来“湖广填四川”运动中移民带来的北方官话的影响。

二、嬗变：“湖广填四川”移民与近代重庆方言的诞生

明末清初，连年战乱及各种灾害导致巴蜀地区人口剧减，清政府因此大力推行移民填川政策，半引导半强制地从湖广地区（今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迁徙大量人口入川，这一过程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近150年。

移民入川大体可以分为两条路线：（1）江西、湖北等省移民沿长江逆流而上穿越三峡，由东向西进入四川盆地。故清代以来川东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地区的方言逐渐接近湖北话。（2）广东、湖南等省移民经由贵州北部山区，由南向北进入四川盆地，由于这些移民的迁徙较为分散，因此湖南话只有部分词汇渗入到重庆方言中，如“堂客”等，并未对重庆话造成根本性改变。然而，部分广东客家移民比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特色，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客家方言岛”，比如江津中山古镇和荣昌盘龙镇的客家方言岛。

到清末，以北方官话为主体，融合湖北、湖南、江西甚至部分广东方言的近代重庆话已基本形成，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声母鼻音n和边音l不分，一律读l，但丰都、忠县一带也有把l读y音的；

（2）声母不分平、翘舌，zh、ch、sh、r一律读成z、c、s、/z/；

（3）前后鼻音不分，后鼻音 eng、ing等一律读作前鼻音 en、in；

（4）在一部分零声母字前加上鼻辅音ng作声母，如宜宾/yibin/读作/nibin/；

（5）儿化现象多于其他各种方言，尤其是名词儿化现象，如“耗儿（老鼠）”；

（6）名词重叠双音节化，如“碗”读作“碗碗”；

（7）口语中夹杂大量不雅词汇。

三、码头与江湖：重庆方言市井特色的形成

1890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重庆被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同时西方列强也蜂拥进入重庆这座封闭千年的山城，重庆迅速发展成当时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工商业得到迅猛发展，长江、嘉陵江的航运日益繁忙起来，城市也随之扩张，一些新兴的群体——码头工人、船工和商人逐渐登上了城市的舞台，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自然也对重庆方言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是逆长江而上的湖南、湖北移民，他们的方言自然也对重庆话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近代以来传唱在川江航道上的《船工号子》就有这样的词句：

打霜落雪河边走哦，嘿着。

堂客娃儿吃糠粑哟，嘿着。

“妻子”一词，在传统西南官话中本叫“婆娘”，这里叫“堂客”，显然是受湖南话的影响。其他如上街的“街”，西南官话本读作/jie/,而近代以来重庆话逐渐读作/gai/,其他如“解/jie/手”逐渐演变为“/gai/手”，这都是受湖广话的影响而造成的。

工商业和航运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激增，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重庆山城，城中的各式旅馆客栈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一些旅馆老板和伙计的值更号子更显重庆方言的市井风味：

楼上的客，楼下的客，

听我幺师（伙计）办交涉：

灯要吹，门要撇（上杠锁之意），

夜壶屙屎来不得；

……

此外，开埠通商和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还带来一些新鲜事物，重庆方言中因而也增添了一些新词汇，如火柴叫“洋火儿”，肥皂叫 “洋碱”，自行车叫做“洋马儿”。

重庆方言的市井风格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所谓市井风格，即相对于文雅的书面语和官话来说，重庆话的社会底层语言特色十分鲜明。这是与重庆开埠以来作为码头城市和工商业重镇的性质紧密相关的。

四、陪都时期：现代重庆方言的定型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成为陪都，随着国民政府机关、单位和工厂西迁的还有大量上海、江浙一带居民，这一时期，吴方言成为重庆市区最流行的时髦语言，吴方言带来了如 “格式”（好看，时髦，源自上海话）、“转来”（回来，源自苏州话），“行市”（风光，有能力，源自苏州话）等一批西南官话中原本没有的词汇，进一步丰富了重庆方言的词汇量，也给原本市井气息浓厚的重庆话带来一丝文雅之风，奠定了现代重庆方言亦俗亦雅的特征。

通过地名也可以窥见一个地方方言的面貌。抗战期间重庆的地名也在外来语言文化的影响下不断产生变化。如受英、法等西方语言带来的新思想、新概念的影响，重庆主城区出现了大量以现代西方民族民主思潮术语命名街道的情形，像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等，这些名称至今还在沿用。外地人口大量迁入北碚，北碚新建街道则多以北京路、广州路、庐山路、南京路、上海路、天津路、武昌路等命名。这一时期，外来语言文化对重庆方言的冲击，不仅使重庆方言词汇的内容极大地丰富起来，也使整个重庆方言的面貌显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进步性。

这一时期的重庆方言中还出现了大量俚语和俗语，包括惯用语、歇后语、谚语、俗语等，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例如形容人追求利益的本性有“围到灶头转,是想锅巴吃”，劝诫人们做事不要急躁，时机成熟事情自然成功的有 “火到猪头烂”等。

袍哥组织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活跃。袍哥组织大致起源于19世纪中期，最初成员为破产农民和城市流氓。1864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将湘军中的大部分四川籍下级军官和士兵遣返回乡，这些人多加入各袍哥 “堂口”，袍哥的势力逐渐壮大。清末民初，重庆袍哥势力遍及市区、各码头和乡镇，与官府和土匪均紧密勾结，在城市多从事贩卖鸦片、敲诈勒索等勾当，在农村有时则成为调停纠纷、维持治安的民间组织。辛亥革命后，重庆袍哥组织与湖北会党来往频繁，重庆成为陪都后，受蒋介石支持的青帮势力排挤，袍哥组织逐渐衰落，直到解放后彻底被禁绝，袍哥组织在重庆前后存在了近一个世纪，因而袍哥使用的切口（“暗语”）对现代重庆方言的形成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由于袍哥组织的活动多数带有非法和反政府的性质，往往成为政府打压的对象，所以其行事方式多为秘密或半公开。袍哥“兄弟”间就自然形成了一套用于接头或日常交际的暗语，称为“切口”，例如：

称不耿直、不讲义气为“拉稀摆带”；

称四处活动，求人帮忙为“跑码头”；

称侦查敌情为“踩水 ”；

称讽刺、挖苦人为“涮坛子 ”；

称从事或沉迷某活动为“嗨”，如“嗨袍哥”

……

五、西南大区和三线建设时期：普通话的濡染

语言和方言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只是社会政治身份的区别[4]。1949年底，重庆解放，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设于重庆。大批原籍北方的军政干部随部队入川，深入重庆各地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农村市镇开展工作，这群人即所谓的“南下干部”。这些人员大都使用北方各地方言。1955年国家正式确定推广普通话。1964年，中央决定启动“三线建设”，大量工厂企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内迁进入重庆，一批中东部移民也随之进入重庆。在这种形势下，普通话必然成为重庆本地人与外来移民交流的工具。多数重庆人在心理上承认普通话的地位较高，但是受限于文化程度、教育条件等因素，重庆人初学普通话，往往只采用普通话的读音 （多数时候是不准确的），而词汇和句型却仍是重庆话的，例如：

你看那个女娃儿长得好乖哟。（“女娃儿”指女孩子，“乖”是漂亮的意思）

这件衣服硬是好看惨了！（“硬是”意为 “真是”，“惨”形容程度非常深）

你等我哈，我哈哈儿就来。（“哈”和“哈哈儿”都是一会儿的意思）

六、改革开放后：重庆方言的现代化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重庆地区也抓住机遇，促进了工商业的又一次腾飞，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的企业、商人重新云集山城，重庆人也又一次走向全国各地，走向世界。此时，尽管西南官话色彩仍相当浓厚，但重庆方言接受普通话的影响和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使用普通话已成为必然趋势。1982年，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通用普通话，这进一步加速了普通话在重庆地区的推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受到普通话和北方方言的影响，重庆方言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已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语音方面，如过去念“打雷（luei）、眼泪（luei）、乘(shen)法、眉（mi）毛、船舶（pei）”等音的，现在大多数中青年人已念作“打雷（lei）、眼泪（lei）、乘(cheng)法、眉（mei）毛、船舶（bo）”,比较接近普通话了。比较明显的名词儿化和单音节重叠现象，在重庆主城区话中，也在逐步减弱。如 “坛坛罐罐儿”、“纸扉扉儿”等表达方式在如今的年轻人口中就出现得越来越少了。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后，行政管辖范围除原来的四川省重庆市地域外，还囊括了原四川省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地域，原重庆市区则成为整个重庆直辖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万、涪、黔地区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在此居住，有的仍使用本民族语言。然而随着首府地位的确立，重庆主城区话必然成为该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方言。直辖以来，随着全市经济的迅猛发展、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周边地区的各种方言迅速向主城区方言靠拢。就连上述与主城区方言不属同一片区的江津、綦江话的入声也逐步减少，现代重庆各地方言对外展现出逐步统一的趋势。

总体来讲，对外，现代重庆方言表现出向普通话靠近的趋势，对内，表现出各地方言向主城区方言靠拢的趋势。但与北方一些地区方言完全、迅速向普通话或北京话靠拢的趋势不同，目前重庆话在普通重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偶尔还会出现重庆话与普通话对抗与冲突的情况，比如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重庆本地员工在公共场合坚持使用比较地道的重庆话，从而对人际交流和工作的开展带来诸多不便。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重庆方言的某些词汇也逐渐进入网络，为虚拟世界的人际交流带来一丝地域特色，如重庆话口语中时常快速连读的“做啥子（干什么）”，在网络聊天中一般被输成“爪（za）子”，来自川渝地区的网民一看便知其意，尽管彼此相隔甚远、从未谋面，但亲切感顿时倍增，其他地区的网民也觉得这一类的方言词新鲜、有趣，于是这类词汇便迅速在网络世界流行起来。

对于现代重庆方言，重庆本地居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普通话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以重庆方言为母语的大学生对普通话抱有普遍的心理认同；然而，由于生长的地域背景和地域意识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又保持对重庆方言较高的忠实度和使用频率[5]。就对外交往的功能而言，大多数重庆人承认相对于普通话和其他强势方言（如广东话、上海话）等，重庆方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在全国范围内交际功能不强，然而在重庆人内部，其产生的高度亲和力和亲切感却不容忽视。

七、结语

作为西南官话的一个主要分支和川渝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方言之一，现代重庆方言从脱胎于古巴蜀语到发展、变迁、最终形成，历经了300年左右的历史。明末清初以来，重庆地区经历了多次重大历史变迁，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又推动和促进了重庆方言的发展变化，最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重庆话。

“湖广填四川“移民改变了古巴蜀语古朴、粗犷的面貌，直接催生了重庆方言的近代雏形，开埠通商以来下层民间社会的市井气和江湖气锻造了这种方言朴实风趣的特色，而新中国成立后带来的社会巨变则不断冲击、改造和丰富着它。现代重庆方言，正是经由这三个大阶段，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

[1]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7.

[2]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6-45.

[3]翟时雨.汉语方言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1.

[4]胡明扬.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63.

[5]肖肃.西部开发与语言规划——重庆地区语言态度调查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1-3.